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雄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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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雄雨来

抗日根据地孩子们的缩影——谈《小英雄雨来》的创作

我无限惊奇地,甚至带着几分茫然地凝望着抗日战争,那个已经退到历史远空下的时代。它离我们这样远了,却又觉得很近,仿佛就在昨天;在我生命崎岖的道路上,在那风暴惊扰之夜,倾听着脚步声,便想象出我所熟悉的那些孩子们的面容。现在的小朋友们,只能从排列整齐的字句和银幕上认识他们了。于是编辑部此文发表于1984年第6期《东方少年》,编辑部,当指《东方少年》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有关《小英雄雨来》的历史真实情况,供老师和同学参考。

孩子是由模仿成人而成长的。他们认为自己将会成为心目中崇拜的英雄人物。我上小学时,听了岳飞、薛仁贵、武松等许多英雄人物的故事,便同几个一般大的同学,腿上扎起“绑腿”,手拿齐眉短棍去野游。所谓齐眉短棍,其实那只是大拇手指粗细的树枝和高粱秆儿。我们在飞着雁群的天空下,开阔的秋原上,在使人充满勇气的秋风中,穿林渡河,雄赳赳气昂昂走一遭,便觉得呼吸间已经有了薛仁贵、武松的壮气。抗日战争中,孩子们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见八路军如何英勇地同敌人进行决死战斗。鬼子进庄时,孩子们亲眼看见成人们为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怎样在敌人的屠刀下凛然不屈。鬼子从人群里拖出小孩,掏出糖果、银钱利诱,把刀放在脖子上威吓。但是孩子们同样有一颗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心灵。时代使他们小小的灵知飞速地觉醒。于是,我们说,少年儿童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气质、品德的繁衍。

我参加的是冀东地区的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从报社调到尖兵剧社时,社长和通讯员小杨我们三个人,到平原去找关系买幕布和乐器。一天,在距离三女河据点五六里路的四户村吃晌午饭。我们离开军队时换成农民打扮,还是被一个路过四户村的敌人暗探看出来了。我们刚端起饭碗,房东大娘慌急地跑进来,叫我们:“快走!三女河的鬼子来了!”我们撂下碗筷就往外走。满街是四处奔跑的大人和孩子。社长往北跑,我和小杨往西跑。到村外,只见鬼子队伍拉开网兜式的包围圈,正往村边收缩。社长从北面敌人还没合拢的“网口”脱险。我和小杨见出不去了,急忙折转身跑回村里,闪进路北一家排子门,穿堂过院,到了尽头。我把小杨藏进一个装糠皮子的泥草棚里。我藏进靠墙的秫秸垛。一会儿,就听前院和邻舍房门箱柜的哐啷声,咒骂声,以及鬼子皮靴的铁掌踏在地上咯咯的响声。又过了一会儿,从街上传来命令全村男女老少到庙堂大院集合的喊喝声。直到天黑,从呼叫口令的声音,知道敌人还没撤走。我到前院,月光里见堂屋坐着的两个房东大嫂,向我低声叫道:

“你怎么出来了?刚把我们妇女放回来,鬼子还在大庙打人哪!大人孩子挨个地问,三个八路军在哪儿?”

我请大嫂给我舀瓢井拔凉水井拔凉水:刚从水井里打出来的水。,咕咚咕咚浇浇心火,说:

“街上的大人、孩子眼瞅着我们进的这院啊!”

“放心吧,大人不用说,孩子们也都懂事!”房东大嫂用自信的,甚至有点骄傲的语气说。“快到后边躲着去,鬼子走了我们去叫你们。”

可是鬼子住下了。分明是想天亮再挨门挨户仔细搜查。我和小杨便由斜对门的堡垒户在抗日战争极度紧张时期,掩护八路军、地方抗日干部和伤病员或抗日机关、组织、物资的农户被称为堡垒户。他们政治上绝对可靠,能在最危险的时刻,不惜倾家荡产,不惜自身及全家人的性命,用各种方式掩护抗日人员、机关及抗战物资,并提供立足和工作的场所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户犹如铜浇铁铸的堡垒一样坚固,使敌人的“扫荡”“清剿”等难以得逞。张二婶子帮助,趁夜里摸出敌人的岗哨。四户村是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全村的成人和孩子,忍受着日本鬼子的毒打,掩护了我和小杨。

在祖国存亡的路上,在广大的人民中间,总是有孩子分散在我们生活之中。我做记者时,常一个人活动。给我带路的,有老人,有青年,也有十几岁的儿童团员。孩子带路多是两三个人一块做伴。无涯无际的黑暗里,小小星群组成的银河,静静地横过苍空。周围的树林、沙丘、荒坟,看去只是一团团黑影。远处的村庄里,星星点点的灯火,也雾蒙蒙的,一切都变得神秘,甚至有点恐怖。可是孩子们挺直着胸脯,眼睛闪闪发亮。寂静中只听他们嚓嚓的脚步声。有时,从很远很远地方传来风一般呼啸的机关枪声和大炮闷雷似的轰响。他们习惯了这种声音,就像船上的孩子习惯了海上风暴的声音。把我送到村公所的时候,在我们道别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种骄傲、幸福、得意的笑容。他们像成人那样,说声“同志,改日见!”便兴兴头头兴兴头头:方言,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儿童团员只是敌情缓和时,给八路军的单行人带路。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送信。在平原,孩子们白天放哨,常常是在村头上一面游戏,一面注意往来行人。和平时期,儿童的游戏是幸福和快乐;战争中,儿童的游戏是生和死。山区放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在山头上。一面放羊,一面监视敌人。

抗日战争,使祖国的命运同全中国人民的命运的结合,到了最高的顶点上;同少年儿童心灵的结合同样到了最高的顶点上。一年春天,日本鬼子“扫荡”,这天我从丰润县城北的上水路村往北走。除了埋设地雷准备打麻雀战的民兵留在村里,满山遍野都是往北转移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我走着走着,忽然有一只手扯拽我的衣裳后襟儿,猛回头,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

“怎么?你跑不动了吗?”我问。“不要紧,南边有民兵游击队掩护你们哪,快找你妈妈去,别跑散了。”

孩子好像受不了这样的轻视,急赤白脸地直脖子喊叫说:

“什么?跑不动了?我是要跟你当八路军打鬼子!”

“这可不行,”我急忙说,“八路军不能背着小孩打仗。快找你妈妈去!”

“谁要你们背?瞧,我都长这么大了。”这孩子一边在我屁股后头颠跑着,一边挺直起腰板儿,神气活现地让我仔细瞧他的个头。“告诉你说吧,今儿个高低是跟你去当八路军了!”

我望着他脑瓜顶门心上一撮剪成方形的“妈妈苏”,心里说,大概刚刚换了胎毛。我用最大的耐性劝他找妈妈去。

“干么干么:方言,同“干吗”。就兴你们抗日救国?”孩子紧跑几步,仰着小脖儿,直问到我的脸上,“我就不能抗日救国吗?”

我说儿童团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就是抗日救国。

“这还用你说!”孩子骄傲地喊道,“儿童团上过阵!”他用拖长的声调表示对我的不满。“我高低是参加八路军了!”说着就伸手摘我的挎包,“我给你背着!”

我一看要被他缠住,便使出人类最不光彩的一招儿,瞎白溜谎瞎白溜谎:方言,胡说,扯谎。瞎白,也写作“瞎掰”,胡扯,瞎扯。,哄他说,得叫你妈妈送你来,八路军才能要。孩子东张西望地寻找妈妈去了。我赶紧往前走。

孩子的话不假,儿童团确实上过阵,还有牺牲。就在这年春季大“扫荡”里,遵化县和丰润县交界的鲁家峪村,一个孩子被鬼子抓住带路。孩子把敌人的队伍带进地雷阵里,炸得鬼子东倒一片,西倒一片,孩子也牺牲了。在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中,连少年儿童都使敌人鲜血横流。

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军攻打玉田县城,我和尖兵剧社的几个同志到火线上去。城南庄带路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说村里没有大人吗?那孩子脸上带着兴奋自信的表情说:

“你们奔哪儿,我把你们领到哪儿不就结了吗!”

出了村,眼前一片开阔地,正北约五里地就是县城,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东面一块白菜地尽头,约二百米远,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炮楼。却没有枪声。我们问那孩子,炮楼里还有鬼子没有?话没落音,机关枪哒哒哒哒,扫射过来。我们急忙趴伏地上。沉了一会,见敌人没有再打枪,带路的孩子站起身,问我们往前走,还是折回去?我们向他喊了一声“快卧倒!”,可是已经晚了,从炮楼里飞出的子弹,打进孩子的太阳穴。……很久以后,当夜深人静,我凝视着天空里无数的星星,觉得每一颗星都明亮得像儿童的眼睛,从飞舞的烟云中瞧着我。我想起那些孩子以及他们的牺牲,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冀东地区东至山海关,北出万里长城,西到北京近郊,南临渤海,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有潮河、白河、还乡河、滦河。它们像祖国其他河流一样,两岸上伸展着庄严而美丽的原野,接续着中华民族悠远的文化历史和闪耀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炮火轰鸣和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八路军仍然使孩子们能够上学念书,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上学的,还有夜校。蜡纸上刻字油印的课本,由八路军地方政府的宣教部门编写。在敌情比较缓和的无云的满月之夜,当你走进村里,从那土墙篱寨,或是长青藤柔枝编织的篱墙里,从那朦胧着灯光的雾气中,传出人们的歌声和阵阵的笑语声。从小学校或是某一个院落里传出奶声奶气但是整齐的念书声,荡漾在从四面涌来的令人沉醉的晚风中,便知道那是夜校的孩子正在上课。

一九四四年正月,我同尖兵剧社的刘大为、李碧冰、王世昌,到北宁路北宁路:京沈铁路的旧称。南昌黎、滦县、乐亭一带活动。当地的领导委托我们为小学校编写语文课本。我们便在三个县交界的一个村庄里安顿下来,从小学校借来油印机、蜡纸、钢板。县委派人送来加板纸加板纸:一种用土法制造的质地粗糙的纸张。。我和刘大为担任编写,王世昌刻印,李碧冰装订。小学语文课本就这样出版,由政府分发到各小学校了。

抗日战争中,有些中国人,把人的庄严变成野蛮贪婪和恬不知耻的走狗。他们帮助日本鬼子在血和泪浸成的泥泞里戏耍和残害自己的同胞。人们把这种人叫做祖国的叛徒、汉奸、卖国贼。八路军部队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抗日村政权受破坏,几乎全是由汉奸给鬼子送情报,当耳目。我想,中国人应该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编写小学语文课本时,自然就把这种思想写了进去,让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一九四八年,我因病离开部队,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研究室做研究员时,把我在抗日战争中所见所闻的那些孩子们,缩写成一个小孩子。这就是我为少年儿童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英雄雨来》。我投寄给《人民日报》发表,随即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雨来是在那无边的动乱和无尽的拼搏之中,祖国母亲养育的无数孩子中的一个。但是,每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孩子,都有这孩子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

一九八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