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鐸先生音韻學思想與方法述論[1]
——紀念趙振鐸先生從教70周年
汪啟明 金玉卓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成都，610000）
提要：趙振鐸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遠承乾嘉諸儒，近紹祖父趙少咸家學。先生學殖深厚，以傳統小學爲基礎，注重吸收國内外語言學先進成果，筆耕不輟，造詣精深。從教70年，在教書育人、學術科研、音韻學等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方面成就斐然。音韻學思想和方法體系嚴整，爲漢語音韻學及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趙振鐸；音韻學；思想；方法
一、引言
趙振鐸先生，1928年生，四川成都人，我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四川大學教授，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曾先後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漢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被評爲四川省人民政府學術和技術帶頭人。任《漢語大字典》常務副主編兼編纂處副主任，《漢語大詞典》（修訂本）副主編，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顧問，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理事、顧問，四川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學術委員會委員等。先後獲得教育部高等學校教材二等奬、國家圖書奬提名奬、全國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奬、中國辭書事業終身成就奬、第十五届王力語言學奬一等奬、首届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成果奬等重要奬項。
趙先生出身書香門第，家中學術氛圍濃厚，一家三代均爲四川大學教授，2021年獲評全國首批100個教育世家，是教師家庭中的優秀代表。先生幼承家學，高中時期已仔細讀完《説文解字》段注，大學時期跟隨祖父學習《切韻考》《廣韻》等書，在傳統小學方面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1952年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很快掌握了國際音標、語音學，同時跟隨祖父研習《經典釋文》的音義材料。1953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師從高名凱教授學習理論語言學，同時問學王力、岑麒祥、魏建功、周祖謨等語言學名家。家學的薰陶和現代語言學的訓練，對趙先生的學術歷程影響很大。趙先生小學功底深厚，且熟悉現代語言學理論，重視傳統語文學與現代語言學接軌，不僅在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文獻學、辭書學等領域造詣很高，在語文教育、人才培養方面也卓有成效，培養了一大批專業學者和進修教師。對趙先生的音韻學思想與方法加以總結，可以啟迪後學，推進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二、趙振鐸先生音韻學思想
（一）語音演變思想
時有古今，地有南北，懋堂有“六求”。“趙氏韻學”研究古代漢語各個歷史時期的聲、韻、調系統及其發展規律，語音演變思想貫穿音韻學的始終。程千帆（第106頁）稱贊趙少咸先生“蓋自乾嘉以來，三百年中，爲斯學者，既精且專，先生一人而已”。趙振鐸先生繼承這一傳統，《音韻學綱要》（1990年，第2頁）明確指出，“古今語音有差異。承認了這個事實，音韻學才有了建立的依據，没有發展變化的觀念，把語音看作一成不變的，那就不可能談音韻學”[2]。韻學研究之要在求其“變”，反切注音法以及韻書和韻圖爲考察語音演變提供了重要綫索，“可以通過觀察切語上下字和所切字之間的異同來認識語音的變化，也可以歸納整理字書、韻書和古書注家的切語來求出它們的語音系統，還可以把整理出的語音系統和《切韻》音系作比較，求出其間的演變痕跡”（第8頁）。如果不“變”字當頭，就會泥於古音，犯古人犯過的錯誤。錢大昕“古無輕脣音”的論斷可以從《廣韻》切語中窺見端倪，“《廣韻》裏面重脣音和輕脣音的切語上字有混用的情況……脣音的類隔反映了創製反切的時候還没有重脣音和輕脣音的區别，當時的脣音只有一類。到了《廣韻》時代，重脣音和輕脣音的區别已經很明顯，但是編寫韻書的人照抄前代的切語，没有根據當時的語音進行釐定，因此出現了類隔現象”（第39頁）。詩文用韻是考察語音演變現象的重要材料，例如唐代詩歌中，“風”字和“東、空、紅、通”等押韻，這些字都在《廣韻》東韻，《詩經》中“風”卻和《廣韻》侵韻字“心、林、欽、南”等押韻，“可見從上古到中古，‘風’字的讀音發生了變化”（第180頁）。漢語方言現象是語音演變的重要體現，音韻學知識對解決現代漢語讀音問題不可或缺，“現代漢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古代漢語的繼承和發展。現代漢語讀音方面的一些問題，只有運用音韻學的知識，從社會歷史各方面進行分析研究，才能夠找到圓滿的解釋”（第314頁）。
（二）語音系統性思想
語音演變具有很强的規律性，即使是例外，也有我們不能察覺的規律起作用。聲韻“相挾而變”，聲母、韻母、聲調的演變情況受到語音系統性的制約，聲韻調各要素相互依存並互爲轉化條件，音節結構内部聲韻調的互動關係是影響語音演變的重要因素。聲調的演化受到聲母的影響，先生指出：“現代漢語各個方言在聲調上出現的演化和聲母的清濁有關係。不少方言的古平聲分爲兩類，一類是陰平，另一類是陽平。陰平來自古清聲母，陽平來自古濁聲母。上去兩聲在有些方言裏也因爲聲母的清濁而分爲兩類，就是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保留古入聲的方言，有的也按照聲母的清濁分爲陰入、陽入兩類。”（第65頁）聲母的演化則與聲調和韻母有關，“聲母在發音方法上的變化，往往以聲調爲條件；聲母在發音部位上的變化，往往以韻母爲條件……中古的全濁聲母的字今天成都話裏没有保留濁音，它們有規律地轉變爲相應發音部位的清聲母字。轉化的條件是聲調。中古的平聲全濁聲母字在成都話讀如次清，而中古的仄聲全濁聲母字在成都話讀如全清……中古精組和見曉組的字，在細音前面，成都話裏轉化爲舌面音；而在洪音前面，則保持了原來的發音部位。這是以韻母爲條件聲母在發音部位上發生的變化”。韻母的演化情況也會受到聲母的制約，“例如中古知組、章組和日母字在今天成都話裏不跟韻母i或介音i拼合，因此與這些聲類相結合的三等韻在今天成都話都失去了韻母i或介音i。又如，中古非、敷、奉各母的字在成都話裏除了單韻母u外，一般不跟合口韻相結合，因此，與這些聲母相結合的三等韻，除了遇攝、流攝和通攝外，都失去了合口u介音”（第142～144頁）。語音的系統性還體現在上古漢語介音和主要元音的構擬方面，“介音的擬測和主要元音的擬測關係密切。主要元音擬測得多，介音就可能少一些。而相反的，主要元音擬測得少，介音就可能要多一些”（第304頁）。中古音系有“等”的概念，“聲母與等的配合是有條件的，某些聲母只出現於某些等，而不出現於另些等”（第151頁），因此，分析中古聲母與等配合的情況，可以發現等的一些綫索，這也反映出語音的系統性。
（三）分等以i介音爲樞紐
先生認爲，古音構擬中i介音的假定對解釋一二三四等韻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一等和二等音大，三等和四等音細。同屬大音，在同一個韻攝中，一等韻的主要元音比二等韻的主要元音低一些或後一些。同屬細音，在同一個韻攝中，三等韻的主要元音又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低一些或後一些。中古音系中，半數以上的韻攝没有二等韻，也没有四等韻。因此假定等的音值，只要假定一等韻没有i介音，假定三等韻有i介音，就可以解決問題。”成都話的語音結構特點爲這一假定提供了佐證，“成都話的古二等字除見系開口韻外，都還保留着洪音。見系開口二等字有很大一部分讀成細音。例如‘家、牙、解……眼、江、掐’等。這是由於二等韻的元音比一等韻的元音舌位要偏前一些，因而容易産生新的i介音”，“三等韻按規律應該讀細音，但是知系字不論開合，成都話都讀洪音。如‘中、終、忡、充、蟲、崇’等，那是由於聲母硬化的影嚮使i介音消失造成的”（第75～76頁）。上古漢語韻部的考訂，也需要重視介音，“六十年代蘇聯的雅洪托夫把顫音r引進上古漢語，認爲它可以使一些聲母捲舌化。它被看作二等韻的介音。接着美國的舒斯勒寫了《上古漢語中的r和l》，認爲中古漢語的二等韻來源於上古漢語的介音r，中古漢語的四等韻來源於上古漢語的介音l。這樣一來，介音除了元音外，又增加了輔音”，這樣的觀點不能成立。“中古漢語複雜韻母結構的出現跟上古漢語的介音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一般地説，一等字和二等字在中古没有i介音，上古的一二等字也可以假定它們没有i介音。中古的三等字有i介音，上古的三等字也可以假定有i介音。四等韻在上古也應該没有i介音，它的音值應該是一個與三等韻主要元音音值不同的單元音”（第302～303頁）。
（四）文獻學與音韻學結合
1.文獻整理
我國歷史上湧現過大量音韻學經典，他們是音韻學研究的重要基礎，相應地，音韻專書的整理就成爲音韻學研究的重要内容。“趙氏韻學”以趙少咸《廣韻疏證》爲代表，先生則發揚光大，以畢生精力從事《集韻》的整理工作，撰有《集韻校本》和《集韻疏證》。先生提到，《集韻》裏面有豐富的音韻資料，對於從事傳統的語言文字研究極有幫助，要很好地利用這批材料，必須對它進行整理。先生（2006年，第209頁）指出，“整理《集韻》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總結前人的校勘成果，在這個基礎上編出一個可資利用的《集韻》校本。另外就是從前代文獻中鉤稽出可以證明《集韻》書中音義來源的材料，充實它的内容，使這部書能更好地發揮它作爲工具書的作用”。
先生指出，《集韻》一書有清代刻本的錯誤，可以利用潭州本進行比勘；潭州本有誤的，還可以利用其他宋刻本如明州本、金州本進行對校。如：
（1）淵，縈玄切。《説文》：
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先韻）
先生按：方成珪根據宋本和《説文》認定“
”是“回水”二字之誤，是正確的。潭州本正作“回水”。明州本、金州本也作“回水”。
先生提到，各種宋本都錯的情況則比較複雜，這裏面有屬於刊刻的錯誤，還有可能是編者的疏失，需要依據各種文獻對照比較。如：
（2）
，龜屬。頭喙似鴟。（唐韻於郎切）
先生按：“鴟”字，明州本作“鵝”，是。“
”也寫作“
”。《玉篇·龜部》：“
，烏郎切。臨海水吐氣，觜似鵝指爪。”根據《集韻》的注文，這種龜的頭喙似鵝，而根據《玉篇》，它的頭喙應該似鵝的指爪。看來“鵝”字下面脱了“指爪”兩個字。
先生還指出，利用前代的字典辭書，可以佐證《集韻》注音釋義的不當，而古書舊注也不可忽略，這些工作前人也都作過，但是還作得不夠，有待於今後努力。
2.文獻考證
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礎，“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但由於傳抄過程中，存在原生性錯誤和再生性錯誤，材料的真僞、正誤、時代、撰人這些要素需要仔細考證，方能避免失誤。音韻學也不例外，音韻學研究應從考證入手，以材料研究材料。除韻書、韻圖、韻文、反切、方音、譯音、異文、聲訓等外，一些有關歷史背景、籍貫、移民等情況的文獻，同樣是音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利用確實可靠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是發掘語音演變規律、揭示歷史語音現象的重要途徑。先生考察兩漢時期蜀郡文人的作品，發現侵部和冬部存在通押的現象，如：
（3）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宫。雜襲纍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蔘風音：侵部；宫窮：冬部）
先生指出：“侵部、談部的韻尾是-m，冬部、蒸部的韻尾是-ŋ，真部韻尾是-n。這種通押現象就很值得玩味了。它説明當時蜀郡方言這三類韻尾有混用，或是作家用韻習慣如此，有必要進一步探求。”（第318～319頁）文獻考證與音韻研究結合的例子還有很多，傳世文獻既爲音韻研究提供材料，也爲音韻學問題提供新的解釋空間，文獻考證法在音韻學研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五）文字學與音韻學結合
東原謂“字書主於訓詁，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恒相因”，“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聲義互求的機樞在文字。文字與音韻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諧聲偏旁是論證上古聲類、韻類的重要材料，其次“探語源、破假借、明連語”等是因聲求義的重要方法。“在漢字體系中，形聲字是一種非常活躍的造字方式”，“諧聲偏旁相同的字，在讀音上應該相同，至少是相近的。後來由於語音的變化，它變得不相同了。這就是前代學者對諧聲偏旁的認識。”漢字諧聲偏旁的這一特性，是歸納上古韻部的重要參考。上古聲類的歸納也需要運用諧聲偏旁，“清代學者分析研究諧聲偏旁，還發現了某一個諧聲偏旁的字，它們的聲母在發音部位上總不會相去太遠”，“諧聲偏旁又成爲論證上古聲類的一項重要材料”。但是“漢字諧聲系統的時代比《詩經》的時代還要早。形聲字不斷增加，它不是一個時代的産物，也不是一個地區的産物，時間和地域的因素使它變得非常複雜”，“利用諧聲偏旁也只能看出古音的大概類别”（第186～189頁），諧聲字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值得仔細推敲。文字與音韻學的關係還體現在因聲求義方面，段玉裁《廣雅疏證序》早有論述：“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探索詞的得名由來、揭示通假現象、分析連綿字，需要依靠音韻學知識。如：
（4）鮎魚，古書或稱爲“鯷”。這種魚身上黏滑，所以在命名的時侯注意到它這個特徵。因爲“䊓”有黏滑的意思。（探索得名由來）
（5）《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畔”的本義是田界，用在這裏講不通。這個“畔”應該是“叛”的通假字。古代“畔”和“叛”同音。《廣韻》都音“薄半切”，上古在並母元部。（揭示通假現象）
（6）“躊躇”，可以寫成“踟躕、踟躇、次且、次睢、躑躅、彳亍”等等……要從兩方面去認識它。一是把它看成一個整體，從古音的角度去考察不同的字所表示的古音。另一方面，要研究不同形體表示的共同意義，注意詞義的概括，避免隨文釋義。（分析連綿字）
前代學者在這方面已經作了大量工作，“這種研究，從語言的角度出發，打破了文字的束縛，看到文字後面所代表的語音，是近代語言研究一大貢默，而這種研究正是建立在音韻學的基礎上”（第321頁）。
（六）持論公允，言出有徵
對於一些音韻學界素有爭論的問題，先生並不回避，往往結合相關材料，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複輔音是音韻學界爭論了一個世紀的問題，直到今天這樣的討論還没有結束。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高本漢開始，認爲上古漢語有複輔音，還有的學者把複輔音看得非常複雜，擬出多種形式。先生指出“引進複輔音的概念對於解釋某些上古漢語很有好處”，例如上古稱風神爲“飛廉”，郭注《方言》“貔”作“今江南呼豾狸”，“説明晉朝時候江南地區有把這個詞説成豾狸的”，它可能是複輔音音節的雙音節化，而“陳楚江淮之間”和“關西”保留了邊音的讀音，北燕朝鮮之間保留了雙脣的讀音。“但是上古音有多少類型的複輔音，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的意見是承認上古漢語有複輔音，但是不會有多種類型，像塞音和舌尖邊音的結合在上古漢語中存在是比較令人信服的”（第309頁）。先生的觀點很有啟發性。古代此類現象很多，有人認爲是複輔音，有人認爲是早期反切，也有人認爲是緩聲、急聲、合音、分音、衍音等，但都不妨礙這種語言現象的存在。各家解釋有所不同，不好都説自己是定論，因爲還會牽涉到構詞、語序、反切起源等尚未解決的問題。前輩學者多數贊成有複輔音，近年不少學者提出新觀點，但要成爲定論，尚有一個過程。不妨像先生這樣理解：古代可能存在複輔音，但是不會很多，甚至只是個别現象，文獻中有少量保留。完全不承認複輔音，那麽像“筆曰不律”（見於《爾雅》），方言則先吴後蜀的例子也不好解釋。羅常培就指出古代有“複輔音的遺跡”。
再如，上古音系統的主要元音，高本漢構擬了十五個，董同龢構擬得更多更複雜，周法高只擬了a、ə、e三個，張琨擬出i、u、ə、a四個，李方桂擬出四個主要元音和三個複元音，本尼迪克特擬出a、i、u、e、o、ə六個。先生認爲“上古漢語的主要元音系統，就現有的材料看，不可能非常複雜，但是也不會很簡單”，據此提出了構擬的原則，“要和中古漢語的主要元音系統結合起來考慮”，“要聯繫介音的情況，介音少，主要元音的數目可能多些，介音多，主要元音的數目可能少些”，“要有韻部的觀念……韻部和韻部之間有對轉關係，它們的主要元音應該相同”。根據這樣的原則，先生認爲李方桂的擬音“可以解釋大部分中古韻母的來源”（第305頁）。
《切韻》音系的性質也是音韻學界爭論較大的問題。有單一音系、綜合音系的不同觀點，單一、綜合之下又各有分歧。先生認爲“《切韻》音系是中古的文學語音系統，它是一個科學而嚴整的體系”，“讀書講求正音是我國的歷史傳統”，“《切韻》爲讀書正音的目的而編寫”，“這部書的特點酌古沿今，分辨細密。對於一些方俗異讀，哪怕廣泛流行，也不采録”（第2～3頁）。
三、趙振鐸先生音韻學治學方法
“音韻學是口耳之學，學習它一定要强調理論聯繫實際”（導言第8頁）。先生研究音韻學的方法可以概括爲以下數端：
（一）經典入手法
中古音保留下來的材料比較多，學習音韻學應當從《切韻》反映出的中古音入手，《切韻》音系是連接上古音和近代音的橋梁，“分析以《切韻》音系爲代表的中古音在漢語語音的研究方面非常重要。《切韻》記録的語音系統有它内部的一致性。可以通過它去瞭解當時漢語的語音系統。有了這個認識，無論是上考古音，或者是下推今音都有很大的好處”，“利用《切韻》音系可以説明現代各方言的變遷，説明各方言的關係。《切韻》和現代各方言未必都有直接的淵源關係，也就是説，現代漢語的各個方言不一定都是《切韻》音系直接派生出來的。但是，它們跟《切韻》音系卻有這樣那樣的對應關係”。《切韻》一書已經佚亡，“但是宋人編的《廣韻》還大體上保留着它的格局”（第4頁）。先生强調，“學習音韻學應該從已有的知識出發，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從分析中古漢語的語音入手，掌握反切的基本原理，熟記常用的反切上下字，瞭解中古漢語的聲類、韻類以及聲韻的配合規律，然後上考古音，下推今音。這個學習程式，實踐證明是比較可行的”（導言第5頁）。先生循循善誘，可謂金針度人，爲我們學習音韻學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從音韻學經典入手，集中火力攻其一書，先生的《集韻》研究可爲代表，先生先後發表了《關於〈集韻〉的校理》（1991年）、《記汲古閣影宋抄本〈集韻〉》（1993年）、《記〈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刻本〈集韻〉》（1995年）、《述古堂影宋鈔本〈集韻〉二三事》（1999年）、《讀〈集韻考證〉瑣記》（2001年）、《〈集韻〉的内部結構》（2003年）、《論〈集韻〉的收字》（2005年）、《〈集韻〉的版本和整理》（2006年）、《孫怡讓和〈集韻〉》（2007年）、《〈集韻〉校讀記》（2020年）等一系列論文，都是圍繞《集韻》展開的。
（二）“古今方普”互證法
在音韻學研究中，先生運用了大量的古方言、古雅言、今方言、今普通話材料互相印證，“對比普通話和中古音在音系上的異同，找出對應關係，是一種好辦法”，“每個人對自己的方言總是不陌生的。可以利用這種辦法排比自己方言和古漢語的聲韻結構，求出它們的對應關係，找尋探求古音的綫索”，“如果掌握了自己的方言，又掌握了普通話，還可以利用自己的方言和普通話對比，再和古音進行比較，從差别中去發現探求古音的綫索”（第5～6頁）。無論是中古音系的分析，還是上古音的考訂，古今方普互證法都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並母在各個方言裏的情況不一樣。客家話爲ph，閩方言爲p，吴方言爲bh，湘方言爲b。北方話和粤方言根據語音條件的不同分别爲p和ph。如成都話，古平聲今讀ph，古仄聲今讀p”（第36頁）。結合並母在現代漢語各方言的讀音以及中古韻圖的位置，先生傾向於將其假定爲b。又如，“支、脂、之三韻今天已經混而爲一了。但在上古時期它們的界限卻是清楚的。從現代漢語各個方言的情況來看，閩方言支韻字的韻母有爲ie韻（福州）或ia韻的，從這個綫索去探索，中古漢語的支韻可能是一個i介音帶上一個前半高元音。廈門話微韻見系字有讀ui韻的現象。如‘幾’音kui，顯示出這個韻在中古時期是複元音。可以設想這一攝的主要元音爲e型”（第101頁）。一些特殊讀音，還應考慮方言接觸的影響，例如，“成都話周圍有一些正在消失的客家方言點，在近幾百年，客家話個别讀音曾滲透到成都話中來。成都話把身體靠在東西上讀爲phn，客家話也有這個詞。與客家話相近的南昌話提供了這個字的歷史綫索。那就是‘憑’字，三等韻轉化爲一等韻”（第171頁）。疑母在成都話裏情況比較複雜，有部分讀零聲母，有的讀鼻音聲母ŋ或ȵ。先生結合疑母的發音部位（與見、溪、群同屬牙音）和發音方法（與明、泥、娘同爲鼻音），將其假定爲ŋ，疑母這個音，在西南官話和西北官話部分地區都存在。先生還指出，“用活的方言論證古音，並不就是今天學者的發明，早在清代就有人注意到這點了。顧炎武就曾經利用當時的北方方言來論證古代‘風’字的讀音。錢大昕曾經利用了一些方言材料來論證上古的聲類”（第199頁）。在古音聲韻的辨識中，通過古今方普互證，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根據這些規律可以判斷：在某種條件下可以是某聲、某韻，也可以從相反的方面來説，在某種條件下不是某聲、某韻。這種從已知推求未知的方法有一定的效果”。類似的成果還有《〈廣韻〉的音系和成都話》（1984年），先生聯繫中古音系分析成都話，又對照成都話分析《廣韻》的聲類、韻類，以熟悉的活方言爲媒介研究古音，深入淺出地介紹音韻學知識。
（三）比較異同法
漢語有豐富的方言，“都是從一個基礎語分化出來的，但是分化出來的時間不同，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由於語言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不同方言發展的條件不同，發展的速度不一樣，發展的規律也不盡一致，到了今天，它們彼此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達到彼此不能夠通話的程度。但是，把它們和韻書、韻圖相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中間保留古代的成分也各自不同”（第21頁）。
比較各方言與韻書、韻圖的不同，可以解釋一些古音現象。以入聲爲例，“《廣韻》裏面的入聲字帶有三種不同的韻尾輔音，界限非常清楚。但是，在漢語的一些方言裏入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没有法子看出它是古代的入聲；有些方言裏這些古入聲字有規律地併入某個聲調；有些方言古入聲字自成一個調類，但是韻尾輔音已經没有了；也有一些方言還比較完整地保留了這三種輔音韻尾的格局”。在中古牙音見、溪、群母的假定中，“如果把視野擴大，將會發現這些聲母在閩方言、粤方言和客家話裏都是舌根音，而吴方言和湘方言的群母還保留了濁音。這對於確定這三個聲母的音值很有好處”。在假定喉音聲母曉、匣的音值時，先生同樣用到了韻圖和方言材料的對比，“在韻圖上，曉母是清音，匣母是濁音。吴方言裏這種清濁的界限還非常明顯。閩方言裏它們都是舌根清擦音。根據這些綫索，可以把曉母假定爲x，匣母假定爲r。這樣對於解釋方言裏的變化是有好處的”（第49～51頁）。比較各方言音系與韻書、韻圖的系統，是音韻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不僅方言，異質語言的比較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漢藏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可以爲上古音的擬測提供一些有力的證據，這是清代以前的學者所没有認識到的”（第199～200頁）。
（四）一般與特例相結合
漢語語音的發展是整個系統的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各要素呈現動態平衡的特性，“從語音上説，漢語的音節結構相當整齊，系統性非常明顯。漢語裏面這種音和那種音配合，非常和諧平衡”（第5頁）。根據這種和諧平衡的特點，通過對比聲韻結構，可以發現一些語音演變規律，例如，在韻母方面，“凡是成都話韻母在-ai的，在中古時期總屬於蟹攝；韻母在-au的，在中古時期總屬於效攝；韻母在-əu的，中古時期總屬於流攝；韻母在-uŋ的，中古時期總屬於通攝。但是也有一些韻母，辨識它們中古時期的歸屬就會遇到困難，比方ən韻的字，在《廣韻》裏面就屬於不同的韻攝和韻類。同一個tsən音，就可以有不同的來源”。關於中古三等韻，從成都話可以發現一些綫索，“凡是ts、ts‘、s、z與舌尖元音相結合的全是中古三等韻的字”，“凡是f大部分都是中古三等韻的字”，“凡是雙脣音聲母和iau相結合的字大部分是中古三等韻的字”，“凡是韻母y、iəu、yn韻的字都是中古三等韻的字”，“其餘的三等韻，有的與二等韻相混，有的與四等韻相混，要從語音結構上去分辨它們就比較困難了”（第154～155頁）。語音演變具有很强的規律性，但是也會受到語音發展不平衡性的制約，先生在分析特例時，都會提出自己的見解，有理有據，論證翔實。
（五）對音舉證法
鋼和泰和汪榮寶發其端，音韻學研究常常會用到外來詞和域外譯音的材料。先生提到，東漢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古印度語對漢語影嚮很大，漢語吸收古印度詞也較多，將這些外來詞和它們原來的語言進行比較，對古代漢語語音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先生以“印度”一詞爲例：我國關於印度的最早記載是“身毒”這個名稱，“身毒”就是梵語Sindhu，波斯人讀爲Hindu，這個詞語經早期傳播佛教的安息、康居僧人帶入我國，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天竺”，後來Hindu一詞的[h]弱化變爲indu，就被我國僧人譯成“印度”。先生指出：“弄清楚了‘身毒、天竺、印度’這些詞的來龍去脈和它們所依據的語言，對於古代漢語的語音研究將會起到很好的作用。”漢語對周圍民族的語言也有影響。先生提到，我國在周秦時期就和朝鮮有交往，5世紀前後，朝鮮借用漢字記録自己的語言，稱爲“鄉劄”，朝鮮的漢字譯音時代較早，一些古音現象如《廣韻》的重紐，在朝鮮的譯音裏能夠得到印證。越南和漢族的接觸也比較早，大概在漢武帝時期，漢語的一些詞就開始爲越南語吸收，後來越南吸收漢字特點制定了自己的文字“字喃”，越南語中漢語借詞的音系和《切韻》音系比較接近，受到音韻學家的重視。日本和我國的交往比朝鮮、越南略晚，六朝時期傳入日本的漢語南方音稱爲吴音，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漢語北方音稱爲漢音，“利用吴音的材料可以大體上看出南北朝時期漢語吴方言的面貌，而漢音的材料，系統性更强一些，對於印證隋唐時期漢語北方方言的語音系統的作用更大”（第26～28頁）。
（六）溯源討流法
語言中的任何現象，無論是靜止的或者變動的，都存在源流關係。源流關係每每就是因果關係，音韻學也不例外。例如，《廣韻》記載的又讀，有時並不“互見”，有時即使“互見”，切語用字也有所不同。先生統計了《廣韻》的3572處又音，4294個又讀字。在没有電子檢索工具的時代，這無疑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廣韻〉的又讀字》（1984年）對這些又讀的成因做了分析：《廣韻》是一部官修之書，“雜出衆手，體例不純”，“這些前後互不照應的地方，正是前代官修書的通病”，具體説來，它們“來源於前代舊注和音義之書”，“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造了不同的切語”，存在“字音的古今分歧”，“反映了某些方俗讀音”，“反映了古漢語某些構詞和構形的規律”，還有些值得懷疑，“屬於文字訛誤或前代異讀”。先生在每種原因之下，都列舉大量的例子證成其説。這樣的研究方法值得學習。
再如，《集韻》引《説文》多根據大徐本的反切列在相應的音讀下面，但有些出自《説文》的字並没有標識。
（7）雨，水從雲下也。（語韻歐許切）
先生指出：“‘水從雲下’是《説文》對雨字的解釋。這裏用了這個解釋，卻没有標注引自《説文》，因爲大徐本《説文》不是這個音。雨，大徐本王矩切，在噳韻。而噳韻王矩切正收録了雨字。”可見，先生不僅對一般常例要追溯根源，對一些特例也不放過。
四、音韻學的左鄰右舍
（一）音韻學與辭書編纂
每個漢字都有産生和發展的歷史，確定一個漢字的大致産生年代，瞭解它的歷史起點以及字形、字音、字義方面發生過的變化，是研究漢字、編纂辭書必須解決的問題。先生《字源考訂與字頭編排》（1990年）一文指出，確定一個字産生的相對年代，可以字典、韻書作爲時間參考，比如，凡是見於《説文》的字，應當認爲産生於東漢之前，不見於《説文》而見於《廣韻》《集韻》等書的，可以認定這些字産生於東漢至唐宋之間。另外，音韻學知識可以幫助解決辭書編纂中的音讀問題。《音項及有關問題》（1990年）提到，“音項的標注應該以規範的讀音爲準”，“編纂一部大型的字典，在音項的標注方面還會有進一步的要求，它要歷史地反映這個字頭的讀音”，“字音的古今變化，是傳統音韻學研究的課題”，“從編纂的實踐看，前代字典已經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有豐富的經驗。如果把字典看成一個字的檔案庫，這個檔案庫裏要儲存字的各方面材料，字的古今變化的材料也應該收録進去”。大型辭書在字音方面除了標注現代讀音，還應包含歷史内容。先生提到，現代各種辭書有四萬多字未注明普通話讀音，一些生僻字的現代讀音需要根據字音古今演變規律進行類推。如：
（1）《方言》第七：“
倯，罵也。燕之北郊曰
倯。”
先生按：
倯二字屬《廣韻》鍾韻，是疊韻連綿字。
七容切，倯息恭切，七和息都是清聲母平聲字，根據語音演變規律，
應讀爲qiōng，倯應讀爲xiōng，《康熙字典》直音松，應當是受偏旁的影響，因此，倯的普通話讀音可以定爲sōng。
先生還指出，大型辭書的注音，影響最大、對使用者最有用的是上古、中古、現代三段標音法。選用《廣韻》反切代表中古音，《廣韻》未收録的字以《集韻》作爲補充，《集韻》將《廣韻》的“類隔”都改爲“音和”，與今音較爲一致。清代以來，上古音的韻部研究成就很大，有一個大家比較認可的韻部體系，聲類和聲調研究的分歧較多，因此，標注上古音時，可以只標注韻部。需要注意的是，各家的古韻分部並不一致，無論采用哪一家的觀點，辭書的内部必須保持一致。在《審音述聞》（1981年）中，先生指出字典中的審音工作包括字音確定、又音選擇、音義配合等，還應考慮前代韻書中的切語是否準確可靠。相關成果還有《音項及有關問題》（1990年）、《由“枳”和“䅩”的注音所想到的》（2006年）等。
（二）音韻學與古籍整理
古書在傳抄刻印過程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差誤，因此，校勘是整理古籍的一項重要内容。先生提到，清代學者在古籍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在校勘工作中，音韻學知識具有重要的作用。有些韻文或散文的押韻部分由於出現錯訛變得不押韻，運用音韻學知識進行校勘，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第333～334頁）。如：
（2）《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記載稱贊季布的一條諺語：“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作：“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從音韻學角度分析，“百、諾”二字古音都在鐸部，“斤”字應是後人不明古音所加，《漢書》的押韻引文較爲確切。
先生指出，利用音韻學知識還可以發現古書中的衍文訛字，幫助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第336頁）。如：
（3）《戰國策·燕策三》：“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史記·刺客列傳》作“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没有“抗”字。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揕）一作抗。”……《集韻》寢韻陟甚切爲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綫索，這個小韻除了有“揕”字外，還有一個“抌”字。注釋説：“《説文》‘深擊也’。一説楚謂博曰抌。”“抌”和“揕”的音義完全相同。《戰國策》作“揕抗”，應當是誤把“揕”旁的注字“抌”寫爲“抗”字而混入了正文。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古籍校理工作中，如果缺少音韻學知識，有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先生有不少論著都是音韻學與古籍整理結合的成果，如《〈晏子春秋音義〉韻讀訂誤》（1990年）及前述《集韻》系列論著等，《集韻校本》（2013年）則更是二者結合的典範之作。
（三）音韻學與教學工作
1.理解形聲字
先生提到，“在漢字體系中，形聲字是一種非常活躍的造字方式。它的基本特點是字的組成部分一半表示意義，另外一半表示讀音。許慎《説文解字敘》舉‘江、河’二字作爲形聲字的代表。‘江’字古代的意義是長江。左邊的‘水’旁表示它和水有關，‘工’表示它的讀音”（第186頁）。“江”字從“工”得聲，但是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二者讀音並不相近，這是由於古今語音發生變化，因此原來標音的聲符“工”不能再準確表示“江”字的讀音。現存漢字中有80%以上的形聲字，聲符不能準確表音的現象普遍存在，其中一部分形聲字的音變現象是有規律可循的。以“江”字爲例，結合先生講解的中古音知識和音值擬測，可分析爲：中古“江”在見母[k]、江韻[ɔŋ]，“工”在見母[k]、東韻[uŋ]，二者聲母相同、韻母相近，語音上存在密切聯繫。“江”的聲母演變爲[ʨ]，是受到i介音影響發生腭化的結果。因此，音韻學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客觀分析一部分形聲字聲符不能準確表音的現象。
2.辨别通假字
音韻學知識可以幫助我們較爲準確地辨識古書中的通假字，避免誤解。通假字是閲讀古書經常遇到的現象，先生（2019年，第110頁）提到：“通假現象不是詞彙體系中的問題。借甲字表示乙字只是借甲字這個音，並不是借甲字所表示的那個詞。這種現象是漢字的特點決定的。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它的字體結構簡單，數量也有限，不像我們使用的漢字，一個字可能有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音字，音近的字就更多了。因此寫作的時候，提筆忘字或者趨向簡易都可能出現同音代替，從而産生文字的通假現象。”通假現象常常成爲我們閲讀古書的主要文字障礙，而音同音近是確定通假的重要條件，比如，先生以“明駝”爲例：
（4）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先生指出，“明駝”就是“名駝”，即駱駝。“明”和“名”同音，可以通用。
3.探索同源詞
同源詞是指由同一個語源直接或間接分化而來的一組音義相近或音同義近的詞。如，短小的人叫“侏儒”，臉面短叫“窡”，頭短叫“䫎”，梁上短柱叫“棳”，蜘蛛叫“蝃”。先生指出：“王念孫認爲這些詞都是從一個源頭來的，用‘語轉’來説明它，非常正確。這種研究，打破了文字的束縛，看到文字後面所代表的語音，是近代語言研究一大貢獻，而這種研究正是建立在音韻學的基礎上。”（第321頁）先生提到，由於漢字的特性，許多語言現象被表意的漢字形體所淹没，通過觀察漢字代表的語音，有時可以把本來似乎没有聯繫的語言現象聯繫起來。先生以上古漢語的疑問代詞爲例加以説明：
先生指出，各組疑問代詞在聲類方面具有非常一致的情況，如果不藉助音韻學知識，很難發現上古漢語不同類型的疑問代詞之間存在密切關係。
漢語中有許多詞語形體不同，卻屬於同一詞族，這些詞在語音上存在聯繫，如果運用音韻學知識掌握了這種聯繫，就便於推出同源關係，幫助我們辨識詞義異同，把握語義演變規律。
4.辨識詩文聲律
古代詩文講究韻律，重視字詞搭配、聲調和諧，押韻“使作品具備音樂感，讀起來順口，又悦耳動聽，增加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第183頁）。由於古今語音變化，一些原本押韻的詩文現在讀來已經不押韻了。先生以“風”字爲例説明中古語音和上古語音的差别：
（5）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别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唐代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6）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邶風·緑衣》）
（7）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秦風·晨風》）
（8）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小雅·何人斯》）
（9）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大雅·烝民》）
先生指出，在王維的詩中，“風”和“東、空、紅、中、通”押韻，這些字都在《廣韻》東韻；在代表上古音的《詩經》中，“風”和“心、林、欽、南”等字押韻，這些字在《廣韻》屬於侵韻。可見從上古到中古，“風”字的讀音發生了變化。
因此，辨識詩文聲律，需要具備一定的音韻學知識。
（四）音韻學與語言規範化
“現代漢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古代漢語的繼承和發展。現代漢語讀音方面的一些問題，只有運用音韻學的知識，從社會、歷史各方面進行分析研究，才能夠找到圓滿的解釋”（第314頁）。普通話是全國通用的語言，音韻學知識有助於理解方言與普通話的差異，克服語言隔閡，促進社會交往。汪啟明（2016年）指出，“漢語方言是漢語歷史發展的産物，是歷史漢語的活化石。由於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漢語的許多元素此長彼消，不可避免地分别保留在不同層次的漢語方言中”。先生在分析中古音時，就利用成都話作爲示範，排比古音與方言和普通話的對應關係，從差别中尋求語音歷史演變規律。如中古知、莊、章組字在普通話中多讀舌尖後音，成都話則讀舌尖前音；半舌音來母在普通話中讀l，成都話讀爲n，與泥母混而爲一；古入聲字在成都話一律歸入陽平，普通話則分别讀陰平、上聲和去聲。這些現象都可以從音韻學角度加以解釋，找出其間的對應規律，有助於普通話的學習。歸納方言與普通話的語音對應關係，需要具備一定的音韻學知識。
音韻學的應用範圍很廣，先生將音韻學知識應用於辭書編纂、古籍整理和教學工作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音韻學知識可以幫助確定漢字産生年代，解決辭書編纂中的音讀問題；可以發現古書中的衍文訛字，幫助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一些韻文或散文的押韻部分由於出現錯訛變得不押韻，運用音韻學知識進行校勘，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將音韻學知識與語文教學相結合，有助於學習普通話，理解形聲字，辨别通假義，探索同源詞，辨識詩文聲律，等等。這些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論意義，爲我們運用音韻學知識提供了指導和借鑒。
五、結論
趙振鐸先生治學嚴謹，造詣精深，從教70年，在教書育人和學術科研方面成就斐然。自1979年招收碩士研究生、1991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起，培養了一大批專業學者和進修教師。先生不遺餘力指導後進，誨人不倦，桃李滿園，不少弟子已成爲學界的中堅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培峰《〈集韻校本〉疏失補正》一文認爲先生校勘《集韻》選擇的不是古本，文章刊發前，編輯部曾徵求先生意見，先生不僅同意發表，還寫了《關於〈集韻校本〉：敬復王培峰先生》答疑，字裏行間體現着前輩學者提攜後學的博大胸懷。
趙先生學術視野開闊，博識洽聞，在語言學相關領域如音韻學、訓詁學、辭書學、漢語史、古籍整理、語文教育等方面建樹頗豐。他的音韻學思想注重吸收國内外語言學先進成果，體系完備，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無論是在音韻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上，還是在音韻學知識的應用方面，都爲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對於音韻學界存在爭議的問題，先生多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並給出了相應的解釋或解決方案，爲漢語音韻學以及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程千帆 《閒堂詩文合抄》，《程千帆全集》（第1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汪啟明 《方言研究大有可爲》，《光明日報》2016年4月3日
趙振鐸 《〈廣韻〉的又讀字》，《音韻學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1984年
——— 《音韻學綱要》，巴蜀書社1990年
——— 《字源考訂與字頭編排》，《辭書研究》1990第3期
——— 《音項及有關問題》，《辭書研究》1990第5期
——— 《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 《集韻研究》，語文出版社2006年
——— 《訓詁學綱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9年
[1] 五邑大學龐光華對本文提出若干中肯意見，謹致謝忱！
[2] 以下引文未作特别説明的，均引自《音韻學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