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欧洲各民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挥了创造性才能，进行不懈的努力，陆续发现并利用了各种巨大的力量，19世纪中叶似乎是欧洲各民族力量的鼎盛时期。诚然，欧洲各国日后所管辖的疆土比这一时期更加辽阔，所拥有的军队更加庞大，所掌握的武器的杀伤力更加可怕，但欧洲各民族日后所享有的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日益受到其他各大洲人民的挑战；而在1830—1870年这段时期中，这种优势却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时期中，欧洲各国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担心会有哪个欧洲国家会在政治上称霸而造成严重威胁，尽管它们彼此间难免也不时发生冲突，却并未长期分裂为敌对的军事营垒。它们所进行的战争历时都较短暂，伤亡也较小。它们之间的冲突也还没有达到像1914—1918年那样你死我活的程度；因而虽然也有像托克维尔和焦贝蒂那样有远见的人士能预见到美国或俄国日后将发挥巨大的力量，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未曾有过哪一位欧洲政治家在其论述中提出欧洲已经衰败，也没有哪一位欧洲思想家提出西方已经没落。
欧洲各民族之所以能占有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凡是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技术和新机器，几乎无一不是由他们发明创造的；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的人口同时都有了惊人的增长。远至18世纪，这种现象即已很明显，以至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其重要作用的深思。马尔萨斯早在1799年即已在其《人口论》中表达了他对人类生计的忧虑，紧接着，五年后，布莱克就在其《弥尔顿》一诗中谴责了“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工厂”。然而这种趋势当时正方兴未艾，无论是诗人的谴责或是政治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均无法使之停止。及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中，这种趋势的势头有增无减。欧洲各国人口增长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1830—1870年的40年中，更进一步增加了1/4以上，即30%。人口增加的顶峰，出现于这40年中的后20年，在这20年中，从城市到乡村，从欧洲东部到欧洲西部，无论是在巴黎或布列塔尼，在联合王国或俄国，人口都一直有增无减。在迪斯累里的《西比尔》（1845年）一书中，杰勒德惊呼：“堂堂罗马帝国的衰亡又算得了什么？如今时常有二三十万外方人走出森林，跋山涉水，向我们蜂拥而来，年年如此，有增无减。和我们的人口回升相比，什么蛮族入侵，什么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什么伦巴底人和匈奴人，又算得了什么！”
正如蛮族入侵每次都引起了人口大流动一样，欧洲各国大量婴儿的出生也是如此。人类历来就处于流动状态，或是为了朝圣，或是为了征战，或是为了经商，或是为了谋生——不论是季节性的还是长期性的；但如今由于这么多的“外来人”需要住房、穿衣、吃饭，给生活手段带来的压力之大实为前所未有；这样，尽管这次人口流动也和以往一样错综复杂，在某一地点或行业几乎觉察不到，而在另一地点或行业则势如滚滚洪流。但大潮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在欧洲大陆内部，由乡村流入城市，举家迁至城市，到新的工厂做工，操作新机器。这种流动一直持续至今，几乎从未中断过，导致近代社会变化中最巨大的变化之一，即城乡分离和大量人口麇集于城市。另一方面，由于不堪徭役之苦，或土地不足、工资低微、就业无保证，人口由旧世界流向广袤的未开拓的西方和东方地区，即大批人口从北欧和西欧横渡大西洋；而俄国农民和其他人则长途跋涉向东迁往西伯利亚。后者迁移速度虽较慢，但其最终的影响却绝不亚于前者。大量人口横渡大西洋，尤其有助于缓和旧世界的紧张局面，使之不致再发生贫困和社会动乱。但甚至比这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它以空前的速度促使新世界的出现，从而改变了旧世界的均势。由于“移民源源不断地抵达和登陆”，大大加快了北美开发的速度。1830—1870年，北美的人口增加了两倍，生产也得到惊人的增长。这一切到20世纪对旧世界会有何巨大影响，是无须加以强调的。另一方面，欧洲过剩人口的这种外流，给新世界打上了欧洲人的后裔这个永远抹不掉的烙印。这件事本身就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欧洲的强盛。此外，欧美两大陆之间的交流还说明，不管美国怎样标榜其政治上的孤立主义，20世纪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一种“大西洋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沃尔特·惠特曼在他的诗中不是就感觉到“通过深深的大西洋，美国的脉搏传到欧洲，欧洲的脉搏又传回美国”吗？
然而，涌现出这么多的人力，并使欧洲，当然同时还有北美，具有如此雄厚的物质力量的原因是工业革命（第2章）。因为人口即便再多，倘若社会无处安插，也是枉然。爱尔兰的悲惨遭遇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爱尔兰没有工业，对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来说，如果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就只能挨饿。而在那些既拥有丰富的资金和原料，又不乏技术和创造发明的地方，则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尽管这种需求时有波动。这些国家的生产也相应地增加了。最早发展社会管理学说的法国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家们曾正确地强调说，在工业时代，生产的增加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些人，最早提出了工程师、银行家、金融家才是一个自然会太平无事的新社会的缔造者（原文第434页）。正是这些人，在欧洲大陆上提倡修筑铁路并向19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些大型的信贷银行提供了资金。正是这些人，最早（而且也最形象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路特希尔德家族将其金融帝国一直扩展到南美；实业家、商人和金融家除了控制新的经济外，还日益开始直接插手政治，在欧洲各国议会中占有席位，并在巴西打破了地主的垄断势力。在这些新时代的主人公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后来创造出何等的丰功伟绩啊！这是“远远超过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人的引水工程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以至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那篇辛辣地赞扬“资产阶级”成就的文章中就提到“世界市场”，提到“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提到在过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在这些革命性变化的发展中，英国一直处于突出地位。1830—1870年，英国的工业和贸易一直不断发展，有增无减。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煤和铁；由于拥有举世无敌的海军从而控制了通往全球各地的航道，到了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场，以及其航运商、贸易商和银行家”（原文第333页）。在促进技术的发展方面，英国也有很大的贡献。主要由于技术发展，在这40年中它的铁产量竟增加了7倍。19世纪中叶是前所未有的“铁的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铁器制造业已成为机器使用者和制造者的支柱；在这一时期中，桥梁、公共建筑、工厂和最早建成的多层大厦无一不是用铁建造的；海军的木船也为铁制战舰所取代，从而使海战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11章）。正是英国人贝西默发明的转炉炼钢法（1856年），宣告了钢铁时代的来临，在此以前，钢几乎是一种贵金属。然而在英国享有领先地位的这40年中，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工业——常常是在熟练的英国工人和企业家的指导下——也日益迅速普及。哪里出现了这种工厂工业，哪里的家庭工业就一蹶不振，最后被取而代之。这一转变尤以纺织业最为明显，由于产品销路大，雇佣工人数目多，技术改进迅速，并且在美国内战以前廉价的原棉供应充足，因此到处——从诺曼底直到大俄罗斯，都兴办了纺织工业。由家庭工业过渡到工厂工业往往是一个痛苦的，然而却是普遍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各国的转变速度因是否可以得到煤和是否有低廉的运煤手段而异。因此最早实现这种转变的是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拥有煤田，就是距煤田较近，并且早已建成了良好的交通——最初是水路，后来是铁路。
早在1830年以前，轮船即已证明可行驶于河流和湖泊。到了这一时期，它已开始远渡重洋，取代了帆船，为旧式海军的“木制壁垒”敲响了丧钟。此外，由于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轮船已开始提供安全、迅速、定期和低廉的服务。轮船的问世，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得欧洲北部的汉堡和不来梅、南部的马赛再度繁荣起来，使得整个地中海恢复了生气，并使一个古老的梦想——修建苏伊士运河——得以早日实现（第16章）。
比这更具有革命性的是铁路时代的到来。在此以前，旅客和货物一直都由水路运输，因为这样不但最方便也最经济。现在，一种迅速可靠的远程交通工具便以人们以前梦想不到的方式贯穿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是在1830—1870年这40年中完成的——及至1870年，丁尼生笔下的这个“沿着变革的轨道隆隆向前”的伟大世界已经建成了第六条最重要的铁路。这些铁路主要分布于欧洲和北美（原文第34页）。
于是，速度成为人类经验中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因素——发展速度的空前加快，固然原来早就想到了，但在这40年中它终于实现了。它不但缩短了距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从而大大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以至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尔·凡尔纳在那时已能够写出书名为《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八十天环游世界》（1873年）那样的作品。同时，人类不但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到各地经商，还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到各地游览，手持旅游指南的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登山爱好者、冬季运动业余爱好者代替了原来那些进行“大陆旅行”的有闲阶级。农民的天地也扩大了，蒸汽动力扩大了他们的市场，使他们得以在1850—1873年这一时期享受了一阵新的繁荣，直到后来才发现蒸汽动力还会使他们比过去更易受到国外竞争者之害。在美国，由于迅速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把北部和西部进一步连接起来，加深了美国北部和西部的社会与美国南部社会之间的差异，并使美国国内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畅通无阻的商业角逐领域（原文第612页）。海底电缆的问世不仅带来了一个世界市场，而且，由于可用有线电报指挥不定期货轮驶往某一停靠港，还带来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远洋运输业（原文第37页）。有线电报还使消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需要好些天才能将消息送到目的地，如今只消几分钟就行了。三大家通讯社：哈瓦斯、沃尔夫和路透社应运而生，不仅对银行家和贸易商，而且对新闻界来说，世界正在合而为一。历史本身的进程也加快了；政治家和军事家原来所惯用的一切衡量时间的尺度，如今也发生了变化。
上述这些物质文明的巨大和迅速进展，只有一小部分可直接归功于当代科学的进展（第3章）。诚然，到1870年，有机化学的某些技术已被应用于医学（如麻醉剂和消毒剂）、农业（如化肥）、制造业和军事（如火药棉），因而对人类社会确有种种影响。但就铁路业、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而言，多数工程人员大都还是通过实验和实践经验培养出来的；他们“汲取了17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知识，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且这个时代的技术大都与理论知识无关。工程人员一般都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不论他们遇到的问题多么不同，但在他们看来科学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尽管如此，到了1830年，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已有了真正独立的地位。业余科学家业已或正在变成专业科学家，尤其是在教育进展方面遥遥领先的德国，他们已享有大学教授的地位，不仅拥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往往还拥有昂贵的设备。科学家已将他们的领域扩大到外层空间，“他们所论述的范围，概括了千百万年”（原文第49页），并且几乎是顽固地声称他们的发现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理论数学已具有其现代性质，新的天文学已经建立，电学的基础已经奠定，物理学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仅如此，在西欧还形成了一些概念，对人类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导致热力学发展的新能量学说、分子学说以及有关细菌和进化的学说。无怪乎科学家已经赢得和享有极高的声望，这由下列种种事实就可看出：人们对科学家的工作和发现日益广泛重视；对“现代”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教育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现代语言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功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士越来越相信科学的推理方法可有效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从此人们开始谈论政治经济“科学”，圣西门派鼓吹“生产科学”，哲学则被改称为“伦理科学”。这种企图用本来属于机械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论出的经济法则，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法则决定着整个历史。
在这个多事的、有时是动乱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有其极为广阔的背景，以上所述，仅是极其概略地介绍了这背景的一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由于观察家们着眼于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所以似乎证明当时人们满怀信心、充满乐观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看到，人们自以为自己是灵魂和命运的主宰，在进步的旗帜下稳步前进。事实上，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大博览会就公开宣称其宗旨是向人们“展示用人类智慧所不断取得的全部成就写成的人类进步的生动记录”。此后相继举办了多次这种炫耀当代物质进步的博览会。在1851年，人们想必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贝特亲王抱有同感，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空前美好的过渡时期，因为整个历史所向往的宏伟目标——实现人类的团结，即将迅速达到”。
使人们满以为即将实现世界大同，即将进入“人类议会，即世界联邦”的也许还远不止于此。17世纪的思想革命和18世纪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博爱的思想影响，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空前强有力的因素，使社会的良知日益受到激发，从而使社会变得比以前更自由、更人道一些。所以正是在这40年中，世界许多地方对奴隶贩卖进一步加以限制，蓄奴制本身也被废除，不过美国为了废除蓄奴制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内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地，立法者不得不着手改善工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哈布斯堡帝国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俄国千百万农奴也获得解放，允许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变得平等一些，法律也随之变得人道一些，因此许多国家都修改了刑法。同时，随着选举的普及，在瑞士、法国和普鲁士甚至实行了成年男子的普选，人们在选票坛和选票箱前也变得几乎更加平等了。关税壁垒逐步降低，鼓吹消除关税壁垒的人士声称，自由贸易也可以促进国际团结，从而消除战争的根源（原文第349页）。此外，尽管人类仍在征战中自相残杀，但战争规则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概念，中立的主张已经抬头，并适用于像比利时那样的国家和黑海那样的海洋；红十字运动已经创立，救死扶伤，而不问其国籍为何。红十字会成为国际性组织；“国际”一词（首先使用者为杰里米·边沁）的使用范围日益广泛，竟超过了原来的法律的含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象征着一种新的追求。就在这个时期，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改善多瑙河航运的工作交付给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在经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后，1874年成立了万国邮政联盟。确实，当时有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甚至把国别视作仅仅是过渡到欧洲合众国的踏脚石（第9章）。
由此可见，文明就其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言，必然强调人类的博爱和人的尊严，与此同时，文明的边界也空前地向更远的地方扩张，有时通过武力，有时则通过和平的渗透和劝导。因此法国在1830年通过稳步地巩固并扩大其在阿尔及尔的征服行动，做到了西班牙在其鼎盛时期也未能做到的事；开始了一项后来终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北非帝国，从而抵消其在欧洲的相对衰落的事业（原文第427页）。因此在远东，中国和日本的那种实际上闭关锁国的状态被强行打破了，从而给这两个国家以至整个远东地区带来了革命性的后果（原文第26章）。远东传统的最高势力与世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了；俄国乘机将自己的疆界推进到阿穆尔河，并越过乌苏里江而推进到朝鲜边境；上海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该地设立了国际租界，它“实际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司法和行政权的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由于发生了这些变化，不久日本和暹罗也不得不“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允许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自由进入”它们的一切领土，法国也随即在交趾支那获得了立足点，从而为日后统治印度支那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来说，问题已不再是其“统治者能否制止西方势力的入侵，而是他们如何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在日本，虽然总的说来他们“仍在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再也不敢公开反对的势力”，但西方“野蛮人”的要求却引起了一场革命，新涌现出来的人士“决心进行激烈的革新，以求增强国家实力和维护国家独立”。事实告诉他们，若要抵制西方势力，只有先掌握西方势力成功的秘诀，因此他们转而大力提倡同西方交往而不加任何限制，并愿意从全世界各国汲取知识。他们在吸收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为本国目的服务方面所取得的空前成功，成为以后半个世纪亚洲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另一同样引人注目的发展是：由于英国对印度、锡兰和缅甸的贸易和统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它的帝国利益重心已由西方转到东方，从大西洋转向印度洋，中国的门户开放便是这一发展的一个侧面（原文第350页）。英帝国的统治得到巩固一事，体现为其在印度的领地不断扩大；并在1857年兵变后撤销东印度公司，改由一名总督直接统治。此外，还于1835年作出一项日后遭到非议的重大决定，即资助一项按照西方的方针制定的教育制度，认为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将被西方同化，并通过他们将西方的思想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原文第118页）。英帝国贸易的巩固，促使它的殖民帝国有了空前的扩大，因为它势必需要在从南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通往印度及其邻近地区的航路沿线取得新的或扩大原有的领地、商站，承担新的或扩大原有的种种义务。及至1870年，英国在西非和南非的贸易港口业已成为大型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已远非原来的犯人流放地，新西兰也已成为英帝国的属地，由白人移民和当地的毛利族土著一起居住着。
在上述欧洲势力的空前扩张中，除了军人、行政官员和商人外，传教士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漫长的传教成就史上，这个时期是最伟大的时期之一，许许多多欧洲的、美国的传教士第一次主要在新教领导下把福音传播到了当时以为是世界最边远的地方：东方的美拉尼西亚，以及前所未知的非洲腹地。这些传教士往往历尽艰险，不时与怀有戒心的当地统治者发生摩擦，在中国，据说他们曾鼓励了太平天国起义，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方式与军人、行政官员和商人这些往往带有西方文明中一些引人怀疑的东西的人一道推动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使得讲不同语言、居住在不同地区、分属于组织形式和思想方式都不相同的各个社会的人们彼此更加互相依靠。对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以及一切坚信人类能使自己不断完善，并能控制其客观环境的人们来说，不断走向人类和睦相处的日子的前景是美好的、明朗的、无限动人的。
但就造成19世纪中叶美景的背景来说，也有其阴影；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正是这些阴影值得人们注意，正是这些阴影深深地笼罩着、暗藏着不祥之兆。他们看到，在这些阴影之中，隐藏着邪恶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势力。这些势力会破坏人们的信仰，打乱政治秩序，使社会分裂为二。这些人士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大堆弊病和一种永无宁日的、起着破坏作用的“革新精神”；而工业革命则带来了一个丑恶的、无情的社会。人类的创造能力空前地超过了他们的道德素质。他们看到，他们的同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于攫取和挥霍。他们看到，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富人，这些人根本无暇培育精神生活，只不过是一些“工作日时代心力交瘁的人”，而他们却成为艺术的保护者和新兴的工业文明的领袖（原文第137页）。他们还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充满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的时代，又是一个使人们产生怀疑的时代。宗教信仰的基础早已遭到18世纪理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的攻讦，维护信仰的各种体制也早已受到反教权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嘲讽或抨击。如今，不仅不可知论已渗入古老的学术领域，连科学本身也加入了这场攻击的行列：地质学家莱尔以其关于地球年代和古人类的学说，推翻了《圣经》的纪年；达尔文以自然淘汰为基础提出的进化论，取代了《圣经》中的创世说；以德国为主体的、新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直接把《圣经》的原文置于受批评性检验的地位；就连基督的神性也重新遭到像勒南这样的权威作家的质疑。欧洲各国的教会，虽然在海外传教方面颇有作为，但“面临着从13世纪以来对基督教教旨最严重、最深远的挑战”（原文第102页）。教会对这一挑战奋起还击，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发表了其著名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不仅驳斥某些当代科学学说，而且直接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原文第92页）。然而，这场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一方面既激励了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又助长了蒙昧主义。此外，当社会变化如此迅速，时或令人感到不安时，难免会有许多人或不知该信仰什么是好，或虽想有信仰，却又无可信仰；难免有一些这时正逢大好时机的小说家和其他一些作家致力于描写灵魂的困惑，探求似乎更难以捉摸的真理和现实。在迪斯累里的小说《坦克雷德》中，蒙塔丘特勋爵问道：“我究竟该怎么办？我究竟该信仰什么？”而流亡国外的伟大浪漫主义作家赫尔岑则在其著名的对话录《暴风雨来临之前》中宣称：“我们时代的最大特征‘乃是’普遍的苦难。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压在当代人的心灵上；他们由于自己在道德上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由于没有任何信仰而使他们未老先衰。”如果说，一方面是无限乐观，那么，另一方面却是同样深沉的悲观。
人们感到忧伤和焦虑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如卡莱尔所说，在新生的工业社会中，“随着无休止的阵痛”，那些黑暗的角落阴暗而丑恶到往往令人咋舌的地步。在那些由不关心社会问题和不考虑城市规划的建筑师们建立起来的建筑物正面的背后，是一处处的贫民窟；与“工业宫”比邻的是托克维尔在1833年称之曼彻斯特的“新地狱”的简陋房屋，据说从那里延伸出来的最近的道路就是通往酗酒。在这些地方——如堪与曼彻斯特相比的里尔——居住着被冠之以“无产者”新称号的人群；而且人们悲伤地发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使他们在身体和道德方面每况愈下，思想陷于空虚。尽管在疾病丛生和环境污秽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也许会增加，但种族的素质则在下降。此外，这些“无产者”的增加令人十分担心，在以前只有一个民族的地方将会出现“两个民族”——如迪斯累里在《西比尔》一书中的名句所说的“他们相互之间毫无同情，对彼此的习俗毫不了解，犹如居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星球上一样。……”多年来贫者反对富者的无声斗争，这时大有变成劳动反对资本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之势。居住在城市的产业工人，现在有可能成为图谋不轨的人，而一度动辄造反的农民，自从获得解放后已不大再想反叛。有些对新兴工业社会的这些祸患忧心忡忡的人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自觉地建立新的社会，以重新分配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公有制——于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便作为这个时代奇特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产物出现了。另外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则希冀并致力于逐步消除各种祸患和通过国家干预或组织工会来调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还有一些人，以马克思为首，则鼓吹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进行无情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这样做就给社会仇恨又注入了新的毒素——后来，这些新教条主义者的过激教义使社会的创伤公开暴露出来并愈加扩大了。
《共产党宣言》声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正是在这时，人们方才开始谈论“群众”，沃尔特·惠特曼吟唱出“我的诗句是现代‘群众’的”，而且为了让这些群众有吃有穿，进行着“大规模生产”。西方社会大约是在200年前开始养成从数量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现在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比起以前来都更加根据数字办事。早在1833年，托克维尔便在他的一本笔记本上写道：“本世纪首先是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正在上涨的潮水；它退去后以更大的力量涨回，而且人们很快就看到，它随着不断的涨落而日益壮大。在不久的将来，欧洲社会将完全变成民主的社会。”[1]民主还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而工业发展将进一步给民主潮流以强有力的推动。它使财富更加容易流动，为新的阶级取得权力、提供便利，并以各种方式起着平衡的作用——就连铁路也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盲目的平等工具。这样，尽管人们也许还没有使用“平民的时代”这种说法，但这样的时代似乎已近在眼前。这个从1815年开始的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充满历史意识，在这个时代中就连建筑也弥漫着历史主义，以至人们在建筑自己的房屋时也要选择过去某一时代的某种风格（原文第138页），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历史本身的变化。早在1820年，法国的梯叶里就要求写“一部公民的历史，臣民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考虑“像我们这样生活和感受过的人民大众的命运”。[2]1846年，米什莱在他的《论人民》一书中响应了这一要求，就像卡莱尔通过他的《法国革命》一书作出响应一样，卡莱尔预见到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历史将追求迥然不同的原则；宫廷、参政院和战场将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教堂、车间和社会家庭将愈来愈占有突出地位”。[3]在文学中，比较普通的，且没有多少英雄事迹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除狄更斯外，盖斯凯尔夫人、乔治桑和其他许多作家也都写出同样有力地控诉社会不公和揭露穷人冤屈的小说。此外，尽管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几乎没有给艺术家们带来任何灵感，但米勒和库尔贝等画家仍然选择农场工人和碎石工为主题，而以往那些寓言画、经典画，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圣经画则趋于过时。19世纪中叶以后，现实主义在艺术、文学和人类活动的其他许多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第6、7章）。
在所有这些方面，思想家们褒贬不一，各执己见。尽管由于在许多国家实行了初等教育，使人们的文化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并且在扩大受教育的基础和机会方面，个人和国家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启蒙与受教育的人数众多显然是两回事——甚至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样的进步思想家都担心不文明的多数会实行暴政。许多人把人民的崛起与野蛮人的入侵相提并论。他们从中看到一种力量，它一方面是猛烈而出人意料的，另一方面则会为保证躯体的舒适而将心灵的东西粗暴地统统弃之一旁。有一位持反对态度的观察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写道：“社会上一大部分人将会为了乘坐直达卧车而随时准备全部放弃他们个人的文学和国籍，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4]另一位瑞士作家阿米尔或许最深刻不过地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悲观情绪。1851年，他在读了托克维尔的知名之作《美国的民主》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下面的话：
托克维尔的书虽然从整个来说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它给人留下某种厌恶感。它使人们了解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论在任何方面平庸的时代已经开始，而平庸窒息了一切愿望，平等导致了一致，我们是通过牺牲那些优秀、卓越和非凡的东西才摆脱了丑恶的东西的。整个说来变得不像从前那么野蛮了，而同时却更加庸俗了。
伟人的时代正在消逝；蚁民的时代……正在开始……由于劳动不断趋于平等和分工，社会将变得重于一切，而人则变得无足轻重……
统计学家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而道德家的地位将不断下降……实用将取代美，工业将取代艺术，政治经济学将取代宗教，算术将取代诗。怨恨将成为平等时代的弊病。
最后，这个时期另一个被库尔诺称之“出于本能而且影响深远”的最伟大的运动，尽管构成了历史画卷的主要部分，并以其最激动人心和可泣可歌的场面显示了突出的地位，但却使不止一个比较公正的有识之士有理由感到忧虑。民族独立的原则，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但仍然具有破坏性质，而且似乎只有用刀剑才能获胜。此外，民族意识也很容易蜕变为民族主义，给民族之间的抗衡注入新的仇恨和冲突的因素。因此就连阿克顿和赫尔岑这样完全不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民族意识与权利和自由水火不容，蒲鲁东则把它看成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原文第245页）。
除了出现铁路之外，本卷所叙述的时期（大致为1830年到1870年）在人口的流动或产业革命的进展方面并不标志着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或转折点。但这些年份在两大运动的发展方面则是至关紧要的：这两大运动将决定19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历史，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也具有其重要意义。1830年是一个政治变革新时期的开端，不断增加的民族力量显示了出来，“自由主义”的大门打开，而“自由主义”这个词人们天天使用却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含义。1870年标志着欧洲民族主义第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全部实现了其统一的愿望和目的，这一年在欧洲力量对比上出现了不利于法国的剧烈变化。1830年，西欧各国一些人数虽少但勇气可嘉的团体还加快了使罗马天主教会自由化这一伟大但结果徒劳的运动的步子。在1870年，可以看出他们最后失败的程度；这一年，一方面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理论；另一方面，明确地废除了教皇除单纯象征性的统治权之外的世俗权力。诚然，这些主要是欧洲的运动和事件，但是，从欧洲力量对比的每一次重大的转变和欧洲思想的每一次强有力的吹拂中，人们都越来越感到它最终对全世界的历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最初似乎是并肩前进的——的道路既不是平坦的，也不是安宁的。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1830年革命半途而废。保守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足以进行阻挡和制造分裂。意大利的市政革命很快就遭到破坏；亚平宁半岛的未来系于“法奥对抗的一缕细线之上”（原文第554页）。德意志的自由意志被梅特涅的“六条法令”所窒息（原文第493页）。波兰的民族主义起义被俄国的武力残酷镇压下去（原文第362页）。通过签订明亨格列兹条约，东欧三大国似乎再次成为坚定不移的堡垒，反对任何进一步破坏现状的企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革命的发祥地法国，七月王朝则越来越显示出保守的色彩。于是，1830年出现的种种希望，许多已经化为泡影，甚至连1815年作出的某些允诺也仍未实现。在西欧各城市，政治流亡者再次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不仅在华沙，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秩序似乎已经恢复，随后有十多年（1833—1846年）局势明显地，但表面地出现平静。说它是表面地，是因为在表面掩盖下面实际上进行着大量活动和大量的准备工作，狂热地策划密谋和交流各种主张。各国的保守政府设立了审查机构，竭力设法压制危险的思想，但思想是无法永远加以束缚的，即使在俄国也不例外。于是，在这些年，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扩散，自由派和民族派政党和运动大量出现，甚至连波拿巴主义的准独裁政权也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帝国。在这些年中，比起1790年到1910—1920年之间任何其他时期来，宪政的实验和政体的改变都更加频繁（原文第185页）。在这些年中，许多国家，西起美、英，东至俄国，都实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开明改革，有些是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通过立法行动进行的，有些则是由于专制君主们害怕革命的威胁而被迫进行的。不管进行这些改革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它们都反映出公众舆论的力量在日益强大（第5章）。在这些年中，新闻和宣传显示出空前未有的力量。在法国，报界人士促使查理十世于1830年逊位；1848年他们自己被拥上政府的座位。在这些年中，《泰晤士报》被称为“雷神”，当时战地记者从克里米亚战场上发回的报道竟能促使英国陆军进行改革；当时甚至在保守的普鲁士，一些政党也以《周报》和《十字架报》命名；当时圣彼得堡的全俄沙皇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俄国流亡者在伦敦出版的一份报纸的权威性（原文第370页）。所以，大约在1870年一位法国思想家公正地写道：“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依靠舆论，不感到必须考虑把它的行为公之于世，并表明它们是如何紧密地适应国家的利益，或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增加其任何特权的理由。”[5]
所以，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正酝酿着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将打破平静局面，最初是1846年和1847年的小小的震动，后来就是1848—1849年的大爆炸，这标志着这40年历史的大分界，一时间似乎将迎来人民的春天——“在文明世界从来还没有焕发出比这更高尚的激情，从来还没有像这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爆发出心灵的普遍冲动（élen）。”[6]但是，1848年的这些革命（第15章）——虽然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各有特色——主要是知识界的革命，如奥迪隆·巴罗接下来所说的，“所有的革命结果都失败了，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已”。那些突然被推上当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毫无从政经验，处理不了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的动乱方面遇到的复杂问题和40年代经济混乱和萧条带来的苦难。他们把目标定得太高，却又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他们被内部的分裂所削弱；而现在又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愿望既相互一致又可能彼此冲突的局面。因此，恢复秩序的力量由于人们害怕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能够团结起来，削弱和打倒对方。反动局面一旦出现，往往会迅雷不及掩耳，像五月的风雪一样寒冷而肆虐。共和主义现在既然又与革命结了不解之缘，在一个基本上是君主专制的欧洲，其存在就注定是短命的，而社会主义则引起了惊恐，以致它那些更加好斗的追随者遭到坚决的镇压。
大分裂之前的年代与大分裂之后的年代相差何其悬殊：在许多方面，革命的年代及其接踵而至的余波，既是旧时代的结束，又是新时代的开始。这时，许多在几十年统治欧洲的人物已成过去，墨尔本和皮尔、梅特涅、基佐，以及路易·菲利普这些人或已作古，或已无可挽回地失势。以前大国之间都接受均势原则，而且尽管互相敌对和猜忌，但一般尚能为了维护条约和遏制侵略而协力行动，从而保持了长期的和平，现在这种和平局面已告终结（原文第266—267页）。1848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社会基本上仍是等级森严而且相对说来停滞不前，在德意志社会中农民仍然大部分处于封建赋税的盘剥和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之下；选举权即使赋予也受到限制；修筑铁路和制造汽轮究竟在民用和军事上有什么作用，也仍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革命的失败也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充满幻想的时代，即献身于这些运动的人大都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鼓舞的时代告一段落。尽管革命仍有一些反响，但它现在实际上已如强弩之末，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是在不同的思想影响下造成的。
对比之下，革命失败后的20年更加错综复杂，更加瞬息万变。紧接着出现的反动之后，出现了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巨大繁荣和发展的时期，其间主要的动乱事件是克里米亚战争（第18章）。这次战争是俄国与土耳其一系列长期冲突中的第9次，但与以前的历次冲突大不相同。它之所以重要有许多原因。它不仅仅是一次地区性战争。它再次表明1840—1841年危机早已清楚显示出来的情况，即近东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已是各大国共同关心的事，而不是某一个过于强大的藩属或俄国可以单独决定的。它显示出新式武器的威力，并且打破了欧洲关系的现存格局。在欧洲大陆新崭露头角的政治家——拿破仑三世、加富尔、戈尔恰科夫、俾斯麦——与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无关，因此对维护这些决定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目的，随时准备从这些决定的失败中捞取好处，或者恨不得看到它们的失败。当此欧洲旧的结盟关系更加不稳定，更加变幻莫测之际，外交家和军人的作用就更加重要。错综复杂的外交折冲，是克里米亚战争过程中及其以后富于戏剧性的年代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军队的改革，以及由于检查军队而引起的议会的抵制，也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30—1854年，联盟一般是防御性的，现在则具有进攻的目的，如1858年拿破仑三世与加富尔之间缔结的著名的普隆比埃密约或1866年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签订的条约。所有这些联盟不久都导致了战争这一“激动人心的戏剧”。陆上战争的手段，这时出现了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巨大变化（第12章）。由于有了铁路，战略调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火力的射程和准确性大大地增加了；征兵制加强了，由于普鲁士陆军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使征兵制获得了新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声望。
具有重要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是，在普鲁士，有关陆军问题的争论占据了威廉一世在位之初的主要年月，并使俾斯麦掌握了权力。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和预示未来的是，拿破仑三世也清楚地看到必须改革他的军队，但未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在短短的16年中，欧洲发生了五次战争，其中四次是大国之间相互征伐，第五次也有大国卷入。其结果是除1830年比利时和小小的希腊王国的出现，以及1846年克拉科夫自由市的消失外，从1815年以来基本上未改变的欧洲地图，现在已大大改观。意大利统一的“奇迹”已经实现，在1830年仍然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方，现在已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成为政治实体，要求跻身于强国之列，即使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第21章）。虽然当时也许不为人所注意，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至关重要的“在德意志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普鲁士取得了胜利，而牺牲了丹麦和奥地利（第19章）。不久，1870年就爆发了普法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是外交史上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之一，在本卷中对之重新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22章）。以前松散的联邦已经由于普鲁士1866年的胜利而遭到破坏的德国，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战败的法国被迫将其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这个新兴的强国。由于英、俄两国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相对来说态度冷淡并无暇他顾——由于这个因素，俾斯麦的成就其实并不像有时看起来那么卓越——而法国这时又由于受到战败的打击而摇摇欲倒，由来已久的均势原则已被抛弃。在德国统一这件事上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新帝国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欧洲大陆上居于霸权地位。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标志着民族主义的胜利（第9章），而它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自由主义。1848—1849年以后出现的大反动时期，自由党人的力量和信仰被削弱了。有些人被监禁或被流放，有些人自愿移居国外，而留下来的人中有许多人深信，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采取别的方法。他们受到“现实政治”的引诱，这个词最初显然是在1853年创造出来的。至少在德国，他们“已对各种原则和理论感到厌烦”，渴望取得权力，而这种权力应体现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原文第504页）。这样，他们最终将会甘心屈从并赞扬一个曾在议会中粗暴对待他们的人，因为这个人通过铁血手段给他们带来了能够用军事胜利取得的权力。
所有这些虽都是老生常谈，但历史学家们在20世纪中叶对之加以重新探讨和重新叙述时，不仅会意识到耐心的研究工作已经修改了它的许多细节，而且可能还会有理由采取不同于他们的先辈在1900年或1910年的看法。通过回忆或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带来的不计其数的、有时是不可言状的恐怖，他们也许会更加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那些造成这样互相厮杀、野心勃勃和惨无人道的结局的各种运动。在思考德国历史时，他们不会不考虑到德国各种思想和哲学学派发展的惊人后果：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西方的主流，而且是与之针锋相对的。他们会想起早在1834年海涅就写道：“事实将证明德国革命丝毫也不是温文尔雅的，因为它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费希特的先验论，甚至是以自然哲学为先导的。这些理论起了发展革命力量的作用，这些革命力量只要时机成熟就会迸发出来，使世界充满恐怖和畏惧。”[7]他们的确不会不看出在整个19世纪茁壮成长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同样，意大利复兴的过程也许是以不同的前景而出现的，整个说来不那么富于浪漫色彩和英雄气概；考虑到后来法西斯专政的抬头，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既看到加富尔的政治家才能的光辉，又看到议会中左右翼的联盟（connubio）从长远看存在着缺陷，而且一个原来完全靠一个鲁莽从事的人加以巧妙控制的议会也是不健全的。他们也会记得，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和俄国农奴解放带来大量重建问题一样，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奇迹”也产生了一个十分困难和痛苦的调整任务，结果导致了四年内战，伤亡人数超过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次战斗中伤亡人数的总和”（原文第576页）。另一方面，对俄国十二月党人或对哈布斯堡王朝反叛臣民（除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之外）的惩罚，虽然一度受到严厉谴责，但现在比起中欧和东欧某些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轻率地加给人们的惩罚来，实际上也许算是温和的。任何对共产党统治40年后的俄国历史进行研究，大都会强调指出这种一脉相传的因素，指明“沙皇专制制度和反对这种制度的各种运动为革命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提供了大部分模型”（第14章，原文第357页），并在详细论述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同时，指出它是与所谓的传统集体主义共存的。人们也许会对19世纪的旅行家居斯蒂纳和哈克斯陶森的敏锐观察力给予高度评价，因为他们看到“政治权力是与官阶和军阶，而不是与个人的、地方的或世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普遍对西方的自由观念漠不关心……迷恋于俄国的历史地位；民族排外主义意识与一种超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全球使命感结合在一起”，“一种与老的海上贸易帝国不同的新天命观，使它自信命中注定要在亚洲称霸”（原文第357页）。任何对奥匈帝国垮台后的40年的奥地利史的研究（第20章），在不掩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种种缺陷和错误的同时，都会回顾到在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它在意大利实行了最开明和最昌盛的统治；在紧接着革命以后的几个月，它进行了解放农民这一最复杂的工作，而且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有效；随后，部分是由于解放了农民，尽管未被接纳加入普鲁士的关税联盟，在它的领导下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得到了发展，在此期间的里雅斯特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维也纳则像当时的巴黎一样，开始被新建的一些帝国纪念碑式的巨大建筑装点得熠熠生辉。人们也许还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受到多方面攻击的妥协”，即1867年的奥匈协约，“由于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在中欧的任何解决方案能维持这样长的寿命是引人注目的——而被历史证明它是合理的：因为它满足了最强大的较量者的要求”（原文第534页）。
至于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实际上灭亡20年、第四共和国废除一年后，那里的情况似乎也已改观。七月王朝是勉强维持其存在的，第二共和国则具有不切实际的特点并出现了骚乱，在此以后第二帝国（第17章）尽管在许多方面徒有其表，但却是一个进行了大量而有成果的活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社会不像以前那么僵化，法国经济也比以后的年代灵活。这种灵活性由皇帝本人表现出来。这个遇事总是遮遮掩掩的人，始终让人摸不透；但是，不管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犹豫不决和两面三刀最终招致了多大的灾难，他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赞扬，因为他显然在政治活动方面建立了最艰难的功绩，使独裁统治转变成开明统治。
温和善良的拿破仑三世，在欧洲从1848年到1871年四次大战中，有三次充当了主角。他在墨西哥的冒险事业中，也设法利用了在另一个大陆上进行的一次战争的机会，这次战争的起源虽完全不同，但具有巨大的意义。美国南北战争（第24章）就造成的破坏和伤亡的人数来讲，是19世纪中叶所有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次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中的第一次，因为交战双方使用了新的通信工具和新武器，而且它对社会的要求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关于这次同胞之间自相残杀，而且也许并非完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起因，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现在没有一个人不会不看到它不仅对美国的未来，而且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未来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美国继续保持一个国家”而不会分裂成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它使那个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使它走上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所以，它是美国全国统一的主张对地方分裂主义的胜利（第23章）；但它也是美国自由主义和整个自由主义的胜利，这正是它倍加重要之所在。“通过摧毁奴隶制并表明一个深得人心的政府能够在国内冲突中维护自由”，它表明它“在一切地方证明了民主概念的正确，并赋予其以活力”（原文第657页）。“最重要的不在于一个国家总算存在了下来，而在于一个奉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会从地球上消灭这一原则的国家存在了下来。”（原文第629页）
在此以前，毗邻的加拿大也发生了内战，不过其场面与可怕程度要小得多；这次内战的成果也是令人惊叹和出人意料的。英国在1832年和1848年避免了当时人们认为已经成熟的革命，从而使人们感到惊讶；是什么原因使它那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得以在没有大的压力和动乱的情况下取得发展？成为历史学家始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当时人们不太注意但与美国争取民主的胜利同等重要的是那种政治上的明智和观点上的灵活性，它使德拉姆勋爵及其助手们得以提出、并使英国政府采纳了一种发展海外体制的新体系。1839年《德拉姆报告》所鼓励的“在各自治领建立自治政府并产生了英帝国和英联邦新概念的殖民地政策的各种变化”，实际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增长促成的，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及于世界各地，以至它们似乎与普遍的航海自由和贸易自由，以及与全球的进步是协调一致的”（原文第349页）。这些变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广泛传播开来。按照这种新概念的原则，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大陆上的人们都会走上建立有责任的自治政府的道路，而不必割断他们对母国的忠诚和感情联系。到19世纪70年代初，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遵循这一路线。
在这个欧洲势力全盛时期，除“民主”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字眼也必然会被历史学家所经常使用。这些都是应运而生的口号，它们随之带来各种各样最强有力的思想，它们成为当代人的口头禅。但不能让它们掩盖即使欧洲本身狭窄范围内生活和思想的无限丰富多彩。不管人们对以后各时期的看法如何，1830—1870年这一时期绝不是事事完全一致的。在欧洲文明的总的结构内，有许许多多领域构成了其主要模式或者对之起陪衬作用，这些领域都是并存、混合并交叠在一起的。在社会领域，有老贵族和新贵族，有上流阶层和下层社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不是单一的，中产阶级在财富和地位上已千差万别，并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熟练工人用各种各样的原料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受雇于垄断资本家开办的大工厂，而是受雇于千千万万的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条件各不相同，地区性的传统和准则依然起很大作用；有非熟练工人、粗工和家仆；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免费所有、租赁、分益耕种以及其他各种所有权形式持有土地的农民，有农业工人、农奴和以前的农奴，所有这些人保持着形形色色的习俗，穿着各不相同的服装，说着各式各样的方言。在宗教信仰领域，有新教及其无数的教会和派别，有罗马天主教及其统一的正统结构，有伊斯兰教徒，还有广泛分散居住在从西欧的银行大厦到东欧的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教徒。在文学领域（第7章），不仅有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巨匠，而且有卡莱尔·拉马丁和米什莱那样的罗曼蒂克式的预言家和诗人，有纽曼或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才，以及那些“创造并热情实践”“纯粹的诗”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理论的人。在国家制度领域内，有西欧的海上大国和它们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帝国及其传统遗产；有中欧的日耳曼人以及他们对帝国的怀念、他们的排他主义、他们遭受的挫折，以及现在他们自己特有的世界观；有东南欧的日益衰落和亚洲化的土耳其人；有东欧的“强大而仍然难以理解的”俄国人，他们不知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他们的知识分子，主张西方化的和认为斯拉夫文化优越的人，甚至现在仍就他们在欧洲的地位进行着历史性的争论，即究竟他们属于欧洲呢，抑或有别于欧洲，完全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化和使命的民族；最后，在所有上述领域中，有“历史形成的”和“非历史形成的”被奴役民族，有“受苦难的国家”波兰，它那充满动乱的历史与欧洲的主流完全相反，1831年和1863年它无畏地试图恢复独立，但又一次难逃失败的命运。还有许多被遗忘的民族，从西欧的普罗旺斯人到东欧的爱沙尼亚人；在这个人们关心历史的时代，学者们和诗人们开始重新发掘他们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最后，在每个国家内部，许多地方的人们仍然固执地墨守着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在这些地方，地理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历史和种族的怀念可追溯到很远很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历史学家们设法重新发掘和重新解释人类在国家范围内行动的动机，说明为什么人们在选举中这样投票而不是那样投票，为什么经济变革在这个地方受到欢迎而在那个地区受到阻挠，所以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地区之间的差异和根深蒂固的地方的甚至家族的传统和忠诚。审视这个更加瞬息万变的历史舞台的无限错综复杂，考虑19世纪中叶人们很大程度上在欧洲各民族无限充沛的精力的激励下，为改造自己的世界或使之免于动荡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读者能不为他们所创造的种种奇迹和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弥足重要的时代中上演的一幕幕喜剧和悲剧所感动吗？
（罗式刚、郭健 译）
[1] 《英格兰和爱尔兰游记》（乔治·劳伦斯和K.P.迈耶译，J.P.迈耶编，伦敦，1958年），第67页。
[2] 引自斯坦利·梅隆《历史的政治作用》（斯坦福，1958年），第10—11页。
[3] 《文集》，第4卷，第84—85页，引自G.M.特里维廉《卡莱尔选集》（伦敦，1953年）。
[4]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书信集》（亚历山大·德鲁翻译并编辑，伦敦，1955年），第143页（1870年7月20日）。
[5] A.库尔诺：《论思想之发展……》（F.芒特雷编，巴黎，1934年），第2卷，第234—235页。
[6] 《奥迪隆·巴罗死后发表的回忆录》（巴黎，1875年），第2卷，第83页（引自L.B.纳米尔：《知识界的革命》，第4页。我对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译文作了修正）。
[7]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文集》，汉堡，1876年，第5卷，第264—265页），引自R.d′O.巴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1783—1933年》（伦敦，1941年），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