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与文化经典的创立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过“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著名理论。雅氏指出：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3]

在雅斯贝斯那里，“轴心时代”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相对集中的时空领域。“从古代文明中，或者从它们的活动范围中，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轴心期，东西方两极分化的人类精神基础在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地区产生了。”[4]按照雅斯贝斯的描述，“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600年的时间，而以公元前500年为轴心，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地理空间上则是由中国、印度、西方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组成，涵盖了四大文明，西方是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

第二，重大文化事件的发生。雅斯贝斯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典型的表现是在各自独立互不知晓的三大地区，伟大的文化人物几乎同时登场。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印度的佛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等，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世界。

第三，哲学的整体突破。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的人类完成了一次民族的飞跃，由于这样的飞跃“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5]。所谓“民族飞跃”，即是一个民族思想、认识、价值等理性系统的质的飞跃，也被称为“哲学突破”。“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是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而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特别发挥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史的论点。哲学突破构成了“轴心时代”辉煌的思想景观，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四大文明对构成人类处境及其宇宙本质的理性认识，有了一种质的飞跃，而这种质的飞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一个民族的思想及文化发展。哲学突破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性的真正发现和认识，雅斯贝斯说：

伟大的突破就像是人性的开始，后来同它的每一次接触就像是新的开始。在它之后，只有开始展现人性的个人和民族才是在正史的进程之内。不过这种人性的发端不是藏匿的、精心谨守的秘方，而是迈入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充满了对交往的无限渴望，将自己展示给一切人，把自己暴露在任何检验与核实面前。然而，只有为它准备就绪的人才能了解它。在此范围内，它是个“公开的秘密”。凡是被它改造的人都苏醒过来了。[6]

“轴心突破”体现为人性的发现和阐释的“哲学突破”，人性的发现唤醒了在宗教神权背景下沉睡的生命，经过人性的熏染塑造，“人都苏醒了”。经过“轴心时代”的蜕变，希腊、印度、以色列、中国的文化都发生了从神学向哲学的转变。印度将宗教哲学化，实现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希腊选择了纯粹的哲学；而中国则抛弃了宗教，最终走向世俗的哲学。宗教属于神性，属于不可怀疑的信仰；而哲学属于人性，属于探索认知的理性。儒家强调的“仁”的思想代表着对人性问题的根本探讨，从神性向人性，从神学到哲学，人的主题的确立是哲学突破的根本性标志。

第四，对世界的决定性影响。“轴心时代”及属于这一时期的哲学突破，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长远的。是否完成了哲学突破决定了一种文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在雅斯贝斯看来，正是“轴心突破”将不同的文明拉开了距离：“我们虽然被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壮丽所吸引，但它们缺乏突破所带来的一切，这造成了鸿沟，为此，我们不知怎么地感到同它们很疏远。”[7]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没有完成哲学突破，埃及和巴比伦文化才渐次在历史上被遗忘。“轴心时代”创造的文化与经典，时时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8]

但必须指出的是，“轴心时代”的特殊意义是通过经典体现的，因此“轴心时代”又称经典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圣人最大的意义是建立或阐释了文化经典，所谓哲学突破也是通过经典文化反映出来并且影响世界的，没有经典，以人性为中心的哲学突破便失去了载体。在“轴心时代”，我们看到了经典建立的恢宏景观。

冯天瑜将“轴心时代”的文化经典称为“元典”，“‘元典’大约包涵‘经典’与‘圣典’双重意蕴而更接近于‘经典’”[9]。他认为，世界文化史上几个重要民族的元典，虽然产生出现在各自独立的区域，但是却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它们都酝酿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成书的决定性时期是公元前600年至前200年间；其时各创作元典的民族所达到的文明水平也颇相近似。”[10]大体说来，印度的“吠陀本集”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而印度元典《奥义书》等阐释“吠陀”的经典则酝酿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定本于公元前100年。佛家经典于公元前482年第一次结集，公元前250年第三次结集。波斯元典《古圣书》（《阿维斯陀》）于公元前9世纪到前3世纪陆续完成。在古希腊，荷马史诗酝酿于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间，成书于公元前600年至前500年左右。以泰利士为开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也在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完成了希腊哲学精神的建构。在希伯来，《圣经》酝酿于公元前900年的“先知运动”，而《旧约全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2世纪编纂完成。

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以“六经”的完成为标志的。“六经”之名，始见《庄子》，《庄子·天运》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是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六经”的概念，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产生却是在“前经典时代”的两千多年间文化土壤上生长孕育而成的，并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逐渐完成。《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也在这一时期成书，从而支撑起中国古典文化的骨架。

“六经”的完成与成熟是中国文化经典时代的核心事件，经典的形成带动了“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百家腾跃，终入环内”，中国文化自此有了自己的河床与轨道，无论是经典的坚持还是反叛，经典都是一个坐标，中国古代的思想与艺术都表现出沿着经典前行的历史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