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克尔与艾略特：“西方之父”维吉尔

德国作家、思想家海克尔（Theodor Haecker，1879—1945年）年轻时学习古典文学，笃信天主教。二战期间，他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维吉尔：西方之父》是他多篇短文的合集，出版于1931年，英译本在1934年面世。10单看书的标题，便知海克尔将维吉尔推崇到何种程度。他对维吉尔的三部诗作都有分析，认为早期的《牧歌》表达诗人对自然的崇拜和热爱，在自然中发现自己，也在自己身上发现自然。历代大诗人都从自然起步，流露出模糊的泛神论倾向。写作《农事诗》时，维吉尔已从田园风光和牧人的爱情，转向对土地和劳作的歌颂。而第三阶段的史诗，则是其巅峰之作。

海克尔分析《埃涅阿斯纪》，指出主人公独特的品质是“忠义”（pietas）。这一观念包含孝顺、忠义、庄敬等不同含义（详见本书第四章）。他将“忠义”解释为“履行职责的爱，或者怀着爱去履行职责”。埃涅阿斯对于神灵极其恭敬、虔诚，女神朱诺（Juno）一直残害、逼迫他，他也依旧向朱诺奉献祭品，哀求她、平息她的怒气。这种对神灵的顺从，甚至逆来顺受，正代表一种谦卑。11海克尔在书中两次谈到维吉尔的政治态度。他指出，德国普遍对维吉尔没有兴趣，因为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比较淡漠，甚至冷嘲热讽。而维吉尔却截然不同：“维吉尔拥护国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承认战争的必要性，虽然他从心底里憎恶战争。”在另一处，他又说：“维吉尔和欧里庇德斯一样仇恨战争，但与欧里庇德斯不同，他不否定国家，而是肯定，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不得不依靠战争来保存自己。”12

海克尔最根本的态度，就是认为在基督教到来之前，维吉尔已经达到古代异教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他延续早期基督教对维吉尔的解读，认为罗马诗人在《牧歌》第四首中已预示了基督的到来，而且维吉尔可以解释为何罗马帝国最终自愿接受基督教。强调维吉尔与基督教有深刻的联系和特殊的缘分，这是公元4世纪教会的意见，在20世纪已显得非常保守。13但海克尔仍将维吉尔置于新、旧信仰交替的关口，认为他是旧世界最优秀的代表，但又充满一种缺失感，充满莫名的渴望，是所谓“被永恒击伤的忧郁的人”。14所以，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在根基上存在统一性和连续性，而此种连贯在维吉尔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是后来艾略特推崇维吉尔、将他的诗歌树立为欧洲唯一经典作品的主要原因。

T. S. 艾略特在20世纪中叶发表的两篇文章，以凝练的方式概括了从赛维乌斯一直延续到海克尔的“正统”解读。由于艾略特特殊的文化影响力，他的观点突破了古典学范围，影响到公众对于维吉尔文化意义的理解。第一篇文章《何为经典？》，乃是1944年艾略特就任英国维吉尔学会会长的演讲。15成立学会是杰克逊·奈特的主意，也就是前文引用过的《罗马维吉尔》一书的作者。他坚持让艾略特出任首届会长，误以为凭借诗人的声望可促进学会的发展。艾略特对于所谓的“经典”（classic），有独特的理解，所以文章前一半基本在反复申说自己的观点，到后半部分才开始涉及维吉尔。他对《埃涅阿斯纪》主人公有如下评价：

埃涅阿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被命运掌握的人。他既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权谋家，既不是流浪者，也不汲汲于出人头地。他是完成自己命运的人，并非受到胁迫或受制于专断的命令，当然也不受功名的驱动，而是将个人意志交托给阻挠或引导他的那些神灵背后更高的力量。他本来宁愿留在特洛伊，但却变成流亡者，比任何流亡者都更加伟大、更加重要。他的流亡，是为了比他所知更重大的目的。16

艾略特认定，欧洲文学的血脉在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而希腊文学乃是通过拉丁文学这一媒介才成为欧洲的文化遗产，故而维吉尔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是整个欧洲的经典。17在文章结尾，艾略特谈到维吉尔的诗歌体现了对历史的洞察，尤其是埃涅阿斯对罗马、对未来的奉献。

艾略特对维吉尔更具体的分析，见于1951年的《维吉尔与基督教世界》一文。18此文是给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广播节目，因为不必纠缠其他议题，所以他直入主题。但如果我们先读过海克尔的著作，就会发现艾略特的名文实则是海克尔一书的温柔版。海克尔大张旗鼓地重申古代作家的口号，毫不隐讳地视维吉尔为天然的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表达方式也很“前现代”。而艾略特则口气委婉，行文克制，冲淡了海克尔浓烈的护教情怀，稀释了他的基督教修辞，以更加克制的语言表述了相同的思想。试举几例。前文已述，海克尔讨论维吉尔《农事诗》时，指出此诗重点在于土地和劳作，除表达对自然之爱外，还加上对土地的理解和农事知识。而艾略特则谈到维吉尔或许在提醒远离乡村、居住在都市中的人，爱护土地是他们的根本责任，而耕耘土地对于国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又是何等重要。19谈到埃涅阿斯最重要的品质“忠义”，艾略特像海克尔一样，指出此种虔敬并非针对单一的对象，而是面向个人、父母、宗教、国家。他讨论埃涅阿斯对神灵的逆来顺受，与海克尔基本一致：

埃涅阿斯对于诸神非常虔敬，他的虔敬表现最明显之处莫过于当他被神灵折磨之时。他忍受朱诺很久……在埃涅阿斯身上有一种美德——这是他虔敬精神的一个要素——类似也预示了基督教的谦卑。20艾略特认为，埃涅阿斯与《旧约》中的约伯非常接近：“事实上，他是基督教英雄的原型。他谦卑，而且是肩负使命之人。”这与海克尔用亚伯拉罕来类比，如出一辙。21

对于艾略特将维吉尔定义为欧洲文学经典一事，学者多有讨论。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科默德（Frank Kermode, 1919—2010年）在1975年出版《经典》一书，将艾略特的思想加以铺陈。科默德是极其博学的批评家，涉猎广泛，他对海克尔的总体评价是：“海克尔的书，英译本标题是《维吉尔：西方之父》，论点与艾略特相似，但全书让人觉得教条、迟钝（insensitive）。”22单看他的措辞，不知情者难免会感觉海克尔是在借鉴艾略特，而其实艾略特已经说得非常明确：“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在哪些方面预示了基督教？为何希腊诗人无人做到？已故的特奥多尔·海克尔在多年前出版的书中极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英译名为《维吉尔：西方之父》。下面我将运用海克尔的方法。”又说：“那么，维吉尔具有哪些主要特征，使得基督教对他产生同情之意？我认为要给出简要的说明，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海克尔的步骤，将某些关键词的含义予以展开。”23所以，是艾略特借鉴了海克尔，而不是海克尔沿袭了艾略特。

但是，艾略特向英国和德国的前辈借鉴了多少，各家有不同的定量分析。有学者认为艾略特不是单纯重复《维吉尔：西方之父》的主要论点，而是借助海克尔的思想，并利用他给出的例子，开启了自己理解维吉尔的独特视角。24而特奥多尔·齐奥科斯基在《维吉尔与现代人》一书中，又详细讨论了艾略特这两篇文章。他对于艾略特的古典学修养、掌握维吉尔原文的程度，以及在维吉尔研究方面所受的影响，都做了冷静、细致的考察和评估。25他对科默德的说法深感不满，认为艾略特两文并无原创性可言，并追溯了其思想的多重来源：比如，论维吉尔的普适性，来自海克尔；维吉尔在历史意识上所展现的成熟，来自C. S. 路易斯的《〈失乐园〉导言》；论维吉尔语言的成熟，来自杰克逊·奈特的《罗马维吉尔》一书。根据他的研究，艾略特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明显开始关注维吉尔的政治和文化意义。1933年，他在一篇评论中，还将维吉尔说成“对中产阶级帝国王朝谄媚的支持者”（a sychophantic support of a middle-class imperialist dynasty），到了1944年，维吉尔已经一跃成为欧洲经典。他这两篇论述维吉尔的文章，正体现了艾略特对罗马诗人评价的转向：维吉尔不再仅仅是诗人和创作资源，而变为一个文化符号和象征。

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著作，是德国学者维克多·珀斯科尔（Victor Pöschl）出版于1950年的专著《维吉尔的艺术》。因为此书很早被译成英文，所以在英国和北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算是20世纪中期正统派解读的代表作。26《埃涅阿斯纪》后半部分集中于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Turnus）的冲突，他们当中，一个是代表未来罗马人的特洛伊英雄，一个是代表意大利人的拉丁英雄。珀斯科尔在第一章就将二人之间的殊死搏斗定性为“图尔努斯身上黑暗、恶魔般的冲动与埃涅阿斯身上熠熠生辉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之对抗”。27罗马的历史，就是这两种对立原则的对抗。而全诗的主题，就是秩序的胜利、对恶魔力量的降伏。28珀斯科尔对埃涅阿斯的解读，与艾略特非常相近，本书后面的讨论还会引用。

最后，需要提一下美国学者布鲁克斯·欧提斯（Brooks Otis）出版于1963年的专著。29这本书在英语学术界非常知名，因为篇幅长，对维吉尔所有诗歌都有详细的分析，算是传统、正统解读的一个结晶。正因其观点相对保守，所以在70年代末被列入牛津的书单。30欧提斯的学生后来称他为“在奥林匹亚众神攻占维吉尔研究之前最后一位提坦巨人”。31意思就是在“哈佛派”解读大行其道之前，欧提斯是最后一位对史诗持传统解读的重要学者。这本书内容极为丰富，在后面几章我会频繁引用。这里，我只引用他一句结论，看一下欧提斯的基本立场。他说，维吉尔史诗的真正情节乃是“奥古斯都式英雄的塑成和胜利”。32埃涅阿斯的命运就是牺牲一切享乐，完成现世无法看到的宏远目标。我们只消看看这几句话，就可以发现，1963年的美国学者欧提斯，和1850年法国的圣伯夫、1903年德国的海因策、1931年德国的海克尔、1945年英国的艾略特以及1950年德国的珀斯科尔，在理解《埃涅阿斯纪》主旨方面，完全保持一致。但这种学界的共识，在20世纪60年代被几位美国学者彻底摧毁了。

1 Georg Thilo and Hermann Hagen (eds.), Servii Grammatici Qui Feruntur in Vergilii Carmina Commentarii, vol. 1: Aeneidos Librorum I-V Commentarii (Teubner, 1881), p. 5.本书以后凡引用《维吉尔诗诂训传》，一律简称为“《诂训传》Thilo-Hagen版”。

2 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Étude sur Virgile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0), p. 63.

3 Henry Nettleship, “Suggestions Introductory to A Study of the Aeneid”, in Lectures and Essays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Latin Literature and Scholarship (Clarendon Press, 1885), pp. 97-142.此句见第101页。

4 Nettleship, “Suggestions Introductory”, p. 124.

5 W. Y. Sellar, The 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Virgil (Clarendon Press, 1877), p. 309.

6 Sellar, Virgil , p. 343.

7 Richard Heinze, Virgil’s Epic Techniqu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382.海因策这部名著，虽然第一版出版于1903年，但实际上应属于19世纪的学术成果。

8 T. R. Glover, Virgil , 2nd ed. (Methuen, 1912), p. 163.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04年。

9 W. F. Jackson Knight, Roman Vergil (Faber and Faber, 1944), p. 300.

10 Theodor Haecker, Virgil: Father of the West (Sheed&Ward, 1934).

11 Haecker, Virgil , pp. 61-65.引文见第62页。

12 以上两处分别见第105和第109页。

13 有关早期基督教如何传承、解释和化用维吉尔，我会在其他作品中论述。

14 Haecker, Virgil, p. 16: “the melancholy man wounded by eternity”.

15 “What Is a Classic?”, in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Farrar, Strauss&Giroux, 1957), pp. 52-74.

16 Eliot, “What Is a Classic?”, p. 70.

17 Ibid, p. 73.

18 “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pp. 135-148.

19 Haecker, Virgil , p. 47; Eliot, “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pp. 140-141.

20 Eliot, “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p. 143.

21 Eliot, “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pp. 143-144. 将找寻意大利的埃涅阿斯比作《创世记》中遵循上帝旨意离开家乡的亚伯拉罕，见Haecker, Virgil , p. 73。又见W. A.坎普：《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22 Frank Kermode, The Classic (1975; reissued, Harvard UP, 1983), p. 26.书中第27页，科默德又说，海克尔的思想和观点与艾略特非常一致，或者相似。

23 以上两段话，分别见于Eliot, “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p. 138, p. 140.

24 Gareth Reeves, T. S. Eliot: A Virgilian Poet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97-98.

25 Theodore Ziolkowski, Virgil and the Moderns (Princeton UP, 1993), pp. 119-129.比如，艾略特在哈佛的拉丁文老师Rand写过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维吉尔研究著作。艾略特的拉丁文不够专业，他在自己诗歌中的用典，主要取自上学时熟习的《埃涅阿斯纪》卷一、卷二和卷六（第123页）。他自己也承认，拉丁文不够过硬，直接读《农事诗》原文有困难，所以采用Day Lewis的译本。另外，齐奥科斯基认为，维吉尔对艾略特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最多不过是一个crutch，也就是一个抓手或支点而已。艾略特引用《牧歌》第10首第69行amor vincit omnia一句，乃是根据海克尔的误引，词语顺序颠倒，并不是维吉尔原文中的omnia vincit amor，可见他至少未核实原文（第120页）。

26 Victor Pöschl, The Art of Vergi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27 Ibid., pp. 14-15.

28 Ibid., p. 18.

29 Brooks Otis, Virgil: A Study in Civilized Poetry (Clarendon Press, 1963).

30 Stephen J. Harrison, “A Voyage Around the Harvard School”, Classical World 111.1 (2017), p. 77. 根据哈里森的回忆（他1978年进入牛津），当时牛津的书单上还有Camps那本An Introduction to the Aeneid (1969)以及上面提到的德国学者珀斯科尔的《维吉尔的艺术》。

31 Ward W. Briggs, “What the Harvard School Taught Me”, Classical World 111.1 (2017), p. 53.

32 Otis, Virgil , p. 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