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影响的各种历史势力和历史事件引起的。当20世纪开始时，欧洲已分成三个区分明确的地区。易北河以东的欧洲部分，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民的欧洲，那里50年间工业化缓慢进展，而民族意识却常常在语言、家族或种族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东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远远落后于易北河以西的大多数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又分为两类。北欧和西欧各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在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方面进展得最远。它们经历了都市化，资本积累和信贷组织，对外贸易，并享有普通较高的生活水平。南欧和西南欧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南部和爱尔兰南部——在地理上（而且某些方面在历史上）属于西欧，但是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发达方面，它们更类似东欧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在新世界获得并失去大片帝国属地：过去光荣的残余，成为对它们的现代发展的一种障碍。
对这种三部分的划分，必然也会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奥地利的某些部分，工业化程度几乎与德国相等，而法国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却和意大利的南部一样不发达。但是这三个地区保持着各自特有的差异，这些差异大大影响了20世纪各种变化对它们的社会生活的冲击。在欧洲大陆总的力量对比中，德国是一个枢轴，三个地区相互之间的关系则围绕这个枢轴转动。
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从地理上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为方便起见，它们可以被视为两大类。有社会规模、结构和组织方面的变化，包括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城市和交通的扩展，新的职业团体和社会阶级的兴起。也有社会职能和职业方面的变化，包括由于工艺变化而能得到的更大的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这种更大的财富的消费与利用，以及社会和国家越来越多地接受新的目标，例如范围更大的“社会正义”或“社会保险”。此外，社会的结构变化和职能变化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家庭的性质和社会作用上，而这既是结构上的，又是职能上的变化。整个说来，时间和地点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可能比单独考虑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更为重要。社会的变化发生在三个根本不同的因素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每一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抱负，以及欧洲的政治地图；在这个地图中，国界只是部分地与可行的经济单位相符合，或与在社会方面和民族方面相同的共同体相符合。这种相互作用虽然极为复杂，仍然可以概括为某种模式，这种模式又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20世纪欧洲文明的本质和发展。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世界人口增加了10亿以上，大于整个19世纪增长的绝对数字。但是，到1940年，欧洲和其他大陆之间的差异，还没有扩大到能够决定性地改变世界人口统计的平衡。1900年估计总数为16.08亿人，到1940年估计为21.6亿人。在这些总数中，欧洲部分（俄国除外）所占的份额，从20%降低到18%。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亚洲和非洲；以后即开始被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率所超过。20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的衰落，就是以这个人口统计为基础的。各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差别很大，欧洲东部和南部增长比例最大。到1939年，西欧和北欧各国除荷兰外，增长率变得很小。虽然欧洲（包括俄国在内）人口从1900年的约4.23亿增加到1940年的5.73亿，但其中将近1亿是在俄国增加的。[1]从欧洲大陆向其他大陆的移民，反映了如下事实：自1896年后，从东欧和南欧外流的人，超过了从西欧和北欧外流的人数，整个迁移在1913年达到高峰，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又急剧下降。
在这一时期，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常常发生从一个欧洲国家到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大迁移。中欧和东欧所受影响最大。长期战争，战后各国边界的重新划分，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都对这种大变动起了作用。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在内战结束以前，就造成一两百万的难民或流亡者。德国在1919年后，吸收了约75万人，他们的家园主要是在新划定的波兰境内，而面积小得多、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匈牙利，也从它的边境地区吸收了40万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在相当大的强制下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德国的纳粹恐怖统治和西班牙的内战，又使成千上万人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美国（1921年和1924年）和英国各自治领实行的移民入境限制，使欧洲在两次大战之间主要靠独立处理它自己的人口问题。这时接受移民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它因为沉重的战争损失和低出生率而感到人口不足。1920年到1928年间，法国接受了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瑞士的150多万外籍工人。每1万名居民中外籍居民的人数，从1901年的267人增加到1931年的691人。其他地方，由于普遍失业，导致抵制外籍工人入境。除法国外，在欧洲境内发生的移民，主要是出于强迫或恐惧。由于有选择的迫害造成的大批移民，比如从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恐怖统治下的逃亡，给接受他们的各个社会——通常是信教自由的民主国家——带来文化上的重大好处。
在每个国家的内部，继续发生人口进一步重新分配：人们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趋势从乡村移居城市，因此，这时也日益影响着东欧国家。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后相当一段时间，使大部分欧洲人变成城镇居民，然后又逐渐停止。但是，“都市化”是一个相对的用语，某个社会认为是相对较小且具有“农村”风味的城镇，另一个社会则可能认为应属于“城市”。超过10万居民的无可置辩地属于“城市的”单位，很早便在英国形成。早在1831年，英国大约有16%的人口即已居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到1936年，法国才有同样比例的人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那时英国已有40%的人居住在那样的城市里了。1939年，这种规模的城市，苏联有81个，联合王国有57个，德国有56个，但法国仍然只有17个。就整个欧洲而言，虽然在速度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大城镇的数目是趋于增加的。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伦敦、格拉斯哥、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等城市的人口增长了1倍或将近1倍；伯明翰和里斯本的人口增长了将近2倍，马德里、汉堡和米兰增长了3倍；巴塞罗那、罗马和布拉格增长了4倍以上。
如果把居住在有1万以上居民的城镇中的人口比例，作为真正“都市化”的总标志，那么英国和荷兰就是欧洲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1946年，各国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镇中的人口百分比，英国和荷兰为70%；意大利为53%；德国为47%；比利时为45%；而法国只占33%。[2]虽然这时绝大多数欧洲人为城市居民，但大多数仍为小城镇的居民。但是人们彻底地脱离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集中到城市地区内，受工厂工作和办公时间纪律的约束，这些正是各处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特征。更确切地说，在一个人口增长的时代，这意味着农业人口往往保持停滞状态，甚至有所减少，而增多的人口几乎被不断扩大的或新兴的工业部门所吸收，或被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运输、服务或专门职业这一不断发展的“第三部门”[3]所吸收。
在大规模的都市社会的周围，通常发展起一些“郊区”，即不断扩大的外层。许多工人每天从这里乘电车、公共汽车或火车去城里工作。这些大都市几乎全是一些工商业中心、大型港口和重要城市。住在这种地方的人们享有现代都市文明的各种舒适生活，但也遭受它带来的一切危害。他们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承受着由于人口过多而产生的压力，他们在工业衰退和失业面前首当其冲，他们最容易听凭通货膨胀和行政控制的摆布。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群众意见和社会动荡力量的影响，在骚动时期更容易不知不觉地走上犯罪和暴乱。人们大量聚居在一起，产生一种吸引力，把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人吸引到他们当中。在现代战争中，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鹿特丹、华沙、汉堡、列宁格勒、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都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另外，城市居民虽然更容易受到现代经济制度的动荡的影响和空袭的攻击，但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对于能够为他们提供较大的保障以抵御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的运动，也比较乐于支持。他们更善于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恶劣的环境。在20世纪的欧洲，正是这些城市群众，不仅为劳工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而且为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产生社会骚乱和暴力革命运动的主要温床。在20世纪，欧洲很少发生农民起义。
也许，城乡生活的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显著，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及其郊区的发展更加扩大。直到实现廉价而快速的公路运输和普及无线电广播以前，乡村居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几乎完全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乐趣。即便是铁路，也不像使用内燃机的汽车那样，能在交通运输方面提供巨大的方便，而且电影不同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主要是一种城市娱乐。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是：农业日益机械化，乡村居民越来越容易享受城市的物质福利，因而也就越来越被原先只是属于城市居民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所同化。另一方面，由于每年享有工资待遇的休假期增多，铁路和公路交通费用日益低廉，渴望“重返大自然”的怀旧心情普遍存在，自行车在法国风靡一时，德国的“远足”风气盛行，英国的青年旅游招待所纷纷建立，“童子军”运动遍及各处，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居民的疏散，以至于在和平时期建立了国民义务兵役制（所有的大陆国家到1914年都建立了这种制度，只有英国到1939年后才加以接受）。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导致城市居民更多地到乡村去。姑且不论这种城乡交流的最终效果究竟使乡村生活变得更加贫乏还是更加丰富，它肯定地有助于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同时有助于在国家生活中造成更大的和谐。在那些相对说来尚未大规模城市化、农业的独特利益和经营方法比较根深蒂固的地区，例如在法国、西班牙以及东欧许多国家，城乡居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情形是否会因这几年国际旅行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有所改变，我们很难断定。穿越国境的旅行，不论是为了经商还是消遣，主要都是大城市之间，港口之间和机场之间的旅行，或者直接到“旅游中心”。
在20世纪工业的新形势下，和原来的工业国家比较起来，有利条件并不完全在新兴的工业国家一方，虽然最后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权衡以后有利条件可能是在新兴的工业国方面（见第三章、第十九章），美国为了便于使用汽车，很快改进和扩充了公路，他们的工业家（特别是亨利·福特）完善了大规模生产的传送带技术，并实行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们能够购买他们制造的汽车这一原则。除了已经拥有适合于第一代汽车使用的良好公路网（像比利时和法国在20年代战后重建后所拥有的那样）的国家以外，欧洲人迟迟没有把自己装备起来，使用这些新的发明。意大利和西班牙落在西欧和北欧的后面，但是就连德国，也是直到20年代希特勒的战争准备中才包括了著名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一条建成的从法兰克福到达姆斯塔特的高速公路，于1935年5月通车。1929年英国自由党以《我们能够战胜失业》的纲领参加竞选。它极力主张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包括建设全国的干道网和环城公路。但是1931年和1932年英国用于公路和桥梁的年度基建经费只增加到1900万英镑，而到1936年又减少到800万英镑。另一方面，欧洲人在发展作为商业运输工具的航空方面，却比美国人更富于创业精神，到1937年，意大利和德国就在欧洲范围内远远超过了法国。1920年荷兰开辟了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之间的定期班机，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的首都逐渐由定期商业航班联系起来。此后10年期间，欧洲各殖民地也通过航空线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联系起来。说来奇怪，美国的航空这时却主要限于军用和运输邮件，国内商业航空和客机的发展比欧洲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和美国才定期通航。横越大西洋的电话通信却是自1927年就已存在了。
同交通运输的发展一样，在开发新的能源和采用新的技术上（见第四章），欧洲各国人民在进取精神和成就方面也差别很大。法国采用新工业技术比较迟缓，只有汽车工业是突出的例外。雷诺和雪铁龙两家大公司以及规模较小的白茹公司，获得政府贷款和大宗订货，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德国迅速发展它1914年以前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机械工业和新纺织工业。瑞典的经济在20世纪初刚刚从以农业为主导调整到以工业为主导，随即有效地发展纸浆和造纸、电气制品和机械等这些适当的新工业。在另一个极端，南欧和东欧各国倾向于仍然生产初级产品或采掘产品。西班牙坚持从事农业和采矿业。意大利甚至到1939年仍以出口水果和供应市场的园艺产品，或用进口原料制造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为主。
这些倾向所包含的社会结构方面和社会利益平衡方面的主要变化，都程度不同地有助于抹杀从事不需熟练技术或只需有限技术的重劳动的“劳苦大众”和免于这种苦工的老板、经理和专业人员之间旧有的区别。虽然旧的两级分工，从不曾像社会理论所暗示的那样明确或那样普遍，但在这个时期，它的确是越来越不真实了。由于各种职业团体在性质上的多样化和在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各个国家社会的结构也因而改变，而且常常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改变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减少，熟练工人或职员、技术人员和男女专业人员的增多，可能已被视为这些年中最重大的一种社会变化，至少在西欧是如此。这一变化对人们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都生产了很大的影响，要求扩大普及教育和技术训练，把大部分实际权力从工人和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现代社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手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学和计算机的应用，这种广泛的变化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20世纪初，英国还保持着它在19世纪获得的地位——全世界最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1910年，英国商业部宣布，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8%的人口从事制造业和采掘业，而德国人只有40%，法国人只占33%，美国人只有30%从事这些行业。1936年，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意大利人（10岁以上领取报酬的人）不足30%，而将近48%的人从事农业，相比之下，1931年法国从事农业的人为35%，英国只有6%。在这几十年间，欧洲各国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都在下降。甚至在丹麦这样的农业国，到1911年也缓慢地下降到40%，然后到1939年较快地下降到28%。在苏联，因为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机械耕作，这种减少是引人注目的。1926年到1939年间，俄国从事农业的绝对人数下降了10%—20%，按总人口比例来说，则从占全国人口75%以上，下降到约56%。[4]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3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鸿沟。在法国（见第十七章），对盘踞在“财政封建主义”中的“经济寡头集团”的强烈抗议，尖锐地表达了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产生的不满情绪。
它表明“两百个家族”怎样通过拥有共同股份、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类似的手段，把控制法国经济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不到150个大多数由婚姻和家庭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拥有煤炭、电力、钢、石油、化学、铁路、银行和保险等领域最重要的企业中的1900多个行政管理席位。[5]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在它上台时从德国实业家和金融家如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亚尔马尔·沙赫特和弗里茨·蒂森那里得到极其重大的支持，但是究竟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还是出于对有利可图的重新武装的希望，仍然是疑问（见第十六章）。蒂森后来承认，“我个人总共给了国社党100万马克”。[6]其他如冯·克虏伯，在希特勒上台前反对他，但是一旦国社党掌权后就给予支持并从中获利。
在其他地方，社会冲突或者产生左派和中派联合的“人民阵线”以阻止法西斯政变，或者真正导致政变，而在西班牙，社会冲突的结果发生了这两种情况和长期内战。西班牙内战开始于1936年6月军队起来叛乱，反对人民阵线共和国政府（共产党人曾经帮助这个政府上台，但是和法国共产党一样，并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内战使国内新旧派别和国际上相互敌对的势力结合起来，造成非常富于爆炸性的复杂局面。随之发生的残酷的战斗，对于30年代的欧洲有着社会的和心理上的深远意义。3年的流血牺牲，再加上特别影响农产品出口和冶金采矿工业的经济萧条、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使西班牙成为一个民穷财尽的贫困国家，成为敌对社会和敌对思想的战场。
一方是这个国家经济势力的大头们，由军队领导，并得到昔日光荣的体现者——教会的支持。所有这些势力都相信，他们即将被推翻。和他们对立的一方是教授们——有知识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和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劳动者，他们因多年备受凌辱、生活悲惨，被人忽视而愤怒，又因得知他们在法国和英国的阶级弟兄享有较好的条件，并因他们设想俄国工人阶级已获得实际上的统治权而狂喜。[7]
奥地利共和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经历，甚至更清楚地说明了那些最容易使缺乏强烈民族感情这种较大内聚力的社会解体的种种势力。圣日耳曼条约强使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世界性工业大城市维也纳，一个是新共和国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各个农业省份。一个国家内各社会阶级在地理上和行政管理上分离的结果，造成社会民主党统治城市，而敌对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全国委员会中拥有多数。1932年，经过一段时期的不稳定的共处，终于导致经济萧条的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来自法西斯意大利的干涉以及经常发生的好斗的示威游行以后，这个国家屈服于陶尔斐斯总理的教权主义独裁统治；他于1933年终止了议会制政府。
在这些年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在上述压力下虽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变化着，但其性质最终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这不仅是因为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按照比较注意民族主义的原则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而且也因为一些在经济困境、政治思想和社会冲突的破坏力面前，不能依靠民族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往往屈服于独裁。1917年的俄国和1918年的奥匈帝国是如此；1933年的德国，1939年的西班牙，也是如此。
到1939年，整个社会变化的最大好处，实际上归于民族主义。一些国家面临着经济萧条，采取了保护贸易的措施，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公共工程计划。最缺乏民族内聚力的民主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则深受破坏之苦，或被迫接受独裁统治，在30年代实行一党统治的国家中，各国情况都是党内比较注重民族主义的一派要胜过比较注重改革的一派；斯大林派驱逐了托洛茨基分子，希特勒和希姆莱1934年清洗了“第二次革命分子”，墨索里尼和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为所欲为，并粉碎了法西斯党内部的持异议者。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民族联合政府竭力通过实行温和的改良和抵制左、右翼的过激分子，以保持民族团结。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三（共产）国际，甚至罗马天主教会——在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强烈吸引力面前，也只好甘拜下风。在殖民地世界，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已经抬头——如在印度、远东和非洲（见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成为一切社会变化的特点，不管它是结构和组织方面的变化，还是职能和目的方面的变化。
新的社会财富最普通的用途，当然是提高部分或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要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范围和程度做出估价却很困难。我们至今还没有想出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实际工资很难作为尺度，因为个人或家庭大部分的收入是实物；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中，很大一部分的实际收入体现为免费的或给予补助的社会福利；有的时期（在许多国家是这样的），收入的增加又体现为已婚妇女越来越多的就业。一般的居住条件和习惯消费的食物品种这类重要因素，在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时，都必须考虑进去。同样地，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出现率以及提供医疗和养老金等劳动保险的程度，也是真正衡量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生活水平问题脱离了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因此，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这类资料很能反映一个社会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居住条件、营养状况以及人们的劳苦程度。[8]
按人口统计资料的标准来衡量，联合王国取得了巨大而稳固的进步。1900年至1902年，一周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是142‰，1920年至1922年的年平均率是82‰，1930年至1932年是67‰，1938年至1939年是54‰。[9]用同一方法来衡量，法国取得了同样迅速的进步，但是标准较低。1896年至1900年，法国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161‰，1920年至1924年是97‰，1930年至1934年是80‰，1935年至1939年是71‰。后来，虽然在1945年那一非常时期，死亡率重又高达112‰，但到1950年又下降了一半多（降为52‰）。这两个国家都在1945年以后取得了最显著的进步。在联合王国，婴儿死亡率从1945年的49‰下降到1950年的31‰。1950年瑞典的婴儿死亡率是21‰，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在20世纪前50年内，至少下降了一半，而1930年至1950年间的下降率尤其显著。
这一时期，在平均寿命的延长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从1850年至1950年这100年间，西方文明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整整30岁。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中，1900年以前的50年间，平均寿命每10年增长两岁，1900年以后的50年间，加速到每10年延长3岁半至4岁。从1900年至1950年间，除俄国以外，欧洲人口从大约3.1亿增长到3.96亿，就是由于这种婴儿死亡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的结果，同时也是这种新的生命力旺盛的某种标志。这样，尽管某些国家的出生率有所下降，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大量死亡和动乱，但欧洲人口显著地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虽然势头已经减弱。
正因为有了工业化、世界贸易以及耕作方法和交通运输的改进，才使得这样日益增长的人口能够维持着普遍有所提高的生活水平。由于各个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广度以及采用的更加科学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它们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差也很大，几乎与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一样悬殊。1940年，西班牙一岁婴儿预期的平均寿命是男52.4岁，女58.8岁，比1900年法国的水平还要低；1940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是188‰，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水平相仿，高于1940年的印度。1948年，联合国的经济事务部调查了欧洲各国生活水平的这种差距，并试图以1938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数（以美元为计算单位）来估量。从对比数字可以看出，这种差距是很大的，联合王国平均每人收入378美元，荷兰367美元，法国236美元，意大利127美元，希腊80美元。按地区计算，这种差距为西北欧收入最高，平均每人362美元，西欧其次，为262美元，中欧和东北欧各国明显下降，为132美元，南欧和东西欧，包括意大利，仅89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就是按照这种以地区划分的模式变化的。[10]
除这类说明以外，很难做出一个确切的概述，但大致说来（尽管情况并不均衡），健康水平和寿命年限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群众的物质福利也有普遍的改进。这种改进包括工作日和工作周的缩短，也包括由于延长学制及实行按惯例年龄退休养老等趋势而缩短了工作年限。但由于种种原因，物质的改善是不均衡的。虽然最初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既提高了移民的生活水平，又改善了继续留在欧洲的人们的贸易条件，但到1914年后的几十年中，向海外移民的规模便大为缩小。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和1945年以后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由于着意把投资重点放在扩展重工业上，而不惜损害农业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压低了生活水平。不论在何处，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消费者的需求都是矛盾的，结果造成了“要大炮还是要黄油”这样一种严重的困境。
如果说财富比过去增多了，而财产却变得更无保障了。这半个世纪充满了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它们轮番地对以往的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国这些历史悠久的帝国崩溃，而它们的崩溃又导致许多豪门世家和地主贵族的垮台。在整个东欧，旧秩序在革命和战争的暴力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土地、工厂和一切财产都被没收。政权和财富控制权落入新一代的党和国家的统治干部手中。在德国，地主同军队和新兴的工业家联合起来，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如同在匈牙利，他们以反动的暴力行为阻挡革命的潮流。1923年，德国的通货大崩溃使大部分中产阶级和食利者破产，同时使社会动乱达到了1919年所幸免的那种严重程度。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许多以前的殷实富户纷纷毁于破产和失业。1933年以后，国社党政权没收了犹太人和所有被指控为政治反对派的人们的财产。1939年后，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德国的全部占领区。而战后的各国政府又采取相反的做法，打击了通敌者和发国难财者。在东欧，1945年后建立的共产党新政权重复了1917年后俄国的许多做法。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和战后年代里的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造成了成百万战时流民和难民流离失所，丧失生计。
究竟哪些社会阶层在这些动乱中所获最多或损失最重，是很难断定的。或许，总的来说，仍然作为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基础的农民阶级，结果从这些变动中获得了好处。在东欧，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土地。20年代的经济萧条促使政府资助农业，并帮助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精耕细作。30年代是一个粮食生产稳步上升的时期，到1939年，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处于正常发展状态。战争的动乱、德国的占领以及后来的解放带来了生产的急剧下降，并且往往造成饥馑。但是，除作战地区外，这些动乱与其说打击了农村人口，不如说打击了城市居民，而且战后，在美国帮助下，为恢复欧洲的繁荣所做的巨大努力，很快地就使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战后世界性的粮食短缺造成粮价高涨，导致官方对农业的补贴和鼓励，而且往往就像在法国那样，使农民的生活提高到了战前的水平之上。
地主虽然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损失小于中产阶级，在通货崩溃中遭受的损失小于食利者，但在没收土地的严厉措施中却受到了较大的损失。工商业家和运输商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和战时的征收、管制和破坏中都遭到了打击。1923—1933年，在德国发生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成员，不论是靠薪金、年金、经营小店铺小商业、不动产租金，还是靠债券利息或抵押贷款利息为生者，往往都变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获得了利益，其中包括欠债户、大雇主、资金投机者以及由于交付固定地租或自己拥有土地而能够从高涨的物价中获利的农户。产业工人、农业工人以及许多靠薪金生活者，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从大规模失业中遭受最惨重的打击。大多数国家出现了一支长期存在并且人数日益增多的失业大军。在德国，失业人数1930年接近500万，到1932年年初超过了600万。在英国，1921年至1922年间的某些时候，失业人数是200万，在1931年至1933年间接近300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遭受大规模失业的痛苦比德国更加严重。法国由于国家的繁荣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较小，因而比德国和英国遭受的损失较小，而且时间也较晚。
上述这些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焦虑、损失和极度贫困，是近代工艺技术给欧洲带来的大量新财富的一个消极方面。在普遍的富裕中，贫困变得更难容忍了，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险和进行更系统的财富再分配的呼声会如此强烈而普遍。正常的财富体制一再被粗暴地打乱。经济与政治分离这一原则，在19世纪中期曾经是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但经历过这些事件后，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从1914年前的若干年开始，就发出了要求“社会正义”的更迫切的呼声，并且同时提出了借以实现更大社会正义的多种方案，因此，这些方案的实施和推广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第二个主要方面。
争取社会正义的要求涉及几个互相关联的步骤。首先，它要完成19世纪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旨在争取普选权并要使全体公民普遍地能享受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其次，它要实现更多的社会平等：消除贫富悬殊、要求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均等和量才录用。再次，它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障：保护个人和家庭免受工业社会和不稳定的世界经济造成的灾难和动荡；防止雇用劳动者由于患病或残废、周期性失业或长期失业以及年纪衰老而遭受贫困。最后，它要求不同的社会彼此奉行新的行为准则：扩大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权和公民权；在多种多样的国际组织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促使世界上一切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的呼声如此强烈而又持久，因而到1950年，欧洲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实行这类政策。以前那种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做法完全被摒弃了，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执行关于社会保险、经济管制和充分就业的方案。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关系，原是19世纪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的产物，到了20世纪前半期，又更进一步地得到了改善和发挥。
到190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已经实行或接近于实行普选制。1870年以后，法国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德国全体男子获得选举权从1871年开始，瑞士从1874年开始，比利时从1893年开始，荷兰从1896年开始，挪威从1898年开始。虽然最低年龄各国不同，原则却被普遍接受了。瑞典和奥地利在1907年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土耳其在1908年，意大利在1912年，在芬兰和挪威，甚至妇女在1907年也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以后，民主政体盛行，所有的欧洲新国家都正式通过了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宪法。1918年，联合王国年满30岁的女子获得选举权；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年满20岁的女子获得选举权。1934年，土耳其给予妇女选举权。到1950年，整个欧洲普遍实行了男女平等的选举制：俄国在1918年实行，英国在1928年，法国在1945年，意大利在1946年，比利时在1948年，只有瑞士是唯一特殊的例外。男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原则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这对代议制政府产生了深远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估量的影响。仅仅在30年内，选民的人数往往就增加了1倍以上，从而迫使各个政党不得不设法去争取妇女的选票。这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积极地建立制度，以便为寡妇和老人提供年金、建立国家保健机构以及给予家庭补贴。女子在选举方面的新压力也加强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其他各种趋势。
20世纪欧洲的社会革命在大多数国家中，使妇女获得了新地位，但其起因要比争取妇女普选权深刻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比扩大选民范围广泛得多。它和强调每人生来就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这样一种民主的平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是社会生活观念产生的更广泛的变化的一个部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解除了妇女多孕的负担；人们采用更科学的节育方法和接受小家庭生活方式；妇女（包括已婚妇女）也有机会在机关、工厂、饭馆和零售店就业；国家对男女儿童同样实行普及教育；人们普遍要求更多的空闲时间和舒适生活。在英国，19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的孩子平均数超过了5个，1900年前后为3个或4个，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只有两个左右。随着工厂和机关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家庭女仆变得更加稀少了，而且对她们的需要也减少了。作为家庭主妇，妇女由于有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机械设备，有了供应更加充足的廉价肥皂、廉价家具和现代化的住所，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减轻了。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提供了大量的补充劳动力。在经济上对父亲和丈夫的依赖减少，使得妇女在精神上更加独立，更加要求获得各种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而立法机构越来越急于满足新的女选民的要求，也乐于给予这些权利。在这整个过程中，原因和结果往往难以区分。在这方面，变化的程度也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差别很大，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在法国，妇女就业的比例1926年小于1906年。妇女解放常常受到罗马教会势力的抵制。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出现的一些独裁政府，特别是在德国，对于妇女解放是压制的，它们力图提高出生率，力图迫使妇女回到厨房和育儿室去。由于奉行这种政策，德国国社党政权就没有能够像英国那样彻底地动员妇女参加战事工作。[11]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最后的结果是妇女的地位和状况，以及家庭这个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单位的地位和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蒂特马斯教授所谈到的50年代英国妇女的状况，也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妇女情况：
……看来，19世纪90年代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在她十几岁或二十来岁时结婚，怀孕10次，孕期以及给每个孩子第一年的哺乳大约共要花费1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她被束缚在生儿育女的车轮上了。今天，对于一个典型的母亲来说，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大约是4年。仅仅60年间，花在生儿育女上的时间这样大幅度地减少，完全说明妇女控制生育，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自由。[12]
此外，1931年一个45岁的妇女，平均可以活到73岁，而在19世纪90年代，她只能指望活到67岁。因此可以说：“这些变化表明今天的典型母亲在实际上履行完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责时，她还有一半的寿命好活……对于我们有可靠记载的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这是一个新情况。”[13]
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些年来家庭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但关于这些变化的意义，他们的看法却不一致。一个变化是，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变得比“大家庭”或“亲属关系”更为重要了。这主要是由于已经提到的人口迁移，破坏了许多人同邻居和近亲的原来的联系，也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和就业机会。另一个变化是由于母亲参加工作和享受较多的个人自由，家庭规模更小，空闲时间增加，因而小家庭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看来，可以说处于各种社会地位的家庭，都变得较多协作而较少独裁，更独立于祖父母、叔伯父母等众多“亲属”之外，更可能拥有自己特有的财产（家庭的住宅、汽车），并作为一个单独的集体进行活动（如家庭假日）。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去遇到困难时靠亲属给予的支持，现在则靠社会事业的支持，而且通过家庭补助，加强了家庭自己肩负其责任的一定能力。
在20世纪的社会中，家庭历史的一个特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家庭的作用和性质的一些主要变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或世界大事的影响无意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有意实施某些政策或政治法令所造成的结果。工业化、人口迁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所带来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在2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传统的父母权威的削弱，大概更多地是由于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使得父亲不再成为家庭中挣钱养家的人，而不是由于任何政府法令。两次世界大战，比世界性经济萧条以外的任何其他事件，更多地造成了家庭生活中的根本变动。例如，英国的离婚统计资料说明，从20世纪初到1918年前后，离婚率一直很低，从1918年起便急剧地增长；然后离婚率又下降，虽然没有下降到战前水平，但直到1939年之前始终是稳定的；从1939年又急剧上升，直到1947年；在这之后，又开始下降。虽然其他因素也应考虑在内，包括1937年的《婚姻诉讼法》这类法律的变动在内，但是，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是离婚率增加的唯一最大的原因。[14]
另外，力图改变家庭生活的习惯和作用的各项政府政策已明显失败。墨索里尼企图抬高意大利的家庭地位和提高出生率的努力，被证明无力抗拒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欧洲降低出生率的总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法西斯的宣传和诱导做法还得到教会人士规劝的支持。虽然意大利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大约3200万增长到1922年的大约3700万，1936年又增长到接近4300万，但这种增长既不是由于结婚的人增加，也不是由于出生率的提高。实际上出生率从1901—1905年的32.7‰，下降到1922—1925年的29.5‰，1938年又下降到23.7‰。1938年意大利人口的净增率（1.131%）低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低于保加利亚。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更明显的证据，说明即使极权主义的政权，要反对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和看法，相对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虽然违反列宁本人的意愿）对于家庭生活是完全敌对的。离婚变得容易了，不管离多少次都行，节制生育和堕胎受到鼓励，以前为保护家庭而采取的一切外部的强制办法都已废除。有几年时间，至少在城市中，家庭生活似乎是被破坏了。但是在大部分乡村，俄国人民的大多数继续在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为他们的家庭营造住所。从1936年起，苏联政府一反其过去的政策，开始颂扬家庭，重新施行外部的强制措施，而且把“自由性爱和性生活混乱”斥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表现[15]。一项可以更加振振有词地声称取得成功的官方政策，是法国的家庭津贴和补助制度，它是在1932年以责成全体雇主提供捐款的形式设立的，1939年又精心制定为家庭法典。战时和战后所以贯彻执行，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家庭和提高出生率。事实上，法国的出生率在战后确实急剧地增长，而且与战前的趋势对比极为明显，因而许多人把这个变化归功于慷慨的家庭津贴制和从那时开始给予多子女父母的种种特权。但是，甚至这一点也是靠不住的，事实上无法证明哪一种说法是对的。[16]到出生率的增长变得明显时，这项制度不仅被纳入范围更广的1945年的社会保险制度，而且法国社会和社会上的态度，也发生了战后重建时期的激烈动荡。其他获得解放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同样地，关于住房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主要国家有政策获得成功的良好记录。许多地方完成了拆除贫民窟和兴建工人宿舍或新住宅区的工作，但是这类措施还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基本问题。城市和郊区的发展，往往毫无计划，而且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长远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了许多城市地区，造成有系统地重建的必要，从而促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政府措施在两个方面对社会变革发生了更加决定性的有效的冲击。这两个方面是，提供免费的国民教育，及按照美国1935年的例子，采取了后来被称为“社会保险”的全面的制度。这些活动不论对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对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共同的，它们在各地都成为现代国家正常的主要活动。
到1914年，所有的欧洲人都已入校学习。免费的义务教育制（至少是在小学），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被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或可取的做法。在法国，从1881年起，国立小学全部免费；从1882年起，6—13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学。在英国，1870年制定一项法令，授权地方教育委员会要求一切适龄儿童入学；1881年普及了义务教育；10年以后，初等教育全部免费。在同一时期或更早时候，西北欧的大多数国家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所以，1900年以后，那些国家的人民文化水平都不断地提高了。在20世纪中，1917年以后的苏联、穆斯塔法·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以及整个南欧和东欧的文化程度也有相似的提高，虽然往往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例如，1950年，7岁以上的葡萄牙人有40%以上不能读写；1946年，将近1/4的保加利亚人是文盲。
随着各个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中等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变得十分发达，高等教育也有了发展。在1937年以前的40年中，法国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进一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的增加远比1倍还多。1900年，英国设立了教育委员会，1902年通过的法案为在中央政府推动下迅速发展中等教育铺平了道路，从而促使人们要求扩大高等教育。1918年和1944年的《教育法》为在全国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不过英国大学的发展比大多数国家缓慢。在1939年以前的40年中，英国大学生人数增加不到1倍。威尔士大学于1903年成立，另外，在英格兰的伯明翰（1900年）、利物浦（1903年）、利兹（1904年）、谢斐尔德（1905年）、布里斯托尔（1909年）、雷丁（1926年），还创办了6所新大学。这些年里，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建立了新的大学。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和波尔图大学在1911年建立，意大利1924年在巴里、佛罗伦萨、米兰和的里雅斯特，1944年又在萨莱诺建立了新大学。丹麦的奥尔胡斯大学是在1928年创办的，而挪威的卑尔根大学则建立于1946年。但是到这时，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正开始了一个高等教育迅速扩大的新阶段。苏联在1917—1941年间，大学和学院的数目从90所增加到782所。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由国家提供经费或补贴的公共教育事业迅速扩大这一事实，引起了国家和在此以前一直是教育事业主管者的教会之间的冲突。在罗马天主教会势力强盛的地方，这种冲突尤为剧烈，它导致1905年法国的政教分离。在这类国家，国立学校和师范学院里提供的教育内容往往都是实证主义的和世俗的，充满了强烈的反教权情绪。在独裁政权之下，一种类似的冲突重又发生，因为这些政权竭力向全国青年灌输它们自己的反宗教思想。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冲突也时常再现，例如英国通过了1902年的《教育法》后，1919年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后都有这种情况。
自由民主制度在欧洲获得这些胜利的同时，本身也遭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甚至在20世纪头10年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上述各种发展加在一起，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如自由民主主义者所期望而且相信的那样，这些发展倾向于造成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思考能力的公众舆论，能够竭力做到审慎地和合理地运用选举权，并能遵循民主思想行事，因为这些思想是从18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民主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或者，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听任群众凭感情用事，让舆论完全为煽动性宣传所左右，以及听任操纵和利用乌合之众和暴民所固有的那种反理性的疯狂情绪。普及教育、成年人教育运动[17]、较为负责的报刊以及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等，都有助于促使民主运动朝着具有思考能力和责任感的方向发展。而那些着意吸引工人阶级日益提高的购买力的商业广告活动，那些由于有广告商补贴而售价便宜的哗众取宠的报刊以及更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助长着反理性主义和群众的疯狂情绪等相反的势力。1914年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第二种趋势就其可能性和先天性来看，至少和第一种趋势同样是新的民主运动的一个结果。社会理论家们，像法国的居斯塔夫·勒邦和英国的格雷厄姆·华莱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8]由于英国进行布尔战争、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德国鼓吹扩张殖民地和海军以及美国发动美西战争而引起的疯狂而激烈的群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1900年那种城市的、民族主义的、更有文化的各国社会中残暴的劣根性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力量。
1900年以后出现的新鲜事并不说明人们容易被花言巧语的劝导和宣传所打动，而古往今来杰出的领袖人物却显示了舆论是怎样可以左右的。19世纪的民众团体已经发现了煽动群众的一切技巧，用民族自豪感和发动侵略去赢得民众的热情也并不新奇。新奇的情况是，粗通文字的城市民众容易受到商业界和报界宣传家们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普选制、政府活动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些民众的反映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时间造成了人们生理上和情绪上的高度紧张，在这以后不久，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工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电影、无线电广播以及由于采用扩音器而有可能举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政体似乎只是使独裁政权容易在世界上出现。俄国苏维埃、意大利法西斯、德国国社党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类似独裁政党，正是通过巧妙地操纵一切最新的宣传工具，来利用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的反常的病态的冲动，才能夺取并保持它们的权力。这种冲动以追求时髦的服饰、崇拜运动健将和电影明星、迷恋流行歌曲或爱读畅销小说等无害的形式表现出来，却被用来不仅为政治，而且为经济服务（例如配合苏联的5年计划所进行的宣传）。到1950年，电视在这个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可能性：甚至在最稳定的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依靠电影、广播和电视来竞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利用广告、报刊和公众集会。[19]
在结构和精神方面日趋民主化的一些国家，又成了社会福利事业的提供者。在这方面，也承袭了19世纪晚期的某种模式。到1914年，除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外，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了相当完善的工厂法和劳动法。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提出法案，目的是使德国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国家制度，为预防疾病、工伤事故以及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提供社会保险，1911年上述立法被编为法典，并且扩大到农业劳动者和家庭仆人等非产业工人阶层。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获得了这种保险，并增定了有关工厂和童工的法规。德国的各个邻国对这些措施留下深刻印象，很快就全部或部分地加以仿效。1911年，联合王国通过了第一个国家保险法案，建立起一项资助制度，为很大一部分工人提供了疾病保险和免费医疗，并为某些工种的工人提供了失业保险。比利时和丹麦如同英国那样，也仿效德国，建立起预防疾病、工伤事故和年老的保险制度。奥地利在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瑞士在90年代都建立了关于工伤事故和疾病的保险制度。在这些年中，英国、法国、挪威、西班牙和荷兰还通过了立法，责成雇主对在工作期间遇到工伤事故的工人给予补偿。法国在1928年才实行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由于国家对其公民的安全与福利所负的责任比以往增加了，加上欧洲社会大半变得城市化，这就导致对地方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普遍整顿。到1914年，各国民主化的和工作积极的市政府为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新颖的公用事业网，其中包括公共卫生设施、自来水、煤气、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医院、商场、洗衣房、屠宰场、职业介绍所、博物馆、游艺场所、公园、图书馆、学校以及现代城市生活的其他娱乐设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活动增加以后，势必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在1871年以前，几乎只有英国采取征收直接所得税的办法。由于间接税不受消费者选民的欢迎，按照个人的收入或财产科学地予以评定并征收直接累进税的办法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劳合·乔治先生在他提出的1909年度财政预算中，包括了若干年来在英国形成的一整套财政方案：规定烟、酒征收重税，个人财产征收更重的遗产税（这是威廉·哈考特爵士1894年首先提出的），分级征收更重的所得税，对于超过相当高的水平的收入额外征收“附加税”，对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值征收20%的赋税，对未开发的土地和矿山的资本价值课税，等等。19世纪90年代，德国及其各邦以及意大利、奥地利、挪威、西班牙等国在其政府不仅对于公共福利事业而且对于军备大大增加开支的同时，全部实行了或增强了所得税制度。法国政府一再回避这种做法，虽然在1901年实行了累进遗产税，但直到1917年，才建立一个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所得税制度。财政上巨大的战费开支使人民经常承担着较重的税。1920年法国大使保罗·康邦先生曾对丘吉尔先生说：“20年来我一直待在这里，目睹了一场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深刻和彻底的英国革命。统治阶级几乎已经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他们的财富和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剥夺了。这种变动是悄悄地完成的，几乎使人察觉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丧失一条性命。”[20]如果说康邦先生在1920年是夸大其词，那么，可以说他有预见，因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所谈的情况无疑都变成了现实。早在1937年就曾计算过，当时有5%—6%的国民收入正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
欧洲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贝弗里奇勋爵1942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保险及其有关福利事业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欢迎，被公认为战后世界应该奉行的社会信条，尽管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做法并没有被接受。1946年的英国国民保险法，同年的国民卫生服务法和1948年的国家补贴法，都是工党政府通过的，这些法令充分地体现了上述报告的精神。这些立法措施把以往有关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失业和年老的各种保险制度加以统一，变为一个由政府组织的国家社会保险体系，虽然也为进一步的自愿提供保险留了余地；此外，还普遍扩大了免费的医疗和牙科治疗，并废除了旧的济贫法。贝弗里奇的报告所倡议的家庭补贴制度，于1946年在英国建立，并且在1945—1946年间，以宏伟得多的规划在法国建立，成为它的社会保险总方案中的一部分。相似的条例1939年以来在西班牙已经存在，同时分别于1944年和1946年，在比利时和挪威建立。社会保险意味着政府应当保护个人和家庭，使他们“从生到死”一辈子免于疾病、贫穷、失业、肮脏和愚昧，这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痛苦经历而产生的一个社会理想。
这些目标不仅包括提供国民教育、保健和养老金等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事业，而且包括由政府采取的一项“充分就业”政策，这项政策是要通过货币与贸易管制措施以及政府投资计划，预先设法防止大规模失业重新发生。没有充分就业，社会福利事业就很难维持下去。到1950年，欧洲已经广泛地接受这样一些观点，应该消灭贫富悬殊；应该通过审慎的国家行动和调节办法使所有国家的平均生活标准都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虽然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基本上依赖世界贸易。整个舆论气氛和1900年完全不同了，那时候，除了在德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得不到信任。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实行更为激进的集体化政策。
在依靠政府行动和提供社会公益服务来促进社会福利和保障这一总的模式中，由于环境和着重点的不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因此法国的体制主要是靠人口统计政策，利用家庭补贴和保健措施来鼓励多子女的家庭。西班牙在内战后建立的体制也是这样。英国的体制由于更多地受失业问题的左右，因此优先给予工人失业、疾病或残废以保险，甚至养老金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成为失业救济和补助的一部分。苏联体系不大关心人口统计问题，因此1936年国家补助只给予生育第七个孩子的母亲。1944年，作为加强家庭生活的政策的一部分，生第三个孩子就可得到国家补助。但是，苏联自1931年以后十分关心提高生产率，着重对熟练工人和精深的劳动给予较大的鼓励和较高的奖励。因此社会福利成为高度个人的，决定于在一个地方工作期限的长短和技术与生产水平等因素。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同样是根据受益者以前的收入水平，给予差别很大的津贴，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实行一种平均补助或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制度。它关心的是保证经济保险，而不是“社会保险”。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总的世界趋势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大多数国家，国民收入普遍增加，以及其中较大份额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个人收入所享有，这反映在用于消遣娱乐和奢侈品的支出日益增多。消遣时间和财富的增多，使社会风尚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整个工商业，特别是零售业的结构，都因为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而深受影响。产品、质量和包装的标准化，变得更为普通。联号商店越来越多，但小商店也同样增多。美国的伍尔沃思商行1910年将它的大规模销售术推广到英国，1927年又推广到德国。以后，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发展了类似的联号商店，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普里絮尼克和莫诺普里这样的“不二价”大商店。起源于法国和美国的百货公司，在20世纪初传入英国；1906年戈登·塞尔弗里奇在伦敦开办他的商店后，这种百货公司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出现了赊购，即先付部分货款后再分期付款（在英国奇怪地叫作“租购”）等办法，从而使工人阶级家庭也能买得起比较昂贵的家庭用品，如家具、真空吸尘器、电冰箱和无线电收音机等。
用于购买奢侈品的费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而在东方国家的富裕家庭中也是如此：主要用于烟、酒、糖果和娱乐、赌博和运动。20年代，无声电影成为一切娱乐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因而使卓别林成为世界名人。从1929年以后，无声电影让位于有声电影，甚至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也纷纷建造电影院，而在大城市则建造更为壮丽的“超级电影院”。到1937年，英国电影观众每年花费4000万英镑。意大利有约9000家电影院，座位可容纳350万观众。西班牙有将近4000家电影院，座位可容纳200万观众。跳舞变得很流行，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英国从欧洲传入的“舞厅”，其富丽堂皇可与同样“富丽堂皇”的新电影院相媲美（虽然不如电影院那样备受欢迎）。各种商业化的体育运动以及赌博工具的发展，产生了用电兔引诱的赛狗（1926年开始于曼彻斯特）、赛马的赌金计算器（1928年传入英国），以及30年代最受欢迎的群众性赌博足球赛赌馆等新玩意儿。到1937年，英国花在足球赛赌馆上的费用同花在看电影上的费用相等；战后，由于各种新式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推翻了电影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霸权地位，花在足球赛赌馆上的费用就更多了。
广大群众对场面壮观的娱乐活动永不满足地爱好，甚至超过了对耸人听闻的新闻的爱好，因而导致20世纪社会两个最重要的现象：大众化的报刊和对体育运动的狂热崇拜。这两方面并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发展，着重地说明了社会变化的几个固有的特点：现代社会中“宣传”的巨大重要性，使广大群众感兴趣的一切活动商业化的固有趋势，政治活动在社会中具有的渗透力，以及一切对群众有吸引力的民族主义的，甚至沙文主义的潜力。
法国报纸在20世纪所达到的规模上，从几个方面率先在欧洲创办了一份大众化的日报。1905年《小巴黎人》销售120万份，它和《小日报》《日报》《晨报》《巴黎之声》加在一起，一共拥有500万读者。英国最受欢迎的日报（和在大量发行方面一向领先的星期日报纸截然不同）在3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这样多的读者，以后通过给予“读者订户”以免费保险和免费赠品这类强行推销的花招才达到这样的规模。德国的报刊被公认为更具有政治色彩而且比较分散：1914年仅社会民主党就有110家日报，总发行量将近150万份。意大利报纸一般说来在社会或政治方面都不十分重要，尽管北部城市也有几家有影响的日报。大量发行的现代报刊，有赖于几个不同的因素：廉价而快速的轮转印刷的现代技术；迅速有效的新闻采访机构；几乎全民普遍的阅读能力；实际上遍及全国的迅速的发行组织；以及——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自商业广告的大量收入。只有后一个因素才可以使报纸售价低廉到任何工人都买得起一份。现代报刊既是大规模宣传的产物，也是大规模宣传的主要工具。
但是，正因为主要产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多数欧洲的大众化报刊以及不那么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报刊，在其态度上，甚至在所有权上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法国，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即大多数报纸都被公认为赞同某一个政党，或至少赞同政界中的左派、中派或右派。主要的政治家们，一个克列孟梭、饶勒斯或勃鲁姆派，往往被看作同某一报刊或杂志的编辑和撰稿方针是一致的。在英国，一些流行的报刊也被视为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或者像诺思克利夫报和比弗布鲁克报那样，被认为遵循拥有这些报刊大亨们的政治观点。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逐渐形成这些相同的密切联系，甚至当大量发行明明是由于与政治很少相关的内容，如体育新闻、评论、为妇女或儿童创办的星期日专刊特辑等引起兴趣而达到的。以刊登耸人听闻的新闻和全国关心的严重危机而最为繁荣兴旺的群众性报纸，往往也倾向于沙文主义，以一种兴奋或惊恐的口气报道国外发生的事件，从有爱国热忱的普通人的观点，来论述对外政策的问题。在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期间，各国比较喜欢采用耸人听闻手法的报刊，都充满着支持军备竞赛的那种惊恐和畏惧的情绪。
体育运动的发展，恰恰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它也从一种有选择性的社会活动，变成一种群众性的场面壮观和高度商业化的娱乐活动。有扩音机和聚光灯设备的大型现代体育场的建立，使得大批群众能够观看运动会。1896年在雅典首次举行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捐赠戴维斯杯，1904年在巴黎首次设立世界杯，“环法国赛”自1903年开始，法国“大奖赛”自1902年开始，旅游有奖赛自1905年开始。大约20世纪初，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这类比赛开始风行，实际上这种风尚遍及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随着内燃机的出现，速度成为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种新的挑战。当大量金钱投下去时，体育运动变得高度商业化了，因为这样大规模的“促进”，需要巨额投资。
因此，它也变得高度职业化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许多单独的全国委员会竭力想保持“业余爱好者的地位”，由此产生大量谄上欺下、弄虚作假、荒谬愚蠢的行为，一再发生争吵，结果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20世纪20年代，约翰·凯利先生不能获得戴蒙德·斯卡尔杯，因为他是一个砌砖工人，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因而被取消了资格。但是他赢得了奥林匹克冠军，成了百万富翁，而他的女儿，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同摩纳哥亲王雷尼埃结了婚。纪录不断地被打破，因此如果不专心致志地进行训练，实际上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谁也不能大胆地参加比赛。体育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赌博风气是如此盛行，以致任何宣传工具都不能忽略它。新闻短片、广播节目和报刊必然予以相当的注意。专门的体育报刊和职业体育记者和评论员逐渐出现；体育冠军和电影明星一样，成为群众崇拜的偶像。妇女也像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一样，在某些运动项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作为群众性的娱乐，体育运动可能是一种业余的消遣，而对于最受到广泛宣传的参加者，它早已不再是一种消遣了。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欧洲文明扩大到了全世界，欧洲的体育比赛也普及整个世界，特别是由英国人在传播。板球在美国或丹麦没有普及，但是足球、草地网球和高尔夫球被证明是能够移植的，尤其是足球。人们认为，体育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反映了工业城市社会中特殊的心理需要。
男性产业工人，即使只是作为热心的观众，主要是通过体育运动（至少在和平时期是这样），沉溺于“他们的”队，他们所属的团体应该得胜这种集体意志之中……可以把这些体育队看作有机的社会，去想象并无休止地讨论这个团体及组成这个团体的英雄们的命运，他们提供由于共鸣而产生的与野性、与结局莫测，以及与自然力的接触……把“风格”一词用在这些活动上，如同用在所有的艺术上一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体育运动，确实应该被承认为一般城市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的民间艺术。[21]
群众形式的运动，当然很符合民族主义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库贝坦男爵原计划只有个人参加者能获胜，但不久就习惯于说美国、英国或俄国“胜了”某个比赛项目。这主要是由于体育报刊用这样的词语向各国公众描述比赛情况。因此，体育运动的所谓“国际主义”，不管多么“友好”，通常也成为国家队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脱离任何国家关系的个人之间的竞争。现代独裁者们无一例外地利用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贬低别国的情况下来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地位，这并不是巧合。体育场，以及由集体歌唱、游行、乐队和有关运动场面的其他花样所鼓动的易受影响的广大观众，成为不管是德国国家社会党还是俄国共产党，都最喜爱的政党集会的场所，这也并不是出于巧合。如果不是最强大的现代各国政府承担起挑选、训练并资助国家队去赢得国际比赛的责任，而认为应该把千百万人中少数个人杰出的体育运动才能，当作国家精力充沛实力强大的证据，这本身就是愚蠢的。各国政府和公共舆论已经信服：这类比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心、威望和影响。如果不是主要的全国比赛项目成为一种民间仪式，就像在温布利举行英国杯决赛仪式时群众虔诚地唱着《与我同在》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不是所有这类场合都有像西班牙的斗牛那样成为传统风尚的趋势，这种情况本来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这一点，或许是关于20世纪社会生活的变化的最后评论。不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社会还是独裁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明显地有着一种超越地区、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倾向，因为它不可抗拒地把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商业、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种趋势结合起来。
（宋蜀碧 徐式谷 译）
[1]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1部（1965年），第59—63页。
[2] C.P.金德尔伯格：《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1851—1950年》（1964年），第249—250页。
[3] 关于三个部门的活动和它们如何受20世纪工艺技术急剧进步的影响的著名论述，见让·富拉斯蒂埃《20世纪的巨大希望》（1947年，修订版1963年）。
[4]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1部（1965年），第24页。
[5] H.W.埃尔曼：《从人民阵线到解放的法国劳工》（1947年），第13页。
[6] 弗里茨·蒂森：《我付钱给希特勒》（1941年），第133页。他认为（第134页）“总的说来，重工业部门给纳粹的钱估计为一年200万马克”。
[7]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1961年，修订版1965年），第159页。
[8] 婴儿死亡率是指每1000名出生的婴儿中周岁前死亡的数字。平均寿命是指一个人在他出生那一年的死亡率保持不变时可能活到的平均年龄。
[9] 《统计年鉴》，第94期，第35页。
[10] 《1948年欧洲经济调查》，联合国经济事务部（1949年），第235页。
[11] 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非军事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实际减少了大约25万，1939年5月31日的统计为14636000人，3年以后减少为14437000人，参阅《希特勒的欧洲》，阿诺德·汤因比与维朗妮卡·汤因比合编（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4年），第8、226、234页。
[12] R.M.蒂特马斯：《福利国家文集》（1958年），第91页。
[13] R.M.蒂特马斯：《福利国家文集》（1958年），第93页。
[14] 见格里塞尔达·朗特里和诺曼·H.卡里尔合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案件，1858—1957年》，载于《人口研究》，第11卷，第3期（1958年3月）。
[15] 见约翰·梅纳德爵士《俄国农民和其他研究》（1942，1962年版），第521—525页；莫里斯·欣德斯：《俄罗斯母亲》（1943年）。1944年7月的一项法律巩固了官方对家庭、母亲和父母权威的新的态度。
[16] 参阅劳伦斯·怀利《法国：变化与传统》（1963年），第191页。
[17] 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展了业余教育活动。工人教育协会于1903年成立。瑞典的类似组织则成立于1908年，而法国在1899—1903年间开办了民众大学。著名的丹麦民众高级中学早在1844年就已建立。
[18] 居斯塔夫·勒邦的《鼓动心理学》于1895年问世。格雷厄姆·华莱斯的《政治中的人类本性》于1908年出版。像威廉·麦克杜格尔这样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这样的社会学家，在1914年以前的若干年中，对整个这一时期内一直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行为，做了更科学的研究。
[19] 参阅R.B.麦卡卢姆与A.里德曼合著《英国1945年的普选》（1947年），第七章；H.G.尼古拉斯：《1950年的英国普选》（1951年），第六章。
[20] 温斯顿·丘吉尔：《早年回忆》（1930年，1947年新版），第90页。
[21] 雷尼·海恩斯，见A.纳坦编《运动与社会论文集》（1958年），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