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逸《天问章句叙》的启示

对屈原《天问》的创作，历来没有争议；对王逸《天问章句叙》的解读，也一向少有异议。《叙》曰：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87]

《天问》一诗，是屈原观“先王之庙[88]及公卿祠堂”图画后，“因书其壁，何而问之”，给世人留下的杰作。这些壁画的内容，按王逸的说法，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既有“琦玮僪佹”的“天地山川神灵”，也有“古贤圣怪物行事”。然我们读《天问》，从混沌初开的洪荒时代，到屈原所处的楚国现实社会；从日月星辰何所来、天地山川何所安、何以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何以雄虺九首灵蛇吞象等自然现象，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三代以来先圣先王的世代递嬗和种种神奇传说，以及彭祖长寿、王亥服牛、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乃至汤臣伊挚、楚令尹子文之贤、齐桓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秦伯兄弟争犬、吴楚少女争桑等种种似真似幻、或庄或谐的传说和故事中，看到的却主要是“古贤圣怪物行事”，而几乎看不到“琦玮僪佹”的“天地山川神灵”。《天问》展现给人们的，乃是一条古史的谱系；王逸所说的“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在屈原的笔下或有之，然不在《天问》，而在《九歌》之中。

昔蒙文通先生论古史，“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天问》《山经》所述，自为楚之史文；《九歌》所咏云中君、少司命之类，乃楚之神鬼耳。而《天问》所陈，雅不涉于《九歌》，《九歌》所颂，复不涉及《天问》，则楚人神之与史，其辨本明。持此以验三方传说之殊，傥未为失，推此以寻，则见晋、楚之史，不与邹鲁同科。三系之说明，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89]这里说《天问》《山海经》为楚国古史，《云中君》《东君》等篇所写为楚之神鬼，当然不完全准确，但他从上古民族、文化三系说立论，敏锐地看出了《天问》与《九歌》的内容，一为楚史，一为楚神，二者决不相涉，则恰好可证成本文的上述判断：《天问》所写的，主要是楚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壁画上的“古贤圣怪物行事”，而《九歌》所写，才是壁画中的“天地山川神灵”。由此可以推断：《九歌》与《天问》同样都是屈原观楚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壁画之作。

我们知道，图画最初的作用是记载历史人物、事件和传说，或褒或贬，颂扬鉴戒，以教世人。唐人张彦远曰：

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陆士衡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90]

图画的作用是否就超过了记传赋颂，当然可以再讨论，但它确实能以系列的图画来叙事、颂美和鉴戒，也就是说，它往往也可以用形象和色彩尤其是组画的特定形式，来表现各种题材和主题。如周勋初先生所论，屈原应当能够通过出使他国，或接待宾客、欣赏歌舞、阅读典籍等途径，对北方的神祇有所了解，写出《九歌》，但是，能把从诸神到人鬼，等级差别极大且不应同时同地祭祀的天神、地祇、山鬼、凡俗魂灵，统合于一组诗中，更有可能是有所凭依的，这个凭依，就是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中的壁画。因为这些壁画原就是用以教人和示人以鉴戒的，且往往有自己独立的知识谱系，屈原从中感受、学习和吸收借鉴有关知识，受到启发，由图画到诗歌，创作了《九歌》，也许更合乎常情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