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清华到牛津 （下）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钱锺书试笔写作。他在大学时代的一系列文章，最初刊登在 《清华周刊》上，以后又刊登在 《大公报》和 《新月》月刊上。《清华周刊》是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刊物，钱锺书入校后，在二年级时担任了该刊的英文编辑，该刊的中文编辑还有吴祖襄 （吴组缃）等。钱锺书在这份刊物上用中、英文写稿，影响还局限于校内；后来为 《大公报》和 《新月》月刊写稿，就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了。

钱锺书为 《大公报》和 《新月》月刊写稿，与清华的老师有关：为 《大公报》写稿是和清华哲学系的老师张申府相关，为《新月》月刊写稿则和叶公超相关。张申府 （崧年，1893—1986）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领导人，最初和李大钊共同发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至1922年，他在巴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柏林建立中共支部，并且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回国后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周恩来出任该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张申府脱党，以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分析哲学的介绍，宣传罗素颇力，而其时正主编 《大公报》“世界思潮”专栏。对于张申府从政和从学的是是非非，有着种种不同的见解，但是他在从政时能识拔周恩来和朱德，在从学时能识拔钱锺书，确实有鉴人之识。张申府在 《大公报》上写道：“钱默存先生乃是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多份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74]表现了他对这位天才学生的偏爱。钱锺书在这里也发表了一批文章，如评论摩尔、布拉德莱、罗素、詹姆斯和桑塔耶那五位现代思想家的 《作者五人》等。

《新月》月刊其时已过了全盛时期，在徐志摩死后更是逐渐式微。1932—1933年，叶公超负责最后六期的编务，汲引、提拔了一批新人：清华外文系的曹宝华 （葆华）、中文系的余冠英、哲学系的李长之、外文研究所的杨季康 （笔名杨绛），以及北大的卞之琳和李广田。这批人后来都成为重要作家，大抵因投稿《新月》而成名。[75]钱锺书也是在这份刊物上崭露头角者之一，当时颇引人注目。赵景深回忆说：“从前 《新月》杂志的书报评论出现了中书君的书评，可说是一鸣惊人，文艺工作者对这曾付以甚大的注意。”[76]“中书君”的笔名，语出韩愈 《毛颖传》：“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此笔名有多重意义：既呼应钱锺书本人的姓名 “锺书”，又指称笔的功用；既用古典，又含有青春气息，诙谐双关，极妙。

钱锺书写的大都是书评。如果不算少年时代的那些受称赞的作文和小考证，钱锺书第一篇比较正规的文章是代他父亲为钱穆《国学概论》写的序。这篇文章受到他父亲的许可，一字未改[77]，但写作态度是信笔挥洒式的，比较随意。其后是在 《清华周刊》和 《大公报》上的文章，也相当随意。而在1932—1933 年，也就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的最后一年，他在 《新月》上发表了一组书评，那就多少有些分量了。这组书评是他大学时代最成熟的写作，它们已经不单单是兴之所至的发挥，而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所接轨了——跃出了个人兴趣的狭小天地。

这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三篇，分别评论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曹葆华 《落日颂》和沈启无 《近代散文钞》，发表于《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第四卷第六期、第四卷第七期。钱锺书文章评论的对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 《近代散文钞》的观点接近，把中国新文学溯源于明末的 “公安”、“竟陵”。周作人和沈启无为师弟子，《源流》发凡，提出纲领性意见；《钞》则承袭，编选明末清初的小品。《源流》以 《钞》的目录为附录，《钞》以周作人的序弁首。在钱锺书身处的三十年代，“近代”和 “现代”两个概念在当时有特定的含义。“近代”指清初以后，不是后来史家指1840年 “鸦片战争”以后；“现代”的含意也比后来狭窄，如钱基博把自己所著的文学史冠以“现代”的名称，具体时间相当于清末民初，和后来史家的 “现代”概念并不相同。钱锺书针对周作人、沈启无写的两篇书评，在时间上是从当时的 “近代”切入了当时的 “现代”，至于第三篇 《落日颂》直接评论清华同学的作品，那就是当时的 “当代”文学了。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基本观点有二：一、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二、把文学史分为 “载道”和 “言志”两派的互为起伏，所谓 “文以载道”和 “诗以言志”。周作人主 “言志”和绌 “载道”，目的是为当时的新文学以及新文学中他所主张的一派寻找根据，予以辩护，也就是钱锺书后来所说的“事后追认前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78]，对文学史研究并无太大的价值。钱锺书据此对周作人进行了批评，揭露了好多观点上和事实上的错误。这场批评的是非，在事过境迁以后，已不重要。可以注意的倒是这位在校大学生文章中透露的才气和敏锐，有些观点颇为辛辣：

周先生引鲁迅 “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 “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 “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成为单一的模型 （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 “革”人家的 “命”，就因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 “命”。“革命尚未成功”，仍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 “革”而不终于 “因”的事情。

这是钱锺书对 “革”（革命文学） “鼎”（遵命文学）两象变化的辩证看法，既反映着他的文学史观，也透露着他对时代的认识。易象 “革”主变动，“鼎”主稳定，这里的阶段性循环，既有其内在矛盾，也有其统一。同一篇文章还谈到了时间的古今交涉，见解也非常精辟：

过去是给现代支配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们常常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黄金时代”不仅在将来，往往在过去，并且跟着过去转移。

这里引用的两段早期作品，标示了钱锺书认识时间的纲要，同样的思想后来还经常出现。

在评论曹葆华的 《落日颂》中，如果撇开具体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对神秘主义的评论。这是后来 《谈艺录》和《管锥编》讨论神秘主义的先声：

神秘主义需要多年的性灵的滋养和潜修……要和宇宙和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和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的和墨色的，惝怳着拉比 （Rabbi）的精灵的魔术里找到通行入宇宙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

在中国现代评论家中，对神秘主义有大量引述的，大概主要就是钱锺书了。钱锺书在这里所写的，正是 《谈艺录》 《管锥编》分析神秘主义的前导。

1933年，钱锺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受聘至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教授英语，并于此年和杨绛订婚。钱锺书晚年曾自称自己是一个 happily married man[79]，这是他一生幸福婚姻的开始。杨绛也是江苏无锡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她原名杨季康，后来用 “杨绛”的名字发表作品，“绛”似乎是“季康”字音的反切。

杨绛1911年7月出生于北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父亲辗转迁徙，就读于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小学和中学，读书聪慧。1932年，她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得文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外语系研究生，并和钱锺书相识。杨绛大学毕业后，已经申请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奖学金，有条件直接留学，但杨绛不愿出国攻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她母亲后来取笑道：“阿季 （按：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80]，指的就是和钱锺书的恋爱。

杨绛回忆自己初识钱锺书的印象时说：“我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81]我们今天还能见到钱锺书在清华的毕业照片，证明杨绛所言不虚。单纯、拙朴而自然流露，这是钱锺书一生都保持着的内在精神气质，他确实是风神俊逸的。

钱锺书任教光华大学期间 （1933—1935），发表文章的主要园地有 《光华大学半月刊》、《国风》半月刊和 《学文月刊》等。在 《光华大学半月刊》上，钱锺书发表有 《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1933年第七期）；在 《国风》半月刊上，发表有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三卷八期，1933年10月）和 《与张君晓峰书》（五卷一期，1934年7月）等；在 《学文月刊》上，发表有 《论不隔》（一卷三期，1934年7月）。这些文章都是清华论文的余绪，前三篇反映了钱锺书对新、旧文学的看法，后一篇更被誉为 《谈艺录》的先声。《学文月刊》是由叶公超、闻一多、林徽因等 《新月》同人创刊的，可以说是 《新月》的后身，为其撰稿的，除 《新月》原班人马外，多为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如清华外文系季羡林、经济系杨联陞、外文研究所赵萝蕤；北大哲学系何其芳，又有闻家驷、李健吾、卞之琳等。[82]

钱锺书到光华大学教书，是来和他父亲钱基博团聚的。钱基博中年以后，专治集部，撰著极多，而以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规模最大。《现代中国文学史》其时早已撰就出版 （1933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中国文学史》完成稍迟，直到任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才有铅印本问世。钱锺书和他父亲的学问虽有相承，但不尽相合。

钱基博对钱锺书在立身行事上多有教饬，现在还保存着他的《谕儿锺书札两通》（写于1931 年、1932 年）。信中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又说：“现在外界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 “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83]这些信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期待和爱护，而钱锺书也有着积极的回应。《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已是他父子间的论学，《中国文学小史》更是他试图自出手眼之作。《小史》虽未写成，但 《序论》还在，保存着他当年的若干思路。《小史》截止于清季，不及民国以来的新、旧文学，引陈简斋 《葆真池上》名句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收束全文，亦玉蕴而珠藏之意。

这一时期重要的文章是 《与张君晓峰书》，此文谈文言和白话问题，有鲜明的时代性。

与张君晓峰书

晓峰我兄先生师事：

奉书极快，承询及文言白话问题，若仅从标题看来，则似乎已成Dead issue，无需讨论。往日之所以输攻墨守，争端大起者，以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深闭固拒，挟恐见破，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价值也。至于今日，则事过境迁，气稍释而矜稍平，此中纠纷，已由时间代为解决，无需辩生于末学。即如吴师雨僧力挽颓波，而近年来燕居侍坐，略窥谈艺之指，亦已于 “异量之美”兼收并蓄，为广大教化主矣。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比美，正未容轩轾。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譬之谈者力非文言文之用典故，弟以为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征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Analogy）来。然旧日之典故 （白话文学中亦有用典者，此指大概）尚有一定之坐标系，以比现代中西诗人所用象征之茫昧惚恍，难于捉摸，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 （Futili-tari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人之所思存也，一笑。故以繁简判优劣者，算博士之见耳；孔子曰：“词达而已。”《养一斋诗话》所谓：“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简而简，推简者为工，则减字法成不刊典。”以难易判优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见耳；彼何知文艺之事政须因难见巧乎？若云不读文言则于吾邦旧日文化不得亲切体会，弟亦以为不然。老师宿儒皓首穷经，亦往往记诵而已，于先哲之精神命脉，全然未窥，彼以版本考订为文学哲学者，亦何尝不以能读古书自诩于人耶？盖读书本为 “灵魂之冒险”，须发心自救，树之为规律，威之以夏楚，悬之以科甲，以求一当，皆官样文章而已！《四书》著在功令，垂千余载，孔孟之教，其效何在？反而求之，思过半矣。抑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 （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吾侪倘能及身而见之欤！专复即叩

教安

教小弟钱锺书顿首 六月十日

发端于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有着政治和文化的多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改变之一就是废止已沿用数千年的文言，启用白话。在此以前，近代文学运动中的提倡白话还是取其通俗易懂和易于普及，到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倡白话的意义就是在倡导一种联系新思想的新文体了。1917 年，胡适写 《文学改良刍议》，提出 “八事”，倡导白话。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改用白话文。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以白话为 “国语”，通令采用，标志着白话的胜利。但是，文言文是不是等同于死的语言，它是不是还有生命力呢？

钱锺书 《与张君晓峰书》表达了他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言白话争论大定之后的看法，其内容据后来研究者归纳有十一点之多。[84]这封信，肯定文言和白话有同样的价值，从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滋润的角度立论，客观而平情。白话文的 “白”要做到内含七色的 “白”，而不是一穷二白的 “白”。而白话文的流行，也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不少弹性 （elasticity）。这封信，是钱锺书对文言白话问题自订的实践标准，以后 《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分别用文言白话，已发端于此。

1935年秋，钱锺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同年和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婚礼，随后两人一同赴英留学。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结果是成立清华大学，英国退还庚款则稍稍迟至1930年，此款的一部分用来举行留英公费生考试，对录取者给予奖学金。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从1933年到1944年前后共办了八届，共派出学生177人，其中每届都有赴牛津大学的，钱锺书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钱锺书考取庚款赴英，有过多种传说。一种传说是：当年在清华时，叶公超 （他曾留学美、英两国）在课堂上半开玩笑地对钱锺书说：“你不应该进清华，你应该去牛津。”这句话后来果然应验了。又据说，有人本来要考庚款，听说钱锺书报了名，就说他一定考取，别人就不必妄图非分了。[85]又据回忆，应考庚款的学生大多是西装革履，而钱锺书则布鞋布袍，不改本色，而考试成绩之优使外国教授也大感意外，竟不敢信其为真。[86]

这次考试是1935年4月举行的，现在还可以查到钱锺书考取庚款时的分数：在录取的各科二十四名学生中，钱锺书取得了最高分，平均成绩是87.95分，八十分以上仅此一人，其余是七十分以上三人，依次为77.80 分、76.35 分、72.86 分，六十分以上十四人，五十分以上六人。而下一届录取英美文学专业平均仅63.90分，相差二十余分[87]。可见钱锺书拉高了考试的分数线，成绩绝对优异，难怪外国教授感到惊奇。

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在英国历史、政治、文学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起源于十二世纪下半叶，其后于十三世纪初又分出了姐妹大学——剑桥大学。这座具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在历史上培养出了大量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1930—1931年，吴宓游学欧洲，曾访问过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在牛津曾留有 《牛津大学风景总叙》诗[88]，可以见出三十年代牛津风貌的一斑：

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

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

方里极群校，嶙峋玉笋繁，

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

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

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

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

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吴宓如此赞叹牛津，似乎是人间的理想世界。钱锺书后来最终选择牛津，是不是也有着吴宓的一定影响呢？

钱锺书来牛津就读的是创立于 1314 年的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89]，它在牛津学院的建立史上位居第四，是当时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90]。钱锺书来到牛津读书研究，感受其保守而严谨的学风。牛津大学图书馆是建立于1748 年的博德利图书馆，它位于牛津大学的中心处，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之一。总馆藏书量达四百五十万册，并从十七世纪起就开始收藏中文书籍和阿拉伯文书籍。钱锺书来此留学后，曾戏译其馆名为 “饱蠹楼”，当时颇为流传。[91]来到牛津后，钱锺书和杨绛把听课之外的时间全花费在这里。二人借来大堆书，固定占个座，每天挨着次序一本一本地读，并认真做笔记[92]，大大充实着自己的知识修养和外语水平，真正 “饱蠹”了。

钱锺书在牛津的生活和读书状况，目前能见到的回忆资料不多。杨绛记载钱锺书在牛津有过一次苦学，那时论文预考必须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求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钱锺书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了事。[93]美国胡志德 《钱锺书》中也提到钱锺书的古英语考试未获通过。[94]杨绛说的 “版本和校勘”，应该就是胡志德说的古英语考试。杨绛说胡志德后来在 《钱锺书》中把这件事删去了，似乎不确，否则钱锺书在牛津要补考的课该有两门了。在牛津，钱锺书和杨绛有了自己的爱女——钱瑗 （小名阿圆）。有这样一件趣事，家人们看到这位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 “摇篮”，竟是一只书桌的抽屉！[95]钱瑗出生在英国，合法地具有了英国的国籍，后来钱锺书、杨绛坚持让她放弃了英国国籍，这也是钱氏夫妇爱国思想的证明之一。

一直到考取庚款为止，钱锺书在国内的考试中一直名列前茅。但在牛津，他的特长似乎没有得到发挥。钱锺书在后来的回忆中，并不把牛津的生活看得十分顺当。他掌握了三四种欧洲语言，这是英国大学的起码要求；而他对中国人文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也未能给那些导师留下印象，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漠然无知。[96]一个多世纪以来，牛津一直聘用汉学教授，但他们的学问也许对钱锺书还不能产生真正的吸引力。钱锺书联想不绝的才华，在牛津似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用武之地。但是，牛津严谨的学风以及收藏的丰富文献资料，仍然极大地充实了钱锺书，并且帮助他完成了学位论文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97]，从而获得了B.Litt的学位，此一学位即高级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相当[98]。1937年，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校方决定聘用他为中文讲师 （readship），钱锺书谢绝了聘任，和杨绛一起到了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了一年法国文学。

巴黎大学的历史也极为古老，它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是欧洲最早的教育中心，在十一世纪末已形成 “总学”（Studium Generale）。牛津形成 “总学”在十二世纪，实际也从这两所大学发展而来[99]，这三所大学是欧洲大学之根。钱锺书由牛津到巴黎，感受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不同学风，并插入巴黎大学的高年级班继续深造。

在巴黎的学习生活比较自由，白天他们经常出去坐咖啡馆，注意从社会中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逛旧书店，而晚上一般都回到住处静静地阅读大量书籍。[100]继在牛津的两年之后，钱锺书夫妇在巴黎的一年尤其必要，这不仅使他能更深入地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和文学，也给他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机会。钱锺书后来谈学习多种外语的重要性时说：“你们也有机会饱尝异味，只要你们肯努力去克服这巴贝尔塔的诅咒 （The curse of the Babel）。”[101]对欧洲各种文化和文学兼容并蓄和融会贯通，对他后来的发挥所学，提供了丰富的可行性。

在牛津时期，钱锺书仍然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最成功的一篇是 《谈交友》，这是他回国写作的开端，颇具妙义。其中写道：

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心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了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102]

此一宣言，恰为他本人一生学问和人格的自我写照，开启了钱锺书人生新的时期。钱锺书成熟了，他对未来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心。

1938年夏，清华大学函聘钱锺书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9月，钱锺书和杨绛携女儿钱瑗乘法国邮船回国。他们结束了学生时代，踏入人生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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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展《文化昆仑——钱锺书》，《随笔》1986年第5期。

[2] 这是徐梵澄对鲁迅的观感。见《星花旧影》，《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3] 这是郑朝宗对钱锺书的观感 （和 《世说》原文略异），见 《但开风气不为师》，《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页。

[4] 钱基博 《无锡光复志·自叙篇》。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5] 钱基博 《无锡光复志·自叙篇》。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6] 钱家大院旧址在无锡七尺场7号，即现在的新街巷36号。

[7] 详见张大年 《围城新论》（手稿）。《论》又曰：“钱希白才思敏捷，考场上被人误解而罢。这样的考场轶事，在钱锺书考庚款留学时几乎重演，可为一笑。”

[8] 钱基厚《孙庵私乘附年表》，1952年版。

[9] 马光裕《钱锺书年表》称钱锺书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关”。见《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6页。

[10] 钱锺汉《〈无锡光复志〉拾遗》，《无锡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8月版——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示。

[11]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17页。

[12]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0页。

[13]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1页。

[14]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2页。

[15]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3页。

[16] 钱基博《自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第5页。

[17] 王蕴章（1884—1942），江苏无锡人。别署西神残客、莼农、西神、梁溪蒪农、二泉亭长、红鹅生、鹊脑词人、王十三。参观郑逸梅 《逸梅杂札》第110页，《南社丛谈》第102页，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98 页，《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第312 页，又第535页。此材料承袁进先生提供。

[18] 钱锺书《答编者问》：“正计划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不知成否。”见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转引自《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88页。

[19]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8页。

[20]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 年5 月版，第136 页。又《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第2版，第76页。

[21]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 年5 月版，第119 页。又“默存”之号，亦出 《列子·周穆王》。

[22] 柯灵 《促膝闲话中书君》，《读书》1989年第3期。

[23] 吴宓评钱锺书语，转引自郑朝宗 《但开风气不为师》。

[24] 1989年，谷梁先生和笔者采访 《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陆述对钱氏的印象。

[25] 张大年 《围城新论》（手稿）。

[26] 钱基博《古籍举要·序》，世界书局1933年10月版。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27] 钱锺韩《我所了解的唐文治先生》谈到他和钱锺书两人到唐文治家讨论学问的情景。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钱穆在回忆录中记载他曾读到钱锺书少年时代的课卷，评曰：“是时锺书聪慧已异常人矣。”见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前项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28]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70页。

[29]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346页。

[30] 张其昀 《西南联大纪要》对比北大清华校风，略云：“（甲）中西的不同：清华肇始乃是由庚款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有其西方的色彩和向往，外语成绩也是清华强于北大。（乙）老少的不同：清华招收的是各省保送的学童，在学生方面自然也朝气蓬勃，轻快活泼，心情奋发不已。北大学生往往有娶妻生子的成人，在心情方面也往往孤芳自赏，自命不凡，往往老气横秋。清华的学生往往活泼而有钱，有学问又会玩。（丙）政学的不同：清华是本分的文化学术机构，北大则自始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见 《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版，第18—24页。

[31] 秦贤次编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3年6月版，第15页。

[32] 《清华大学史料汇编》（二），《1929年新生名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下册第813页。又钱锺韩后来转学。

[33] 钱锺韩《我所了解的唐文治先生》。

[34]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87页。又钱锺书《模糊的铜镜》，《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110页。

[35] 钱基博 《读清人集别录》，转引自吴忠匡 《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见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北京版，第303—304页。

[36] 钱基博 《读清人集别录》，转引自吴忠匡 《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见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北京版，第303—304页。

[37] 转引自罗久芳 《钱锺书早年的两封信和几首诗》，台湾 《联合文学》第五卷第六期。

[38] 邹文海 《忆钱锺书》，《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92页。

[39]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3页。

[40] 转引自罗久芳 《钱锺书早年的两封信和几首诗》，台湾 《联合文学》第五卷第六期。

[41] 郑朝宗 《怀旧》，见 《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6页。

[42] 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页。

[43] 邹文海 《忆钱锺书》，《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92页。

[44] 《谈艺录》补订本，第516页。

[45] 钱锺书《谈交友》，《文学杂志》一卷四期，1937年8月。

[46] 钱锺书1937年3月7日信，载T'ien Hsia Monthly，Ⅳ.4 （April，1937），第427页，转引自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中译本，第5页。

[47] 郑朝宗 《但开风气不为师》。

[48] 毛彦文本人关于此事的说明，见毛所著 《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1 月版，第52—57 页。

[49] 许振德 《水木清华四十年》，《清华校友通讯》第四十四期，1973 年4 月台北版。转引自秦贤次编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第15—16页。

[50] 许渊冲 《钱锺书先生及译诗》，《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276页。

[51] 叶公超文载 《清华学报》九卷二期，转引自秦贤次编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第236页。

[52] 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中译本，第33页。参观同书第53—54页注10。

[53] 在 《围城》第三章中，钱锺书戏译Eliot为 “爱利恶德”，并写了戏仿 《荒原》体的劣诗。钱锺书后来在访美时对此有过说明，见水晶 《侍钱 “抛书”杂记》，《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323—324页。

[54]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31页。

[55] 转引自梁锡华 《当时年少春衫薄》，台湾 《联合文学》第五卷第六期。

[56] 巫奇 《钱锺书与吴宓》（手稿）——此稿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57] 季家骥 《〈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2月2日。

[58] 巫奇 《钱锺书与吴宓》（手稿）——此稿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59] 钱锺书 《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87页。

[60] 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中译本，第4 页。参见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2页论钱锺书父子异趣。

[61] 钱锺书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346页。

[62]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2页。

[63]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及译诗》，《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276页。

[64] 黄克《龙的飞舞》，《钱锺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80页。

[65]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学生概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3 月版，下册第779—877页。

[66] 杨绛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67] 王宏志 《吴晗》，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3—14页。

[68] 李洪岩 《吴组缃谈钱锺书》，《人物》1992年第1期。

[69] 《清华周报》37卷5期 （1932年3月26日）载钱锺书 《辰伯 （吴晗）以诗见赠大佳调以二十八字》：“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竟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转引自李洪岩 《吴组缃谈钱锺书》，《人物》1992年第1期。

[70] 舒展 《“落索身名免谤增”——钱锺书谢绝龙喻》，《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55页。

[71] 钱锺书在访美时曾提到曹禺，见水晶 《侍钱 “拋书”杂记》，《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323页，在访日的学术演讲 《诗可以怨》中也提到 “当代名剧 《王昭君》的主题思想”，《七缀集》，第105页。

[72] 李洪岩 《吴组缃谈钱锺书》，《人物》1992年第1期。

[73] 《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1984），转引自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30—131页。

[74] 见 《大公报》1932年10月15日。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75] 秦贤次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第16—17页。

[76] 赵景深 《钱锺书杨绛夫妇》，见 《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年4月版，上海书店1983年12月影印，第119页。

[77]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30页。

[78] 《中国诗和中国画》，《七缀集》，第2页。

[79] 水晶 《侍钱 “拋书”杂记》，《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326页。

[80]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将饮茶》，第52页。

[81]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将饮茶》，第111页。

[82] 秦贤次《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第17页。

[83] 《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年12月号。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84] 罗久芳 《钱锺书早年的两封信和几首诗》归纳此文为十一点：1.肯定文言白话同样有存在的价值。2.就文学欣赏而言，文言文作品和白话文作品倶有优秀篇章。3.白话文要写得好，并不如一般人所想那么容易，实则和文言文写得好同样困难。有时要写好白话文比写好文言文更困难。4.文言文的典故，原则上无可非议。这种情形和白话文作品用典乃至用象征手法等相类。5.文言白话倶属历史存在之事实。既然如此，事实只能接受，不能批判。6.文章不能以难易判优劣。7.文章不能以繁简判优劣。应繁则繁，应简则简。8.专读文言并不保证一定能亲切体会旧日中国文化。止乎记诵的穷经法，到头来可能对典籍的精神命脉一窍不通。9.读书重在当事人因兴趣而有的勇进穷究精神。若目的只在随俗、免苦、获利、求名，则尽失读书的真义。10.白话文的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加弹性，所以能裨益文言。11.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小品文熔文白于一炉，这可能为将来的文学语言以至文学创作开辟新境界。见台湾 《联合文学》第五卷第六期。

[85]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及译诗》，《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276页。

[86] 张大年《围城新论》（手稿）。

[87] 刘真主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王焕琛编著 《留学教育》第四册，第 1931—1933页。

[88] 转引自裘克安 《牛津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9页。

[89] 茅国权 《〈围城〉英译本导言》，《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第251页。

[90] 裘克安 《牛津大学》，第61页。

[91] 裘克安 《牛津大学》，第12页。

[92] 丁曦林 《传播光明的文学使者——访作家、翻译家杨绛》，见 《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537页。

[93]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见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33页。

[94] 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中译本，第7页。

[95] 张大年 《围城新论》（手稿）。

[96] 宋淇的回忆，转引自胡志德 《钱锺书》，张晨中译本，第7页。

[97]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 《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 卷4 期（1940）和2卷1—2期；3—4期 （1941）。

[98] 裘克安 《牛津大学》，第50页。

[99] 李兴华 《巴黎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61页。参见裘克安 《牛津大学》，第21页。

[100] 丁曦林 《传播光明的文学使者——访作家、翻译家杨绛》，见 《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538页。

[101] 钱锺书 《谈中国诗》（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倶乐部的讲稿），《大公报》1945年12月10日。

[102] 钱锺书 《谈交友》，《文学杂志》1卷1期，193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