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编“制度抉义”收录了五篇制度史研究文章，由于其旨在抉发不同制度所蕴政治诉求和现实问题，加之一般都认为“制度”是由国家政权推出并保障其施用的规则章程，其构画、出台和调整发展均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故本编实际也在政治史研究之列。

我是从官制史走进史学的，当年内心最为纠结和与师友讨论最多的，便是什么是制度和应该怎样研究制度。后来撰文讨论各种制度问题，也常考虑所涉政治和思想背景。一直到2000年后，我写《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等文，不少同仁推许我的礼制研究，其实我写的重点仍是政治和思想，心知自己在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综合研究上已趋自觉。回顾所经之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徐连达老师邀我撰文讨论政制研究方法，倡扬“动态的制度”研究，其中即已讨论了制度规定、制度实际与制度记载的关系，包括影响制度形态、制度运行的政治前提和思想成分［《关于中国封建政制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到九十年代刘光华老师携我合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一书，不能不考虑制度的诸多内涵与外延，相关认识在系统性上有了切实推进，不过当时自己的关注点多在行政层面的层级节制、人事控制、公文流转及其法律表现，在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上仍嫌概念化而流于浅表。我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主要有赖于断代史研究，真正深入到某个具体专题或事件之中，各种历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才会生动地凸显出来，才能真正明白制度与政治和思想相互关联的实际状态，所撰之文也才开始有了些样子。2009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再版，我撰写的修订本序言结合自身所体甘苦，把学界已具相当共识的制度史认识总结为十条，以为今后研究及其方法讲求之要。现在看来，这些年来自己所撰也包括本编诸文得以具有一定的特点，都可归为对此的身体力行，而史界迄今所提的各种制度史研究主张，大略也均不出此十条之所概。

本编的五篇文章皆从具体问题抉发其制蕴义和历史内涵，而特别将之列在本编，则是考虑到其在时间上包括了魏晋、北朝和唐宋，内容多涉政治史并与前后各编之文有所照应，更重要的是所论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也都体现了我对这一发展脉络的基本看法。瞿同祖先生所阐法律儒家化进程之所以需要撰文强调其切实而重要，是因为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古制定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现象，相关事态远非仅涉及法制而至为错综，令人意识到其总体从属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整套政治、制度围绕儒学定型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进程，这也正是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至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在这个进程中，北魏无疑因其终结十六国乱世和开向隋唐新局而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曾概括其政治与制度主导整个社会不断更新的态势，称之为“儒家化北支传统”，并以这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为汉文明体系得以渡过魏晋南北朝的艰险坎坷而进入隋唐的关键。本编所论天兴定历和太和立法二文，即述儒家化北支传统开启期和定型期的有关状态。前一文反映了北魏建国举措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民族关系至为尖锐复杂之时仍以定历为立国要件，再次说明了北魏继承汉魏以来传统王朝的决心，体现了当时统治核心为构筑胡汉合作平台所做的努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是道武帝开启了儒家化北支传统。孝文帝迁都以前的立法，包括刑法、俸禄、三长、均田、官制等方面，较之迁都以后侧重于习俗的激进改革更能代表儒家化北支传统的常态，事实上也构成了北朝后期续此发展而超越南朝的框架基础。此文对迁都以前改革与立法关系的观察，对其阶段性重心变迁和内容递进的讨论，即旨在揭示儒家化北支传统定型期的路径特色，有助于理解这一传统在迁都以后的曲折走向和历史所以从北朝进入隋唐的进程。

旌表孝义之制是观察汉文明体系特有思想文化状态的绝佳视角，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在官方崇导和社会认同下有可能衍生何种事态的典型个案。与汉以来整套政治、制度围绕儒学定型的意识形态化过程相伴的，是整套纲常伦理即所谓名教不断渗透至全社会与时流衍的过程。这两个进程一起构成了两汉所以走向隋唐的内轴，即便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十六国北朝也还是呈现了坚韧之势，却都因为官方推崇、利禄所归而常失本异化。对这种名教异化之况的省思纠偏，实为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线索，涉及政策制度、社会治理直至观念形态的诸多事件和波澜。本编收录的《证圣元年敕与南北朝至唐的旌表孝义之制》一文，即是从政策角度对崇尚孝义之所以催生伪滥而败坏孝义的观察，所论与上一编“‘革命’三论”与下一编“经子发覆”述易代举措饰伪和玄学兴起原因的部分相互呼应。循此线索放眼再看，从郑学风行到玄学兴起和援道、援释入儒，再到儒释道终趋同归而催出宋学，这些思想史上的大事节目不仅皆与时人对名教失本异化的关注相连，且均蕴有强烈的政治、社会诉求。在此认识之下，《宋初礼制沿革与“宋承唐制”说之兴》一文讨论与宋学隐隐相关的“宋承唐制说”之兴，观其针对五代时期名教涂地之局，力欲在迅疾到来的平民时代追踪汉唐振起世风的旨趣，则唐宋政治、社会及其儒学之所以重振的问题，亦可以一窥其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