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二

夏仲翼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是近十多年的事。但直到今天，好像谈论这个题目的人要大大多于埋头其中切实进行研究的人。这次终于读到陈建华先生的专著，觉得真是一本称得上是进行文学比较的著作，很实在地把两个国家的文学作了一番寻根究底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比较文学不属于基础学科，虽然它也一样有着自己的理论部分和史学部分。它的理论更多涉及的是方法论，而它的史学实际是一种“元批评”性质的叙述，即对于这一学科进展的描述。它要借助于文学本身的材料，永远是文学事实之后的一种对比和整理，因此不会有先于文学事实的纯理论的或纯逻辑的推断。有些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有时会先推理或发现一种定理或公理，在尔后的学科研究中由各种事实得到印证、运用和发展。比较文学却总要在一定的现象中求得某种结论，这应该是一门目的性很强的学科。研究现象是为了发现本质，比较文学的双眼永远是盯着结果的。不说明问题的比较，其实际效果等于零。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原始的问题：什么是比较文学？什么是比较的基础？本书的作者在引言里谈到了“关系”和“影响”等研究趋向，或者说是派别。这就是基础。研究“关系”和“影响”，也是为了看待其结果。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也算得是新的学科，至少在我们国家是如此，因为起步相当晚。然而一篇文章，随手拈来几部作品或一些现象作一番比较，看不到“结果”，不清楚“目的”，这样的研究总让人觉得与文学比较并无关涉，经不住别人问一声“为什么？”。作这样的文学比较虽然热闹，有时却真像是一种文字游戏。

我们现在说什么“法国派”“美国派”，自有它的来由。主张“关系”也好，“影响”也好，也确有其事，并非杜撰。欧洲世界有它历史发展的过程，古代世界经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到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欧洲世界不仅西欧，其实连东欧也互相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影响和关系不言而喻。即使是美洲，北美、南美都有着欧洲脉络和影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体和延续，例如美国和英国、拉美和西班牙等。在这个圈子里什么影响和关系都是可能的，但是亚洲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情况更不同。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在古代，连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只消看现在谈比较文学，常常列举的几个例子，也是好不容易的偶然。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与西方有关的地理发现、战争事实和经济交往都是很难寻迹，更不要说人种关系、血缘联系和语言维系了。这种情况下，中西文学的关系常常会和深入的历史考证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必须找出每一次“历史的偶然”吧！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当然，文学的比较也可以从文学的共同规律中去寻找，但这样的异同比较，其实也必定有目的，即为了说明文学发展在不同的地域遵循着相同的规律。这是另外一个题目，这里我们暂且不说。

本书对于中俄文学的关系恰恰是从历史上实有的关系和影响入手，作了一番详尽的考察。从18世纪起，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上相当偶然的关系，都落入了本书作者的视野。从文化渊源上说，这两国本没有太多的牵连，但由于地域的接近，两国的交往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得以交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情况造就了中俄文学的特别的联系。也即作者在引言中说的：“中国文学在逐步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过程中，俄苏文学的影响尤为令人注目。”

经过作者梳理，中俄文学关系在我们面前以一种十分清晰的形态呈现。它不是一种文学渊源的历史考证（像欧洲文学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关系）；它也不是同宗文学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像研究日耳曼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联系）。这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通过一定的政治关系，形成的颇有“偶然性”，而又有着不可忽视影响的文学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纽带与其说是文化，还不如说是时代和社会进程，是政治和革命的变革。这种关系之深，对中国来说，从19世纪末起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和革命的进程。从清末民初、“五四”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抗日战争时期、50—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到现今的改革开放阶段，时间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话题。但这终究也是文学比较的一个方面，既然文学除了它本体的问题以外，还有与社会、时代相关的一面，那么这类比较的结论，也就有了十分现实的内涵。至少是使文学比较落到了“实处”，有了十分明确的结果。“理论”要不流于“空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前后是一个阶段，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时期，中国文学从自己封闭式的发展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当时“借”的也不只是俄国的“酒杯”。但是不管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潮、19世纪俄国文学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还是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文学和后来被苏联自己也看作异端的文学，都是中国作家吸收养分的土壤。在当时中国的文坛出现过多少西方流派的模仿者，但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影响、对中国这个社会造成变革、结出果实的，也首推俄国的文学。

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左翼的文艺可以说是当时苏联文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革命的进程使得中俄的文学有了内在的联系。这种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影响和借鉴，这是在相同思想基础上的共通和响应，完全不同于一般地域文化或历史影响，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的内涵，有着十分明显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倾向。其特点是甚至不选择接受的角度，因为一切都从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出发。再说我们对于俄国革命经验的吸收既然也来不及仔细选择，文学也就在正面借鉴的同时，连带吸收了它的负面。

这种情况要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突然来了一个逆转，本书的作者称之为“冰封期”。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作180度的转变，在实践上也是极其荒谬的。官方的指向和普遍的文学期待无法一致，于是出现了在“大批判”形式下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变相保持了对当代苏联文学的跟踪。

第四个时期是1978年之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苏联文学大概相差20年的“同步进程”，从我们的“伤痕文学”开始，亦步亦趋地重复着苏联文学曾经有过的文学阶段，甚至重复着一个个文学的主题，这里当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虽然在这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一拥而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文学对于中国文坛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文学比较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甚至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免不了要将当代苏联文学作为参照对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980年代末期才有了改变，其原因也正在社会政治的变动。所以中俄文学的比较，绝不是一般的文化或文学的比较，肯定要关联上时代、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这样的比较研究肯定要采用社会、历史、政治的视角，运用社会历史评论的方法，而它追求的目标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要侧重社会历史的内涵。关于这一点，本书无疑是做得十分出色的。

然而作者要做的终究是“文学”的比较，他把这种比较放在另一种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上，显示了相当广阔的视野。其中对于中苏文学思潮“错位对应现象”的考察，对于中国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仍没有中断对俄苏文学介绍的特殊现象的论述（书中用了一种十分有个性的表达方式，类似“文革”时期“偷渡”现象所用的方法），以及对1990年代俄苏文学新格局的注意，都表明作者深谙中俄两国文学的历史变迁的实质。而对于像日丹诺夫主义这类尚未被充分讨论的话题的触及，也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于中俄文学关系不懈的思考。文学比较是可以选择多种角度的，但角度的成立取决于文学的本身，必须是实有而非假设或臆想的。本书用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视角，正说明了作者切实而严谨的学者态度。

材料的翔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两个国家有关的文学材料，从论文、译作、专著、文学史，乃至作家的自述，本书作者近搜远涉，详尽罗列，而钩沉发幽，往往道前人所未及道，其中历史脉络的清晰，也表明了作者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了解的透彻。学者常常叹息学术著作出版的不景气，其实以学术之名出版的书籍数量并不少，只是较少自甘寂寞、踏实细致的耕耘，太多貌似新论而其实不至的出版物。如果每个作者，在做一个题目的时候，都有一层较高的立意，去穷尽一个专题，在主观上努力去充当一个专题的“终结者”，我们的人文科学才会庶几有成。“洗尽铅华方始真”，去了那份“花哨”，求得真正的“实在”，这大概是要出版人和学者一起努力才会产生的境地。陈建华君要我作序，我竟写下了许多与书旨不甚相干的话，但内中也表达了我对本书和作者的赞同。

1997年岁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