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理二程全集前言

张旭辉

一

在南宋初期的一部笔记《扪虱新话》里，讲述了几十年前王安石（荆公）与他的前任宰相张方平（文定）的一次对话，荆公表达了他的一个困惑，说孔孟以后，为何儒家再也没有出现圣贤，张文定认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几位禅宗大师都超越孔孟之上，并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尔。”后来荆公把文定的话告诉了一位晚辈张商英（无尽），张无尽对文定这句话拍案叫绝，说是“达人之论”，并记在了桌子上。四百年后的明朝晚期，学者胡应麟提起这段对话，怀疑这个故事是后来由儒转佛并在蔡京之后继任宰相的张无尽虚构，“以愚弄儒家者”，而当年那位对话者张文定也难逃其责。

八九百年后我们回头看这个故事，其真假姑且不论，但从好佛的张文定嘴里说出的那句话“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倒的确说出了北宋建国差不多百年前后，被列为《宋史·道学传》首要几位大儒的“北宋五子”挺生于世间时，所面临的局面。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禅宗六祖大阐宗风以后，禅门大师层出不穷，已经兴盛了三百年，这从南宋时期编集的《五灯会元》中便可看到，禅宗西天二十七祖和东土六祖，尤其是六祖慧能以后法嗣广衍，天下归宗的盛况。晚唐大诗人杜牧（樊川）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谓这一局面极为生动的文学化写照。

佛教如何在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长达三四百年的纷乱局势下，从上到下在读书人乃至民间取得绝对优势的局面，是一个巨大的课题，暂且不论。但唐末五代禅宗全盛，天下读书人与其“学而优则仕”去“选官”，还不如明心见性去“选佛”，这逐渐在一些儒家士子中引起了严重的危机感，被苏轼（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昌黎），便感到了当时儒家世界的风雨飘摇，从政治上向佞佛的宪宗皇帝上《谏迎佛骨表》，在思想上又作文《原道》排斥佛老，表彰一向只被认为是先秦诸子之一的孟子，确立道统，且倡言孟子所尤为重视的师道，实在是北宋五子的先驱，功劳巨大。

二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儒门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壁立千仞、振拔四方的宗师，这是儒门从韩昌黎开始就意识到的问题。北宋前期政治局面稳定，经过宋初三先生胡瑗（安定）、孙复（明复）和石介（徂徕）包括范仲淹（文正）、欧阳修（文忠）等许多先辈的提倡和努力，在五件事“超越古今”的北宋建国百年之际，在华夏文明核心地带河南出现了被后世尊称为二程子的程颢（明道先生）、程颐（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天降大任，因缘际会，继承并融合前贤的学问精神，超迈群伦，从义理层面和工夫层面，从天地精神到人间社会乃至个人修身，建立了一个融合无间的儒家学问世界，彻上彻下，将孟子以后断绝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家精神发扬光大，沛然江河，充盈宇宙，淳厚且明正，成为宋明理学的基石，构建了新时代儒学的大厦。后来的陆象山、朱子及王阳明这些大儒，对应时代，在自身生命的进深中，不自觉将儒家学问做了不同程度的转角，但都是在二程子开辟出来的道路上进行的。

后世儒家经常会讨论孔子讲的“生而知之”是否存在，但不管怎样，二程兄弟展示给世人的，无疑是学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是每一位有志于儒门学问的人，所应该采取的唯一的学习态度。在二程子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为少年兄弟选择的老师周敦颐（濂溪先生），让他们思考“孔颜乐处”这一重要命题，对两个处于生命启蒙阶段年轻人的修习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孔子自称“乐而忘忧”，既然有忧愁，可为何还能乐而忘之，且如何才能乐而忘之呢？在世人看来，孔门最好的弟子颜回的人生遭际一直坎坷，他在“居陋巷，一瓢饮，一箪食”的状态下，别人都“不堪其忧”，而颜回为何能“不改其乐”呢？既然说“不改其乐”，可见他原本就是“乐”，即便遇到了那样的逆境，仍然不改原本的乐，可是，为何如此？濂溪先生布置给少年二程兄弟的思考任务，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命题，其实更是整个生命的命题。世人常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如何面对这些十有八九的不如意？这便是“孔颜乐处”的基本内涵。凡夫俗子的快乐，往往来自外在的因素，所谓名，所谓利，所谓美食，所谓游佚，无论显见，还是隐微，都能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由此欲望带来不同程度的快乐。但这些外来因素一旦消失，快乐便很容易改易。而且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中最大的失去，莫过于失去生命，因此佛门才会说“生死事大”，生死宛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日日不得安宁，学习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此怎会不让人感到人生充满了无尽的苦痛？生存在这个世间，目的是为了从这个世间解脱，这如何能乐？

与佛道两家不同，儒家圣贤的“乐”来自天地，所谓“乐天”，也就是后来伊川先生说的，儒家之道来自天，佛家之道来自心。乐天，正是乐天地自然之生生不息，这生生不息是天地赋予人的本性，是人的天命所在。正如果仁是水果的仁，是水果的生机所在，人是天地的仁，是天地的生机所在。孔子面对不同弟子的问仁，回答往往不同，因为那个源动力无法描述，你可以说树木生机勃勃是仁的表现，但不能说树木生机勃勃就是仁，让树木从生发到保持生机勃勃的那个动力，才是仁，然而仁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描述，古来圣贤只好用各种譬喻，从外围去解释，告诉学者具体的学习方法，却不能代替他人去追寻，引而不发，希望“能者从之”。天地之仁，赋予每一个人本来只有乐，没有苦，世人为感官所困缚，挣扎不得出路，遇到艰难困苦，便呼天抢地，断绝人与天地接通之机。孔颜乐处，正是让学习者体悟到本性之光明，本性之快乐，对于真正的学习者而言，至少蕴含了两个研习的内涵：一是天地之间的生生不息，落实在世间，便是尽力构建和谐的人间秩序，这需要顺应天地精神，先让自己生生不息，充满了仁意，然后努力向外扩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序井然，不容躐等。二是如何应对人生中十有八九的不如意，途径便是逐渐体悟到本性和天命，扫去生命中积累下来的阴霾，恢复那个原本光明的本性，尽性致命，然后便是乐天知命。从明理的角度和次序来讲，“乐以忘忧”“不改其乐”，并非否定忧患和艰难，天地间阴云密布，乃至狂风暴雨，摧枯拉朽，然而骤雨不终朝，雨过必定天晴，天高云淡是天地的一部分，疾风骤雨何尝不是？懂得了天高云淡，便能懂得疾风骤雨，不过是一物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动辄伤风悲月，他便失去了和天地接通的能力，天地也对他关闭，天地否塞，没有感通，也没有呼应。

三

二程兄弟将儒家学问从两汉以来的系统严密之知识型学问（凝聚于文本即唐前期编纂的《五经正义》），转换成囊括一切的生命学问（身心性命之学），并非是为儒学增加了新内容，他们讲的东西，原本就存在于孔孟学问之中，孔子之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谓新儒学，只是如今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程兄弟对接时代，将孔孟学问在不同的时代转了一下视角，发挥出孔孟精神中不被之前学者们所发现的内涵，提炼并调整讲述策略，逐渐形成了新的一套语言系统。然而这一转换，今天用一句话固然能说完，但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看，可谓惊心动魄，具有撼动天地的能量。二程兄弟在实践中体悟到，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仁为体，义为用，用孟子的话说，仁如广阔的宅院，义如通行的大路，作为天地间的一个人，应当“居仁由义”，而居仁由义便是存天理。如果一个学习者觉得“存天理”过于抽象，无法在实践中去把握，那便日日尽力保持诚敬之心和言行，就可以达到存天理的生命状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是仁，他做的事自然是义，仁义岂能分开来讲？因此也可以换过来说，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是义，他的行事自然是仁，因此也可以说仁是用，义是体，体悟得这个道理，词语不过是工具而已。

孔子讲：“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圣人寥寥数语，讲明了一个儒者学习的阶梯和路径。通过研习，可以精通义理，这是第一步“知及之”，但如何守住这个“知”？孔子曾经称赞过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对老师学问“不违如愚”的颜回，守护“仁”不过三月，其余诸子日月至焉而已。因此孔子继续指示的第二步就是以仁守之，什么是以仁守之？曾子对同门讲述他对老师一贯之道的理解，“忠恕而已矣”，二程兄弟非常精炼地解释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曾子又专门讲述三省吾身的内涵：“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习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知”，即“知及之”，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便是以仁守之。一个人有了知，又能以仁守之，如果不能显现于自己的生命状态之中，做不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换句话说此人仍然改不掉之前的那些积习，那便不是“庄”，这是研习的第三步。第四步就是动之以礼，将全部身心用浑然天成的礼来展现，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沛然圣贤地步，因此便与天地相似。

在二程兄弟之前的儒学系统里，一个人想成为君子，重在涵泳，日日浸润在孔孟的言语之中，亲君子，远小人，有智慧者还可以努力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贴近“居仁由义”。这是“知及之”。那时的学者尚不能发挥并践行孔子讲的后面三步。只有到了二程兄弟这里，才有具体的工夫，并通过这些具体的工夫去做到以仁守之。何为工夫？就是研习的把柄，每天可以用来自我修正的方法。二程子专门提炼出孔子常讲的“敬”，子思在《中庸》里反复强调的“诚”，合并为诚敬二字，反复疏通讲解，作为学习者的日常工夫，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日积月累，“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二程子又提倡了另外一个日常工夫，即静坐。传诵千古的程门立雪即是在伊川“瞑目静坐”时发生的。

“谢显道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静坐的目的，差不多四五百年后的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的第二年便讲得明白：“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辈，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两句话，易简直捷，正如南岳怀让批评马祖道一“坐禅岂得作佛”一样，儒门的静坐只是学习的一种方法，尚属初阶，其目的是将日日放逸出去的本心逐渐收回来而已。阳明先生既然在这句话里区分儒佛，那儒门的静坐和禅门的坐禅，有何不同？百余年后的刘宗周（蕺山）曾专门做过辨别，有心者不妨探究研习。

伊川先生在明道先生去世后，为他做的那篇《墓表》，乃千古雄文，字字珠巩，儒门道统盛衰，数言而尽，值得每一位研习者细细涵泳。《墓表》行文和言理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实为伊川先生中庸之境的体现。文中所言既是对明道先生的定论，也可谓是伊川先生的夫子自道。《墓表》中有一句话，其实可看作兄弟二人的研习路径，能给有心的学者以启发。伊川先生说：“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韩昌黎在《原道》中，给道统的历程，下了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伊川先生接着韩昌黎的话，说孟子殁后一千四百年间，道统断绝，到了明道先生这里，从“遗经”中得到此不传之学。二程子在进学最为关键的少年时代，从周濂溪那里窥得心性之学的门径，后来出入佛老，在儒门没有宗师振拔的情况下，程子以天纵之资，加以天地护佑，不绝斯文，通过对“遗经”的研习，最终优入大中境域。所谓遗经，就是儒门核心经典，即六经和后来定名的四书。世无宗师，学者如何进学？必须先知晓门径所在，看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是子贡赞美孔子学问门径的话，恰如其分，可谓善学），然后转益多师，守死善道，浸润于儒门遗经，不断集义，日渐广大。

四

二程兄弟的学问有所不同，其实是开辟了两条研习的路径。明道先生名颢，字伯淳，颢者，形容白光之明也，淳者，纯粹也，清明也。门人形容陪侍明道先生之成语“如坐春风”，又形容他“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即见其人其学之淳。伊川先生名颐字正叔，颐者，头部前倾，脸颊像屋檐一样垂拱也，亦是《周易》的一卦，其象辞云：“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彖辞云：“颐，贞吉，养正则吉也。”先生字“正”，来自彖辞，这正如子夏形容儒门圣贤的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门人陪侍伊川先生之成语“程门立雪”，亦见其人其学之正。兄弟二人的名和字贴合其人其学，恰如其分，丝丝入扣。

明道先生开辟的是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一路的学问，伊川先生开辟的是后来朱子、张南轩、薛文清一路的学问。学者研读象山先生和朱子的辩论书函，及阳明先生所面临的各种问难，便知两条路径曾经产生过的激烈冲突。然而兄弟二人以骨肉至亲，心同理同，不着痕迹地融合了两条进学路径，堪称珠联璧合。今天每每研读二程子的论说，见其互为消息，一阖一闢，往来不穷，殊为惊叹。明道先生殁后，有胞弟为其作《墓表》，表彰其学，而伊川先生既殁，“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尊德性、道问学，同为孔孟血脉，面对的学者资质各各不同，相互弥补，相互借鉴，怎能有所扞格？因而说，二程兄弟的学问融合无间，浑然一体，有合有分，实为儒门修习的根本基石，有志者必当以此为根基，结合自身资质，对应时代，进一步涵泳程子教言，并旁通朱、王，牛毛茧丝，细加辨晰，以求有所成。

大程子天资高迈，“动亦定，静亦定”，《定性书》数百字，分量千钧，明末大儒刘戢山说：“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门人朱光庭见明道先生于汝州，逾月而归，他告诉别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大程子亦曾经说过一段话：“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真乃为明睿所照之知言。伊川先生的学问彰显了师道之尊严，明道先生的学问彰显了师道之明通。《二程全集》里有大量的例子，有志者不妨细读。

程子说孟子有英气，后来的象山先生和阳明先生气质秉性都接近孟子，进学之初亦都取径孟子。然而，二程子常常表彰颜回，以为学者当以颜子为学习进路的老师。二程子不断提示门人的用意是，以颜回之学为进学路径，没有偏差，而以孟子为学习准的，若缺乏他的英气，难免走偏，这也是后来陆王学问容易导入狂肆一路的原因所在。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老师跟颜回说了一天的话，颜回毫无违背的神态和言辞，世人看来如愚，但退下以后，颜子根据老师的话，不断反省生命深处存在的问题，足以启发自我，触类旁通，不断进步，但这根本不是愚，其实是上智，只是如愚，看上去愚而已。颜子殁后，孔子“哭之恸”，后来传道统于曾子，曾子的秉性原本“鲁”，资质较为迟钝，却以鲁得到道统，其进学路径和颜子有相通之处，都是用世人所不屑的笨功夫，以渐广大，仍可谓上智。明道先生说：“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又说：“参也，竟以鲁得之在不同的时间，他又进一步说明：“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和气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显其才用，盖亦时焉而已矣。学者以颜子为师，则于圣人之气象类矣。”又不惮下结论以警醒后学：“颜、孟知之、所至则同，至于渊懿温淳，则未若颜子者。”程子明确提出颜子展现给后学的是“不违如愚之学”，学者当明白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习进路，这个学问路径的特点是“和气自然”“渊懿温淳”，这个学问路径的方法是“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学者研习，最重要的是需懂得学习的方法，先圣先贤指示了很多，贵在细细研读，细细体悟。

五

在我十七岁那年，很偶然的机会，第一次和一位友人撞进故乡伊川县城西山下的程园。当时的程园几乎无人进入，在园子入口的东南偏房，常驻着一家戏曲学校。我们进去时，戏曲老师正带着十几个少男少女练习武行基本功。我和友人沿着大约一米深的杂草，从园子最东边明道先生两位女儿娇儿和澶娘的墓开始看起，逐渐往西走到二程子的墓前，两座墓茔东西相邻，中间往北是他们的父亲瑜字伯温的墓，三座墓碑均为雍正年间地方官员所立。荒园杂草，天色昏黄，不远处正在踢腿或后空翻的少年们嬉笑声若隐若现……至今回想，无可名状。近年地方上和财团合力大兴土木，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其规格逾越，妄肆乖张，不必留待后人评说。而拾阶上至西山（荆山）腰上的二程子墓，掩映于葱郁的茂林中，寂天寞地，又惊天动地。日月行迈，岁月忽忽，这里依旧於穆不已，依旧鱼跃鸯飞。

当年就在这里，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上蔡）曾经陪侍伊川先生来看视明道先生坟墓，问起佛儒之辨，伊川先生指坟围曰：“吾儒从里面做，岂有不见？佛氏只从墙外见了，却不肯入来做，不可谓佛氏无见处。”

二程子的学问，很大程度上是因佛家的挑战应运而生，因此日常言谈，必定涉及儒佛之辨。儒门学问体用一源，体即用，用即体，一个儒者的日常言行，便是他的生命蕴涵。“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儒家学问的全部在于构建和谐的人间秩序，洒扫应对在世间，高明精微亦在世间，即体即用，上下通透，其他学问根本不能及此。二先生的种种驳难，体用兼及，度越千古，至今仍为不刊。而兄弟二人均为大儒，相互辉映，将孔孟学问于千四百年之后发挥为范围天地、无所不包的心性之学，与个人的生命乃至国家天下的命运息息相关；从遗经中反复体悟出“天理”二字，把儒家学问接通天地和生民；将儒家全部学问拈提概括成“诚敬”二字，既是天理所在，亦是日常工夫，又在新的时空下发展出一套因应式的语言系统和学习系统。这三大勋绩，度越前贤，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石，成就了新儒学的大厦，四通八达，正可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功劳不在孔孟之下。

距离首次走近二程子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幸再次学习二程子现存的全部文字，实为生命中的极大因缘，不可用世俗言语描述。校理完文稿，想起很久以前的那幕场景，身处异乡，窗外绿草如茵，花木生机盎然，湖光鹭影，不由感慨万千。

此次校理《二程全集》，是在清同治年间涂朗轩宗瀛刻本基础上整理而成，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前辈学者的标点和校勘成果，以己意做了一些必要的订正和调整，又略略搜罗了一点资料作为附录，以存后人反观二程子之大意。种种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教为幸。

二〇一九年五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