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灵肉与火魂共舞·险拔峻峭，质而无华——谈昌耀的诗
罗洛
原载《诗刊》1981年第10期。
昌耀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一个战斗在朝鲜前线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伴和着我英雄部队向前挺进的脚步声和朝鲜人民军战士们昂扬激奋的歌声，昌耀也吹奏起了自己朴实的短笛。那在枪刺上跳动着的黎明的霞光，那再也不能回到祖国和亲人身边的烈士们的崇高形象，那阿妈妮的飘散着泥土气息的舞蹈，那朝鲜姐姐们对负伤的少年战士的亲人般的照顾和关怀，给了我们的少年歌者以最初的诗的灵感。
1953年，刚满17岁的昌耀在前线负伤致残，他带着自己心爱的短笛，从风雪弥漫的朝鲜回到祖国阳光初照的华北平原。1955年，他又来到了群山纵横、莽莽苍苍的青海高原。
有的诗人，一开始歌唱便以其夺目的异彩而引人注目；有的诗人，经过青色的幼年期才逐渐走向金黄的成熟期。昌耀属于后者。他早期的诗，即在1952—1957年间发表的30多首诗，无论是就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不够成熟。那是在绿叶丛中跳荡闪烁的光束，那是在急湍巨岩间激起的飞溅的浪花，不时闪现出诗的感受和诗的才华，然而却还缺少完整的诗的意境。那是“弦子上流下来的曲儿”，那是高原的写意画和风俗画，曲调自然流畅，笔触清新朴实，然而却还缺少深刻的艺术构思。尽管如此，但昌耀在1957年写的几首诗，例如《水鸟》《群山》《地平线》等，已标志着一位青年诗人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一种险拔峻峭、质而无华的风格。例如，那只水鸟，“飞越于浪花之上，栖息于危石之巅，在涡流溅泼之中呼吸，于雷霆隆隆之中展翅”，这是只有高原诗人才能感受得到、吟咏得出的高昂挺拔的生动形象。
1957年，昌耀还写了题为《林中试笛》的两首短诗：《车轮》和《野羊》。这两首诗，并不是昌耀20世纪50年代的最好之作，正如诗题所示，是他在写诗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一两声“试笛”。然而，它们之于昌耀，犹如《草木篇》之于流沙河，竟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人们就用非诗的态度来读诗，这也罢了，鹰的高唳和马的长嘶，对于神驰于莺歌燕舞的耳朵和眼睛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有些人甚至还用非诗的态度来判决诗，并且还是不准上诉也无法上诉的判决。这两首诗，在发表之时就被定为“毒草”，接着，作者又被打成右派。一个年方21岁的青年诗人，为了两首总共才16行的小诗，付出的代价却是22年的监禁、苦役、颠沛和流离。
《车轮》写的是一只残缺的车轮，当“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时，它却做着“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任凭磷火跳跃，蛙声喧腾”。这种意境并不新鲜，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早已为人传诵的名句。昌耀只是稍稍前进了一步，设想消极因素可以化为积极因素，即使车轮残了破了，也可让它发一点光和热：“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
《野羊》写的是一对暴躁的青羊在林中空地上互相角斗，久久不休。它们“打起了血架”，甚至“忘记了青草”。结尾两句是：
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这两行诗写得并不好。对于一首短诗来说，结句十分重要，它要完成诗的意境，通过完整的意境或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含义，同时还要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这两行诗，似乎急于要把思想结论告诉读者，显得直露而缺少余味。另外，诗意也不够完整，作者不得不借助于题记来加以补充：“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这两首诗，取材于勘探者野外生活的片断，得之于间接的经验，在艺术表现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理胜于情、辞多于意的毛病。至于它们被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甚至因之加罪于作者，都根本与诗无关。好在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这里就不多说了。
昌耀沉默了几年，然而，他对诗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执着一样，都是无法遏制的。从1961年起，他又提起笔来。他写得很少、很慢，他需要思考，需要探索——对严峻的生活、严峻的真理，以及反映生活和真理的严峻的诗。
近两三年来，昌耀陆续发表了他在1961—1967年间写的十几首诗。他在这些诗里，歌唱着红似珊瑚枝的高原篝火，呼唤着沉睡的群山醒来，眺望着披烟带火滚滚西来的列车，回忆着战火年月中八面威风的昆仑铁骑……这些诗，大都是篇幅不长的抒情诗，然而，思想和感情更深沉了，意境更开阔了，色彩更浓郁了，诗意也更浓了。昌耀生活在困厄中，却依然保持着战士的豪情和对于未来的希望。《柴达木》《烟囱》《猎户》《昆仑月》等诗，都能代表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柴达木，在太古时候原是一片大海，而在诗人的想象中，大海复活了——
我看见钢铁在苍穹
盘作扶桑树的虬枝。
浓缩的海水从隐身的鲸头
喷起多少根泉突。
我看见希望的幻船
就在这浮动的波影中扬帆……
这首诗，想象奇特而自然可信，语言凝练生动，结尾两句写得很好，既提高了立意，又开拓了意境，且含蓄而有余味。
然而，希望的船暂时毕竟还只是一只幻船，它那扬起的帆不久又遭到风吹雨打。接下来的十年，也是万马齐喑的年代。像全国绝大多数诗人一样，昌耀又被迫沉默了。整整十年，昌耀没有歌唱，只是面对着“岁月的沉积”，经受着“时光的咀嚼”。
1978年秋，昌耀才又开始了歌唱，他唱道：“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致友人》）。他向高原万杆秋木致意：“很好啊，/我又得一见——/你们百炼的枝干、/耿直的脊骨。/昨日，/还是亭亭玉立，/通体俊秀。/今日，/一身火气，/斑驳苍头。”
生活总是多磨炼！经过多年磨炼的昌耀，在新时代的春天里，感情犹如开了闸的春水，激荡流泻，一发而不可收。1980年1月，他的长诗《大山的囚徒》在《诗刊》发表。一年多来，他又在各地刊物上相继发表了长诗《山旅》《黄河的传说》，以及《高原风》《车轮》《静夜思》《花圈与烛》等近20首抒情诗，引起了同行和读者们的注意。不熟悉他的同志，以为在诗之国里又出现了一颗“新星”，这种愉快的误会正好说明他的诗还保持着青春的气质和战士的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还要和时代的青年一起，再把青春重度。”
昌耀近两年来所写的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不妨说是啼血的春歌。这是春天的歌，然而却是交织着眼泪和鲜血、夹杂着痛苦和欢乐的歌。
《大山的囚徒》是为一个悲壮的牺牲者写的安魂曲，是悲歌，也是赞歌。讲的是一个忠诚于党的战士，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下，成了没有刑期的囚徒，被幽禁于祖国西北的巍峨群山里，受到精神的无形锁链的折磨。十年中，他眼见历史被颠倒，真理受凌辱，于是奋然而起，立志要逃出大山，要到“红星高照的京城”去，“把真实的信息，送到党的手里”。但是，他最终未能逃出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天兵天将”之手，他死了，怀着“春天就会来临”的信念，回到大地的怀抱里去了。
死者已矣，那生者呢？《山旅》就是有着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的沉思，对祖国山河、历史和人民的沉思。祖国的山河是壮丽的，然而残留的伤痕时隐时现；历史在前进着，虽然也有过曲折和崎岖；人民是勤劳坚强的，虽然曾经历过苦难，也正面对着困难。人民的形象，像浮雕一样镂刻在诗人的记忆里，凸现在诗行中——
多少年过去了，
我总是记得紫曦初萌的地平线，
美丽的琵琶犁有如惊蛰的甲虫扒开沃壤
在春雪里展翅。而播种者们修长的手臂
向天空划出了一个个光的弧圈，
撒出一把把绿的胎胚……
昌耀的这两首长诗，以及他的一些抒情诗，表现了他的诗的特色：险拔峻峭，质而无华。他所追求和探索的诗的风格，像高原群山那样块垒峥嵘，像飞瀑急湍那样奔放不羁，正如他最热爱的歌声是昂扬激奋的雄鹰的鸣叫，是刚健苍劲的战马的长嘶。在他的诗里，没有整齐的格律和华美的词藻，诗的节奏跌顿短促，旋律质朴自然，语言凝练遒劲，意境雄奇开阔。
诗人是探索者，他总是要和时代一起前进，他不会在原地停留，总是要摆脱旧的束缚，奔向新的途程。正因为诗人是探索者，当他回顾自己所走过来的道路，必然会发现其诗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昌耀自然也不例外。
昌耀近期的短诗，结构、意境都比较完整，而长诗则显得松散。写长诗好比建造大厦，更需要完整的构思和匠心的安排，需要使厅堂楼阁、梁柱檐瓦各得其所。好的巨厦总是寓多样于统一之中。好的长诗读来总是不觉其长，也是因为它的每个细节都经过精雕细琢，而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
有人认为昌耀的诗有点“怪”，当然，“怪”也不失为一种风格。李贺的诗也“怪”，但李贺的“怪”，在意而不在辞。他运用丰富的想象探求“古今未尝经道”的意境，但他的遣辞命句，如“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霜重鼓寒声不起”“桃花乱落如红雨”等等，都是明白晓畅的。在昌耀的诗中，有的地方使人有险僻生涩之感。我想，如果写得更明朗些，也许会更好，不知昌耀以为然否？
1981年3月 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