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我是谁?我们是谁?我能成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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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原则

本章列出了几条关于身份及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关键经验。第一,人们所属的群体往往是他们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基础。第二,人们非常愿意与他人形成团结的集体,并基于共同经历、共同特征甚至被随机分配到新群体而形成认同感——尽管此过程可能转瞬即逝。第三,当一个特定的社会身份突出而又活跃时,它会对人们的目标、情感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大多数人很可能遵守与活跃的身份相关的规范,并尝试以他们认为会促进其利益的方式行事,并在必要时做出个人牺牲。

当我们创造并与他人共享同一社会身份时,会有诸多良性结果显现。但事情总有两面性:我们表现出的合作和慷慨是基于我们的共同身份。任何群体,通常都会存在一个与其不同的群体。社会身份会让人们愿意帮助自己群体的成员,但也会使他们倾向于伤害或至少不愿帮助属于其他群体的人。

关于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将使用大量篇幅来讨论政治身份认同。在许多国家,政治两极分化或派系冲突正在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政治在许多地方已经变成一种剧毒。

当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僵硬时,当我们开始视“我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根本对立时,我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自然积极情绪与同理心便可能会转而带我们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们会开始认为我们不仅优越,而且天生就优越。如果这种情形真实发生,那么这种身份认同在本质上就是恶性的,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抵制。许多问题被以有利于我们观点的方式道德化。我们会愈加无法容忍异见,也会警惕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与“他们”之间至关重要的界限的反常行为。放眼望去,我们在群体内外看到的皆是敌人。我们开始相信,一旦涉及群体利益,为达目的而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而我们伤害其他群体,往往也是因为我们误以为此举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也更崇高的目标。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竞争与合作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在玩跳棋、曲棍球或在竞争晋升职位时,他们会默许遵守一套共同商定的规则。规则也存在于政治中,它们就写在宪法里,是由传统还有先例规定的。这些规则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它们允许竞争对手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展开激烈辩论和具体讨论。

能实现公平规则和问责制度的有效机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最重要社会产物之一。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信任这些机制,只要他们还相信有比赢得下一次选举更重要、更远大的事情,那么这些机制就能发挥作用。当糟糕的政治对这些信念造成破坏时,它们将变得极为危险。当公民失去其作为公民的共同身份感,再加上群体对自身正义的信念,会导致其成员认为遵守规则是一件愚蠢无比的事情,或者他们认为必须不择手段阻止另一群体时,事态将会极度恶化。

我们相信,这些糟糕的模式是标准群体和身份动力学的产物,但这些不良后果绝非不可避免。群体间的互动与政治并非一定要以上述方式进行。了解身份认同如何运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还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如何从这场混乱中脱身。

虽然我们的社会身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我们对其仍有控制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所有人都可归入某些他们并不特别重视或认同的类别,而其他人则可能对此类别格外重视。因此,当我们作为研究人员研究人们的社会身份时,我们并不认为某一类别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同等程度地认同它,无论他们的性别、种族、职业、宗教信仰还有国籍(仅举几个例子)是什么。相反,我们经常会去衡量每个人对该群体的认同程度。我们可能会要求人们评价他们为属于该群体而感到何种程度的自豪,以及该群体对他们的自我意识有何种程度的重要性。

当然,人们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属于何种群体,但他们通常有能力选择自己认同的群体身份。在你选择一所大学或一份职业,支持一支球队,或加入某个政党的时候,你就是在主动地选择某种身份。同样,如果你脱离某个政党,辞去一份工作,甚至只是戒烟,你就会失去一种身份。考虑到人们的情感、信仰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的社会身份有关,所以选择一个他们关心的、能推动他们做选择的以及能确定他们与世界关系的群体就至关重要了。事实上,这些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当人们抵制群体规范或是在群体中起到更积极的领导作用时,他们也能发挥他们的能动性。身份认同是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核心要素。如果人们深切关注一个群体,他们会更愿意发表异见,而当追随者能够形成对领导者的认同感时,领导者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些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解释。

本书的核心前提是,明确身份的运行机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控制其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理解社会身份使我们能够从疑惑“我是谁”过渡到明白“我想成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