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通往兔子岛的路

在17世纪，英国这样的前工业社会中，一个1000人的城镇每年可能会举行50场葬礼。约翰·多恩说：“永远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父亲埋葬的儿子比儿子埋葬的父亲要多，丧钟每周都会敲响。镇上将近一半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只有30—50人超过60岁。小镇每年需要50人左右的新生儿来弥补损失，大约有150名育龄已婚女性来生育子女。由于出生率有限，没有限制的死亡率决定了人口的数量。“肮脏、野蛮、短暂”是托马斯·霍布斯对公民政府出现之前的生活的总结。虽然霍布斯活到了91岁，但这在他的时代是不寻常的。

据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的分析，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情况（表1）[1]与1691年布雷斯劳人的生存情况惊人地相似。在每种情况下，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在15岁前死亡，在生殖期死亡率最低，而那些活到45岁的人可能再活20年。老年病学家凯莱布·芬奇指出，所有哺乳动物，无论体型大小或寿命长短，都具有相同的生存模式：婴儿夭折率高、生殖期死亡率低、此后死亡率呈指数级上升。他说：“所有经过充分研究的哺乳动物都遵循着这一规律。”[2]

表1:17世纪布雷斯劳狩猎—采集者和居民的生存状况

（Gurven and Kaplan 2007,Halley 1691.）

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01年，当时正值英法战争的短暂休整。充满征服欲的革命军队席卷了整个欧洲，旧的教会、国家和贵族的秩序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一些人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新耶路撒冷登场的彩排，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恶魔出没的混乱的一瞥，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思想。这是一个虚假的黎明，还是无限进步的前奏?

一位乡村牧师也在此时加入了争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常被称为罗伯特）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名第六，他从小就被教育相信世界存在理性，这个世界由一个仁慈的幕后领主统治着。我们可以想象他端坐于简·奥斯汀式装潢的客厅里，因为广泛的阅读、谦逊真诚的品格和魅力而备受大人们赞许。而孩子们则在模仿他说话时笑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生来就患有唇腭裂。他的嘴唇被缝合在一起，从肖像画上很难看得出来，但上颚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手术水平。他的一生都有着“丑陋的嘴和可怕的声音”，甚至“连字母表里一半的辅音都发不出来”。[3]通常情况下，熟识他的人很快就会忽视他的这种残疾，因为他是个很健谈且有趣的人。但是，这一残疾限制了他的雄心壮志。1786年，罗伯特对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院长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退休后住在乡下。”[4]就这样，由于在数学方面的杰出成就，1793年，他成为萨里郡奥克伍德一个乡村小教堂的助理牧师。在他追求这种平静而无可指责的生活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发生了。这是一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在海峡的对岸，一位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革命军把反动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旧秩序正在全面衰退。1794年，庄稼歉收，1795年，人们焦躁不安。英国的安全依赖于刚刚发生过哗变的海军；具有颠覆思想的人遭遇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为英国国教的牧师，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人口论》（1798）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论辩著作之一。它讲述了一个谦逊的匿名作家在“一个朋友”（实际上是他的父亲）的敦促下读了一本有趣的书（作者是玛丽·雪莱的父亲威廉·戈德温）。作家被这本书所描绘的远景迷住了，同时偶然发现了其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可悲的是，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眼睁睁地看着梦想在白日的冷光中消逝。他既不否认哲学家们的论点，也不否认这些观点的吸引力，只是指出它们是无法实现的。在辩论的过程中，论证通常先于结论，但是辩论的核心在于说服对方。如果你回溯马尔萨斯的结论，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了：他认为根本的世俗进步是不可能的，贫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类无法干预的，这一切都是由一位睿智仁慈的神规定的。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亚当·斯密估计，英国和欧洲的人口在过去500年里翻了一番，而在没有大量移民的情况下，新英格兰的人口从1643年的21200人增长到了1760年的50万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相当于每25年人口翻倍，这意味着老年人可能会有多达100个子孙。而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很多人将无法找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被迫谋生，要么乞讨，要么犯下滔天大罪。匮乏、饥荒和死亡将立即蔓延”。

斯密估计，在此期间每两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成年前夭折，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而在苏格兰较贫穷的地区，一个女性为了育有两个存活下来的孩子，可能要怀孕20次。他认为在一些地区，人口控制是通过杀婴来实现的：“在所有的大城市里，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孩子）被遗弃在街头，或者像小狗一样被淹死。”[5]斯密只要去伦敦看看就知道了，威廉·科拉姆上尉就经常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里穿行时看到这种景象。这段经历促使上尉在1741年建立了伦敦弃婴医院“以防止可怜的孩子在出生时经常被谋杀，并禁止将新生儿遗弃在街头的危险的不人道习俗”[6]。医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每年有3000—40000名婴儿入院，其中70%—80%会在医院里死亡。

马尔萨斯估计，如果允许自由繁殖，一对在基督教黎明时代生活的夫妇可以在50代之内拥有10万亿亿个后代，足以让我们这个星球每平方英码站4个人 [1]，之后甚至会填满整个太阳系。相反，同样的计算也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在50代以前有10万亿亿个祖先，但他没有提到这一点。他提出了基于三段论的论点：人口增长快于粮食生产；缺乏食物造成苦难；因此，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假设是，我们将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生育率，粮食生产将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这两者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同时代的人喜欢和尊敬罗伯特·马尔萨斯，并赞誉他和蔼可亲的性格。他对贫穷有切身的体会。奥克伍德教堂是一个安静的乡村地区，马尔萨斯在他任职期间大概主持了25次葬礼，当那些可怜的小包裹被放到墓地里没有标记的洞里时，他尽其所能地履行他的职责。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对穷人的同情。即便如此，书中那种排除进步的可能性，并认为穷人无法获得帮助的哲学，可能会使人陷入悲观主义。正如他所总结的：“道德邪恶对于道德卓越的产生是绝对必要的。”[7]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观点可能看起来令人沮丧，但与他的道德神学相比，这就像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纯粹唯物主义的论点与绝望派的神学（在第一版之后明智地省略了）相结合，对读者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很少有牧师会让这么多人失去信仰。尽管如此，马尔萨斯还是给了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灵感。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写道：

“我碰巧为了消遣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很欣赏他在动物和植物生存习性的长期观察中所看到的生存斗争，我忽然想到，在这种环境下，有利于生存的变化被保留了，而不利于生存的变化被消除了，这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于是，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论。”[8]

在其他场合，达尔文曾说他的理论“是将马尔萨斯的学说以多种力量应用于整个动植物王国”。马尔萨斯的神学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达尔文式的味道：将遗传和环境结合起来，决定哪些灵魂应该存活而哪些不应该，就像是全能的上帝在他们之间移动，以作出他“神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