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际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陈岳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一般认为国际政治学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世纪风云的产儿”。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尽管起步较晚，但并不是从来没有相关的国际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哲学、政治和法律思想宝库中，存在许多与现代国际政治学理论相通的内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对国际政治事务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倡导的一系列原则、方针、战略和思想，也包含了丰富的国际政治学内容。但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学科，国际政治学自改革开放以后才走上了系统化发展的轨道。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从引进吸收走向自主探索与创新，甚至开始出现了“大理论”意义上的创新。

一、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思想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封闭式的中央大帝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是一种以“天朝礼治”为核心的朝贡关系，即周边国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国的中央王朝派遣朝贡使以表示其恭顺之意。中央王朝则对外派驻封疆官吏以实行对该地区的实际治理，或者以册封、赏赐和施惠来保持某种象征性的统治。其中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之中，因而就有“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的“华夷秩序”之说。[44]这种中国的对外关系体系是以一元论的国际社会等级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根据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制结构，最高层次是“天”，其次为“天子”，中国则是天子治下的“天下”，再次为诸侯治下的“国”，一般百姓为“子民”，管理百姓之百官为“父母官”。这种传统观念反映在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中，就有所谓的“华夏中心主义”，即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乃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之中心，中国之君王即“天子”乃天下万物之统治者，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均隶属于中华帝国之君主的统治。这种统治与西方诸国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强调的是德治教化，即所谓“礼治主义”。这种“礼治主义”与中国人所尊崇的儒家传统密切相关。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传统中的精髓所在。儒家所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保民、行德、服民心”，崇尚“仁政”“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这一整套治国原则不仅体现在对本国臣民的治理，而且体现在与外邦蛮夷间的关系上。最早有史记载的朝贡是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邪马台国大倭王正式遣使者到洛阳“奉贡朝贺”，汉光武帝“赐以印绶”，印文为“汉委奴国王”。[45]公元238年（三国曹魏明帝景初二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大夫难升米来华朝贡，大概是有史记载最早的赐大于贡的典型事例。倭国“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并赐锦绢、铜镜、宝刀、珍珠等物。[46]

作为中国历史上力主并贯彻“礼治”治国的皇帝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提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他登基后，除了在国内努力恢复和确立礼治统治之外，也将其运用到对外夷的关系之中。“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为主宰者果能保境恤民，顺天之道，其国必昌；若怠政祸人，逆天之道，其国必亡。”即位之初，他即遣使至周边各地，要求各国向中国朝贡、称臣。当时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有数十个国家，“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居。”[47]中央王朝对它们的朝贡均赞许有佳，赐以厚物。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可谓明朝时中国人的一大壮举。明成祖遣使下西洋与忽必烈海洋远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力图以和平的方式向海外传播“王化”“声教”以及所谓“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以天朝之德政治普世之天下。[48]

这种天朝一统和礼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影响到中国古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且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不仅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影响到古代和近代中国对自身安全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外，与其相联系的“和”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被认为是东方和平智慧的本质。[49]它所包含的既有和谐，也有和平；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状态，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乃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天时、地利与人和相协调是产生“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50]与“和”相对应（而不是相对立）的“武”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是与西方不同的。战争并不被古人视为人类的自然现象，而仅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西周时期祭公谋父就不断宣扬“耀德不观兵”。春秋时期的楚庄王所说之“止戈为武”，意在说明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儒家崇尚“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但并不绝对地否定战争，主张战争在于“以仁伐不仁”，战争目的在于“诛其君而吊其民”，即诛杀暴君而拯救人民。评判战争的标准也不在胜负，而在是否能使天下达致真正的和平和恢复人的德性。所以，中国自古就有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诸多说法。当然，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对和平主义的论说和解析并不完全一样，即所谓的“有秩序”的和平主义（儒家）、“行动”的和平主义（墨家）和“法自然”的和平主义（道家），等等。[51]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和平主义也好，“天人合一”也好，“止戈为武”也好，都是与一定的秩序联系在一起或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秩序的含义是多重的：一为伦理秩序，即所谓争战的“义”与“不义”，“有道”或“无道”；二是文化秩序，即是否“仁德”和符合“礼”；三是政治秩序，即是否合乎“王道”和“仁政”。正是在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国从古代时期就逐步与其邻国形成了所谓的华夏“天朝礼治”体系。[52]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通问结好，以相亲睦”“抚外以礼，导人以善”。后来确立起来的天朝朝贡体制更体现出华夏中央王朝的“义”“礼”和“王道”秩序观，即维护天朝的尊严胜于领土和其他物质的得失，对外更多的是采取怀柔和安抚政策，而不是动用武力，即使被迫使用武力，也不在战后割地索赔。那些向天朝进贡的番邦夷族从中央王朝所得到的物质利益往往远远多于他们所朝贡的。然而，这种体制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的西方列强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了。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展，中国天朝的朝贡制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天朝的礼仪和尊严在西方“蛮夷”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以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痛心疾首的还只是丢了面子，“不成事体”，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感受到民族生存的危机，从而有了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变式。

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和平主义观念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士大夫乃至革命者的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维新派和洋务派之“师夷”并不在于师其坚船利炮，而是兴教育、办实业、改政制。康有为仍确信，世界大同之理想乃是保持人类世界和平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即为其三民主义的第一要义。但是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不过是实现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一个必要阶段而已，人类达致大同之路并不在于竞争，而在于互助。“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53]中国人有一种极好的道德，就是爱好和平，各国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之，不是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是谦让，论到政治，便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静”之本性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正是中国积弱的病根所在。然而，尽管陈独秀反对儒家的和平主义和调和论，但是他对墨、庄学说却极为推崇。[54]李大钊把“调和”视为人类的本性所在，强调互助和合作的作用，主张世界的统一和秩序。后来，因巴黎和会和中国政府的软弱，他开始倚重“阶级竞争”，但仍强调“阶级竞争”的工具性作用，“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55]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曾经兴起了一阵和平主义的热潮，胡适、蔡元培等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真正面临了亡国的危险。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承继人。他在早年就曾强调，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当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没有“报复情绪”，他们将“复仇心理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和平愿望和得到一次拟定出他的纲领的机会（任何一个人都得出强烈的印象，这些人不愿意发动一次内战）”。[56]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将共产党人视为其首要敌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在西安事变后再次与共产党携手，投入了武装抗战。一向酷爱和平和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血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华夏天朝自成一体的结构被西方资本主义所打破，使中国从“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的一员，但却是不平等的一员。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本身并无安全可言，其基本目标实际上只是争取和维护自身的生存。同时，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统治阶级和主要的政治力量又都求助于外国的势力，周旋于列强之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主要的战胜国和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真正开始确立其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尊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际政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开始了新的起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下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外交通史、大使与领事权、国际法和外语等教研室。1955年院系调整时，外交系大部人员抽出组建外交学院。1963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加强全国国际问题研究座谈会，随即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刊物，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内外学术及政治著作和教科书。但是，十年浩劫使中国刚刚开始的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严重损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才重新出现了生机。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57]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

中国对国际政治学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并经过了曲折的磨难。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仍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下述几个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是列宁最先提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关系的实践，将其进一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将其扩大到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成为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普遍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法的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国家对新兴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58]

（2）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这是中国领导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主要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而提出来的，是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综合考察的结果。尽管国际上对此存在争议，但是它对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大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

（3）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高举和平的旗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对此作出了积极努力，在外交上为中国争得了主动，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了一定的突破。[59]

（4）国际政治新秩序。世界秩序问题，一直是东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对秩序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强权政治、集团政治和均势政治的框框。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揭示了旧秩序的实质，提出了建立新秩序的目标、基础及准则，无疑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发展，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重视和热烈的讨论。

（5）建设和谐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有了新的发展。2004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2005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是对中国一贯秉持的和平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意愿和抱负。[60]

（6）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中共领导集体认识到，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1]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6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

在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还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重点在引进，即将国外（包括西方和苏联东欧）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翻译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就包含了多部西方和苏联东欧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著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包括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库库尔卡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山本吉宣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相互依存》、多尔蒂等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奥尔森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库隆比斯等的《权力与正义：国际政治学导论》、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等。随着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学理论流派有了初步的把握，尽管对其了解得还不够系统和全面。作为中国学者自己撰写或编辑的理论读物，陈汉文的《在国际舞台上》（1985）、倪世雄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1987）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初接触。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静下心来思索和探讨学科发展的基础，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学术脉络，深入地思考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学科基础思考和探讨的结果，一批国际政治学教科书问世，并且具有与西方同类教科书不同的风格和框架结构，比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1989），程毅、杨宏禹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冯特君、宋新宁的《国际政治概论》（1992），梁守德、洪银娴的《国际政治学概论》（1994），俞正梁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1996），李少军的《国际政治学概论》（2002），等等。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谱系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这反映在金应忠、倪世雄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1992），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倪世雄等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2001）等著作上。针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动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挑战，中国学者也开始思考一系列国际关系的新问题，诸如：高科技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相互依赖问题；国家主权及其限制；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家安全的观念；国家内部的制度与对外行为的关系；等等。[63]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的第一部，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问题已经开始进行自主的探索。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教材体系还是科研成果上，无论是在西方理论的引进还是本土知识的生产上，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的“21世纪国际政治学系列教材”因其“系统的理论性、强烈的现实性和前瞻的学术性”而引人注目，被全国多所高校使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列教材”在全国高校中有较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编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等教材在全国高校中也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学科专业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阐释和评析不断加强，西方经典著作的引进力度空前、数量庞大。[64]除了一批原版影印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和“大战略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集中翻译了大批国际政治学科的重要理论著作。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在学术成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为代表，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专著不断出版。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对国际关系的经验现象提供新的理论概括与解释，开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更加全面、及时和系统，对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部流派的分梳更加全面和细致，对于三大主流理论之外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了更具体的介绍和讨论。比如，当建构主义在美国异军突起时，中国学术界就大致同步译介了建构主义的主要作品。除了秦亚青为其翻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所撰写的译者前言外，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2001）、方长平的《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2002）、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2005）都成为国内研究建构主义的代表作。秦亚青主编的《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6）则全面介绍了建构主义的各个分支流派，包括奥努夫的规则建构主义、克拉托克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鲁杰的国际体系演化理论和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等。又如，对于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中国学者超越了以往概而论之的一般性理解，对古典现实主义（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2001）、结构现实主义（吴征宇：《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2003）、进攻性现实主义（李永成：《霸权的神话：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研究》，2007）、防御性现实主义（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2016）、新古典现实主义（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2015）等现实主义的分支都有专题的研究著作问世。此外，中国学者开始对世界体系理论、女性主义、英国学派等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其他流派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王正毅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2000）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起源、方法、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李英桃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2003）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2006）全面评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张小明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2010）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进行了颇具深度的研究。

随着多年来的引进和积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提供一些创新性的理论成果。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的中层理论和微观模型上取得了一些创新。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在研究取向上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往往在学科主流上提炼研究问题、提出概念范畴和建立理论框架，如秦亚青关于霸权护持的理论（《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阎学通和孙学峰关于“崛起困境”的理论（《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5），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2000）与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关于国际制度形式与设计的理论，尹继武关于联盟信任形成的理论（《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2009），林民旺有关战争决策的理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2009），刘丰有关霸权正当性的理论（《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2010），李巍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杨原关于大国权力竞争的理论（《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2017），宋伟关于整体国家利益的理论（《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2021）等，所讨论的学术问题都是国际学术界所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二，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提供的理论工具来发展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模型，比如秦亚青和魏玲对社会学中社会化和网络化理论的借鉴，王正毅对政治经济地理的探究（《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2018），田野对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尹继武和林民旺对心理学中认知理论和前景理论的采纳，孙吉胜对语言学概念的使用（《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2009），庞珣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的研究等。其三，往往具有中国背景意识和中国问题意识。魏玲为中国参与的第二轨道进程建立了建构主义模型（《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2010），黄琪轩在中国技术发展开始走向自主创新的背景下确立了其理论框架（《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2013），苏长和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研究框架内提出了“中国新外交”“周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学”等范畴，李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意识下突出了国际政治领导在国际货币秩序缔造中的作用（《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2015），陈拯基于对中国在“保护的责任”辩论中角色的关注探讨了说辞政治如何塑造共有观念（《说辞政治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2019）。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自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在宏观范式上也出现了开拓性的创新。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都在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意义上令人瞩目。

作为长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耕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发现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基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文化中的“关系性”元素，秦亚青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以关系性作为理论硬核的形上元，以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图式，将国际关系的世界视为由关系构成的世界，假定国际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从本体论意义上将过程界定为运动的关系，并基于关系性逻辑重新概念化权力、合作、治理等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秦亚青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初步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中文著作《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2012）和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中，不仅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硬核和逻辑，而且将其运用于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分析。

作为探索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一，以阎学通为核心的清华国际关系学术团队在林林总总的先秦文献中抽取了《管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尚书》《左传》《国语》《四书》《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有关篇章并对其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进行阐发，编辑了《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2008）和《王霸天下思想及其启迪》（2009）。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阎学通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以及英文著作《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中解读、阐释中国古代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以提炼、升华古代国家间政治经验。阎学通由此阐发了诸子著述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理论效力以其适用性为基础；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道义的领导；国际权威以道义为基础；国际观念的建构是一个由上而下、由强而弱的过程。尽管阎学通自己并不倡导为理论贴标签，他的理论就其内容而言仍可以称为“道义现实主义”（《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2015；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与秦亚青和阎学通转向中国文化的理念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不同，唐世平将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范式带入国际关系理论，也取得了大理论意义上的创新。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No.1）所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8000 BC to the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一书中更全面阐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基于对社会演化的阐释，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演化的系统。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因此，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以古代中国与后罗马时代的欧洲为例，唐世平特别揭示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背后的根本机制与辅助机制。

毋庸置疑，作为一门发端于西方的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基于西方国际政治的经验确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的。特别是大量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使国际政治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并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属性。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说，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65]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反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首先是以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起点的。但近十几年来，在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与实践或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无论是在中观/微观的层次上还是在宏观的层次上都取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拉近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水平之间的距离，而且为国际学术同行开始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一再强调的“文化自觉”。正如费孝通所言：“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6]在满足社会科学理论构建标准、遵循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学者需要更自觉地推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