第2章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与《资本论》的关系

导言：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

在老的社会民主党中，马克思被尊崇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在其中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灭亡的必然性。列宁和共产国际则把侧重点转向了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教导人们，工人政党必然会脱离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夺取政权。《哥达纲领批判》成了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对于在此期间得到完善的世界观学说而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甚至约瑟夫·狄慈根）要比马克思重要得多。如果撇开麦克思·阿德勒不谈，对哲学的青年马克思的再次“发现”则首推卡尔·科尔施和格奥尔格·卢卡奇。那些直至当时还只为专业人士所通晓的早期著作，尽管可能是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天才研究，却也只被视为相对不成熟的著作，它们有益于“成熟”著作的形成，却无益于“成熟”著作的理解。最为典型的是下面这段话——弗兰茨·梅林正是用它结束了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关于那些在巴黎出版的早期著作的一节：“这里显现出了一幅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虽然其轮廓仍然模糊不清、影影绰绰。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还耕耘在哲学的田野上，但在他的批判之犁开垦过的垄沟上，却萌生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嫩芽，这株嫩芽在法国文明的照耀下很快就抽枝结穗了。”[1]哲学论著在这里受到了辩护，因为它们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开辟道路，可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显然不能被视为“哲学”。“如果不带事先设想的怪念头”来理解它的话，“唯物主义历史观”早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偶尔表现为与常识相符的关于现实的认识了，正如它自发产生的那样。于是，较之于这种方法论“理念”，早期著作显然必须表现为“不成熟的”，而另一方面，考茨基的那些文章就能够被误解为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方法的重要应用了。

卡尔·科尔施和格奥尔格·卢卡奇已然在另外一个精神环境中成长了起来。不论是新康德主义的灵知论，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他们都至少是大体了解的。通过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的最著名的青年代表——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与马克斯·韦伯，卢卡奇对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问题熟稔于胸。认识论不再能够被视为统一的、普遍的理论；对因果（或功能）联系的理解和对文化产物（它是无所不包的“存在”的组成部分）的阐释相互区分了开来。威廉·狄尔泰像海因里希·李凯尔特一样受到了批判地接纳。在这个哲学史新时代的照耀下，为了实现革命意识更恰当的表达、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在尚未拥有马克思的所有早期著作的情况下，卢卡奇和科尔施便回溯到了青年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学说旋即对卢卡奇和科尔施表达的谴责之声，可以被视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把马克思理论当作经济学、历史认识的方法，当作“唯物主义”这样的老套观点变得岌岌可危。卢卡奇和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只是以更深邃的目光、在最终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全新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种种问题。当时，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以及共产主义者来说，不仅强调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根本断裂是必然的，而且强调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断裂也是必然的。鉴于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过去所怀有的那些理想的背弃，卢卡奇和后来依然坚决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瓦尔特·本雅明、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狄奥多·阿多诺认为，强调资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连续性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应该从他们早期怀揣的种种雄心抱负出发，充分地意识到法西斯暴行所意味的堕落倒退。正是历史层面上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气势汹汹的发展以及思想史层面的黑格尔主义的复兴，导致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截然不同的评判。这些著作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现在已经不能被视为“不言而喻”的了，因为它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最终也被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上否定、在理论上背弃了。现在是争取作为对抗这种端倪初显的野蛮暴行的同盟者——马克思的时候了。

于是，方才提到的那些学者也赞成对黑格尔进行全新的、合理的评判，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斗争过的普鲁士国家哲学的神话——这一神话通过库诺·费舍尔对黑格尔的那种德国人特有的崇拜之情而在表面上得到了辩护——再次进行了斗争，就绝非偶然了。当无视历史的实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辩护士试图对黑格尔进而对卢梭和民主理论家进行诋毁诽谤时，这样的一种认识也在此处日趋成熟：黑格尔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社会的危害及其基本动力，并且洞察了资产阶级自由权利的矛盾。

人们对资产阶级哲学传统的判断不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评价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如果说卢卡奇、科尔施以及上述的其他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以及由这种实践所创立的“人的社会”来最终现实地解决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学说”却把马克思视为与资产阶级世界观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创始人。正是因为这两大政治集团发展出了自己的（虽然是不同种类的）世界观，所以它们就必须把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区别夸大为对立；与此相关，它们也就必须贬低还处于更强烈的黑格尔影响之下的青年马克思。但对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而言，研究与援引早年马克思之所以必定不受欢迎，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早期著作中，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被辩护为实现人的社会的手段，但却并没有被绝对地确立。因此，对新兴的使用社会主义名号的苏联社会的辩护者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危险，即遭到以青年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社会”种种特征的名义所进行的批判，这些特征与现实，与例如斯大林及其代言人所代表的国家观和法学理论的现实处于最尖锐的对立中。

与方才概略论及的这些动机相比——它们使工人政党的理论构想把“青年”马克思拒之门外，像《巴黎手稿》（1844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后来发表的早期重要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在1932年首次出版的）就不具有多少分量了。人们可不能忘记，其他的早期重要著作，如《德法年鉴》中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已经非常知名，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亦对这些遗作了如指掌，但并不认为它们的出版事宜有多么紧急迫切。直到最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早期马克思的态度上才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正如亚当·沙夫明确强调的，部分地来讲这种转变是由“西方”学者对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所导致的。但抛开“意识形态的防御”这个动机不谈，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也成为那种向早期马克思转向的可能条件。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与青年马克思所阐释的“人的社会”的设想之间的差距，现在与其被辩解为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过渡还尚未出现在视野之中，但差距已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必定被感知成为对立），倒不如被辩解成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之间的那种差距。

最后，这个事实无疑也起着一定作用，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管理部门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介入，雇佣工人直接的物质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如此一来，早年马克思的更为细致的批判论证，也必定作为对其论战军械库的丰富充实而受到那些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