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祖宗, 坚定信仰

马克思、恩格斯谈自己的理论和读原著

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我国的指导思想, 党员和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是载入党章和宪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强调: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并列举了当前应重点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这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学理论、读经典的优良传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讲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谈论自己的理论, 要人们怎样对待他们的原著的几个问题, 供有关同志参考。

一、从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起

1882年11月2—3日, 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 “您屡次硬说 ‘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威信扫地, 所根据的无非就是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 法国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 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产物, 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 有论者称, 这是马克思由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说出的一句讽刺话。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呢?

恩格斯不同意伯恩斯坦的“硬说”, 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 是马隆、布鲁斯的可能派对盖得、拉法格的马克思派 (办《平等报》) 的诋毁。说在事实面前, 马隆只好把这句话“留给自己了”2。再以恩格斯在此前后对两派的评述看, 他批评马克思派“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某些做法“是幼稚的”, 但坚定地表示“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3 他揭露马隆、布鲁斯用巴枯宁的阴谋手段, 在接受马克思帮助制定和正式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的同时, 就“歪曲”它, 给它加进“许多坏的东西”, 暗中“想推翻”它, 时机一到就闹分裂, 另建新党, 不仅“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 连党名也改了。4 他认为两派“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可能派为“获得更多的选票”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5 可见马克思的那句话指的是可能派, 而不是盖得、拉法格。

另据洛帕廷1883年9月20日一封信中讲: “恩格斯说, 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 马克思曾笑着说: ‘我能说的只有一点: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 这可被视为马克思的话是指向可能派的旁证。马克思与拉法格的翁婿关系和革命同志情谊, 恩格斯赞扬拉法格是法国工人运动的“理论上的领导人”7, 则可从逻辑上排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盖得、拉法格有意见不直言而用“讽刺话”的可能性。 80年代末, 可能派走投无路, “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 布鲁斯“还是以同样的造谣诽谤来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8 这也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可能派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进入90年代, 恩格斯又几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 一是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信中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 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 ‘马克思主义者’ 所曾经说过的: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二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信中说, 德国党内“青年派”的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 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 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0 三是同年9月1日在《给 〈萨克森工人报〉 编辑部的答复》中, 进一步指出“青年派”宣扬“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 ‘马克思主义’”11, 奉行冒险主义, 反对党在“非常法”废除后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其特点是: 对新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对历史和现实条件一无所知; 具有无限优越感。于是, 恩格斯又提到马克思所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12。

以上表明, 马克思这句话和恩格斯多次引用这句话, 其矛头主要指向法国的可能派和德国的“青年派”。它们具有法国和德国的特点, 从右的和“左”的方向曲解和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这种加引号的。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龙种, 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跳蚤, 即自封的或变形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说,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 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 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3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14“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5 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 共产党内“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16。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 对我们区分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 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的“跳蚤”的能力, 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

二、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 国内外有人还解读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不仅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 连此前自己的著作和理论也否定了。事实是不是这样? 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称呼的变迁和阐释过程中寻求答案。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问世。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将自己的理论、从事的运动和为之奋斗的制度都称为共产主义, 以区别于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共产主义。直到晚年, 他们仍认为共产主义一词“更确切”, 自称共产主义者。

1871年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 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用语。 1872年,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 首次使用“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的理论。 1873年, 巴枯宁诋毁“马克思的理论”是“博学社会主义” 。 1874 年,马克思在《巴枯宁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摘要》的评注中指出:“博学社会主义”一词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科学社会主义’, 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17 这里的“相对立” ,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年版中译为“相对应时” , 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将它改为“相对立”, 这是准确的, 凸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里的“科学社会主义” , 是马克思首次用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称呼, 它同1845年格律恩评论空想的圣西门主义时使用的“科学社会主义”, 两者的含义是全然相反的、对立的。但《巴枯宁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摘要》当时没有发表。 1876—1878年,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反杜林论〉 的准备材料》和《反杜林论》中, 相继使用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称呼马克思和自己的理论, 而把杜林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称为“德国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的, 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观点。但马克思在1878年的一封信中说: 《反杜林论》“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18。这些表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交替使用几种称呼。首提“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 也提过“德国科学社会主义”; 首提“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恩格斯, 则越来越多地提“科学社会主义”。

从80年代起, 称呼有了显著变化。 1880年,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 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改编成通俗著作, 并由拉法格译成法文, 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 在法国发表。马克思在1880年法文版前言中, 称这本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说恩格斯早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20。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向世人公开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联系这个前言是同恩格斯商量后撰写的, 他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 但是不要修改内容” , 这可理解为两位创始人共同向世人宣布: 他们从1844年开始合作、共同创立的理论叫作科学社会主义。接着, 该书的波兰本以《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书名, 于1882年出版; 俄译本先后以《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标题, 于1882年和1884年出版; 德文本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书名, 于1883年出版。这样, 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便在国际上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便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称呼为世人认同。顺便说一下, 苏联学者喜用的“科学共产主义”一词, 虽在贝尔奈斯1874年的文章中出现过,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使用过。苏联1936年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后, 便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学界不用“科学社会主义”而用“科学共产主义”看来同此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将自己理论的称呼最后共同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 而不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呢?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恩格斯的一个加注中可知端由。 1882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 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 即在德国。” 1883年、 1891年恩格斯均对此加注说明:“‘在德国’ 是笔误, 应当说 ‘在德国人中间’, 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 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 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 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21 这就是说: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是德国人,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不仅根植于英、法、德的经济、政治和哲学, 而且批判继承了人类的优秀思想成果, 科学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也正由于这样, 它的一般原理、基本原则便越出一国、一洲的范围, 而且有国际的普遍意义。

那么, 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 同他国他洲的具体情况怎样结合呢? 恩格斯于1886年、 1887年在有关美国工人运动的书信和文章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他否定“社会主义是一种舶来品, 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的美国“例外”论, 提出燎原烈火般的工人运动, 会从根本上震撼美国社会。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 “一定会完全符合那个经过60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 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22。他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提出“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 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 (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 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3, 从而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美国实际和群众“结合” “融合”起来。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 使《共产党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的“宣言”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思想, 进一步具体化了。它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 针对从苏联回国、硬搬弄教条的人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1941年整风时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24,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否坚持这个“结合”, 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去解读恩格斯说的“美国化”,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解读毛泽东说的“中国化”,都是不得要领, 不合原意的。

《反杜林论》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 苏联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理论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是不是这样呢?

恩格斯说: 本书批判的杜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 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25。这就是说, 都不局限于三部分, 只因杜林宣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26, 本书才相应地分为三编, 从这三方面批驳它。恩格斯说:“论战转变成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 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27 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 ‘体系’ 相对立”28。这就是说决非用三部分去构建自己的“体系”, 而是比较连贯地阐述新的世界观并把《反杜林论》看作“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9 恩格斯说: 由于马克思的两个发现, 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第三编第二章《理论》……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30 这就是说, 两个发现和一个核心, 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全书便是以这条红线连结前后三编, 比较连贯地阐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 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31 使这个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32。

70、 80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将自己的理论叫作科学社会主义, 又称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既不把它定格在“三大组成部分”, 也不把它分成什么“大科社” (马克思主义)、 “小科社”(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 并各下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而是把它看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然而直到今天,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任务的论述, 仍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自称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如果再将社会主义定义于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继承物和超越物, 似已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定位于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运动和理论, 其中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时空性, 足以同一切非阶级、非科学的各种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并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

再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从现有资料看, 马克思逝世前, 的确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这样? 一是当时“主义”满天飞, 几乎一人一个主义, 论敌常从贬义上使用它。1873年, 刚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的巴枯宁, 就攻击“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这是目前看到的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后来俄国有马尔托夫用“列宁主义”攻击列宁, 托洛茨基用“斯大林主义”攻击斯大林, 中国还有叶青用“毛泽东主义”攻击毛泽东。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 法国、俄国都有一些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 。 1881年俄国的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 说俄国鼓吹农林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 ‘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说: “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 我完全不知道。”33 这种回答, 同他对拉法格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表达了他对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不满与厌恶。三是这个理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造。恩格斯说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 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34。马克思则说恩格斯1844年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 坚持两人共创而不愿使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称呼, 这是不难理解的。从以上三方面看, 如果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那是可以认同的, 但绝非否定自己的理论和著作。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 连反对这位大思想家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 马克思主义一词广泛流传开来。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 也使用“马克思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学派”等。由于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 恩格斯不得不于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加注说明:“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 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35“没有马克思, 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 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6 这可看作恩格斯1884年说马克思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 我是“拉第二小提琴的”37 的进一步发挥。这样, 这个理论既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 又理所当然包括了恩格斯的贡献, 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所做出的贡献。列宁从前一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后一意义上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 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38

然而, 有人不顾“两个转变”,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观点同成熟的理论对立起来, 制造两个马克思、两个恩格斯。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将《资本论》说成马克思创造性的“衰退”, 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和实践说称为马克思“成就的顶点”, 要以此为基石重建马克思主义。我国有人从恩格斯1886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断章取义, 将恩格斯反思和纠正自己青年时期带有旧哲学“痕迹”的一段话, 说成把《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否定了, “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再是有人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原理上一致而各有特点, 人为地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如美国的莱文鼓吹“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恩格斯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竟提出“恩格斯主义”。我国则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修正了自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还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或将坚持这个“结合”并经实践检验和国际公认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只是俄国经验、中国做法, 甚至用夸大和捏造的手法, 对列宁和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 或用一国、一洲的特殊性否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 将自己的理论冠以某国、某洲或西方之名, 称为“新的马克思主义”; 或用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某一流派的观点和精神, 去“解释”“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如曾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诬指马克思主义导致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其代表人物萨特晚年承认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无政府主义者。

所有这些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称呼的历史发展过程,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及其原理、原则, 才能识别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 划清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 做一名头脑清醒的、自觉的党员和干部。这就自然提出了学理论、读原著问题。

三、“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

1890年9月, 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说: “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 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39 当时对于唯物史观, 不仅资产阶级学者曲解它, 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人误读它。恩格斯坚持根据“原著”, 这是防止曲解和误读的需要; 强调“研究” , 则是重申1874年说的: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 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 就是说, 要求人们去研究它。”40 对于布洛赫这位年仅19岁的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来说, 第二手的东西读起来自然容易得多, 啃原著就困难得多。但马克思早就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41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这么教人, 自己也是这么做的。马克思写《资本论》, 就是从读别人的原著入手, 从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引证许多学者的论述, 以证明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学术观点,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 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 表现了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和言必有据、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这同那种“天下文章一大抄, 统统进入我腰包”的人形成鲜明对比。《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 资产阶级先是沉默, 想以此置它于死地, 后又大兴讨伐, 指责它的文体和叙述方法, 而对它应用的唯物辩证法理解得很差。但有一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引用了一段话后说, 马克思从生产力出发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说, 这位作者“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42

1884年8 月, 拉法格写了一篇反驳博利诋毁《资本论》的文章, 恩格斯看稿后要他“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 把文章写得更加严谨。 1890年某教授出书批评马克思的理论, 并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恩格斯说: 马克思遇到这类批评时, 总是感叹: “咳, 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43 有比较、对照, 才能识别、鉴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读懂原著, 引用原文, 按照原意解读、评述, 这是学习、研究他们的理论, 克服资产阶级的流言、偏见、臆断和伪造, 并使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反驳、批判扎实严谨、有理有据的可靠途径。它同教条主义、宗教激进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更具体地说, 究竟应该怎样阅读原著, 学习、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呢? 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五封书信中对这个问题讲了许多精彩意见。以下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将著作和书信、系统学习和专题学习结合起来

当时有些人以为只要读第二手材料, 掌握了主要原理, 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恩格斯反复提出要读四部原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资本论》 《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 这少而精的四部书不仅详尽阐述了新理论, 而且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光辉范例。恩格斯要人们阅读时, 不要像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样, 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教条,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不要把马克思的某些阐述误解为永恒不变的定义, 马克思只是在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历史或逻辑的发展过程中对它加以阐明。不要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 马克思只把它们看作相对的, 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不要过分推敲字句和割裂上下文, 而应该注意总的联系, 以免纠缠于枝节问题和陷入折中主义。“重印历史文献以及早期著作……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 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新闻出版条件。”44

新理论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针对90年代某些人的篡改和歪曲,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其一是关于历史的决定因素。“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经济状况是基础,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5 这里的上层建筑因素“决定着”斗争形式, 同《资本论》第三卷说的生产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 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46 一样, 都是一种新的提法, 从而摒弃了“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空话, 驳斥了巴特尔说马克思把物质的概念缩小成为技术的和经济的东西, 因而叫经济史观更为合适的谬论。但恩格斯说: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 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互相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47

其二是关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及其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基于分工的观点论述了社会某些共同职能、特殊利益和国家的出现。他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48“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49 由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其发展不平衡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50。他还委婉地批评了梅林对非经济因素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 说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疏忽”: “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 把原因和结果看作两极, “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51

其三是关于人怎样创造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不是随心所欲、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既定的条件和环境中创造,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 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在这里, 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 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伟大人物及其理论的产生也是这样。他何时何地出现, 纯属偶然。但每当社会需要, 他就会出现。如果把他去掉, 就会有好些或差些的另一人代替他。在这里, 必然性是“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52。恩格斯联系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 说在此之前已有人作过努力, 时机已经成熟了, 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他认为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53

恩格斯就是这样在批驳论敌、纠正人们的认识偏颇、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基础上, 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理论, 应将主要著作与书信结合起来, 注意同一问题原来是怎么说的, 以后又是怎么进一步阐述的, 从发展中学到活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了解历史, 用新世界观重新研究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源于实践, 而以往的实践就是现今的历史。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是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不懂历史, 就不能理解他们的实践和理论。例如《共产党宣言》是理论,又是历史, 因为它用唯物史观“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 《资本论》是论资本的系统理论, 又涉及大量经济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和资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是历史,又是理论。它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理, 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 而且用唯物史观卓越地阐释了刚刚发生的活的历史。对比当时论述这同一问题的著作, 雨果的《小拿破仑》不谈历史条件, 华而不实地把政变写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的《从十二月政变看社会革命》不谈个人, 将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波拿巴主义的拥护者把波拿巴吹捧为历史的主宰者, 把波拿巴政变说成拿破仑政变的简单重演。只有马克思摒弃唯心史观和肤浅的历史对比, 坚持历史的必然和个人作用的辩证统一, 用雄辩的史实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 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54 这部“天才的著作”正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 又“深知法国历史”并将史论结合起来的产物。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 无不既谙达世情,又精通历史。要读懂搞通他们的著作, 不能只看第二手的有关历史背景的材料, 必须读一点中国史、欧洲史、世界史和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史等, 努力扩大知识面。

以往的历史, 是剥削阶级统治者按照“成王败寇”“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上帝在兵力强的一方” “政治斗争无道德可言”一类说教编写的, 真假莫辨, 是非混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55“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56 他们认为“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 , “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57 唯物史观就是他们在总结思考后的新发现,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 就是他们对活的历史作认真调查研究后的新成果。

可是,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些人自称唯物史观的朋友, 却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他们将“唯物主义”一词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 (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 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58。哪里知道即使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 也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和依靠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恩格斯严肃地指出: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 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 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9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他认为“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 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 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60, 并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他赞许年轻的施米特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些成绩, 说谁肯认真地工作, 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他感叹“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 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 还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呢!”61 100多年过去了。唯物史观的创立虽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驱逐了出去, 但历史研究中不同历史观的争论此伏彼起, 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写出相应的科学著作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重温恩格斯的论述, 对克服时下不潜心钻研的浮躁、肤浅之风,也是大有教益的。

四、“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语。他言出行随, 终生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 为科学的革命化和革命的科学化而奋斗, 从而同坐而论道的书呆子、空想主义者以及胡打蛮干的冒险家和盲动主义者分道扬镳。他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并将之改造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2 他的唯物史观, 对于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他的剩余价值论, “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 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63。在两大发现的基础上, 他进一步论证了: 社会主义不是主观臆造的乌托邦, 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其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阶级消灭、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理论经过灌输同工人运动结合后产生的共产党, 是领导广大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样就结束了“在黑暗中徘徊”,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但马克思当时尚未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称其为“革命的科学”64, 强调科学与革命、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

1883年,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说“作为科学家”, 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而1845年那句名言, 也被永远刻在马克思的墓碑上。 1894年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 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 (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 同革命性结合起来, 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 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65。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 至今仍是我们解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密码”。

学理论、读原著, 首先要从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结合上全面把握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个革命性与科学性根植并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两个转变后, 共产主义立场使他们面向无产阶级, 并从那里得到了同情。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从实际出发, 尊重科学。而科学愈是毫无顾虑和大公无私, 它就愈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日益尖锐的两大阶级的斗争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 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66。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7 它一开头就显示了革命性、科学性与阶级性、群众性的有机结合, 世界观、方法论与阶级立场、群众观点的辩证统一。对比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曾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过革命作用, 并致力于发展科学; 执政后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和阶级偏见, 使他们日益害怕无产者的反抗和革命斗争, 也不敢正视社会历史领域业已揭示的客观真理。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 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68 这样, 在两大对立阶级的两种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 就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仍然保持着既革命又科学的内在结合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 一个政党、一个人真想革命、真干革命时, 是会真学、真信这个“革命的科学”的, 一旦环境、形势或地位、利益大变, 又会动摇、背离直到背叛。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右派为了一碗“红豆汤”, 扼杀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革命灵魂, 把它变成了有产阶级容易接受的东西。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三国际内部出现的“左”派幼稚病, 则空谈革命, 不懂政治是科学, 也是艺术。列宁既反右, 又反“左”, 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讨论, 我们只有坚持这个结合, 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如果讳言阶级, 告别革命, 不讲科学, 不顾群众, 那就离题万里, 甚至背道而驰了。

学理论、读原著, 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为革命钻研科学,用科学服务革命。

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 认定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他关心科学中每一个新的成就,从电力的火花中看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从一登上历史舞台, 他就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进步事业紧密地联在一起, 鄙视那些鼓吹科学中立的聪明人和像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的蛀书虫。革命风暴时期, 他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革命不具备条件时, 他坐在英国国家博物馆里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准备精神武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语言就是投枪和匕首。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将最难的经济论述讲得工人一听就明白, 而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对这个复杂的问题终身也理解不了。他总是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 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如果给工人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 那就是犯罪!

以剩余价值论为例, 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证明, 马克思已经知道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怎样“产生”的。如果甘作“半道”, 而不精益求精, 那就没有《资本论》, 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了。这是因为剩余价值这一术语, 很久以前就在法国通用了, 一些学者更有论著。马克思知难而进, 不顾敌人的政治迫害, 贫病交加、子夭妻亡的痛楚, 夜以继日地工作,连散步也带着笔记本时时写点什么。积先后四十年的心血, 加上恩格斯继马克思之后多年的精心整理,《资本论》三卷才得以出版。由于它分别阐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各剥削集团对它的瓜分,解释了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使剩余价值论成为前无古人的崭新理论; 也由于它运用唯物史观具体研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使唯物史观不再是什么假设, 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可是, 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科学巨著得到了多少“稿酬”呢? 威廉·李卜克内西说:德国一个工资最低的零工, 在四十年中所得的工资, 也比马克思四十年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创造所得的“稿酬”要多。然而马克思却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 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如果不是2010年首次公开了一批名人遗嘱, 有谁知道马克思临终前, 留给女儿的仅250英镑! 终身苦斗全不悔, 一片丹心为“理解”。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环顾今日物欲横流, 名利“坑儒”, 一片冰心在事业者几人? 信仰紊乱, 道德沦丧, 不信科学信鬼神者何其多! 对照“老祖宗”, 我辈能不汗颜?

学理论、读原著, 要做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世界市场的存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出发, 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9。这是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的传统观念,绝非人类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恩格斯晚年仍认为, 制造蒸汽机的人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70。 “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 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71。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地域性而是世界性的, 不是某一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全社会的, 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不断发展又分阶段进行直到改造整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它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权到手,革命功成, 革命党消”的政治革命, 也不同于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某些新论。

这种全面的彻底的世界性的革命, 需要也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兼有革命家和科学家品质的思想大师和政治伟人。他们先是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这是世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 后又成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 他们是这两个国际性联合组织的灵魂和导师。他们讲过世界革命化, 却反对世界主义而坚持国际主义。这是因为古希腊斯多葛派认为人类只应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 德国人康德主张建立世界主义的联盟, 而19世纪初在欧美开始流行的世界主义,不仅漠视民族文化和传统, 而且宣扬放弃民族主权, 为资产阶级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此, 恩格斯提出用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对抗“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72。他强调“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73。可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也不同于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大国沙文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需要世界舞台和国际支援, 但它是从几国或一国首先发生的。各国革命是各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 不能人为制造或取消, 也不能强行输出或输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各国的革命应当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恩格斯这样说马克思, 他作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也是如此。“不要……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 不要哀号, 不要呜咽, 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 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 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74 这是革命者应有的坚定和气节。但他们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总是当作科学来研究, 严肃认真对待,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并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资产阶级反动派因马克思宣传共产主义而联合围攻他, 资产阶级改良派因马克思坚持阶级斗争而疯狂仇视他。然而这位“当代最遭怨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对于这一切毫不在乎, 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对于论敌, 马克思只把他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 而不和个人交锋, 也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对党的危害,对拉萨尔剽窃和歪曲自己的科研成果却长期容忍。恩格斯批判在党内影响颇大的杜林的新“体系”, 但当柏林大学剥夺了杜林的执教权利, 他又公开斥责这种“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

对于党内斗争, 恩格斯认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 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 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75 1877年, 马克思严肃批评德国“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 领导人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 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样, 几十年来花了许多精力才清除出去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幻想的东西, 现在又流行起来。马克思将这种因理论上的妥协而引起党内思想的反复、倒退, 作为“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76 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迫废除后,福尔马尔等人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系统观点。多年反无政府主义, 忽略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为了打击已成主要危险的右倾思潮, 恩格斯采取了三项措施: 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了“导言” , 自己则在《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狠批了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 ‘长入’ ‘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

1894年, 恩格斯致信威廉·李卜克内西, 直言他所犯的右倾错误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错误要严重得多, 提出“应当通过争论消除确实存在的分歧”, 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他要倍倍尔在政治争论中, 一切必须冷静考虑; 要李卜克内西“摘掉玫瑰色眼镜, 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只要党还没有分裂, 就应当致力于党的团结。”77 1895年, 恩格斯写了《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 , 发表时原稿被删改, 他致信费舍, 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 , “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 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78 李卜克内西从“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 严重歪曲了原意。恩格斯致信考茨基, 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以消除自己被曲解“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这个“可耻印象”。79 然而在真相大白、时过境迁的今天, 仍有人用歪曲“导言”的手法, 重弹和平长入、社会改良的旧调, 这恐怕只能从社会矛盾、利益基因中寻找缘由了。

怎样对待党内争论甚至分裂中出现的多数和少数?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 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 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80 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中写道: “有时坚持真理的人是人民公敌。有时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摆脱这种历史命运, 却为坚持真理和人民利益自觉地甘居少数, 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家的自律和自信。而德国党和第二国际内部那些手中无真理, 周边无群众, 唯有虚假拥护者的机会主义领袖, 最后一个个成了孤家寡人,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报应?

马克思有句名言: “目标始终如一”。他赞赏“真正坚强”的人“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 即使遇到失败, 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 就变得愈坚决”81。恩格斯74岁时感到工作之多, 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有人祝愿他活90岁,他回信说, 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 我并不反对, 但是, 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 那就不能从命了。两位革命导师就这样从不同角度对人生、对生命作了崭新的诠释。他们的身躯不是钢铁, 他们的意志胜似钢铁。他们的自然生命有期, 他们的思想光辉无际。读书要读这样的书,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干事要干这样的事! 这就是世界劳动人民对他们的评说和怀念。

(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年第2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8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88页。

3 同上书, 第476页。

4 同上书, 第482页。

5 同上书, 第48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54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47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22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6页。

10 同上书, 第59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96页。

12 同上。

13 《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26、 307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31页。

15 同上书, 第332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33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0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2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9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91页。

21 同上书, 第495—49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18—31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62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0—11页。

26 同上书, 第30页。

27 同上书, 第11页。

28 同上书, 第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13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页。

31 同上书, 第300页。

32 同上。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44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5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96—297页。

36 同上书, 第29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5页。

38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9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19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4页。

42 同上书, 第21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1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702页。

45 同上书, 第591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89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93页。

48 同上书, 第600页。

49 同上书, 第59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99页。

51 同上书, 第659页。

52 同上书, 第669页。

53 同上书, 第657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66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16页注②。

56 同上书, 第519页注。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01—602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7页。

59 同上书, 第583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283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7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2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1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16页。

65 《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第213—214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72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2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7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85页。

71 同上书, 第717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662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84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95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80页。

76 同上书, 第420—421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677页。

78 同上书, 第686页。

79 同上书, 第699页。

80 同上书, 第492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