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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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持续城市过渡

在当前不可持续城市的基础上建设可持续城市可能需要很长的过渡期,同时需要改变城市的治理与财务范式。如果我们把可持续性的物理(环境)维度整合到管理教育和组织管理中,那么管理领域将发生改变。正如当下的首席执行官必须了解会计、财务、监管、国际商务、战略部署、营销、人力资源和信息管理一样,可持续城市的领导者在关注环境影响的同时必须将能源、材料效率等纳入日常的组织管理工作。此外,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必须意识到负面的气候和环境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住房、基础设施、预警机制和紧急服务匮乏的国家往往更容易遭受诸如飓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生活在富裕城市的贫困居民也是如此,同一事件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可能大不相同。

随着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的成立,一些组织已经开始致力于向可持续城市过渡。在某些情况下,设立这些办公室是象征性的“漂绿”工程,但在其他组织中,它们则扮演了改革推动者的角色,提醒管理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实施相关措施时提供技术援助。建设可持续城市需要更多组织具备管理和技术能力,将使用可再生资源和减少废物的行动融入日常组织生活。环境风险往往会转变为金融风险。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监督让企业很难摆脱环境管理不善的责任,企业已经不能再随意地将有毒废物倾倒在路边或河里,并假装不会被发现。

我们认为,所有称职的管理者都应该是可持续的管理者。城市的所有机构都应针对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部署。比如,应确保建筑物及相应设备经过改造,以适应更加频繁、强烈的风暴和热浪。城市机构的运营还应该更加节能,并且尽量减少其提供的服务对环境的影响。

除了组织能力的提高,私人和公共组织还需要明确打造可持续环境(包括建筑、能源、废物和水利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的获取方式,融资机制可能会根据产业和职能而有所区分。由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投资可持续的企业,来自民间的绿色融资变得更加可行。一些基金成立时要求所投资的公司具有可持续的特征,包括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和生产过程。投资者已经注意到诸如大众汽车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英国石油公司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等事件带来的环境责任和成本,企业缺乏可持续意识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渐渐开始被评估。

最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在美国,传统的、高价值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和桥梁,严重缺乏资金,公众也不愿为这些不太显眼的传统基础设施项目缴更多的税。收取这些设施的使用费、通行费和私有化是解决融资难的方法,但这同样面临很多政治上的反对声音。因此,开发新的绿色基础设施(如投资智能电网、实行先进的废物管理办法、完善公共交通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困难了。

助力可持续城市融资的另一种方法是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要求机构和个人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运营。比如,浪费资源或用错误的方式处理废物的个人可能会受到处罚,而行为表现为“可持续”的个人可以得到奖励。想要获得建筑许可的机构需要依照建筑规范来建造绿色建筑。有执照的水管工、建筑师、电工和其他工种需要接受可持续方面的培训,并遵守可持续性原则。另外,政府也可以推动市场走向绿色生产。比如,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曾指示公共服务委员会制定新的清洁能源标准,这也是其任期内最重要的绿色举措。他规定,2030年前,纽约州至少50%的电力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New York State, “2015 New York State Energy Plan,”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0. https://energyplan.ny.gov. https://energyplan.ny.gov.,同时承诺2040年纽约州的电力将实现零排放Governor Andrew M. Cuomo, “Governor Cuomo Announces Green New Deal Included in 2019 Executive Budget,” New York State,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green-new-deal-included-2019-executive-budget.,这是一项艰巨但可行的举措,展示出州长的决心。科莫宣布制定可再生能源标准是一项现实的、可操作的、有重大意义的举措。纽约州公共服务委员会对纽约的发电和输电进行监管,并对天然气、蒸汽、电力和水资源负有同样的责任。由于电力线路和类似的基础设施使用场合有限,委员会监管下的公用事业单位通常属于自然垄断企业。因此,科莫指示该委员会对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现实的举措,将对未来15年纽约州的电力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可持续新范式还需要高层决策者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这一点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立中得到了体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立改变了以往国际层面制定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时由专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模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制定时将联合国所有成员与广大公民社会纳入考虑范围,同时强调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摒弃了千禧年制定目标时“施舍者与接受者”的思维方式。在地方层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政策还需要社区层面提供积极有效的政治支持,这种政治支持需要建立在民众对可持续政策与实践认同的基础上。

公众对发展可持续城市的需求是向可持续城市过渡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公众不仅可以要求改变政策,还可以对私营部门问责,例如,消费者主导了在欧洲和美国的企业部门促进公平贸易、支持绿色产品和提高劳工标准的倡议。推动可持续不能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否则可持续城市所需的一系列群众行动将不会出现。简单地谴责那些作弊、偷工减料和无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人或许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方法。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被定义为一系列积极的目标,而不是一套被消极制裁强化的低劣行为。本书第3章内容涉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侧重关注可持续的积极属性。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使我们更加关注自身生活以及邻居和社区的福祉,进而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开发新的收入来源,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和照看彼此的费用。这也许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税收结构,并努力在税收会造成最小伤害的地方增加税收,在对社会最有利的地方减少税收。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曾要求人们思考他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我们能为我们的地球做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能为我们的股票池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要顺利过渡到一个可持续的、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具有社会包容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将需要重建社区意识和共同牺牲的觉悟。面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才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城市必须找准自己独特的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各自为政的孤立状态,而是通过探索创新的城市解决方案,共同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