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命秘爱词典
6月27日，我将前往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并就“日记作为叙事形式”这一主题发表演讲。我将前往布达佩斯，重访文学博物馆——多年前我曾到过那里——在那里我会非常想念我可怜的母亲，她写过一篇名为《布达佩斯理论》的文章，隐藏在她秘密的私人日记中：那篇独特文章的奇妙之处在于其中既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出现布达佩斯这个城市，母亲没有去过这个城市，对它也没有兴趣。6月27日，我将前往布达佩斯，再次住进卡坎尼亚大酒店，在那里想念我的母亲，为再次来到这个城市而高兴——上次在这里时我感觉非常好，漫步在它的街道上让人感觉离罗伯特·穆齐尔(1)很近，尽管他不是布达佩斯人，我一直渴望靠近他。
罗莎将会陪伴我前往布达佩斯，或许汤格也会来，我正试图说服他到这个国家探访他的远房亲戚、传奇的贝拉·卢戈西。最近一个月我逐渐感觉不到蒙塔诺的文学病，我对文学的沉迷有所缓解。应该说，我不再像博尔赫斯那样，他表现得好像人们对文学以外的事情一概没有兴趣。然而我并没有放下《蒙塔诺的文学病》，那部我在法亚尔岛疯狂做爱后完成的中篇，一部由幻想和我的生活现实交织而成的中篇小说。在《蒙塔诺的文学病》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自传，同时还有许多虚构成分。比如，罗莎并不是电影导演——这几乎不需要说明。正如我的许多读者所知，罗莎是文学经纪人，是我的固定女友，我们同居了二十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我们之间没有孩子，我俩跟别人也没有。因此，蒙塔诺并不存在。
汤格则是真实存在的。他是一位居住在巴黎的演员，在法国和意大利小有名气，但在西班牙的知名度不高。他的外表让人想起诺斯费拉图，我是在最近一次到他的故乡智利旅行时认识他的，这些都千真万确。至于女飞行员玛戈特·瓦莱丽则是我虚构的人物，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而我写的汤格、罗莎和我上个月一起到亚速尔群岛，那不是虚构。当然了，我们没有拍什么纪录片，只是到那里度假。我好奇地去了“运动”咖啡馆，这个神秘的酒吧曾出现在安东尼奥·塔布其(2)的《皮姆湾的妇人》一书里。
我想也不必解释，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是一个写作题材广泛、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比如我在法亚尔岛完成了我的中篇小说，从那回来以后，我想要转换一下这部日记的写作思路，使之暂时变身简明词典，只为讲述我的碎片式生活的真相，展示我最人性的一面，从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部词典的词条将是一些私人日记的作者名，他们是我多年以来阅读这类极度私密的文学体裁时发掘出的最让我感兴趣的作家；他们的生活丰富了我的自传，并且帮助我创作了一幅在各方面都更加贴近我真实个性的自画像。我的真实个性部分源于他人的私密日记，它们足以将一个原本更像是遗世独立的人，变成一个更加错综复杂且对生命怀抱隐秘爱恋的人。
所以，我将要改变这部日记的节奏。我刚看完《蒙塔诺的文学病》，从头到尾地把它读了一遍，生怕我的这部中篇小说缺了什么。它什么也不缺，我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如今再看那些文字甚至会觉得它们是过去的、古老的。我记得卡夫卡在1919年6月27日换了日记本，然后写道：“新日记。事实上只是因为我刚读了旧日记。”
“我的碎片式生活。”我前面说过。我想到了里卡多·皮格利亚，他说一个作家写作是为了知道文学为何物，而批评家在字里行间耕作则是为了重构他自己的自传。虽说我并非文学批评家，但在这部词典中会偶尔客串一下。我打算谨慎地深入他人的日记，让其帮助我重建自己那不甚稳固的自传，当然了，那自传不论破碎与否，看起来都将如我的人格一般分裂，我的人格多重、含糊、混杂，基本由（本人及他人的）经验和阅读构成。
我的生活！想必很适合被缩略成一部简明词典。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想着读者，想着他们有深入了解我的权利。我实在是厌倦了将幻想和自传混合起来从而创作出虚构文本的做法，如今我想要的是读者更好地了解我的生活和个性，而不是把自己隐藏在文本背后。我很赞同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3)所说的话，他觉得那些创作虚构文本的人有必要展示一下他们的信件，也就是说，他们有必要谈一谈自己，让人们对其形象有所认识。
在巴塞罗那4月的那个下午，我下定决心不再躲到我的虚构文本背后，而是跟读者谈一些关于我的事，给他们展示我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情况。我在现实生活的圣坛前跪下，把圣杯举在空中，高声说道：
“我登上天主的圣坛。”(4)
总之，我祈求真实之神的庇佑。
阿米尔，亨利·弗雷德里克（日内瓦，1821—1881）。他在文学界的名声几乎完全来自《私人日记的片段》这本书。该书在他去世后的1883年出版，这位瑞士作家在书中展现了一位极其敏锐的心理观察者的非凡魅力。他对自身的剖析细致入微，尽管作为读者的我在读完他的日记后，不禁怀疑彻底认识自己是一件沉重的事，并且没有任何结果。我想起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人间天堂》中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叫喊的——“我认识我自己，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阿米尔对自己日记的评价总让我忍俊不禁：“这些文字犹如我的知己，或者说朋友和妻子。”
说实话——不要忘记我曾请求真实之神的庇佑——我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这些文字犹如我的知己，或者说汤格和罗莎。”
这部日记从未发挥过知己的作用，我也不曾试图让它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在别的一些事情上，它确实对我发挥了某种作用。去年我在发表《从此一片空白》后，一度可悲地陷入了写作瓶颈。在好几个月里，我对下一本新书毫无头绪，仿佛因为写了那本关于作家放弃写作的书而受到了惩罚。但日记让我活了下来，我开始记录各种琐事，就是日记中常写的那种琐事，譬如说，我甚至开始精准地描绘我工作间天花板上的裂痕。我什么都写，只为让自己相信，我并没有完全陷入瓶颈之中。这让我感觉不错，日记帮助了我。
也许现在会有人认为，让我躲藏到日记里的写作障碍与阿米尔的遭遇非常相似，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点也不相似。阿米尔作为一个艺术家，终其一生处于瓶颈之中，躲藏在他的日记里。而我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陷入了写作困难。我很快就摆脱了困难，就在去年的11月，在南特，我被一股神秘的冲动驱使，将我的日记变成了一部需要读者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我到南特是应邀参加几场西班牙文学沙龙——那是雅克·瓦谢的城市，他是我的《从此一片空白》一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在我心目中他是能带来好运气的人——同时带着一个想法，也许那里是能够让我产生新书灵感的地方。于是我带着一点希望，并不很大的希望，到了南特，但愿那个城市能对我恢复创作起到关键作用。我到了瓦谢的城市，带着某种羞涩的希望，同时没有忘记阿米尔在他日记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新的事情保持幻想，非常谨慎的幻想：“每个希望都是一只蛋，孵出来的可能是蛇，而不是白鸽。”
达利，萨尔瓦多（菲格雷斯，1904—1989）。他的写作才华绝对优于绘画天赋。我年轻时在卡达克斯，就在离他家四步远的地方，津津有味地读《一个天才的日记》。我能背诵其中的某些段落，并经常在朋友聚会中朗诵，我记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怎可以怀疑，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绝对是不同一般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嘲笑了那些经历平平的日记作者。“今天我接待了三个愚蠢至极的瑞士人。”我在这里凭记忆写下了这句话，因为我在手上这本《一个天才的日记》中没能找到它。难道是我编的吗？如果是这样，请瑞士人原谅。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部日记里提到了一场肠胃和腹部的病，在他看来那是上帝的旨意：“好极了！这场病是上帝的礼物！我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开始画《耶稣受难》(5)里的腹部和胸部还不合适。”
如此正面地看待疾病并视之为上帝旨意的特别视角，让我想起了在南特发生的事情。当我到达那个道德缺失、灵魂患病的城市——尽管瓦谢为之带来了一点希望——我的病随即变成了一件好事。这个话题我将会在这部词典的下一个词条，即纪德，安德烈（巴黎，1869—1951）中讨论。
说实话，我更喜欢达利少年时期写的日记，不久前它在加泰罗尼亚出版了。那些少年时期写下的文字胜过《一个天才的日记》，它们更加即兴，没有那么刻意追求把他的才华永久地定格下来。
一个小时前，我打电话给诗人贝尔·吉姆费(6)，问他更喜欢达利两本日记中的哪一本。“为什么你想知道？”吉姆费问我，他总是这么热切地想了解一切。“我不确定想不想知道，”我对他说，“事实上我打电话给你是为了让你出现在我正在写的这本日记里，这本日记正在演变成一部小说和词典，它越来越不像日记了，特别是从前几天起，我一直在谈论过去的事情。因此我打电话给你，也许是为了有今天发生的事情可写，为了让我在星期四这天活在现实世界之中，我需要一点当下。”
电话的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你想的话，”吉姆费突然说，“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是什么让一个作家的日记形成个人风格，与众不同。”“好主意。”我回答道。“让日记形成个人风格且与众不同的，”他说，“是它采取的视角，它的音色，因此，是写作者的道德存在。”
“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明白。”我对他说。又一阵沉默。“你还想补充什么吗？”我问他。“不要忘记，”他对我说，“日记的真实本质不是外界发生的事，而是作者的道德演化。”
“谢谢，贝尔，”我对他说，“非常感谢，我可以在日记里写点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了，非常感谢。”
“不客气，生活是美好的。”诗人说。他挂了电话。
纪德，安德烈（巴黎，1869—1951）。这位作家无意中把他的日记写成了关于一个人终其一生追求写出一部杰出作品但未能成功的故事。也许他成功了，尽管听起来有点荒谬，那成功的作品就是他的日记，当中记录了作家对一部杰出作品的日复一日的追求。
也许除了《帕吕德》——一篇令人赞叹的短文，看上去像是格诺(7)写的——他的其他作品在今天看来是相当难读的，当今的读者会认为那些是怪异的、陈旧的、遥远的东西。然而他的日记，尽管当时未能与普鲁斯特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杰出作品相媲美，现在却成为了一座文学顶峰，是现存最优秀的作家日记之一。它给人带来美好的阅读感受，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具有一种理智的音色，因为它同时带着光明和黑暗，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杰出的和最坏的。那太容易了，哎，只看见非此即彼”——呈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复杂性，这是一个试图为探索、为心灵的不安寻找边界的灵魂所具有的复杂性。
不同于那些平庸的日记作者——他们的日记冗长得像教区小报一样——纪德的文字总是精要的，他从来不混淆文学和文学生活。除此以外，他的日记可以当作小说阅读——他改变了这个体裁，是虚构日记的先行者——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七十三年间的个人心路历程，记录他在一生中如何不断思考什么是支持道德原则的前提，尽管他也思考什么是支持不道德原则的前提。
他对疾病怀有好感，这一点总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他在疾病中找到了热烈的创作活动的起点。“我认为疾病，”他在1944年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是为我们打开某些大门的钥匙。有一种健康状态让我们无法理解全部真相（……）在那些自夸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中，我没有见过一个不是在某些方面有点愚钝的；对于那些自诩没有旅行过的人，情况是一样的。”
在去年11月的一个下雨天，我带着文学病和写作障碍来到了南特。我为我的写作瓶颈感到沮丧不已，更糟糕的是，我给自己找到了更多丧气和担忧的理由。比如我跟自己说，在很多情况下我是盗窃别人文字的小偷，我是我仰慕的作家的寄生虫。因此可以说，我到达南特时在三个悲剧中担任主角：蒙塔诺文学病的病人——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病的名字——写作障碍者、文学寄生虫。
到机场接我的是伊夫·杜威和帕特里斯·威雅，他们是沙龙的组织者。他们把我带到拉贝鲁兹酒店，我们在酒店的酒吧里饶有兴致地聊了一会儿——最后一个话题是马克莱莱，一位退役的南特足球运动员，我喝了七杯伏特加。快到5点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打算现在开始休息，一直睡到第二天，于是他们有礼貌地离开了。“明天见。”他们对我说，我觉得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对我刚才酒量的惊讶。
我原本打算在第二天到来前暂时告别这个世界，但在一个小时后我改变了想法，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在南特散散步。于是我拿着罗莎在最后关头塞进我行李箱的红色雨伞，朝拉佛斯滨河路走去。我在雅克·瓦谢和儒勒·凡尔纳的城市街头悠闲地漫步，边走边哼着芭芭拉的那首关于南特的雨的歌，最后驻足在古老的库瓦法尔书店门前。
我的文学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看到书店的橱窗、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时，便想象自己是狄更斯作品中一个站在面包店橱窗前的可怜男孩。没过多久，那个男孩变成了穆齐尔的小说里那个没有个性的人(8)，那个理想主义的数学家在观察他的城市时，拿着手表给汽车、马车、电车和远去的行人的身影计时。他给那些匆匆而过的人群测量速度、方向、磁场强度……
我在库瓦法尔书店的门前笑了起来，像穆齐尔小说里的那个人一样笑了起来。不得不承认，投身于那样诡异的间谍活动简直愚蠢之极，那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现代人的巨大努力”。
唉，我抱怨道，我该是多么想要写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故事啊，在这种剖白或惋惜中甚至能看出我想要穆齐尔永远贴近我，以及我有某种成为他人寄生虫的倾向。我在库瓦法尔书店的门前，发觉自己又陷入了文学的吸血主义——以及外形上的吸血主义，因为我长得有点像克里斯托弗·李扮演的德拉库拉——于是我决定走进书店，忘掉那些想法。
我竭力地集中精神，粗暴地告别了那个没有个性的人，那个空闲的人——纪德这样称呼他——告别了那个无所事事的现代人，告别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者。
然而，我的文学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刚走进库瓦法尔书店，穆齐尔便回到了我的思绪中，而我毫无招架之力。他说了一句话，摘自关于那个没有个性的人、空闲的人的书：“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也可以有一个天生有个性的父亲。”
也许听起来很荒唐，但这句不那么重要的话，将会成为我生命中关键的、决定性的、重要的一句话。
纪德说，疾病是为我们打开某些大门的钥匙，这句话是多么地有道理！我这么说是因为穆齐尔作品中的那句机智的话——我主观地把它和我的病联系了起来——为解决我最迫切的问题打开了门。当我在库瓦法尔书店决定把我的病变成一篇故事的中心主题时——这标志着我回归写作了——忽然间，我不再是一个剽窃别人文字的小偷，而是变成了自己的寄生虫。
在库瓦法尔书店里，当我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博尔赫斯的法语版《阿莱夫》(9)时，我虚构了一个叫蒙塔诺的儿子——我刚看到一本阿里亚斯·蒙塔诺作品的法语译本，此人曾是西班牙费利佩二世的幕后参谋——我居住在南特的儿子，他陷入了严重的写作障碍，他的那位天生有个性——这正是蒙塔诺缺乏的——的父亲试图向他指出这个问题。这个儿子在南特经营一家书店，也许就是这个库瓦法尔书店。他将迎接他的父亲，父亲从巴塞罗那来到南特，目的是解决他在发表一本关于作家放弃写作的书后遇到的写作困难问题。
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文学中迷失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而是想到了儿子的问题，于是他到了南特试图给蒙塔诺指出他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障碍。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也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问题转移到一个虚构的儿子身上。
“太奇怪了，”我对自己说，“我成为了我自己的文学寄生虫，在出版《从此一片空白》后遇到的问题中，我找到了回归虚构文学世界的启发。”除此以外，我还对自己说，也许这能让我痊愈。我记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关于讲述故事的艺术与疾病的治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现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蒙塔诺的父亲变成文学批评家？”我曾说我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坦诚，我甚至可以坦白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失败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写《蒙塔诺的文学病》时我发现的最有魅力的事情之一是虚构文学让我有机会假装成与塞缪尔·约翰逊(10)、埃德蒙·威尔逊(11)、西里尔·康纳里、斯坦尼斯拉夫·维钦斯基(12)或阿尔弗雷德·凯尔(13)平起平坐的批评家。
我的思绪回到了库瓦法尔书店，在合上《阿莱夫》的瞬间，我决定离开那里。当我在人群中试图挤出一条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堵住了书店的出口，尽管我离出口还有点远。不仅如此，我闪过了一个念头，觉得他简直是年轻时的穆齐尔的活肖像。然而，当我走到书店门口时，我发现那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年轻，他是个老头，双眼凸起，皮肤发绿，头上抹着发蜡，戴着一条波普图案的领带，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可怜的魔鬼（我从这个错误中得到了启发，所以有了《蒙塔诺的文学病》里在图肯发生的小插曲，那群年轻人其实是一群老人）。我差点推了一下那个令人反感的绿皮肤丑八怪。总之，走到街上的时候，天又下起雨来，那种畅快的心情在我以往的生命中是少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走进书店仅仅五分钟就让我突然摆脱了最迫切的那些问题。我甚至有可能已经在摆脱文学病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透彻地谈论这个疾病，如果我在那部马上就要开始动笔的、关于我儿子蒙塔诺的小说中谈论这个疾病，那么我或许就能痊愈了。
众所周知，如果要摆脱一个困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我是通过个人经验认识到这一点的，具体的方法是拼命地不停谈论困扰我们的话题，我在写某些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一般来说我都能达到目的，最后几乎都能完全摆脱当时困扰我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我记得我在朱利安·格拉克学院的会议厅，严肃地坐在课桌旁，显然所有人都能看见我在记笔记，那时艾琳·鲁博教授在讲课，她正在用法语做一个关于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演讲。不能说我没有在听鲁博教授说话，但是我写的笔记确实跟她说的话没什么关系，那时我在笔记中仔细地构建《蒙塔诺的文学病》的雏形。
我保存着那些笔记，那里面有零散的句子，最先闪现的短语，简单而温柔的词语，现在对我而言，它们是《蒙塔诺的文学病》羞涩萌芽的书面见证，是最真实的记录。
下面是最先闪现的两个句子或短语：
跟艾琳·鲁博结婚。这是一个有点淘气的决定，显然指的是我想让蒙塔诺跟一个法国女青年结婚，她的名字就取自当时正在发表精彩演讲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
他表现得像哈姆雷特一样。我指的是父亲试图帮助儿子走出文学困境，但儿子的反应很奇怪，他像哈姆雷特一样只想复仇。
我记得在记笔记的时候，我感到很快乐，但同时被一个念头折磨着：如果最终我决定不写那个我一直在计划的小说，并且成为了《帕吕德》的主角一样的人物——安德烈·纪德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总是把它推迟到第二天。这本书描写了一个终日活在沼泽般的困境中而无所事事的人。
《帕吕德》的主角，即那个不写作的作家有时会被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的职业是什么。
“我？”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答，“我写《帕吕德》。那是关于一个居住在被沼泽环绕着的塔楼里的单身男人的故事。”
“他为什么是单身的呢？”
“哦，这是为了让一切简单一点。”
“就这样？”
“就这样。我会说他是做什么的。”
“那他是做什么的呢？”
“看沼泽地。”
年复一年地过去，什么也没有改变，那个计划写《帕吕德》的作家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写那本书。
我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类似的事情，害怕我永远停留在那个在南特刚刚萌芽的计划的初期。如果有人偶尔问我，新小说是关于什么的，我会回答：
“关于一个患了文学病的人。”
“跟您一样的人？”
“不。比我还严重，严重多了。”
我害怕年复一年过去了，而我始终没有写出那部小说。
“蒙塔诺是做什么的？”人们一定会时不时地这么问我。
“看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