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般来讲，“文学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品评—鉴赏式批评和理论—方法论批评两种。在西方，品评—鉴赏式批评最早由英国18世纪一些以文为生的文人或新闻记者（如爱迪生和约翰逊）所开创。他们为当时一些诸如《旁观者》（Spectator）等大众通俗杂志撰稿，一方面卖文为生，另一方面也展示个人的文学品鉴能力并引领社会大众趣味。这个传统至今仍然没有断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书评》和《纽约述评》当代三大书评杂志就是《旁观者》传统的继承者。辛普森指出，这种凭借个人才气的鉴赏式和直觉性文学批评写作的特征就是不刻意遵从任何外在的理论范式和哲学模式，也即没有所谓“方法论的自觉意识”（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但是，一旦文学研究者在解读作品的时候具有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文学研究就进入了理论化时代。所谓理论—方法论的自觉，指的是批评家“在某一种明晰的原则或规范的指导之下来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学阅读”。在具有理论意识的文学批评家看来，所有科学的文学批评都应该按照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原则来展开。反之亦然，在此批评实践过程中，文学批评家们也能够支撑、批驳某种理论，甚至构建出某种新的文学理论。[1]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文学研究全面理论化（批评实践的理论化和批评方法的元理论化）之后，它就成了现代大学的一门专业化学科。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近两百年的研究史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两种“文学研究”的变迁。
“英国浪漫主义批评”肇始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自我评价（如华兹华斯、科尔律治、雪莱和济慈等人零星的论述）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品评（如科尔律治、雪莱、济慈等人对华兹华斯的评价），经由19世纪初浪漫派同代批评家（如杰弗里、黑兹利特、德·昆西、麦考来等）和维多利亚时代批评家（如阿诺德、穆勒、罗斯金、佩特、史蒂芬等）的推进，到20世纪上半叶（以休姆、白璧德、艾略特、巴赞等为代表）遂告基本成型。[2]这一时期的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就主要体现为品评—鉴赏式阅读。穆勒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欣赏就是这种批判的典型代表。[3]
但是，品评—鉴赏式阅读虽然不时闪烁着个人的灵气、才气和文学感知品位，但是其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不够深刻、格局小气，从而无法追问、回答更为宏大深刻的问题。比如，不管是浪漫主义诗人自己，还是他们的同代批评家以及后来的维多利亚和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批评家，他们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特征、诗学主张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文学—美学、政治—社会意义等问题要么根本不予关注，即使偶然涉及，则显得偏颇浅陋，甚至纷乱矛盾。于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洛夫乔伊和韦勒克两位学者开始自觉地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从而正式开辟了学术意义上的20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论浪漫主义的定义区分》（“在1923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上，洛夫乔伊发表了一篇题为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先发表于PMLA, Vol.XXIX[1924]，后来收入《观念史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书中）的文章。在该文中，洛夫乔伊列举了大量关于浪漫主义的不同定义，然后得出结论说：
在后来（1941年）发表的《观念史家的浪漫主义意义》一文中，洛夫乔伊更明确地指出：“各种浪漫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异质的，逻辑上是完全独立的，有时候，它们的含义在本质上甚至是完全相悖的。”[5]
针对洛夫乔伊的观点，韦勒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在发表于1949年的《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观念》一文中，韦勒克提出，在定义浪漫主义问题上，人们不应该纠结于“术语的绝对性”（extreme nominalism），而是应该注意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主张、哲学思想、创作风格”等方面所构成的“统一性”，它们“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互为协调的观念体系”。[6]因此，韦勒克明确反对洛夫乔伊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在欧洲各国以及各个作家的创作中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它们的确存在着某种洛夫乔伊所怀疑的最小公分母，那就是“诗歌创作问题上的想象论、世界观问题上的自然论、诗歌风格的象征论和神话论”[7]。韦勒克的立论也是来自对大量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科尔律治、雪莱、拜伦和济慈——的梳理、归纳和总结。
应该指出的是，英语并非韦勒克的母语，韦勒克更不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专家，他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很难说是全面而深入的（比如他对浪漫主义诗歌创作风格的象征和神话问题的论述就显然是来自弗莱《可怕的对称》一书中对布莱克的研究，但韦勒克将其加诸华兹华斯就显得相当牵强！），因此他所抓住的这三个问题和他所列举的例子（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例子）都有很大的简单化倾向。[8]但是正是因为其简明扼要，所以他对后来许多有关浪漫主义文学的教科书编写和大学课堂教学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我国，对于浪漫主义的认识至今仍然局限在韦勒克的“三点论”（尤其是想象与自然）范围之内，以至于国内某些学者甚至将韦勒克模式借来套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更是显得方枘圆凿、悖谬之极。
然而教科书的编写和课堂教学与专业的浪漫主义学术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我们发现，虽然韦勒克模式在大学课堂里影响很大，但是事实上，随着新批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新文论流派的出现，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却基本上是沿着洛夫乔伊“复数的浪漫主义”（而非韦勒克的“三点论”）路线推进的：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各种理论范式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和切入的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独立、资源丰富的学术领域。也就是说，从新批评开始，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就正式进入了理论自觉的学院派研究阶段。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个学术领域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批判性清理。通过本书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借助于新理论范式的深刻洞察力漫主义经典文学作品多元而复杂的面相将得到全方位的揭示（即辛普森所说，英国浪的文学理论指导文学批评实践），如新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悖论—反讽语言的揭示，解构主义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语言与意识三者复杂的纠缠关系的洞悉，女性主义批评对“沉默的多罗茜”问题的思考，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对华兹华斯诗歌创作背后“政治置换策略”的挖掘，生态批评对华兹华斯《湖区指南》一书的发现和解读以及对雪莱素食主义思想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考证，后殖民主义批评对英国浪漫主义东方风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常常被国内理论界所忽略的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多种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浪漫主义经典文学研究的产物（即辛普森所说的批评实践催生元理论的建构），如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他在《可怕的对称》一书中对布莱克的解读，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思想并非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而是他对华兹华斯和卢梭等浪漫主义作家批评实践的产物，麦克干、列文森和辛普森等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他们对华兹华斯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就如同格林布莱特的新历史主义是产生于他对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一样），贝特和莫顿的生态批评理论则是源于对以华兹华斯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生态思想资源的思考。[9]
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虽然“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与20世纪西方文论”业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但是在当今英、美学术界，除了一些零星偶然的涉及，有意识地系统清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批评范式之关系的工作未全面展开——迄今为止，在英、美学术界还没有一本与此相关的专著问世。[10]在此意义上，本书的写作既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疏漏，甚至盲点与讹误。这一点，请广大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主干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新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第二章《神话—原型—＜圣经＞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第三章《解构主义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第四章《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和第五章《生态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11]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对上述五大浪漫主义批评范式的成果展开全面的清理：一方面进行实证性的梳理和考辨；另一方面则对其进行批判性剖析，将各家的洞见、盲点及其相互之间的承递、颠覆关系清楚地还原出来。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得出本书的基本观点：1）浪漫主义文学经典的形成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经典为20世纪文论提供了生长的丰富土壤，另一方面，20世纪文论又在理论探索中进一步强化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地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经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2）20世纪西方文论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充分体现出西方文学批评的重大问题：批评范式之间的强烈排他性、内在研究（语言—形式研究）和外在研究（历史—社会—政治研究）的互斥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过度诠释”问题；3）笔者试图以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为指导，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才能够在文学批评中将审美沉思与历史考证结合起来，从而构筑起文学诠释的界限等问题。
本书最后所附一篇拙文《消失的普明坝子，消失的乡村中国（代后记）》是笔者在该课题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候偶感而发随意草就的一篇随笔。这篇随笔的写作既是为了舒缓课题艰难推进过程中的压力和焦灼，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笔者本人多年以来的学术兴趣为何一直集中在阅读和思考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华兹华斯作品）的个人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