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语言学的传入

耶稣会士来华所面临的第一问题是语言问题，他们在学习中国语言的同时也就把西方的语言学带进了中国。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利玛窦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利氏共编了三部字典，第一部是和罗明坚合著的《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hinese），全书189页，此书至今尚未出版。第二部是与郭居静（Lazaro Cattaneo，1560—1640）合著的《中西文字典》（Vocabularium Sinic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eorum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此书是按西文字形及中国读音排的字典，据方豪先生讲，此书存于德国早期汉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手中。

利玛窦所编的字典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字奇迹》。其实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字典，而是以拉丁文注汉字的一篇文章。利玛窦在赠给程大约四幅宗教画时，对每一幅画注以短文并以拉丁文注音。此书作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1927陈坦先生曾以《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名义出版，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将其收入“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之中。这是“我国音韵史上，第一部用拉丁字母拼音汉字的音韵学著作”[98]。

在387个不同音的汉字中，利玛窦确定了他的中文拉丁注音系统：26个声母（字父），44个韵母（字母），5个声调符号，此外还有一个送气音符号。对于利玛窦的这个贡献，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做过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利玛窦对音的分析已经相当精密。“这种精密的分析，已经超过‘音位’（Phoneme）的观念，进一步注意到‘音质’（Phone），颇同近代语言学家的眼光不谋而合。”[99]

对中国语言学贡献最大的来华耶稣会士应属金尼阁。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中文用的书，实际为一部拉丁拼音的汉字字典。全书三篇：上篇讲叙音韵学理论；中篇为“列音韵谱”，讲如何从音查字或按音求字；下篇为“列边正谱”，讲如何从字查音，按字的偏旁排中国字，并以拉丁文拼其音。这样，金尼阁较利玛窦更为系统地提出一个拉丁文注汉语拼音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自鸣音（元音）5个，同鸣音（辅音）20个，不鸣音4个；同时，5个“自鸣一字元母”自相结合，并与L、M、N三字结合成“自鸣二字子母”以及“自鸣三字孙母”各22个，以及“自鸣四字曾孙母”1个。以元母、子母、孙母、曾孙母为50列音，是为字母，以20同鸣字为字父。字母有清、浊、上、去、入5个声调，及甚音、中音、次音记号各一。[100]

金尼阁的这部书的出版，在中国语言学界反响很大，“文人学士视为奇书而惊异之。吾国许多小学家，无论直接、间接受金公之影响者实多”[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