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

在公元前1200年，古希腊成为自印度延伸至地中海西部的综合性文明的一部分。此可谓青铜时代的巅峰，商贸之路从不列颠一直深入到亚洲，埃及法老的陪葬品可能有美索不达米亚的花瓶、塞浦路斯的橄榄油、黎巴嫩的雪松，以及混合着威尔士矿山所产之锡的青铜器。这是赫梯人的时代，也是在克里特岛上跳牛的米诺斯人的时代，又是希腊迈锡尼宫殿文明的时代。他们的世界后来体现在有关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中，记载在特洛伊战争和海伦的故事里。这是一个先进、复杂而繁荣的时代，却注定难逃厄运。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其规模之庞大，实在超乎想象，背后的原因也显得难以捉摸。在公元前1050—前1000年之间的50年里，几乎每一座著名的古代城市都遭到了劫掠和毁灭。就连强大的埃及也不例外，尽管它拥有海洋和沙漠的天然屏障，却还是受到了“希斯克斯”（Hyskos，希腊语[1]，意为“海上民族”）的猛烈攻击，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至于缺乏埃及那种天然屏障的赫梯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则干脆被毁灭殆尽，荡然无存了。贸易迅速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地中海西部的文明步入了长达250年的“黑暗时代”[2]。

图6 这个古风时代的花瓶上展示了一艘荷马曾在《伊利亚特》第二卷《船舶名录》中描述过的“黑船”。

对于这次衰落的原因，当代学者有着诸多争论。有人提出，火山喷发以及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是重要原因，尤其是锡拉岛（即今圣托里尼岛）上的火山大爆发，将大约60平方公里的碎片喷入大气层中，造成了严重的天气异常，同时期的古代中国对此曾做过记载。还有人认为，蛮族入侵、瘟疫蔓延和经济的系统性崩溃是黑暗时代的导火索。即便这些灾难没有直接导致这次衰落，它们也肯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希腊未能幸免，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也在劫难逃。考古学家在希腊挖掘的每一座古代城市都显露出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的毁灭层。在公元前1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这些城市见证了血腥的烧杀抢掠，大街上尸体横陈，无人掩埋，幸存者则躲入与世隔绝的山谷或者山顶的壁垒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文学创作不复存在，曾经发达的贸易退回到本地村庄之间的物物交换。

希腊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一个自称“赫拉克勒斯之子”的民族从巴尔干半岛南下，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后来的希腊传统中，他们被认为是多利安人。自此以后，希腊人便将自己的身份划归不同的来源，或为最初的爱奥尼亚民族和阿卡迪亚民族，或为入侵的多利安人（尤其是斯巴达人，认定自己属于后一个群体）。

古希腊人相信，多利安人的侵入使得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逃往国外，为此后数个世纪间希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现代研究表明，当时的情况其实颇为复杂。首先，我们无法确定多利安人究竟是取代了伯罗奔尼撒人，还是跟伯罗奔尼撒人融为一体，抑或他们原本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著居民。其次，多利安人并非造成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唯一原因。不过，在本书的研究中，原因不是重点，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结果，而黑暗时代的来临以及当地文明衰落的结果，则是希腊文明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以及更远的地方。

图7 “我看见男人们手持盾牌与投枪，我看见马儿们拉着槽形的战车。”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在其剧作《乞援人》中描绘的场景跟这个花瓶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当黑暗时代的迷雾开始消散，古风时代的希腊逐渐浮现时，世界上不仅有生活在希腊之外的希腊人，而且这些“异域”城市还充当了引领希腊文化和思想迈入新纪元的火炬手。对于古代人来说，“希腊”包括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爱琴海的岛屿、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大多数地区。希腊世界的主要部分是“赫拉斯”[3]，包括希腊本身以及爱奥尼亚，即位于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海岸上的希腊城市，此外还包括大希腊，也就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当时共有数百个这样的殖民地，单是米利都一座城市就建立了三十个殖民地。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迈尼斯到今天格鲁吉亚黑海岸边的法希斯，希腊的殖民地沿着海岸线星罗棋布，犹如“镶嵌在蛮族斗篷上的希腊花边”（见西塞罗《论共和国》，2.9）。

这些城市不仅沐浴在统一的希腊文化下，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共同点。首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城市都建在海岸线上或者海岸附近。这些希腊城市环绕着地中海，正如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言，“就像青蛙环绕着池塘”（见《裴多篇》，109b）。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到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这种殖民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希腊人先开发并巩固一处临近海岸的岛屿，以此为基地，与对面的大陆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随着相互熟悉，当地人逐渐放松戒备，希腊人便趁机迁移上岸，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原本作为基地的岛屿则变成了一个应急的避难所。

这种殖民技巧对于早期殖民者来说至关重要。以加尔西顿为例，它被后来的希腊人称为“盲人之城”，因为加尔西顿的创立者们竟然没有发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本有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那便是未来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加尔西顿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拥有卡德柯伊半岛作为“近海基地”，而位于欧洲那边的未来殖民地却缺乏这一条件。

图8 赫拉克勒斯的石灰岩雕像，出自古风时代的塞浦路斯。从人物的姿态及身上的裙子可以看出埃及对希腊世界的影响。

大多数殖民地城市都对殖民者及其城市有着情感上的依赖（加尔西顿的建立者是来自迈加拉的希腊人）。这种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加之物质上的商贸往来，极大地促进了新殖民地的繁荣，来自内陆的货物通过海上贸易船队得到了广泛交换。雅典人向腓尼基出口花瓶，换取那里著名的紫色染料，而腓尼基人则把花瓶再出口到埃及，换取谷物和纸莎草。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从中国进口丝绸，从波斯买来拖鞋，在雷吉乌姆换成意大利的蜡、奶酪和奴隶。在跟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争斗期间，迦太基人用象牙换取塞浦路斯的锡或伊特鲁里亚的铜。

通过这样的贸易，科林斯等城市迅速繁荣起来。实际上，科林斯的崛起大大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地峡的最窄处，为交通要道，因此常被称作“富庶的科林斯”，就像意大利的锡巴里斯，因其生活方式太过奢侈，以至于到了今天，“锡巴里提克”一词仍是描述自我放纵和堕落的同义语。

在希腊世界里，随着内陆货物的频繁运出和流通，不同的文化、观念、宗教和哲学也异彩纷呈、争奇斗艳。正是这种交流与互动，引发了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革命，催生了塑造现代世界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