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主旨

“人类学笔记”在20世纪后期的世界马克思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掀起了该世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引发了关于“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争论的话，那么70年代初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全面发表就掀起了该世纪世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引发了关于“两个马克思”（“成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新一轮争论。众所周知，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曾是国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亦曾是我国学界探讨的热点。“人类学笔记”堪称产生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马克思文本之一，仅次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7]围绕这些笔记，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立场迥异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其中涉及和包含了关于“人类学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本身的许多重大的、复杂的学术问题。严肃、客观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准确认识“人类学笔记”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科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及其贡献，乃至于正确把握马克思毕生的思想发展及其内在逻辑。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不少未合理解决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关键性问题（譬如这些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上，前人的观点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值得反思的是，长期以来广泛流行的两种实质上具有某些片面性的“人类学笔记”解读模式（前文介绍的西方“人类学解读模式”、苏联“东方社会解读模式”）至今仍占据国内外学界的重要地位。这两种解读模式相当程度上误解或误读了“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至今仍未被全面、有效地反思和超越。当前要实现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的根本突破，首先要对西方、苏联的上述两种笔记解读模式进行自觉的、深刻的反思，与二者进行全面的学术对话，剖析其缺憾，并在准确、深入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关于“人类学笔记”研究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的不同学术立场，还原笔记的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原貌，消除长期以来关于笔记与晚年马克思的一些不够准确的流行观念。

归结起来，笔者致力于对“人类学笔记”进行新的深入研究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人类学笔记”在世界马克思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上文中已提到）。在世界马克思学研究中，“人类学笔记”的受关注度颇高，不逊色于马克思的许多经典著作。在我国，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亦曾是学界深入探讨的热点，相关的论著数量极为可观。可见，选择“人类学笔记”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义的，富有学术前沿性。

第二，“人类学笔记”是引发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马克思著作之一。这些争论和分歧关涉或触及关于“人类学笔记”、关于晚年马克思的许多深层次的重大学术问题。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我国学界做出深入探讨和回应。只有通过这种探讨和回应，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些笔记的理论价值、历史地位的认识，进而科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及贡献，乃至于正确把握马克思毕生的思想发展及内在逻辑。本书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受关注度高、学界分歧大的马克思晚年争议性文本（“人类学笔记”）展开有针对性的深入探讨，以求澄清相关问题，还原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三，国内外学界关于“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存在大量尚未合理解决的问题，流行见解对这些笔记的解读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如上所述，西方、苏联的两种片面的笔记解读模式至今仍占据学界中的重要地位，尚未被全面、有效地反思和超越。这是笔者试图对“人类学笔记”进行“新解读”的直接原因。当然，笔者无意于标新立异，本书也并非刻意求新，无视前人的学术贡献。本书仅在于表明笔者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立场。至于笔者认定的流行解读模式的局限是否存在，笔者的学术观点是否成立，这都是可以探讨的。

概括地说，本书的思想主旨就是在认真考察、深刻反思国内外学界研究状况，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阐发一种关于“人类学笔记”研究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的（与流行见解不同、有说服力的）学术立场，借以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西方、苏联的两种笔记解读模式，复原马克思思想史本来面目，准确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及贡献。通过直接的学术对话甚至学术争鸣促成相关学术问题之解决、推进“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研究是本书的鲜明意图。本书完全基于学术精神、学术宗旨来从事必要的对话、争鸣，笔者真诚期待本书的观点能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回应，期望与学界同行共同推进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