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

一

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1]

这句话出自小说的第一章，被印在单行本的封底上，大概是想引导读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大历史相对疏远的故事。这其实是个误导。虽说王安忆在历史叙事上一向克制、内敛，但未必就意味着她倾心于历史的例外状况。把这句话还原到小说的语境中，便不难发现，在这句话之前，小刀会如何让富贵之家走向没落的故事点到为止，而这句话之后，世家弟子在亡国之前的歌舞升平、吃喝玩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平静的叙述语调与大历史呼之欲出的压迫感、颓败感构成了紧张、饱满的张力关系。所以，与其说王安忆试图描述一个游离于大历史之外的世情故事，倒不如说，她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地描述大历史的丰富表情，或者说，去深描大历史的某个不为人知的面孔。

故事才过三分之一时，小刀会又被重新提起，这倒印证了前面的判断。

大伯却摇头了：世人都以为恶报，其实不然，那小刀会可说是绿林中人，吃野食的，倘若造化大，就坐龙椅了，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大伯指指东墙：千万不要惹！陈书玉点头了。

此时，已是解放后。“东墙”这边是昔日的世家，“东墙”那边是新社会的无产者。世家因为院落被侵占而欲向无产者伸张权力，结果是“身后‘哗啦’一响，一块半砖抛过来，碎成齑粉”，于是便有了前述的对话。时代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大历史中显赫的革命和暴力，与世情中潜隐的戾气和蛮横，很多时候是气息相通的。所以，细描日常中的隐忍和逆来顺受未尝就不是直面大历史的一种姿态。重新审视这样的场景，便会发现隐忍未必是置身事外的表现，很可能源于对即将展开的大历史的恐惧和担忧。

油毛毡下已经钻出一个女人，叉着腰，昂头指了他道：拆房子吗？新社会了，社会主义了，穷人翻身了，不受剥削了……连珠炮的一长串，他几度张嘴，几度遭遇狙击，发声不得，何况论理。大伯拉他落地，来不及撤梯子，掉头避进内厅，身后“哗啦”一响，一块半砖抛过来，碎成齑粉。稍事喘息，大伯道：历来刁民最可怕，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本已经坐了龙庭，想不到来了个更野的，忽必烈，茹毛饮血之类，不是有句俗话，乘车的敌不过穿鞋的，穿鞋的敌不过赤脚的；又有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是谁？正是草莽中人！

两种声音在这里交织，显得意味深长。一方面是尖锐的冲突。前者嘹亮、直接，但不免有权力的噪音的嫌疑，“它是权力—不论何种形式—的附属物”[2]，因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打断了是非的讨论，或然的历史正义以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相比，后者的低声细语更像是某种暧昧的历史评价。尽管相形之下，后者在欲说还休中闪烁的那些词汇和评价，在今天看来更像是某种陈词滥调。但是，在新的历史并未向世俗社会展现其足够的说服力的时候，这未尝不是特定语境中存在的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正是源于反复循环的旧历史的经验提醒。这与面对尚未充分展开的未来所怀有的恐惧和担忧，其实是一种感受的两种面相。所以窃窃私语其实是一种压抑、隐忍的状态。然而，不管是理直气壮还是低眉顺眼，两种声音却分享了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旧历史的幽灵飘散在新历史的高昂的情绪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声音似乎又在某种程度形成了互证。正如旧历史可以用一栋老宅的墙区隔出两个阶层，而新历史却用一道看不见的墙重新划分了群体：

时代将人划分了两边，这边是过去，那边是现在，奚子划到了那边，剩下的他们几个在这边。陈书玉逐渐意识到，界限是难以逾越的……事实上，过不过得去不由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