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

对于中国艺术的仰慕者而言，1949年之后的30年是一个动荡和挫折的时代，因为他们目睹中国人明确否认，甚至不时毁坏自身的文化遗产。多年来，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中国几乎完全闭锁大门，仅对极少数的追随者开放。艺术和艺术家深受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

然而，即使在艺术家和学者被边缘化，或者发配到农村和工厂的最困苦的岁月里，考古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过去更多。与其说这是“古为今用”的政治需要——因为实现“古为今用”就必须让“古”能为“今”所见——还不如说，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能够时时感知，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无法消磨的历史感。中国人常常回望他们的历史，将其当成获取力量的丰沛源泉。对于他们的文化的活力而言，这是必不可少，而绝非可有可无的。

古老的传说也从未被人遗忘。其中之一涉及世界的起源。在遥远的过去，宇宙混沌一团。一天，混沌初开，上面变成了天，而下面变成了地，两者之间出现了最早的人——盘古。每天，盘古长高十尺，而天向上升十尺，地向下降十尺。一万八千年后，盘古死去。他的头裂成日月，他的血汇满江海，他的毛发变成森林和草地，他的汗水化作雨，他的呼吸化作风，他的声音变成雷电——他就是人类的祖先。[1]

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往往暗示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华夏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在世间万物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历史反思。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模式以及人类的谦卑回应。

我们可以将这种认知的根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比现在要温和得多。50万年前，即北京人的时代，这个地区相对来说温暖而湿润。大象和犀牛在茂盛草地上逡巡，全然不是近代所见的荒山秃岭、寒风掠过的高原景象。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一带，孕育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中国式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哲学、诗歌和绘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和谐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美学，它也有实用价值，因为农夫的富足，乃至社会的繁荣，都取决于他知晓四季和顺应“天意”。农事最终成为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礼仪。每当春天来临，皇帝礼仪性地耕耘第一垄田地，不仅希望保佑来年的好收成，也借此表明与自然力的亲和，巩固其法统地位。

和谐感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人类不仅要顺应天意，也要调和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按照逐步扩散的圆圈模式，这种和谐从亲友开始，向外推广。因此，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常常是发现万物的秩序，并与之相和谐。随着本书逐步展开中国艺术史，我们将发现，其特性和独具之美就在于和谐感的表达。这是否就是那些对中国文明其他方面兴趣寡然的西方人也会狂热地收藏和推崇中国艺术的原因之一呢？也许，他们也能感觉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所创造的乃是“自然”的形式——借助艺术家的手表达的对自然韵律的本能回应？中国艺术没有像印度艺术一样，要求我们致力于沟通物质形态和暗喻内容两个看起来不可沟通的极端，也没有像西方艺术一样，蕴含了亚洲思维难以领会的形式和思想等预设观念。因为身处最广泛、最深刻的和谐感之中，中国艺术的形式极度妍美，我们之所以能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自身周围的自然韵律，并且能够本能地回应它们。这些韵律，即线条和轮廓表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感觉，在中国艺术的萌芽阶段就已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