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4]

中国学术界在谈到关于对日本人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的时候，常常喜欢举证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以及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的《日本人》（The Japanese）等著作；日本学者在谈到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的时候，常常喜欢举证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1945年出版的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著作。仅此而已，罔论其他。这对于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真正从事日本文化与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内心的莫名惆怅，当然是不待言的。

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术，走着十分艰难和曲折的道路。本来，从20世纪初我国人文领域的近代学术形成以来，“日本”作为国际区域性研究的对象，从一开始起，它已经被纳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之内。但是，由于近代中日两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和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侵略，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研究，便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持续不断揭露其帝国主义本质，而未能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作为人文学科的日本学研究。例如，我们在哲学领域中，虽然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有人已经把加藤弘之的各种言论，翻译集为《加藤弘之讲演集》出版，却直到1962年，才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撰著的《日本哲学（古代之部）》。[5]经过了整整六十年，中国学者才第一次在日本哲学领域内公刊了自己的研究著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的日本研究领域内，情况或许稍好一些，这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当时的时世还是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例如，1924年，谢晋青著《日本民族性研究》，1928年，戴季陶著《日本论》，同年还有陈德征著《日本民族性》，1930年，潘光旦著《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1933年，王文萱著《日本国民性》，1934年陈丹崖著《日本国民的信仰生活》，1935年，郑独步著《日本国民性之检讨》，1936年，郁达夫著《日本的文化生活》，1938年，张居俊著《日本之病态心理》，1941年，叶树芳著《论日本人》，1945年，有蒋百里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专著，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日本社会文化学观念。

自此之后，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五十年，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突然停歇了它的一切操作，显得异常静寂。近二十年来，虽有单篇论文问世，却未见有属于这一领域的真正的研究著作公刊于世。

不久之前，我有机会读到了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尚会鹏先生撰著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一书的手稿，为他在学术研究中表现的科学性的观念和独到的方法论所吸引，更为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对学术的“刻意的精心”所感动。读了尚会鹏先生的这一著作，终于弥补了多少年来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常常悬挂于心的遗憾。

本书以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为学术核心，采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旨在阐明中日两大民族的深层文化特征。尚会鹏先生的专著，从一般的社会学的泛泛之说中脱出，以社会人类学的理念作为观察中日文化的视角，在广泛的文化现象中，从家、族、家元组织、宗教信仰和性意识等文化层面上，寻找其表现文化特征的根本之点，例如，从关于两国亲属集团（家）的形态特点，论述到二次集团的重大差异（宗族和家元）；又从两国二次集团的差异性论述到作为沉淀于民族底层的亲属集团的凝聚力与等级式集团主义的不同内涵等。著者由此组织命题，深入展开，最后，又归位为民族性的讨论，阐明了两国与此相关联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指明了两国文化民族性的一些倾向性特征，如集团意识与家庭意识、等级意识与平等意识、岛国意识与中华意识、名的意识与耻的意识等。书中就各命题的结论，多有前人未言之处而发人深省。

本领域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两方面的深厚学术修养，又要有第三种文化作为参照，同时还要求具有统摄这两大文化的理论功力。20世纪前期学术界的先辈虽然也曾致力于本课题的研究，但终因起步之初，学术的积累极为有限，观念与方法皆未有探讨，故大多数的研究，以记录式的叙述为大宗，而少有在充分的原典上的理论阐发。这当然更多的是历史与时代所造成的局限，不能苛求于前辈诸先生的。近年来，我们也有不少的关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论文，兼有少量的著作，但终因原典文化修养不足和理论薄弱，学术上的成功之作确实不多。

本书著者的学术理念十分清晰，具有很好的一般文化学与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教养；著者掌握丰富的中日两国的文献，具有扩展自身理念的相当丰厚的文化原典基础；著者还具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和英语国家留学的经验。特别要提出的是，本书特别注意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流派的变迁，特辟最后一章，探讨了关于为日本文化定性的本尼迪克特的“耻文化”理论、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并介绍了许烺光的理论。前三种理论，乃是20世纪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具有全球影响的三大学说，这显示本书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研究的训练，十分注意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这正是目前我们许多中青年研究者所欠缺之处。

尚会鹏先生以数年努力之功，在日本文化领域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领域中，成此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我作为先行的读者，得到不少的教益，才有了上面的一些感想，承蒙尚会鹏先生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好意，嘱我写下而为“序”。

严绍璗

1998年秋末撰于京郊燕北园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