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一
要想不为朱迪丝·施克莱的作品所折服，可并非易事；要想不为她的个性所折服，也并非易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两卷文集，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如果你记住这些文章只是她专著之外的大部分作品，而不是全部，就更觉如此。在听取了诸多同事的意见之后，有些文章我没有收录，因为它们似乎复述了她在论卢梭、黑格尔、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在许多书评中，以及在少数她可能会全面修订的未刊稿中的内容。
本书收录了她那些并非以美国为焦点的文章，而丰富多样的主题则表明——不妨借用她的朋友以赛亚·伯林做出的区分——她既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只刺猬。施克莱非常欣赏伯林的学识、智慧、人道的自由主义和极高的教养，尽管她的结论与伯林不时流露的相对主义相去甚远。在这里，狐狸要去追寻一群观念迥异、令人着迷的思想家们令人着迷的人物荟集，从古希腊到汉娜·阿伦特，从启蒙运动的宠儿到浪漫主义的柏格森，从著名的雅典流亡者到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从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到奥威尔。这头狐狸始终对乌托邦思想的威胁保持着警觉（即是否应该不顾现实的阻抗去努力实现乌托邦），尽管如此，她仍然赞赏“那种批判性和肯定性地思考我们所处的国家并设法对其加以改善所需的政治活力”，并且希望那些“创造了如此富有想象力和引人入胜的文学形式的灵感会再次启发我们”，至少是向我们发出了警告，要防止像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那种“认知噩梦”。莫尔（Sir Thomas More）或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构想的乌托邦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她看来，罗尔斯那样的当代规范理论还在发挥类似的作用。
刺猬施克莱不仅知其一，并且知其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方法论而言，她就像个政府官员（mandarin）。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并非全部解读文本的方式都同样有效。太过关心实用性和汲取教训又喜欢牺牲准确性——这与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不同——的历史学家们，都会逃避“认真、科学地研究人类”的义务，正如阿伦特那种“纪念史”中所出现的情况。她所高度关切的政治科学——基于她从未想过有关好政府或坏政府的观念可以脱离对体现了这些观念的制度的研究——在她看来，与历史知识密不可分。“记忆是被动的，仅仅是一间高阁，但如果没有它，我们所有的其他知识对我们来说就毫无用处。回忆则是主动的……没有这种人类思想活动，就不存在人类的理解。”因此，作为一门提供了历史信息的学科，政治学研究必须敏于“无形的事物和质的思考”，这不同于哈林顿，也有别于五花八门自诩为科学的“20世纪学院派意识形态”。
就规范性而言，从一开始到她过早谢世，她都知道什么是必须避免的，那就是残忍与恐惧的政治，因为在她看来，这是20世纪的男男女女最主要的共同经历，也是历史上许多人类的共同经历。她是沉浸在历史中研究政治思想。她对政治的规范性思考则浸透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认为那仍然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人们……开始恐惧暴力、对专横统治感到不安全并识别不公，那就会去努力发现法治的重要地位，以及历史上法治为这些最恒久的政治问题设置的边界。”
她的自由主义可谓别开生面，这体现在它不仅不抱幻想，也就是说，疏离了18世纪以来存续的历史进步哲学，也体现在其并非来自康德或者罗尔斯（尽管罗尔斯试图将自己的方法与康德的“综合性”概念区别开来）的人类理性哲学观，而是来自一种恐惧和残忍的存在经验。这种别开生面还体现在她的基本关切所确定的观察视角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双重）颠覆性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万神殿中，大多数思想家都居高临下地审视社会，自上而下地审视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及其友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都详细阐述了他们认为对保护自由必不可少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朱迪丝·施克莱则从失败者的视角看待社会和国家：穷人、流浪者、奴隶、美国黑人、流亡者，以及遭受不公和遗弃的所有受害者（她一直是最敏锐的卢梭分析者，她在卢梭身上看到了“作为失败者的荷马”）。
此外，她更感兴趣的是让我们警惕各种残忍的坏政府，而不是告诉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好政府。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一个好政府的必要条件，即需要一种警觉的公民，以确保政府尊重个体自由，并确保由热心公民事务的代表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她力主流亡者在避难国应当被赋予公民权。但是，她继续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抨击那些在她看来对她激情澎湃的失败者的自由主义有威胁的种种观念。从处女作开始，她就批判浪漫主义的政治影响，认为它把重点放在了英雄和天才人物上（她写道，柏格森是唯一支持民主的浪漫主义者，但她并不认为柏格森为“重建政治思想提出过任何可行性建议”）。在最后的岁月中，施克莱集中抨击了社群主义那种热情洋溢的混乱状态。她告诫沃尔泽，应当防止将那些通常都是压制性的小规模自愿联合体或者地方性联合体理想化，并指出了这些联合体（基于忠诚）和国家（一种在义务支持下的法律建构）之间的区别；“排外的生活”是权利的敌人，“彼此理解”则是见于现代国家公民中的最新事物，“个体之间在文化上互有不同，而且彼此经常深怀敌意，尤其是作为归属性群体的成员更是如此”。因此，她（在我看来是成功地）试图表明对《社会契约论》做出社群主义的解读是大错特错的。
朱迪丝·施克莱这位来自拉脱维亚的难民，是蒙田和孟德斯鸠的知识后裔。虽然她已归化为美国人，是美国民主抱负的崇拜者，但她仍然经常提醒她的美国读者，不要忘记他们的国家从一开始就犯下且至今尚未补偿的罪恶——奴隶制，不要忘记被这个国家有时过度的爱国主义和偏见，以及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狂热所碾压的受害者们。
二
1951年9月，我来到哈佛大学，作为访学研究生逗留了一年，那时的迪塔·施克莱（Dita Shklar）是政府学院二年级的研究生。我们一起参加了许多课程和研讨会。她在汇聚了许多未来美国学术和政坛明星的学生团体中脱颖而出。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欧洲大灾变中逃脱的幸存者，这场光天化日下的恐怖，影响并塑造了我们的私人生活。我们都敬佩让–雅克·卢梭，并深受《女人心》（Così fan tutte）的吸引。我们都是不抱幻想的自由主义者，热衷研究权力，以便理解是什么让我们遭受打击，并思考如何同时抵制权力的诱惑和堕落。我们对为人师表有着相同的认识，也都同样厌恶致命的简单化意识形态。
她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综合体。正如她的一位学生所言，她“挑战彻底的怀疑论，却又不着丝毫的愤世嫉俗痕迹”。她喜欢热情洋溢的知性论战，同时也会避免人际关系的冲突，这从她接受表面上半工半薪的常任讲师职位一事上即可看出。当时我的同事们仍囿于性别偏见，没有授予她显然是应得的终身教授职位。偶然的知性凶悍被持久的情感宽容所抵消，正如她对冒牌货、讨厌鬼和庸人的不耐烦，被她对朋友的惊人迁就与体贴，以及对子孙和丈夫的热烈关爱所抵消一样。
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都没有人能像她在自己的领域那样有更广博的专业造诣、更广泛的修养。她捍卫个体及其权利，但也强调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尤其强调我们有义务避免残忍、避免势利以及对苦难和不幸的漠视，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政治上的不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难民和奴隶制的研究者，她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但却怀有一种美好的启蒙信仰，即便不是对进步的信仰，至少也是对教育和良知的功效抱有信仰，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国家。
这种矛盾综合体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杰作。她23岁时和63岁时并无二致。她的散文反映了她的人格，她的观念传达了她的品格。她知行合一——这非常罕见，即使在政治理论家当中！如果我必须用六个词来描述这一混合体，那么它们将如下所示：
第一个是好奇心。受“言之成理”之需的驱动，她的好奇心是无限的。她从不认为已充分揭示出人的精神和心灵的错综复杂性，以及一个思想家观念的各种起源、影响和多样化的解释。
第二个是清晰。她那令人赞叹的对话、精心准备的演讲、审慎撰写的文章，无不让昏话、假话、套话以及陈词滥调原形毕露。
第三个是自信，或从容。她可能会迂回，但从不闪烁其词或者首鼠两端。无论是在商店购买手提包、遍游巴黎、辅导学生，还是讨论事件和观念，她都确切知道自己的所想和所需。她知道自己有着何等聪敏与天赋，也知道男同事们对她的才华并不总是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虚荣自负，没有装模作样，也不需要自吹自擂或者骄傲自满。
第四个是活力。她是一股强劲的旋风。当她一走进房间，气氛紧张程度就会骤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在她的孩子们到达或度过了青春期之后，她以惊人的精力在哈佛校内外参加了各种领域的大量活动。尽管她很少谈及。她在哈佛大学为种族正义所作的努力，她对年轻女教员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很坚定，也可以说很低调，但不是女权主义的：她厌恶各种主义）都是持久的、隐而不彰的。
第五个是诚实：这不仅是一位极其博学而严谨、几乎视工作为神圣的学者的诚实，也是一位鄙视自命不凡的权威和沾沾自喜的门徒的教师的诚实。在学生面前，她既有知识分子的坚韧，又有慈母般的温暖和关爱，两者的结合堪称独一无二。对于同事（我不说“她的同道”——她没有同道），她直率而风趣。她以自己说话的方式来写作：直接而坦率（因此在解释黑格尔时，她的短句堪称一绝）。
最后一个是忠贞。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为受害者和被驱逐者写作并以他们的视角来写作。她对朋友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友谊的崇拜，可以和她的英雄蒙田相媲美。她在《平常的恶》中写道：“没有友谊的人不仅是可怜的，也是不完整的。”当我们共同教授政治意识形态这门课程时，她提前几个月就把她的演讲稿念给我听了，而我则在前一天才准备好。因此，我们被彼此震惊了，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各自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避免流露她的担心和我的敬畏。
蒙田在他的朋友拉博埃蒂（Étienne de la Boétie）去世很久以后宣称：“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他，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她总是奉献，却从不索取。她是一种生命力。她这一榜样使我们诚实，她的爱让我继续前行。
注：本文第二部分出自我在哈佛大学朱迪丝·施克莱追悼仪式上的悼词，1992年11月6日。
编者 斯坦利·霍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