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教材编写经历和思考
赵燕皎
我是一名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从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到2002年退休，整整工作了三十八个春秋。可以说，我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倾尽了一生心血。
总引与缘起
每当我给一个新班上课的时候，我总爱问留学生一个问题，“世界上讲哪种语言的人最多”，当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汉语”时，我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情绪也为之振奋起来。但每当我想起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又感到心头异常沉重。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聘在东柏林洪堡大学任教。有一次坐地铁，我和我的德国学生用汉语交谈，周围好多德国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一位老者问我的学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语言，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是啊，汉语在西方像是一个很小的语种，会说汉语的人简直寥若晨星。我在巴黎任教时，租住在一个较传统的老区。这个区的每条街道都整洁幽静，漂亮的小院沿街排列，井然有序，错落有致。住在这里非常舒适，但寂寞和孤独却时时伴随着我这个远离故土的游子。我甚至很想听听自己的乡音，哪怕有人说一声“你好”，我都会感到满足。可是这样的邻居哪里找去。房东说，住在这里的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但没听说谁懂汉语。我房东的母亲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她去过许多国家，可她却没到过长城。当我拿出长城图片给她看时，她说，年轻时没去登一次长城太遗憾了，因为到中国语言沟通太难。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但“文化大革命”前每年来中国学习汉语的才区区几百人，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等几个大学有资格接收留学生。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一天天提高，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但建国40年时，我们接收的留学生总数也才十万人左右。相比之下，美国1986年的留学生就是34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15万人参加托福考试。此外，学习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大语种的人数也都相当可观。汉语是无法跟它们相提并论的。当然，一种语言的地位是由国家的地位决定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作为一名汉语教师，我们也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像我国的经济一样，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它的学科体系还不完善，课程体系也不完整，教材建设刚刚起步，汉语等级大纲、水平测试都尚在试制阶段。至于语言学理论研究和文化比较研究，和西方差距至少20年。我们的专家还太少太少，师资队伍从数量到质量也都不能满足教学要求。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这个划时代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历史把我们的国家推上了时代的擂台，历史也将改变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汉语教师，我们肩负着推广汉语、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重任。我们应该无愧于自己的祖国，无愧于我们神圣的母语——汉语。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并且为此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起步与尝试
1964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具体工作单位就是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下属的汉语教研组。青春时期特别富于幻想，我非常兴奋地去报到了。可是一走进这个教研组，心就凉了半截。这个单位当时只有四位教师，小小的资料室只摆着几本落满尘土的杂书，专业性书籍一本都没有。教材只有一套，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留学生专修班时期邓懿先生主编的汉语入门教材《汉语教科书》。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70年代全国唯一的对外汉语教学用书。资料室别的东西就是一些散乱的单篇选文了。这些选文没有经过任何教学加工，同事们叫它传单式教材。当我拿着这些“传单”走上讲台，面对着众多留学生时，觉得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对不起这些漂洋过海来中国求学的学生。下课后，我想找点儿材料看看，学习一点儿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和理论，但材料到哪里去找？那时连一本专业杂志都没有，更别说学术专著了。看来，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从头开始，自己摸索，从实践中去学。学生时代，我有记周记的习惯，自从做了教师，周记内容几乎都变成了教学札记。别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单调乏味，但我翻阅起来却津津有味。那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还记下了我的思考过程和结论。当时我们的上级留学生办公室领导对汉语教师似乎没有什么专业要求，每次开会强调的都是对学生进行积极政治影响，培养世界革命的种子。教师上课拿一张《人民日报》或一本《红旗》杂志去，最能体现政治第一。我就曾拿着《人民日报》关于焦裕禄的报道上过课。
1966年前，北大有几百名留学生，最多时达到过四五百名。可是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几乎没有了留学生。1969年，北大绝大多数教师都去走“五七道路”了，我去了江西鲤鱼洲农场。大家走时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基本没带什么书。当时说是要扎根，要安家落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想，中国在地球上只是一个村落而已，它怎能与别的村落永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呢。我相信，以后还会需要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在农场，唯一的读书机会是“天天读”，那是雷打不动的。每天早上，我就利用这宝贵的一小时，把《毛主席语录》一遍遍写成拼音，因为这样既帮助背诵语录，也练习了拼音。汉语拼音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重要拐棍，教师必须写得准确熟练。在读《毛泽东选集》时，我常常带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因为可以随时查书中的成语。我看多了，就记住了其中大部分成语的出处和典故。成语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向来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和兴趣所在，值得下大功夫。说真的，直到现在我都感谢“天天读”，因为它不但使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使我练习了一些教学基本功。
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失眠比较严重，三十多岁我的脸上就生出了许多皱纹。我深感人生短暂，时不我待。随着高校大批招生的恢复，北大的外国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有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要求各异的留学生，再像以前那样拿着传单式教材去上课显然不行了。怎么办？教研组组织几位同事共同协作，编写出了一套《汉语教科书》，供中级和高级水平学生使用。在此以前，我们北大的汉语教学课型非常单一，只有一门课，就叫“汉语”。学生的听、说能力无法得到专门训练。受到国外英语教学的启发，我想编写一套口语教材，教研组就让我着手试编。我拟定了内容和体例大纲，写了样课。由于短期班急用，工作量也较大，又先后请了三位同事加入，编写出了一套口语教材，叫《汉语口语》。随后我又试着编写了《汉语听力课本》。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北大的汉语课型初步成龙配套了，改变了几十年单一课型的状态，增加了口语和听力两种课型。
留学生对《汉语口语》内容的生动活泼性和实用性评价很高。他们说，从一下飞机，到走进北大宿舍，走上街头，然后飞往各地参观名胜古迹，要说的话，课本上都有。学了这本书，可以去商店、下饭馆、上邮局，去理发、打电话、叫出租车，等等。短期班学生回国时，不管行李多重，也要把《汉语口语》带回去，他们都说有用。后来，日本也出版了这套口语教材。这套教材北大使用了15年，一些兄弟院校也使用了多年。1986年它被中国汉语学会评为优秀教材向全国推广，1994年又获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教材二等奖。
《汉语听力课本》
《汉语口语》获奖证书
挑战与收获
1983年中美两国汉语教师在北京举行了中美汉语教学讨论会。经过认真讨论，双方同意就13个教学与科研项目进行合作。编写中国文化语言教材《话说中国》就是其中的项目之一，会议决定这个项目由北大牵头。当北大汉语中心决定由杜荣先生做主编，我作为主要编者之一参加这一工作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因为这不仅是一项学术性较强的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代在美国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化二十讲》。二十讲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它的内容全面但观点陈旧，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定的偏见，因此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失真的。我们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有责任编写出一套真正的中国文化教材来取代《中国文化二十讲》。但取代又谈何容易，这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从教材内容的概括性、生动活泼性，以及语言的浅显流畅度来看，《中国文化二十讲》都不失为一本优秀的语言文化教材。这一点也正是它久用不衰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超过它，否则就没有竞争力，更无法在美国站稳脚跟。
《话说中国》（上、下册）
编写这样的书，不仅要求作者具有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要有扎实的汉语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但时间从哪里来？北大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师资力量严重短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两个坑。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天备课、上课、改作业，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我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孩子尽职，加上编教材的任务，真可谓两个肩膀三副重担。丈夫不在家时，我在家干活儿；丈夫在家时，我提着大包资料到图书馆、教室找地方干活儿，白天黑夜不停歇。我家的饭桌上向来是一个菜，一直到退休前都是这样。这倒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位舍得为饭食下功夫的女当家人。虽然丈夫和孩子都习以为常了，但我感到十分内疚。我的丈夫宽宏大量，常常为我分忧，他是清华大学较年轻的教授，著作甚丰。在事业上他是强者，但在生活上从不苛求我的照顾。他是我事业的支持者，为了给我腾地方，他常去图书馆、实验室四处打游击式工作。多年来我们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因为“不近人情”得罪了不少人。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是人，凡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们何尝不想和亲戚朋友欢聚一堂享受人生的快乐呢，又何尝不想带着孩子串亲访友、逛公园、逛商店、看电影呢？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对每一位教师来说，紧急的教学任务在身如同一名军人军务在身，一旦军务在身就顾不上其他的了。
在《话说中国》的写作过程中，我常为一个史实、一个语法点，甚至一个词语到处去查资料；为设计一个练习方式绞尽脑汁。这套书是文化教材，又是汉语教科书，在写法上颇费思考。有一课内容是近百年历史，字数限制在一千五百字。一百年的内容是何等浩瀚，事件、人物又是何等繁多，如果只勾勒概貌，会写成一篇大事记，想写得有血有肉，光一个五四运动一千五百字也打不住。最难的还是因为它是中级教材，词汇、语法极受限制，写这样的文章真乃捆着手脚跳舞，可还得跳得婀娜多姿。我每天琢磨来琢磨去，吃饭想，睡觉想，走路也想。有一天我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看见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突然来了灵感，于是马上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在广场下了车。我直奔纪念碑，把碑上的八幅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敌后游击战、胜利渡江——仔细地看了又看，回来就马上动笔了。我试着设计了一位导游，请他带领几位外国游客来到纪念碑浮雕前，就由他把一部中国近代史亲切生动、有点有面地介绍了出来。这一情景设计颇具真实性，语言又极富口语性，学生容易接受。我们是不能板起脸来向外国人大讲中国革命的。就这样，我较为圆满地完成了《纪念碑前话百年》一课的写作。后来又根据教学要求反复修改加工，一课课文竟花了好多天。外行人看了这篇一千多字的大白话，一定会认为教外国人没有什么学问，可我们的合作者美国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汉语教授Helen T.Lin看后，对作者的匠心极为欣赏。
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香山举行，这是世界各国汉学家和汉语教师的一次盛会。《话说中国》作为大会献礼书送给参会代表，人手一套。当我走上大会讲台做完关于编写《话说中国》的学术报告后，热烈的掌声响彻大厅，经久不息。会下，代表们纷纷提问、讨论，他们表现出的兴趣和热情令人感动。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会后，《话说中国》被代表们带往世界各地，国外有的大书店也把它摆上了橱窗。当我在德国、法国的书店看到这套装潢得十分精致的教材时，当我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看到不同肤色的顾客购书的情景时，难以描述自己复杂的心情，我们的劳动成果被人们认可了。《话说中国》成了中国向世界人民打开的一个小小窗口，多少人通过它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开始走出中国，冲出亚洲，走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正轨与换代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迅速，一切都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理论正在追赶世界水平，学科理论不断深化、拓宽。汉语教材必须不断推陈出新，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新高度，从而反映出北京大学这座著名高等学府的一流水平。
1985年北京大学汉语中心组织了一个阵容较强的班子着手编写一套初、中、高三级共8册的汉语教程，以适应北大每年数百名留学生的需要。其中《汉语初级教程》共4册，由我们的元老邓懿教授担任主编，其中全部语法注释和练习由我负责。工作量很大，时间也非常紧迫，但仍要在业余时间干。这段时间我正闹更年期，失眠、贫血都很严重，无名低烧两年不退。有一段时间，我一站在讲台上就头晕目眩，只好请人代课。但我一天也没安心休息，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语法和例句。哪天夜里睡得好一点儿，早上爬起来就写，直到体温又升高了才不得不停下笔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这套教材顺利完成了。它培育了一届又一届、一期又一期成百上千的留学生。后来《汉语初级教程》被日本看中，从北京大学出版社买走版权，再后来又在韩国出版了韩汉版本。1994年国家举行“近五年对外汉语教学教材评比”，初级、中级和高级全套“汉语教程”荣获全国唯一的一等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感到兴奋，只有辛勤的劳动和付出被人理解、被人承认的欣慰。
世界的大语种差不多都有各自的水平等级大纲，我们汉语也应该研制出自己的水平标准和大纲。有了这个大纲才能更好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水平测试，从而克服几十年来存在的盲目性和混乱状态，使教学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
《汉语初级教程》（第一至四册）
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在国家教委和国家汉办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七人研究小组，着手大纲的研制工作，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大纲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是学科的基础建设，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开创性工作。专家们从高温闷热的暑假开始干，一直到第二年春节才拿出初稿，全是无报酬劳动。当时我上午在北大上课，下午直奔北京语言学院专家楼继续工作，有时晚饭后还要讨论，因为外地教师都住在专家楼里。那时我们没有电脑，常常为了一个词的使用频率算得头昏脑涨，为了一个语法条目反复论证。这个大纲叫《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它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996）的雏形。后来的汉语水平考试（HSK），都和水平标准的制定有着直接关系。现在HSK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标准化考试，在国内外举办的多次考试都取得了预期效果。有人把HSK称为汉语托福考试。更重要的是这个等级标准的制定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与》
时代发展非常迅速，20世纪80年代汉语中心编写的汉语初、中、高级汉语教程从内容到形式，已经显得有点儿老化。1997年，由我主编，邀请两位青年教师一起编写了一部汉语中级教程，书名为《参与》。我们认真研究了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新成果及一些代表性教材，也较全面地总结了以往的教学经验，力求使这部教材能体现出时代的新特点、新高度。为此，在继承国内外优秀教材的基础上，我们对《参与》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改革尝试。
在内容方面，我们的正课文和副课文，不仅是中国人，同时也是外国人关注并有切身感受的事情，包括家庭结构、隐私权、夫妻关系、招聘求职、青少年教育、生活节奏、减肥保健、老人问题、休闲方式、太空梦想，以及城市现代化改造与古都风貌的矛盾等，这些内容都十分贴近外国留学生的生活。此外，这些内容所涉及的词语正好适合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学习。这本教材跟当时一般教材的最大区别就是内容。我们没有选那些外国人较为陌生的，只有认识和欣赏价值，而无参与价值的内容，比如较为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只有中国人关注的特殊问题，再比如市井文学和经典文学作品，等等。因为学生无论在学习期间，还是走入社会，都不大可能成为这类生活内容中的一个角色或参与者，除了少数达到高级水平，甚至要进入文科某系继续深造的部分学生。再者，当时北大海外教育学院早已设置了文化课、读报课等，学生有机会学习其他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内容。
我们在编写正副课文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不同的人在同类事情上的不同经历以及他们不同的感受和看法的材料。这样，在学习过程中，必然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和争论，课堂也就变成了真实的交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会兴致盎然、自然而然地习得第二语言，习得更高层次的语言技巧——争论反驳。教材所选取的内容对各国学生普遍性意义较大，但所涉及的场景全部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又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点，而特点本身就是文化差异。
《参与》在形式上的一个探索是加入了语段练习。语段、语篇理论是近年来世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参与》试图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练习项目——语段练习。这些练习方式就内容而言，多具有思考性和辩论性；就形式而言，又具有操作性。鉴于当时语段研究理论的局限，语段教学的练习方式、方法尚有待于充实完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儿尝试而已。著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百忙中为《参与》写了序言，他说：“这部教材把重点放在学生的参与性上，课文内容都比较贴近外国学生的生活，能够活跃他们的思想——本书每课副课文和语段练习与正课文密切配合，更拓展了学生思路，这些尝试都是相当成功的。”
总结与愿景
综上，本文所陈述的全部内容，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汉语教研组，到1984年成立的汉语中心，再到1995年成立的海外教育学院，最后到2002年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前夕的几个阶段中，汉语教材建设的历程。当然，这期间，尤其20世纪90年代前后，还有其他一些教材，其中不乏优秀教材。因为我未参与，不是十分清楚，就都略去未写，所以以上所说并不代表全部情况。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说明，我们每一部教材的编写都是时代的需要，不仅内容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体现了语言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每套教材的出现都和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进步紧密相连。换句话说，这些教材都是一套一个台阶，一步步向上走，一步步前进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汉语教研组时期的中级和高级教材《汉语教科书》实现了教材的从无到有，它更为注重政治内容，课文选择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和江耀辉《红军鞋》等。与此同时的《汉语口语》《汉语听力课本》和《短期汉语课本》则是汉语课型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关键一跃。汉语中心时代的一套汉语初级、中级、高级教程完成了从零起点到高级水平的系列化、科学化。《话说中国》是专业化知识用口语化方式表达的尝试，也是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编写境外教材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参与》，内容更注重学生的参与性，也是有意识地加入语篇、语段练习的尝试。另外，《参与》也积累了多年的练习方法，希望为后人编写教材提供一些范例。
今天，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全国各大高校几乎都招收了留学生，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大量增加。汉语教材如雨后春笋，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一代胜过一代。作为老一代汉语教师，我感到无比欣慰。回想起当年的艰辛也颇有感触。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成百成千个生词的词汇表都是用卡片一个个摆出来的。很多语法点、不少句型的解释都像科研题目，需要自己研究。没有太多工具书，尤其是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研究成果。比如，连对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来说都不算事的“了、着、的、把”，却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为了教他们“把”字句，我们给出句型“把—什么东西—动词—哪里”，例句“把书放在桌子上”，学生竟模仿说出“把笔买在商店”。这说明，我们对这种“把”字句中动词的研究还没有到位。又比如，一个德国学生问我，“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句话中的两个“的”，意思一样吗？我当时的回答他好像似懂非懂，我不知怎么讲才能让外国人明白。想了很久，觉得应该设一个“是……的”句型来解释后一个“的”。
以上一切都说明，当年编写教材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各种条件都很差。作为今天的晚辈同行，我觉得你们是赶上了好时代，是幸福的。当然，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语言学理论和教学理论的进步，线下线上教学的新要求，对你们施加的压力都很大，你们的担子更重。希望你们能远远超越你们的前辈，让汉语教学水平跟随国家一起腾飞。
2021年于蓝旗营寓所
文字：赵燕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