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治疗的技艺源远流长。一直以来，医生作为掌握并实践这项技艺的职业群体，在医患关系中掌握着知识权威，享有近乎绝对的裁量权。医生讲求医德，患者信任医生、依靠医生，并且遵从医嘱行事，这在医学界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

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传统遭遇冲击。一方面，以技术为中心的诊疗场所（医院）逐步取代以信任为中心的诊疗场所（患者居室），导致医生与患者愈发疏离，成为“陌生人”。另一方面，器官移植、心肺复苏、缺陷新生儿生命维护等技术的发展引发新的伦理问题，把更多宗教、传媒、司法等外部影响因素引入医学领域，进一步冲击了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权主义者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争取个人权利：黑人权利、妇女儿童权利、残障人士权利、同性权利，以及患者权利……在诊室里，医生不再是说一不二的一方；在医学实验室里，科研伦理被置于放大镜之下。这样的势头让医生、患者以及第三方围绕医疗决策权的争端趋于白热化。

在塔斯基吉试验和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事件中，医护人员为“探求新知”抛弃希波克拉底确立的原则，对毫不知情的弱势人群实施试验。在卡伦·安·昆兰案和南希·克鲁赞案中，该不该放任无法自主决策的患者死去则成为摆在医患双方面前的难题。对个体权利的呼唤回应了技术进步的困境，并且共同推动了变革。拥有哲学、伦理学、法律、社会学等背景的各界外部人士开始参与医学决策，他们意在帮助患者分享甚至争夺医生的决策权。

随着病床旁新出现的“陌生人”越聚越多，患者和受试者的权利得到了日趋完善的保障。首先，医护人员不再充当诊室里的“独裁者”，他们必须与患者分享信息，共同决定治疗方案。其次，集体决策和正当程序原则得到确立，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接受同行的审议和社会的监督已经成为常态，弱势人群得到针对性关怀。最后，生命伦理不仅事关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更已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一种受到保护的重要价值。

上述变革固然可喜，但它也把新问题送到我们面前。权利总是与责任相一致，患者在收获权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更重的责任；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的差异，不同人群负担责任的能力不尽相同，这将产生新的社会不公；而对医学专业知识和医生专业能力的普遍质疑将进一步破坏医患互信，让本已疏远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面对不断变化中的新情况，如何在复杂多元的价值之间维持合理的张力，在效率激励与平等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仍然是一个有待各领域学人进一步研究的长远议题。

本书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美国的有关医学伦理重大事件的回顾，揭示了医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对医学文化的影响，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对深入理解当今医患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

韩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