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
在远古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希腊人最早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与河马相近，故弓箭不能入”[39]，中国人此时在西方人眼中真是“半人半仙”。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中国人的先祖也有一些对西方的认识，如《山海经》把西部世界的人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由此可以看出，那时西方人在中国人眼中也是半仙半人。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通过丝绸之路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多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元代丝绸之路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扬州当了几年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又译《马可波罗行纪》）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难怪至今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东西方之间实质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
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作“骗子”“可耻的人”“小偷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哥伦布就是身怀着西班牙国王所写的《致大汗书》，肩负着寻找契丹的使命，带着到达香料堆积如山、白帆遮天蔽日的刺桐港的梦想，而踏上这历史性的航程的。但阴差阳错，不知道大西洋上的哪股风把他的船吹到了海地。从此，大航海的时代到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哥伦布没有到达中国。东西双方宗教与哲学的交流，乃至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的奠基性人物是一个意大利人，这就是明万历年间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40]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Macerata）的一个以红蓝色刺猬为其族徽的大户人家。据占星学家说，利玛窦出世的时候，“天平宫适在其上，土星刚刚上升”，这预示着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此事不知真假，但利玛窦这只“红蓝色刺猬”的东渡使东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从而使双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此而言，方豪先生称“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41]实不为过。在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他的成就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交流也就是对话，思想的对话才使文化交流达到它的高潮。
利玛窦及他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就是“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掀开了新的一页。
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他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继而他又和明末大儒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从此，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头戏，乃至明清间历局大部分为传教士所主持。
历学和算学二者历来不可分，利玛窦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元认为传教士所介绍的各种西学书中以《几何原本》为最，所以，梁启超后来称这本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42]。
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乃至万历皇帝也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
表面上看，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些似乎都是纯科学的知识，其实这些科学知识蕴含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学虽是中世纪的，但其理论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则把西方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学则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利玛窦这只“红蓝色刺猬”是极为聪明的，科学不过是他传教的手段，而传教则是他的目的。像他自己所说：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在传播西方哲学思想方面的成绩亦是很大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是中西文化史上第一部比较哲学的著作，也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该书言古经，谈天主，文采四溢，博学通达，一时赢得许多士大夫好评，明清间久印不衰。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利玛窦介绍来的这套天主教的东西是有害的，这种看法实在太肤浅。宗教传播历来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自玄奘以来的译经活动，中国哪里知道印度的文化。徐光启加入天主教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一幅精美的圣母像，实际上他是被基督教文化所震撼。
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斯多葛、西塞罗等这些古希腊罗马的大哲学家是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其实不然。别的不说，仅亚里士多德的书，明清时就有多部被译成中文。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Giulio Alenio，1582—1649）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落日加”即逻辑学位于首位，是“立诸学之根基”；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7—1653）和李之藻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一部分译为中文，取名《名理探》；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则继而把他们未完成的后半部分整理出版，中文取名《穷理学》。这种逻辑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处于阳明心学衰落中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风。
明清间，从利玛窦入华到乾嘉厉行禁教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44]。这次西方文化的传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此时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接受的态度。当时，尽管保守派并不少，并时时挑起争端，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学采取接受态度。利玛窦在明末时交游的士大夫有一百四十多名，几乎朝中的主要官员、各地主要公卿大夫都与其有过来往。当时的不少士大夫对于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附和，也不拒之门外、孤芳自赏，而是心态平稳，该做自我批评时就反躬自问、虚心学习，该承认自己传统时也不夜郎自大、旁若无人。如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对中国算学失传做过深刻反省，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而利先生的西学之根本优点在于“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只有学习西学才能把我们已丢失的黄帝、周公之算学继承下来。那时的读书人中既没有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也没有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如晚明名士冯应京所说：“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从容自如、大度气象一言尽之。这同“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胡适后来在谈到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时提到，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是受利玛窦来华的影响。西学东渐，东西会通，中国文化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简称“中学西传”。
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学说中国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别的不说，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几部，这一点就是当今的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会说了中国话，能读了中文书，对中国文化就有了了解。于是一二百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要么写信，要么译书，要么著书，以各种西方文字把中国的书译成西文。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学西传上耕笔之勤，兴趣之广，成就之大，令世人惊叹！《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孟子》《中庸》《大学》等作品统统都有西文译本，而且有不止一个语言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业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译成了西方语言。
来华耶稣会士大多数是饱学之士，尤其是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更是个个学富五车，博通古今，文理皆是高手。他们还写下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文化、中国科学的著作，传教士汉学由此兴起。
从利玛窦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开始，到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的《中国新史》、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的《中国植物志》《中医脉诀》等，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如果说在他们前期的汉学著作中转述性、介绍性内容较多，那么到后期他们的学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像宋君荣（Autoine Gaubil，1689—1759）的《中国天文史略》和《中国天文纲要》两本书，通过考证《书经》中之日食、《诗经》中之日食、《春秋》中首见之日食来考察中国的纪年，其方法和今天中国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差不多。
正是在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之下，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汉学实为中西文化会通之产物。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难免有不实之处，他们中许多人就是“索隐派”的重要成员，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颇有趣味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耶儒相合”路线的正确，争取欧洲对在中国传教的支持，在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中护教成分较多，但这些文章和著作却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起到“护教”的作用，却反而被当时欧洲的进步思想家所采用。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精神，以抨击教会对异己思想的排斥；伏尔泰则高举起孔子的仁爱精神，批评西欧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性；中国哲学的自然理性成为莱布尼茨走出神学的主要依据。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接受中的“误读”实在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不论怎样误读，在18世纪，东方文化、中国精神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
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黄宗羲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拉丁文。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当然，那个时代并非“莺歌燕舞”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是欧洲资本与文化扩张的时代，对非洲、拉美、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时代，但历史从来就是在“恶”中前进的，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无法直面和说明真正的历史。正像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样，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强调那个时代的意义，是因为过去更多的是看到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恶”，而没有从更宏观的历史进程中看到大发现从历史上看，大航海时代既是一个伟大的大发现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在全球扩张中灭绝其他文化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与西方和北美洲的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西方，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在欧洲称雄的法兰西，它们来到东方时，面对着的明清帝国是一个国力比它们还要强盛的大国，一个比其文化还要悠久灿烂的文明古国。这些来到东方的西方国家并非对中国格外善良，西班牙传教士桑切斯也制订过攻打中国的计划，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面前，整个计划最终成为泡影。葡萄牙的船队在中国南海附近也和晚明帝国的船队交过手，三次海战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西方国家，出于无奈，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葡萄牙以晒海货为名，赖在了澳门，但只是一个特殊的居住者，澳门主权始终在中国政府手中。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宗旨，要向中国人宣传伟大的耶稣，但当他们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国文化时，大多数传教士是震惊的，甚至是敬佩的，于是开创了一种求同存异的传教路线——“适应政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实质性相遇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文化交流并不多见。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灿烂的一页。
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乾嘉禁教之后，其间虽有乾嘉汉学之一搏，但终因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这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还是在自己的屋子里转圈圈，会通之路没有打通。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因素，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彻底衰败了。
这期间当然也有些偶然的因素，例如礼仪之争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中西方关系的转折点。就西方来说，此事已暴露出基督教文化具有排他性、缺少宽容性的一面。当代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说，在教宗的许多错误决定中，不允许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是最大的一个错误。孤傲自大的罗马教廷不让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从此失去了东方。四百多年后西方才真正看到了利玛窦的智慧与价值，罗马教廷的“梵二会议”就是对其错误的检讨。就中国来说，它错过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一个机会，思想界终未出现一个像伏尔泰那样敢于挖自己肉的英雄，悠久的文化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时，中国思想界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当思想僵死时，这个民族也就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1840年以后中西关系彻底颠倒了，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海岸，用中国人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大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卖国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平等的对话再不存在，中国再也不是西方慕恋的对象。
19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是强者的世纪，是西方人欺凌、强暴东方人的世纪。晚清的败局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中国的两面旗帜。而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只有学习西方，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当“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东西方关系完全失衡了。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人们似乎无别的路可走，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从此，在东西方关系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成为一个打不破的定式。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全球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时，回顾五百多年的中西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做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在五百多年的宏大历史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思想的价值，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
从客观的历史进程来看，1500—1800年是今日世界的起点，是今日世界的胚胎，它包含着说明今日世界的一切因素。从这一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对东西文化关系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民族都无法脱离这种进程，无论这种进程以“恶”的形式还是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谁都无法拒绝。“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历史不可拒绝。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都不能再“独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在自己原有的封闭系统中发展。正像经济活动使世界各个孤立国家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一样，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也必然引起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我们应当以当年徐光启、李之藻、康熙帝那种容纳百川的宏大心态面对西方文化，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徐光启说得好：“会通以求超胜。”面对这种全球化的大潮，不必恐惧，老祖宗的东西该丢失的想留也留不住，不能丢失的一定会留下。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必须彻底地被打破，人类凡是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应学、都应用。再不要有那种一学习西方就害怕江山失去的恐惧感。这是一种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不是一个伟大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的应有态度。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东西方的文化，还要以人类的眼光看待东西方的文化。我们也不应再有“五四”时期那种紧张感，似乎不把洋人的东西全拿来就毫无出路，似乎不把祖宗留下的那份遗产全部抛掉就无法实现国富民强。这样的话西方就成了标准，东方是无足轻重的。一百多年来，我们总算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总算可以从更高、更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更深刻、更全面的方法来看这种世界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都是特殊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壮烈的时代，但那毕竟是一个东西方关系不正常的年代。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百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更重要的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那时的心态都是不正常的。在枪炮下的交往是扭曲的交往，在刀剑火影中的评判带有极端性。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在因特网上读美国图书馆的文献时，当中国四十多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并真正成为世界家庭的重要一员时，一切历史的本质东西才开始清晰起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走出晚清的悲情，走出以往历史的悲情，“化中西为古今”，回到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中，重新审视我们先人的智慧。应明确看到，中国当代的伟大成就必由伟大的文化所支撑，此时我们才能对一百多年来形成的东方—西方的定式给以重新考虑。我们仿佛又回到康熙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的老人给了我们智慧，历史仿佛又回到它的元点。不！这是一个更为崭新伟大的时代，是对大航海时代五百多年以来历史总结的时代，是一个开启全球化的新时代。
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傍晚才起飞，哲学家总是后出场的。回顾那段中西哲学家们的最早交往，我们期待那飞翔的猫头鹰。
第二，西方该抛弃掉“霸权话语”。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当然有它共同的话语，共同的价值。这些标准的确有些是来自西方，但这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可以取代一切。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出七色的阳光，每一个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存在的依据，中国文化同样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源泉。
1840年以后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失去了光彩，拖着长辫、衔着烟枪的中国人再不被西方人所喜爱，孔夫子在黑格尔笔下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讲伦理格言的俗老头，毫无精彩之处。近百年来西方的中国观是一个扭曲的中国观，他们忘记了“初恋”时对中国的钟情，昔日的“神”已变成了“鬼”。他们按照强权的西方话语编造了一个东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既非“神”也非“鬼”。天同此道，人同此心，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梦想。大西洋，太平洋，水水相连；阿尔卑斯山，唐古拉山，山山相连。世界万象，但殊途同归。自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五百年，不仅是东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西方学习东方的过程。美国学者拉赫（Donald F.Lach）在他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中已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我们绝不是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源说”，而是强调东西双方在文化态度上应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回到公元1500年这个起点上；西方应抛弃掉19世纪所确立的东方观、中国观，回到利玛窦所确立的路线上来。正像赛义德所说，西方应抛掉19世纪所形成的东方观，重新看待东方。
提出这一点，丝毫不是认同晚清以来的“国粹派”或今天的“中国救世论”，而是想让西方人知道，他们不能仅从西方文化的立场看自身，还应从世界文化的立场来反观西方文化。
西方所孕育出的商品文化是矛盾的，它一方面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它却在使人平白化、单一化。从卢梭以来的西方浪漫思潮几百年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内部进行着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
历史是一个圆，在这个圆的任何一点上似乎都能看到一条直线，但相对于整个历史，那只是一个点。今天，我们必须走出点，而从整个圆来看历史。19世纪东西方所形成的东西观都应重新检讨，尤其是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的承认和尊重，丧失了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中西双方应回到明清时的初识阶段，重新梳理五百多年来的中西关系史，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