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英空间方向认知的研究现状

以往国内外空间方向的研究，大多集中考察单一语言内部如英语或汉语的空间参照模式或观察视角。国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如：Fillmore（1975），Miller and Johnson⁃Laird（1976），Lakoff and Johnson（1980），Levelt（1982a、b），Büheler（1982），Talmy（1983），Garnham（1989）等。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研究如：Franklin and Tversky（1990），Bryant et al.（1992），Franklin et al.（1992），Carlson⁃Radvansky and Irwin（1994），Taylor and Tversky（1996），Alverson（1994），Yu（1998），Borkent（2017）等。

从研究方法看，侧重于空间方向理论研究的主要有：

Bransford et al.（1972），Fillmore（1975），Miller and Johnson⁃Laird（1976），Lakoff and Johnson（1980），Büheler（1982），Jackendoff（1983），Johnson⁃Laird（1983），方经民（1987a，1987b，1999a，1999b），廖秋忠（1989），林笛（1993），刘宁生（1994），Levinson（2003），Casey（2009），Borkent（2017），等等。

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Taylor and Tversky（1996）根据参照方式的来源归纳出空间方向表征的三种参照框架类型：指示或观察者为中心（deictic or viewer⁃centered）；内在或客体为中心（intrinsic or object⁃centered）；外在或环境为中心（extrinsic or environment⁃centered）。

Levinson（2003：28）讨论了人类空间参照系的认知框架，并对不同类型语言空间参照系的语言编码方式进行了考察。他将空间方位的参照系分为三种类型：内在参照系、相对参照系与绝对参照系。内在参照系是指物体具有内在特征，物体本身具有空间方位的坐标系，可作为背景事物，如房子、车子具有“门”作为空间方向的坐标系，车子具有方向盘作为位置的坐标系。相对参照系是物体不具有内在特征，没有坐标的标记，因此需要以人为中心，相对参照框架涉及观察者的角度、显体与背衬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需要从人的位置与人的视角出发，在判断物体与物体之间关系时，人可作为场景中的“外部旁观者”，对场景中的某事物或某事件的位置或过程进行判断。绝对参照系是指由太阳的位置和地球的磁场所提供的固定方向作为背景的空间参照系统，以环境作为空间方位的标记。

大多数学者立足于参照的类型、视角、叙述视点来探讨英语的空间认知模式，并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知范式。

国内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方经民（1987a，1987b，1999a，1999b），廖秋忠（1989），林笛（1993），刘宁生（1994），郭锐（2004），刘礼进、骆欢（2016）等。

方经民（1987a，1987b）对于方位参照的理解比较全面系统，比较明确地探讨了汉语方位参照的认知结构，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汉语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和语义理解。方经民（1999a）明确地将叙述的因素纳入参照系统，这是他有别于其他国内研究者的特点。他将方位参照定义为：“叙述者选择观察点，利用方向参照点、位置参照点和方位词的关系确定空间、时间的方位辖域。”这就把叙述的变量也纳入参照的框架，有助于避免单纯、抽象地看待参照带来的研究缺陷，使得空间、时间方向的参照研究更加接近参照的本质。他认为，方位参照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结构要素主要包括方位词、叙述者、观察点、方向参照点和位置参照点。其中方位词、叙述者、观察点、方向参照点是必有的，位置参照点是可有的。根据有无位置参照点，可把方位参照分为位置参照和方向参照；根据方位词的性质，可把方位参照分为相对参照和绝对参照。位置参照还可以进一步分类。根据位置参照点和观察点的关系，可分为自身参照和他物参照；根据位置参照点和方位辖域的关系，可分为外域参照和内部参照。在确定了方位参照的定义之后，作者从观察点的确立、方位词的选用、方向参照点的确定、位置参照点的选择四个方面，讨论汉语社会在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

关于观察点和位置参照关系，方经民认为，在位置参照里，由于出现了位置参照点，观察点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削弱。绝对位置参照的方向参照点在语境之外，方位词通过跟语境外的方向参照点联系定向，通过跟语境内的位置参照点的联系定位。对绝对参照来说，他物参照的观察点和位置参照点分离，观察点的位置角度不影响定向、定位；即使自身参照，观察点兼作位置参照点，也只涉及方位参照的定位问题，不涉及定向问题。

相对方位参照的方向参照点在语境里选择。内部参照选择观察点的朝向为方向参照点，观察点的位置角度直接影响定向、定位。外域参照如果位置参照点有朝向，观察点的位置角度不影响定向、定位；如果位置参照点没有朝向，观察点的位置角度也会影响定向、定位。

在讨论了参照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观察点的确立跟方位参照结构的关系，也就是观察点和叙述方式。他认为观察点是叙述者在表达方位参照时所选择的心理视点，即预设的观察者位置和角度。观察点的确立必须与上下文的叙述方式保持一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时，叙述者作为当事者选择自身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自观）；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时，叙述者作为局外人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角度为观察点（旁观）。无论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还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都可以选择叙述中已出现的或设想存在的其他当事者所在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他观）。

以上对于汉语叙述方式中当事者、旁观者的分析，对于认识汉语叙述方式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任何语言当中都存在以上多种叙述的观察点，并且都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叙述方式之间进行切换。问题是，汉语叙述观察点的选择和切换，跟其他语言的叙述观察点的选择和切换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是，在哪些条件下出现哪些差异？对于跨文化的差异，作者没有涉及，其他研究者也很少从正面展开这个方面的研究。而事实上，叙述者作为当事者选择自身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自观），以及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时，叙述者作为局外人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角度为观察点（旁观）的选择倾向，对于空间方向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同语言之间，譬如汉语和英语之间空间方向的认知和表征，究竟在旁观叙述和当事叙述之间有没有使用选择上的倾向呢？这是我们在第五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方经民也关注和研究语境和空间方向的关系。他认为视线本身就有方向性，客体移动时也自然而然地显示了方向，而描写客体部位朝向则需要在语境中定向。对客体的朝向进行定向描写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不能使用相对方位词。这是因为相对方向参照要求选择观察点的位置朝向为方向参照点，而作为观察点的客体本身还需要确定朝向。二是该客体本身要具有固定的朝向特征，或者指明想要确定的物体部位。由于方向参照必须联系语境中的观察点才能定向，因此对方向参照来说，都是语境中定位、定向的自观或他观，没有语境外全方位、全视角的旁观。

除此之外，作者还考察了观察点和方向参照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对方向参照来说，观察点的确立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方向参照无论是使用绝对方位词“东/南/西/北”，还是使用相对方位词“前/后/左/右”，都必须联系观察点才能确定方向。使用绝对方位词“东/南/西/北”的绝对方向参照，其方向参照点是在语境之外的，因此必须另外在语境中寻找一个有朝向的立足点作为观察点，才能确定方向；使用相对方位词“前/后/左/右”的相对方向参照，其方向参照点要在语境中确立，方向参照没有位置参照点，只能直接选择语境中的观察点兼作方向参照点，因此观察点的确立直接影响定向。

方经民（1999a）认为，位置参照点的选择有以下条件：

A.说话人预设位置参照点是受话人已知的或可以确认的；

B.想要描写的方位辖域是与位置参照点毗邻的（外域参照）或属于位置参照点的一部分（内部参照）；

C.观察点的方位满足条件A、B时，以观察点兼作位置参照点（自身参照），否则，选择其他符合条件A、B的物体或范围为位置参照点（他物参照）；

D.方位辖域里如有客体，该客体在大小、结构、性质等方面不能影响位置参照点的可参照性特征；

E.满足条件A-D的物体如有多个，选择相对来说有利于受话人辨认或确定方位的物体或范围为位置参照点。

这五个条件，对于单一语言而言，是符合空间定位的规律的。但是，对于不同语言来说，“选择相对来说有利于受话人辨认或确定方位的物体或范围为位置参照点”，就会在某些条件下出现不止一种选择。例如，安全线跟候车的乘客之间的空间关系，到底是“安全线内”候车有利于受话人辨认或确定方位，还是“安全线后”候车有利于受话人辨认或确定方位？对此，汉语和英语分别选择了两种方位表征形式。对比“安全线内”和“安全线后”可以发现，两种空间方位表征方式都满足条件A-D的要求。看来，以上位置参照点的选择条件还无法覆盖跨语言、跨文化、跨认知方式的空间方位参照选择条件，还存在位置参照点选择的第六种条件。这也是本课题的核心研究目标之一。

除了方经民，国内在空间方向理论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廖秋忠（1983，1989）。他认为方位词离不开参照点的概念。他指出参照点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参照点必须是已知的、当场看得见的或可以想象得到的物体或范围，另一个是方位词所指的方位如果不是参照点的一部分，应与参照点毗邻。此外，如果有同时几个参照点可供选择，选择较为突出的、有名的。

刘宁生（1994）从认知的角度，探讨汉语社会在表达物体空间关系时如何选择参照物、方位词，认为较大的、固定、持久、复杂的对象倾向于充当参照物，可以作为对廖秋忠的观点的补充。

国内对于水平空间方向的研究，集中于空间方向的参照特征和条件的分析。跟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很少注意并测试不同的空间方向的识别过程中反应时间的差异。对英语母语者的测试研究证明，“前/后/左/右”之间的识别存在时间差异，采取站姿和卧姿会对“上/下/前/后/左/右”之间的识别时间产生一定影响。这涉及空间客体的对称、不对称程度，以及地心引力带来的空间方向认知辨析等级。具体内容参见实证研究的相关内容。

廖秋忠、刘宁生、方经民等学者的空间方向理论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参照方式、叙述方式、观察点方式、视域等多种变量的视角，考察汉语空间方向和方位，这些研究成果为汉语空间的实证研究和未来的空间方向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局限性在于，仅限于单一语言内部的空间方向变量研究，无法发现跨文化认知方式的导向和优先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空间方向认知的差异。此外，忽略了影响空间方向的一个重要变量：图式的选择，也使得汉语空间方向研究缺少了一个视角，无法发现汉语图式的建构背后隐藏的诱导机制。总体看，目前的研究没有探索出制约和支配汉语空间方向各种局部变量的总体认知策略。

在空间方向研究成果当中，侧重于实证研究的主要有：Bransford et al.（1972），Morrow et al.（1987），Franklin and Tversky（1990），Bryant et al.（1992），郭锐（2004）等。上述研究致力于通过设计特定的实验，验证英语或汉语母语者对于“上下”“前后”“左右”方向之间在叙述特定空间场景中的不同反应时间，借以考察认知处理的难度，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基本结论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空间上的对称性程度的不同，导致“上下”“前后”“左右”方向之间在叙述特定空间场景中的不同反应时间。具体而言，在身体直立状态下，由于对称性差异，以及地心引力的作用，英语母语受试对“上下”的反应速度高于“前后”，对“前后”的反应速度高于“左右”。研究者还设计出改变受试的身体姿态，例如站姿、卧姿，来测试对上述不同方向的反应时间的差异。但这种测试只是局限于母语受试的范围，没有展开跨语言的对比测试。空间方向对比的变量也只是局限于参照范围和叙述的视点的对比，没有展开母语跟其他语言对于同一种方向的认知效果的对应与否的测试研究，也没有就不同语言之间对于同一种方向的认知效果的对应不对应的条件展开研究。

例如，什么情况下英语的behind对应着汉语的“后”，什么情况下英语的behind对应着汉语的“内（里）”，什么情况下英语的back对应着汉语的“后”，什么情况下英语的back对应着汉语的“前”。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述实证研究大都没有涉及。总之，Franklin and Tversky（1990），Bryant et al.（1992）等研究局限于单一语言内部的规律，而且局限于不同方向之间在不同叙述条件下的反应速度，其研究视角和对象过于单一。要分析汉英空间方向的认知异同规律，还需要扩展研究视野中的变量范围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认知策略问题，然而，目前的跨语言认知策略研究十分薄弱。

国内空间方向的实证研究以林笛（1993）、郭锐（2004）为代表。林笛（1993）借助于实验手段考察语言变量和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林笛提出“参照物方位角度和自我方位角度”。他认为如果参照物没有固有的方位特征，说汉语的人采用面向策略使用“前边”和“后边”，采取同向策略使用“左边”和“右边”。当参照物有固有方位特征时，说汉语的人使用方位词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参照物自身的方位特征确定目标的空间方位；第二种是利用自我的方位角度表达“前后左右”。

郭锐（2004）通过问卷实验，测试汉语母语者对“前后左右”水平维度方向的方位词的参照策略，将参照分为固有方位特征参照、临时方位特征参照。根据临时方位特征是从观察者直接投射来的还是从环境投射来的，把借向策略分为主体投射策略和环境投射策略。根据来源物方位特征和参照物临时方位特征的角度关系，把借向策略分为面向策略、镜像策略和同向策略。选择何种参照策略跟参照物和环境的方位特征的强弱有关。知觉条件对说话人的参照策略选择有明显影响，包括说话人的动态性、空间是否被隔断、参照物与目标有无遮挡关系、参照物与目标大小是否悬殊。这些参量的测试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由于受试及其语言局限于汉语范围内，国内的研究缺乏跟相同场景下的其他语言的受试进行对比，因此许多跨语言的空间方向差异和认知策略上的差异无法得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