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互联网商业元年
1995年1月，中国电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在北京、上海开通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本只是中美之间部长级谈判中关于加强两国相互开放的一种交代而已，在1995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新闻，更无法称之为事件。但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中，这件事成为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这一年成为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也因此，1995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商业元年。
在此之前，中国曾经与Internet有过两次互联。
1993年3月2日，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许榕生研究员的推动，中科院高能所租用AT&T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建立的接入美国斯坦福大学SLAC国家实验室的64K专线正式开通，成为我国部分连入互联网的第一根专线。说是部分，是基于以下承诺：中国专线只能进入美国能源科学网，并且不得在网上散布不实信息、也不得用于军事及商业目的，中方必须签字同意后才能使用。
1994年4月20日，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推动，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钱华林主持开发设计，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NCFC工程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以一个国家的身份进入互联网的接入时期。
不论是许榕生所推动的中科院高能所的专线，还是由钱华林主导的NCFC工程接入，都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们服务的对象是科学家和教授等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精英阶层，这些人有如火种，照耀了夜空，但终未成燎原之势。
而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的开通，有如打开了大众对互联网无比渴望的匣子，提供了一条公众对互联网进行连接的有效路径。
[1]995年，也是中国电信改革大幕正式开启的一年。这一年，成立了两年的中国联通借着“中中外”1模式成功获得了上到政府、下到投资人的一致认可，就连中国联通的对手中国电信的主管部门领导——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以下简称“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也站出来表态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这一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以下简称“电子工业部”）旗下的另一家运营商吉通电子有限公司先于中国电信，为大众提供了电子邮件方面的应用。竞争对手的出现，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电信对互联网、对数据通信业务的重视和推动。
1995年3月，中国电信虽然没有从当时的邮电部分拆出来，但当时的邮电部为中国电信独立申请了商标，这相当于为其准备了“准生证”。而中国电信内部，特别是地方电信内新成立的数据分局里，不乏有对互联网有想法、有激情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先于他们的系统和组织活动了起来。他们中的李黎军、谢峰、张静君以中国互联网推手的身份，在中国互联网史上留了名，他们各自所在的城市——李黎军所在的深圳、谢峰所在的杭州、张静君所在的广州，不仅在早期曾领一时风气之先，如今在互联网大浪中也保持着领先地位。
1995年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前后下海的人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波创业者。相对于改革开放第一波创业者主要是因为“无路可走”和第二波受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鼓励的创业者来说，第三波创业者大多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社会关系积累，他们也很自然地会去尝试互联网这个全新的领域。大学英语教师马云、宁波电信局员工丁磊，都是这一年决定辞去公职去外面闯一闯的；而先富起来的张树新、万平国等人，也开始折腾起ISP[2]的生意。
1995年，也是全球互联网商业发轫之年。这一年，网景公司上市，打开了人们关于互联网公司的种种商业想象；也在这一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 95，提供了极客们利用和研究底层技术平台的可能。
中国利用Internet连接并追赶世界的脚步从一开始就不曾落后。
宁波电信局员工丁磊开除了自己
没有什么比抉择更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和前程了。
1995年4月，宁波青年丁磊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大的抉择——离开宁波电信局。此时，他刚年满24岁，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波电信局工作，至此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大家都觉得他头脑发热、“疯了”，其中包括他的父母，当然还有他的领导和同事。
1993年9月，丁磊从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宁波电信局。丁磊日后靠互联网曾成为中国首富，又有技术背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其实不然。上大学时，父母担心计算机的长期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支持丁磊学计算机专业，丁磊因此选择了通信专业。
丁磊本科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在全国来说，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理工科学校。但对很多浙江人来说，这所学校远在四川成都，与浙江宁波相距较远，而且四川的天气湿冷，也让很多浙江人受不了。丁磊自嘲，之所以选择电子科技大学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自己想去的浙江大学，当年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他的高考成绩很多，他的一位同学是以比他当年的高考成绩高出100分的成绩被浙江大学录取的。
祸福相倚，由于高考分数不是很理想，又想上自己心爱的专业，因此丁磊去了对他来说遥远的成都。不过，由此也给了年轻的丁磊游走中国西南的机会。这个浙江青年也许是中国互联网业内游历地方最多的首席执行官（CEO），他出生在浙江、求学在四川、创业在广东、历练在北京，东西南北部地区均有涉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应该是丁磊日后成功的关键所在。
每年，毕业被分配到宁波电信局的都是和丁磊一样来自不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各个天资聪慧，但在电信局的体系、整个电信体系还没有开始启动改革步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的工作量并不饱和，事情虽都有专门的外包公司解决，但效率很低。这让喜欢在Unix系统下自己动手写点小软件的丁磊很不习惯。一开始，丁磊也没感觉到哪里不对，他只是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完美，这让他无法找到自我。
丁磊从小就非常喜欢无线电，读初一时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六管收音机，在当时那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收音机，能接受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丁磊当然也很喜欢计算机，电子或者与电子相关的学科都是丁磊感兴趣的方面。他也喜欢动手做东西，是一个标准的技术爱好者。在本书中，类似丁磊这样认定技术驱动世界并积极践行的人，我们有个特定的称谓——极客。
丁磊学的是无线电，又在电信局工作，自然接触到很多的“火腿”爱好者。所谓“火腿”爱好者，就是一群自己搭建相互沟通通路的无线电爱好者。
中国最早的无线电爱好者大多也在接触一个新奇的通信网络，那就是CFido。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磊知道了CFido，而在CFido最早的玩家孟超的帮助下，丁磊在宁波搭建成了自己的BBS（电子布告栏）站台。
CFido即中国FidoNet[3]，FidoNet就是当时的BBS站台通过电话线路连接起来的网络，网络之间互相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转送信件。它和我们现在熟悉的基于TCP/IP协议的Internet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可以理解为Internet在中国开通之前技术爱好者们自行搭建的一个替代性的通信网络。Fido是FidoNet创始人的宠物的名字——一只小狗的名字。
CFido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一年，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罗依开通了“长城”站，这是Fido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站台。罗依被公认为是中国CFido第一人，后来出任CFido中国区的首任总协调人。1992年11月，罗依在北京建立的“长城”站和黄耀浩在汕头建立的“手拉手”（后来改名PCUG）站，成为国内按照FidoNet体系建立的最早的BBS交换系统，由此形成CFido。
CFido让丁磊乐此不疲。他在这上面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他们相互交换新写的小软件，交换自己的加密与解密心得，交换自己对程序人生的感悟，富有才华、兴趣广泛的丁磊得到了他人的认可。不过，在获取短暂的认可之后，丁磊冒出了离开宁波电信局的念头，这个念头从心头一旦冒出，就怎么也按不回去了。
这个时候，广州“新月”站上的诸多站友对丁磊说，自从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广州经济发展很快，而且地理位置邻近香港，人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到广州来的话，一定能很好地实现自我。广州“新月”站也是CFido站上当时最活跃的站台之一，“新月”站的创办人袁鉴和站友郭耀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黑客，他们共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天网。
1995年在广东和“新月”齐名的，是深圳一个叫“PonySoft”的站台，它的创办人名叫马化腾，Pony正是马化腾的英文名。1995年4月，马化腾架设起CFido历史上最豪华的四线[4]站台。
丁磊下定决心去广州，于是向宁波电信局提出辞职。电信局领导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大学生主动提出辞职的，你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要在电信局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你怎么能够辞职呢？”
丁磊和领导说了很多次，领导最后同意，要辞职也可以，必须交1万元的培养费。丁磊当时手头上没有这笔钱，他不想交，也交不起。
磨到最后，丁磊决定一走了之。他跟领导说，“我明天不来上班了。”第二天，丁磊真没来上班，他提着箱子去了广州。十几天后，宁波电信局下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丁磊旷工两个多星期，被公司除名了。两年后的1997年5月，丁磊创办了网易。8年后的2003年，丁磊成为中国首富。
大学教师马云和中国黄页
同是在1995年4月，另一个浙江人也因为互联网开除了自己，今天的他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领袖之一。这个浙江人叫马云。
1964年9月10日，马云出生在杭州。马云英语很好，但数学差一些，他参加过三次高考，最后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考上大学后主攻英语，马云从此如鱼得水，很快当选了校学生会主席，随后当选了杭州市学联主席。1988年毕业后，马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并成立了海博翻译社。
1995年年初，马云受托作为翻译前往洛杉矶沟通落实一项高速公路投资，未果。马云从洛杉矶飞到西雅图找他到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认识的外教比尔，信仰互联网的比尔带着马云去了西雅图第一个ISP公司VBN参观。
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猫着5个对着屏幕不停敲键盘的年轻人。马云不敢轻易操作电脑，于是公司的其他人帮马云打开了Mosaic浏览器，输入Lycos.com，然后对马云说：“需要查什么资料，你就在上面输入什么就可以了。”马云在上面输入了“beer”，搜索页面立即出现了德国啤酒、美国啤酒和日本啤酒，就是没有中国啤酒。马云输入“Chinese”，返回“no data”。马云被告之，要想被检索到，必须要先做一个主页。
马云请对方给他的海博翻译社做一个主页。晚上，马云收到了5封邮件，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客户来问翻译价格，最后一封邮件来自海外的华侨，是一个留学生，他对马云说：“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的第一家中国公司。”马云感受到了互联网的神奇，他和VBN公司约定：对方在美国负责技术，自己到中国找客户，一起来做中国企业网。
1995年3月，夜，杭州。马云家里坐着24位朋友，都是马云4年来在夜校教书时结识的外贸从业人士，马云想听听这些做外贸的人对互联网的商务需求。马云开始宣讲互联网，他讲了整整两个小时。讲完后朋友们问了5个问题，可惜马云都没答上来。23位朋友反对马云做互联网：“你开酒吧、开饭店、办个夜校，都行。就是做这个不行。”只有一个人说：“你要是真的想做的话，倒是可以试试看。”这个人叫宋卫星，后来成为中国黄页的股东，但到1995年年底就撤出了中国黄页。那个时候互联网太神秘了，很少有人能看到其中的价值。
马云没听大多数人的建议，第二天一早立即向学校辞职，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凑足了10万元注册了公司。然后，他给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何一兵打了一个电话——何一兵自1994年年底就开始使用互联网，是浙江乃至全国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一拨人，也是CFido站台上的成员，是一个对互联网技术有感觉、有领悟的高手，属于我们前文说的极客。最后，何一兵离开马云单飞，曾创办过企业博客网。
1995年4月，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三名员工分别是马云、马云夫人张瑛和何一兵。何一兵以技术入股，而前文提到的宋卫星则以资金入股，何一兵和宋卫星他们两个人股份都不多，各占10%，剩下的80%全是马云夫妇的。1995年5月9日，中国黄页上线，马云开始做身边朋友的生意。马云的生意经是，先向朋友描述互联网的优点，然后向他们要资料，将资料寄到美国。VBN将主页做好，打印出来，再快递寄回杭州。马云将主页的打印稿拿给朋友看，并告诉朋友在互联网上能看到。中国黄页当时的收费标准是一个主页3000字外加一张照片，收费两万元，其中1.2万元给美国公司。
1995年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互联网，比留洋归来的田溯宁（亚信创始人之一）要本土一点的是，马云给Internet翻译了一个中文名字——因特乃特网。
到了1995年年底，经过8个月的苦苦打拼，马云公司的账目已经接近收支平衡了，营业额也已突破100万元。就在此时，中国黄页一夜之间突然冒出许多“敌人”，这当中还包括承接杭州Internet接入服务的亚信。另外，当时亚信关于互联网工程的项目已经接到双手发软，于是他很快就退出来了。
那时与马云竞争最激烈的当属杭州电信局。“一山不容二虎”，杭州电信局有着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马云一样都没有。杭州电信局利用中国黄页（https：//chinapage.com）已有的名声，做了一个名字很接近的网站，也叫中国黄页（https：//chinesepage.com），借以分割马云版中国黄页的市场。
为了使中国黄页继续生存下去，马云别无选择，只有同杭州电信局合作。1996年3月，中国黄页将资产折合成60万元，占30%的股份；杭州电信局投入资金140万元，占70%的股份。后面的结局可想而知，中国黄页被收编了，马云套现走人，去了北京，为外经贸部做网站。再之后，他于1999年2月回到杭州，创建阿里巴巴。
田溯宁和丁健把Internet带回家
丁磊所参与的CFido只是Internet的替代品，马云所做的Internet生意一开始也不是一个纯互联网的生意，在商业模式上更多的是利用杭州没有开通互联网，先做“圈地运动”。怪不得这两位日后成了中国互联网领袖的大人物，1995年的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边建设边开发的探索期，这一年互联网业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田溯宁和丁健与极客丁磊和商人马云不一样，他们有着另一重身份——海归。海归、极客、商人，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中的三大特色群体，他们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发轫与1994年10月的一通越洋电话有关。电话的这端是先期回到国内、负责前期业务拓展的丁健，电话的那端是在美国达拉斯某医院等待女儿出生的田溯宁。电话的内容是丁健给田溯宁汇报，他们最终很意外地接下了世界三大电信设备运营商之一Sprint承建的中国电信北京、上海两个节点的分包单。
名字对一个人来说多少是有暗示作用的，其中寄托了父母的期望。田溯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记住列宁格勒（现今称‘圣彼得堡’）”，这与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相呼应。田溯宁的父亲田裕剑和母亲刘恕都是留学苏联的生物学学生，他们于1954年在列宁格勒的林业技术学院初次见面，后来发展为恋人关系。田溯宁的父母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或想到儿子，都能想起那一段快乐的时光。1960年，田溯宁的父母回到国内，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并担任了研究员的工作，然后于1961年在北京结婚；两年后的1963年，田溯宁出生，因父母都随即前往位于甘肃兰州的研究所工作，田溯宁不得不被送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田溯宁在辽宁大学就读本科，这和他童年在沈阳长大有关，专业学的是和父母一样的生物学。在辽宁大学，田溯宁收获了爱情，他与同系一位名叫孔琴的女同学于1987年结婚。
田溯宁本科毕业后进入中科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本身就是中科院子弟，这样做顺理成章。再后来，田溯宁选择了出国，这也理所当然。田溯宁所在的研究生班共有30人，有25人选择了出国，准备在美国顶尖的大学完成更高等级的学业。1988年，田溯宁作为1/25，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的得克萨斯理工大学。
在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田溯宁没有选择攻读生物学，而是攻读起了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他建立起中国生态学家海外俱乐部，最多的时候这个俱乐部聚集了大约300人。1990年年初，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环保方面问题的书籍。这个俱乐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如今已将根据地安置回国内。这个环保组织后来演变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目前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环保组织。
田溯宁第一次创业与其学的环境保护有关。根据田溯宁的回忆，在一次赴环境保护专业会议的途中，田溯宁遇到一位北美草原分类协会的会长。聊天时田溯宁得知他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进行支票扫描，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下飞机时，两个人创业的思路已经成型了。随后两人合伙成立了商业信息系统公司（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BIS），这个会长拿出20万美元作为注册资金，双方各占50%的股份，田溯宁负责市场营销和公司管理，对方负责技术。半年之后，公司做不下去了。这时，公司账面上还剩下16万美元。按照法律，虽然田溯宁当初没有投入一分钱，但由于拥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最后还拿回了8万美元。这样的故事，对当时的田溯宁和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很惊奇，田溯宁一下子对合伙人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让田溯宁有了超过寻常人的合作精神。
田溯宁从一个环保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互联网的忠实者，缘于一次去听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演讲。田溯宁本来是想听环保主义者戈尔讲环保的，可戈尔通篇讲的是一个新奇的名词——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田溯宁知道戈尔的父亲完成了州际高速公路的法案立法，但现在他的儿子谈的是另一种形态的高速公路——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田溯宁曾用过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网络，但是戈尔形容的网络是他完全没有想过的。戈尔说，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如果成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田溯宁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缩短中美两国差距的良好机遇，于是他把自己的未来调整为帮助中国建立起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为此写了一篇长文《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发表在1993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是中国最早介绍互联网知识方面的文章。
现在这个想法看起来很正常：互联网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的国家将由此获取与世界同步的机会。然而在1993年田溯宁着眼于互联网时，没有人能确定，互联网可以就此延续下去。
要知道田溯宁做的事有多么地不确定，可以想想看，当时甚至还没有网景和雅虎[5]。在那时，只有少数人拥有调制解调器[6]，如果有的话，传输速率也都不会超过2400bps[7]。网景的联合创办人马克·安卓森（Marc Andreessen）曾经撰写过一个到现在都还非常知名的Mosaic浏览器，但是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这份工作很有趣，但是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时大多数人认为互联网是一项娱乐活动——一项提供给“笨蛋”、科学家和打字员的娱乐活动。在美国，互联网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而在1993年的中国，甚至未曾接入Internet，希望用一个绝大部分人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去实现所谓的赶超世界先进脚步的梦想，看上去是一个近乎愚蠢的行为。可今天回头来看，是我们错了。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很早预见了互联网的潜在可能性。他不断地写信给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告诉他们这项科技能够彻底地改变中国。田溯宁决定说服他的合作伙伴和他一起回国，当然还有他的家人。
为了这次回国，田溯宁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专注于世界科技与经济，更深入地学习关于Internet的知识，并分析他在中国所能从事的科技产业。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BBS的环境讨论分区之外，还附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第一个登录这个讨论区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丁健和田溯宁在网上一交谈，就知道他们属于同一种类型——关心政治、环境及社会，甚至包括对科技与企业家精神的兴趣都极为相似。他们两人也最终一同成为亚信最重要的两个创始人。
丁健的英文名字是James，这个名字是他1988年到美国读书时取的。丁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北京时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一个朋友鼓励丁健申请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凭借自己的计算机经验，他又在学校的计算机研究室找到了一个系统管理者的工作。当时IBM捐赠了一些网络卡和系统软件给学校，知名的局域网软件提供商Novell也捐赠了一些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它们。丁健读完使用手册后，在1989年装设完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套局域网络。关于丁健天才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经常逃课，线性代数课从来没上过，只是考试前三天把教科书上的题目全部做了一遍，期末考试时就拿了满分。田溯宁也对丁健的智商表示叹服：亚信刚刚成立时，由于资金有限而请不起律师，丁健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法律的基本知识基本掌握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亚信的法律问题都由他出面负责。
在1990年加州大学硕士毕业之前，丁健将整个校园网络连接上了Internet。随后，他在位于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大学担任系统分析师。在这里，他第一次正式见到田溯宁，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就开始讨论关于合伙开设公司的构想。
田溯宁是一个超级鼓动能手。他外表憨厚，面相老实，给人一种很真诚的感觉，而又妙语连珠，视国家兴亡为己任，这让他很有鼓动力。有一个在坊间流传很广的段子：车子在大路上前进，突然遇到一个大坑，按田溯宁的性格，他就会鼓动整个车队的斗志，大声喊：“没有退路，冲！”而丁健则会停下来，看是否能够绕道或者铺路过去。这样行事截然不同但内心无比接近的两个人联起手来，计划开创一番新事业，至少在当时，他们雄心勃勃。
田溯宁从未忘记他要返回中国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找出跃过这片海洋的方法。他和丁健一起思考对策，“我们要如何将这项科技带回家”。回到得克萨斯后，田溯宁和丁健从卢博克市（Lubbock）搬到了达拉斯的明天大道，在那里，他们创立了企业发展国际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DI），公司的宗旨是串联全中国。听上去很宏大，最后也成了现实。
这家公司是一个名叫刘耀伦的华人投资的。刘耀伦在美国做房地产，在美国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也是华人圈子里的热心人士之一。他给田溯宁、丁健投资的故事颇为经典：有一次三个人一起吃饭，饭后田溯宁和丁健抢着买单，这个举动博得了刘耀伦的好感，田溯宁和丁健从而获取了50万美元的投资，刘耀伦和他俩约定可以做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
Sprint将北京、上海节点的工程转包给亚信
到1993年年初，田溯宁所提出的计划更多是希望建立一个称为亚信日报（AsiaInfo Daily News）的公司，其内容为电子布告栏的副产品，计划是提供着眼于中国的新闻订阅服务。到1993年年底，亚信日报终于成立并开始运作，亚信日报的内容包括翻译过的政治、娱乐和金融新闻，都是与中国相关的信息。丁健负责技术部分，田溯宁则负责管理、市场及营销，但订阅用户实在少得可怜。这两个人可能是第一批了解了中国人不会为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付费的企业家。
亚信日报并不成功，但为他们赢得了小范围的名声。1994年9月，中国当时的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中国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这个互联网节点建设工程需要有人为当时的邮电部中国电信做中文培训，Sprint找到了亚信。虽只面对7个受训的学员，未脱书生气的亚信团队仍用两个星期准备出了三本厚厚的资料。就这样，他们与Sprint建立了最初的合作关系。
Sprint是全球三大电信巨头之一，后来名满互联网的风险投资人、软银的阎炎，也曾在1994年前效力过这家公司。不过，这一次，Sprint为自己的傲慢和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中国电信签好合同的Sprint对中国新兴的Internet市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原本委托马里兰的一家咨询公司负责，但只是帮忙检查工程方案的亚信很快便凭借着自己的嗅觉发现了对方的设计中的一些错误，从而赢得了Sprint的信任，于是Sprint把这个项目转包给亚信。这个单子最初的报价是400万美元，转给亚信的时候只有20万美元。
Sprint的这个单子虽然只有20万美元，比起亚信最早在国内接到的费用为220万美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系统的单子，虽只是个零头，但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奠定了亚信日后的商业模式——做互联网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也由此形成了亚信最早的创业团队。
亚信最早的创业团队是一支互补性很好的团队。年长者刘亚东负责管理，刘亚东曾经是美国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加盟亚信的故事很有趣。加盟亚信前，刘亚东本是美国万通的总经理，他一直很看好田溯宁和丁健，知道这两个年轻人要投资，就带着他们去见万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当时到美国来做投资业务学习的王功权。王功权虽然没有听明白田溯宁和丁健想做什么，但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了，入股了25万美元，占8%的股份，并把心情同样激动的刘亚东一起推荐去了亚信。王功权的逻辑是，既然刘亚东这么看好亚信，为什么不一起加入呢？
来自当时的邮电工业总公司的郭凤英有很强的销售经验，亚信早期的销售几乎全部仰仗她。丁健、赵耀、张云飞研究技术，张云飞系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曾在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负责系统分析、咨询和项目管理，也曾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赵耀系北京大学毕业生、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生，曾在纽约大学的资深系统做设计师。
而统领众人者，正是充满理想的田溯宁。这在当时，是一支梦之队。
如前所言，中国电信在北京、上海开通两个节点，一开始只是中美两国之间加强相互开放的一种交代而已，在1995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新闻，更无法称之为事件。但在一部中国互联网史中，这件事成为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这一年成为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亚信在北京、上海连接Internet这笔业务，要做的是：购买整套网络设备，调制思科501路由器，通过卫星连到美国，北京、上海之间用DDN光纤专线连接，然后开通电子邮件、Gopher（在谷歌等搜索引擎出现前的搜索应用）、新闻组（主题性召集，类似现在很多网站提供的小组服务）、telnet（远程登录）等互联网服务。
为了支持这些服务，亚信要在服务器端开发一些软件，但开发量不大，因为Unix操作系统本身有很多现成的软件可用，另外还有很多免费的软件。亚信写的第一个软件是中文telnet软件，用颜色命名，叫“粉”。
亚信同时需要让中文在Internet上传输，Internet上第一个传输中文的IETF标准[8]是亚信制定的。在此之前，Internet上没有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
北京、上海试验网使用的路由器只有16个拨号端口，这意味着只能允许16个用户同时上线。北京、上海加在一起，一共32个拨号端口，一个端口大约能支持10～29个用户，所以此网络最多能够支持500个用户。不过对于当时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并不复杂，即便在当时尽管流传着只要能把“Internet”这个词拼出来就可以到亚信上班的段子，但也只是针对缺少熟悉和了解Internet的人而已，无法证明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工作是多么的复杂、具备多高的技术门槛。它的意义在于，在此之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联网连接都是限于小众层面的，上Internet的人更多的是因为拥有某种特权，而现在，这种特权因为田溯宁和丁健的努力而开始消融。
虽然北京、上海这两个电信节点的开通也不是为了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这更多地是因为一种承诺，是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级谈判的结果。但此举有如打开了大众对Internet无比渴望的匣子，提供了一条公众对互联网进行连接的有效路径。
承建ChinaNet，亚信四处开花
1995年一开春，邮电部将中国电信这块牌子注册为独立法人，这是当时的邮电部将电信部门分拆出来独立大发展的强烈信号。中国电信下属的各个地方电信局[9]都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在积极地为自己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Internet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辽宁电信局找到亚信，要求建沈阳、大连两个节点。辽宁电信的态度是：“不管怎么建，只要能连到Internet上就行。”如前所述，辽宁是田溯宁的半个故乡，故土召唤，田溯宁自然乐于前往。
浙江电信局也要建杭州节点，连接到上海。当时在中国只有两家公司能够做Internet系统集成，一个是亚信，一个是Sprint。杭州电信局数据通信局的局长谢峰寻思：“Sprint在中国的第一个Internet单子都交给亚信做了，我再将单子交给Sprint，它是不是还会转包给亚信？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亚信呢？”
辽宁和浙江的这些项目都不大，只有几十万美元的规模。亚信接到的第一个大单是1995年8月签下的广东省Internet网，7个节点，投资近300万美元，只是时间要求得很紧，当年10月1日就要试开通，1996年1月1日需要全面开通。
广东省网尚未建完，1995年11月，中国电信就与亚信签约建设ChinaNet。这是一笔800万美元规模的合同，全国33个省会级城市都要连通。
为了更好地接单，亚信采取与中讯合作的方式，以亚信中讯的名字一起与中国电信打交道。中讯也对亚信最后拿下上海热线等项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亚信运气不错，至少在市场对手方面，当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劲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Internet业务属于新兴业务，懂这块业务的公司本来就不多，海外的强敌Sprint又因为他们的轻视而在客户那里失分，国内可以算得上劲敌的华为和UT斯达康都没看上这块业务。前者在帮着给电信卖交换机，后者虽然有孙正义的投资，进入互联网行业较深，包括承建了软银投资的吉通网的Internet部分，但更多仍是做基于电信的软件系统和部分设备的销售，最终没有成为亚信的正面对手。
各地电信乐于进行互联网方面的建设和实践，还在于1995年也是中国电信最大对手中国联通高歌猛进的一年，新技术、新趋势的诱惑加上来自对手的压力，使得中国电信不得不加紧对互联网的投入。
关于中国电信上马互联网业务如此仓促的佐证还在于，在分拆出中国移动后，负责与互联网业务对接的各地电信的数据分局，在中国电信新的一轮组织结构调整中荡然无存，被肢解到其他业务单元中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联通、吉通等公司的创办和成立，至少从推动电信垄断和更加高效上是有其正面意义的。特别是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中国电信在1995年开始迈出的一小步，却成就了中国互联网的一大步。
神秘的讯业金网
1995年5月，中国电信开始对外允许申请电信增值服务牌照，于是有了第一批五家ISP。五家之中，和讯虽然申请了牌照但没有进入，世纪互联虽然进入但很早就转型了。其他三家是万平国的中网、张树新的瀛海威和王鹏的讯业金网。这些ISP，都做过在Internet圈地然后将中国电信取而代之的梦，所以一开始，他们和中国电信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一方面是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就投资额和当时的举措来说，总部设在深圳的讯业金网是排头兵，讯业金网当时的投资额在现在看来都是一个天文数字——4亿元。即便在今天，4亿元的投资规模也是让人惊讶的，何况是在整个产业刚刚拓荒的1995年。讯业金网的创始人王鹏极其神秘，媒体上很少有关于这个人的消息，坊间传说他是军人出身，相貌堂堂，在各地政商两界拥有广泛的人脉。
1995年7月，讯业金网集团从深圳开启了“泰坦尼克”号起航。下列数据可以看出讯业金网集团在中国互联网界的前瞻性：1994年10月，获得原中国邮电部第一张批文，获准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1995年5月，注册col.com.cn域名（中国在线）；1995年10月18日，COL第一个站点开通。就是这样一个至今还披着神秘面纱的企业，在“船长”王鹏的带领下，从深圳开始了漫长的远航。讯业金网集团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学习AOL（美国在线）的营运模式，做中国的AOL。
讯业金网采取与各地联合创建的模式进行运作。王鹏先从深圳农业银行贷款4亿元，然后拿这笔钱到思科、太阳微系统、摩托罗拉那里购买全套的互联网接入设备，用这些设备找当地政商名流一起合作，对半分股份，因此一下子在全国铺开了，为公众提供了拨号接入服务。不过这家公司起得快、衰败得也快。1998年刚过，就传出讯业金网各地分公司难以为继、相继关门的传闻，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讯业金网就消失了。
讯业金网虽然来去匆匆，但也间接培养了诸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是网盛科技的董事长孙德良。1995年夏天，23岁的孙德良从沈阳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回到老家，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在杭州找一份与他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孙德良的第一份工作就职于讯业金网杭州分公司，因为同很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孙德良没能应聘上程序员岗位，反而因为大学时背英文词典的功底，歪打正着成为这家公司的翻译，并由此进入互联网行业。一年后，讯业金网杭州分公司关门，孙德良被迫失业，随即靠父亲的资助开始创办网盛科技的前身——中国化工网。
后来与康哲等人一起创办中文Linux软件公司蓝点，担任该公司CEO的邓煜，也曾在1996年前后做过讯业金网杭州分公司的网管。1988年，13岁的邓煜随父母从南昌迁到深圳。1995年，高中毕业后不久的他跑到杭州和他人一起做电器生意，并由此自学Internet，进入讯业金网杭州分公司——杭州讯业。1999年，回到深圳后的邓煜和他在论坛认识的好友廖生苗、李凌一起写下风靡一时的Bluepoint Linux，并拉来邓煜当时服务的盛润公司的同事、《深圳特区报》前记者康哲当他们的董事长。2000年3月7日，蓝点在美国三板上市，第一天股价上涨400%多，市值超过4亿美元。但随即泡沫破灭，蓝点在内地也遇到其他公司的“肉搏”。最终，中文Linux市场集体沦陷，蓝点也在三板市场上彻底套牢，最后以100万元人民币卖给深圳元征公司，邓煜和康哲单飞。
在各地讯业金网的关门声中，以深圳讯业金网的交接最为顺畅。一方面，讯业金网的总部就在深圳；另一方面，也与讯业金网当时的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CTO）刘匀本身在这个行业的老资格有关。刘匀，重庆人，1971年生，1993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1995年，刘匀只身加入由吉通、联想和方正联合投资创办的易迈电子邮件公司，他和当时也在易迈、后来成为瀛海威网管的周宇，成为中国最早开发和应用电子邮件商务系统和建站软件系统的几个人之一。
刘匀1996年6月来到深圳万用网，半年后的1997年年初，猎头开出月薪8000元的价钱把他请到讯业金网深圳分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兼CTO。2000年，刘匀在主导1998年年底讯业金网深圳分公司的用户与深圳169的平移一年多后，离开深圳去了上海，与讯业金网香港投资人刘轼宣一起创办了中国领先的电子支付公司环讯。后来刘匀离开环讯，做手机钱包[10]方面的技术和商业的双重实践。
清华大学研究生沙龙主席万平国创办中网
深圳互联网虽然领先，但还是比不上北京。亚洲互联网从来都有首都效应，北京又是当时最早放开互联网接入的地方，因此，不论讯业金网还是深圳万用网（深圳万用网是全国早期知名网站之一，是中国最早获得盈利的ISP，也是中国最早的ICP[11]公司之一，其推出的大近视栏目很长一段时间内领网络新闻之先），虽然在实力上未必逊色，但在动静上反而不如北京的万平国的中网和张树新的瀛海威。
1993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并获取管理科学和工程学双硕士学位的万平国决定回国，担任一家美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代表。1994年，万平国决定投身互联网，而在这一年的4月，万平国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的校友杨致远创办了雅虎。
万平国，湖北人，个头不高，人很聪明、也很活跃。曾担任清华大学研究生沙龙主席的他，在读书的时候很巧妙地利用清华大学的名气，在各省省长来京期间请他们到清华大学做演讲、交流，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沙龙搞得风风火火。不得不说，万平国是一个人才。
万平国创办中网，先筹集了3000万元人民币。有了这笔资金垫底，中网生存得比其他ISP要滋润鲜活。这笔资金是清华大学等几个机构一起筹集的，也因为要等这笔资金到位，中网推迟到1995年5月才开张，当月瀛海威同时创办。1995年的3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亿元，财大自然气粗。当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冠有“北京”两字，而万平国因为注册资金雄厚，要到当时的国家工商局注册，所以就为自己的公司取名中网。
中网公司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商业计划，斥巨资购买了当时最昂贵、最先进的思科路由器75076台、几十套太阳微系统——当时最先进的服务器。因为采购量大，绝对属于大客户，中网的举措甚至惊动了思科、太阳微系统两家公司的高层，两家公司的副总裁都亲自跑到北京来。中网当时计划发展10个城市接入互联网，声势浩大。有这么一个段子：时任当时的邮电部数据通信局局长刘韵洁闻讯到中网参观后感受到了压力，所以中国电信才买了大量设备，全面发展互联网接入业务。万平国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在10个城市提供ISP服务的计划搁置下来了，用他的话说，这样损失最小。后来，这些设备自用了一部分，研究开发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卖给了别的ISP。
万平国是一个能领风气之先的主儿，也是一个能见好就收的主儿。1999年的免费电脑（类似现在的分期付款，交一定年数的网费作为首付就送一台电脑，剩下的钱分期付）就是万平国的杰作。做着做着，国内厂商立刻跟进杀价，4999元的电脑价格兜头浇向万平国。万平国这时却毫不犹豫地撒手了，“不跟你们玩了”。
万平国能说，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就可以在面对几千人的大场面上侃侃而谈。
万平国也敢说，1998年年底，原国家计委根据《价格法》的规定，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电信价格听证会，探讨社会普遍关注的电信资费问题，万平国作为ISP的代表参加了听证会。听证会的探讨成果是：1条2M[12]带宽的月租费从400多万元降到43万元，再降到22万元、15万元、8万元；用户的上网费也从每小时20元降到了每小时4元。
万平国还特别会说。最早的监管部门多从意识形态来看互联网，担心会危害国家安全。在这些难题面前，万平国游走于各级政府部门，以他的口才和技巧汇报情况，解释互联网，并说服他们、影响他们。同时，万平国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写了大量文章讲述什么是互联网，并再三建议政府，互联网应该优先发展，并加以利用，再加以管理。万平国认为：“如果没有当时我们这些人的工作，今天的互联网可能还是这样一种状态：谁要用互联网，拿身份证——开介绍信——先备案——再申请。”
万平国不仅去说服监管部门，同时也扎实地做市场，中网在1996年推出300元包月的服务，为推广这项包月服务，万平国拿出一些账号给某些记者，其中有一个叫洪波的记者，一年后离开了他供职的《软件》杂志，来到中网，担任主管ISP之外的网站新业务的副总经理，洪波的网名叫Keso，他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科技名博。
2002年，在ISP领域坚持了将近7年的中网转型成为网络安全厂商，Keso也离开了中网。我们只有在诸如网络安全或网络管理员之类的相关专业的活动现场才能看到万平国，中网的声音也逐渐听不见了。
另一个学生会主席张树新
和万平国一样，张树新在上大学时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她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按照张树新自己的说法，根红苗正的她本可以从政，但她不喜欢自由被剥夺的感觉，所以放弃了；她也可以保研，但她觉得自己成不了居里夫人，也放弃了。她最后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体系下的《中国科学报》做了一名记者，张树新说她从小就有做战地记者的梦想，这个理由虽然很牵强，但能给她增添不少光环。1989年，这位不满足只当喉舌的新闻工作者去了中科院的高技术企业局企业战略规划处工作。
张树新在高技术企业局战略规划处写了三年的报告，主题是中科院2000年发展规划，其中重点讨论计算所公司（当时还不叫联想）与计算所的关系，讨论计算所公司和计算所会不会变为中国的AT&T和中国的贝尔。
1991年，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女子下海了。张树新开了一家叫天树的策划公司，她的确有策划意识，并靠这个赚到了钱。1992年，张树新以总策划和节目推广人的身份，联合中国癌症基金会邀请崔健义演，当时的广告是“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崔健从1989年起被禁演，这次三年后的开禁无比轰动，也相当成功，张树新由此得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张树新进入寻呼行业。
寻呼是中国通信行业最早开放的行业之一，后来这块也被横切了出去。办寻呼需要两个关键资源，一个是频率，另一个是中继线。中继线的资源掌握在当时的邮电部手里，频率的资源则在当时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处，而当时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挂靠在当时的国家计委下，不归当时的邮电部管。张树新明白，只要是多头，就可能产生松动，就可能有机会。因为有了这个松动，寻呼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暴利行业，张树新曾一口气在山东做过7家寻呼台，她的财富升级得很快。不过，这个行业很快从一个暴利行业转变为微利行业，甚至不赚钱。于是张树新决定退出，考虑选择做新的行当。
1994年年底，张树新跟随丈夫姜作贤一起去美国游历。在一位同学家里，她看到了一份印有E-mail地址的通讯录，也由此了解了在美国一家叫AOL的Internet接入公司。就在这一刻，“互联网”这只蝴蝶飞进了张树新的心里。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可能比寻呼机大上很多倍的大生意。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行当，一旦完成启动，将获利丰厚，不用吃“鱼尾”，可以从“鱼头”吃起。
1995年年初，张树新和丈夫一起把家当抵给银行，贷了1500万元，注册了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是瀛海威最早的故事。
张树新注册瀛海威时最早的想法比较简单，她发现很多在北京的人，尤其是很多中关村的科技人员，连电子邮件账户都没有，连接不到美国，于是就开了一个电子邮件的商务中心。电子邮件账户不赚钱，但卖硬件设备赚钱，于是她就把电子邮件和电脑搭配在一起卖，同时卖调制解调器。张树新当时代理的电脑品牌叫Gateway，是一个老资格的电脑品牌。直到与兴发集团合资的时候，张树新都没有把手头的Gateway电脑卖完，只好把它们转为硬件资产作价投入。
做着做着，张树新和讯业金网的CEO王鹏一样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自己建物理网（万平国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及时收手了，所以中网还存在着，讯业金网和瀛海威先后“死”掉）：先到中国电信租用DDN数据专线[13]和所有的电话中继线，然后购买设备——思科公司的路由器、惠普的服务器及所有的正版系统软件。不过，要建一个与中国电信并列的物理网谈何容易，光靠自身滚动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融资。于是张树新决定出卖部分股份。
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兴发集团决定投资瀛海威，瀛海威总股本扩充为8000万股，其中大股东兴发集团与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占60%，投入近5000万元。张树新的天树公司和丈夫姜作贤的卧云公司的股价溢增，无形资产1360万元和其他股权，值2120万元，占26%的股份。其余14%的股份则由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持有，这是一家拥有中字开头，有电信背景的超级国企，在日后的电信改革中，还时常能见到这家公司的影子。
5000万元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按当时的汇率换算，合计630万美元，这个投资额虽然没有讯业金网的4亿元那么夸张，但也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
张树新人生最光辉灿烂的岁月，当属1996年岁末到1997年上半年，瀛海威的诸多策划和大动作都集中于此。这与瀛海威在1996年9月接受兴发集团的注资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5月到1996年9月的16个月内，张树新是靠着自己投资的700万元本金和银行贷款的800万元支撑的，而到了1996年9月，张树新的公司资产值为2120万元，其中无形资产1360万元，有形资产760万元（银行资产是不算在有形资产内的）。如果这么算，在兴发集团入主之前，至少张树新在账面上是持平的，如果把银行贷款的利息刨除掉，那么少在1996年9月之前，张树新的瀛海威是正现金流，而且略有盈余。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这多少能说明，张树新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缺乏商业运作能力。至少她在花自己钱的时候，脑子还是很清醒的，她在1996年9月之前——也就是兴发集团注资之前，还能称得上是一个好商人。而且比起一般的商人，张树新在媒体影响力方面具备超强的天赋。
兴发集团给钱，张树新唱戏
拿到兴发集团的资金后，张树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喧闹的北京中关村竖立起那块知名的广告牌。1996年的深冬，在北京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每天匆匆穿行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忙碌的交通警察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这块广告牌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个纪念性事件，至今仍然不断被人提及。
白颐路南端向北1500米，是瀛海威的科教馆——瀛海威用来做互联网科普的地方。对瀛海威来说，这真是一个让人称绝的创意。想出这个创意的据说是一位叫夏鸿的年轻人，时任瀛海威市场部经理。在此之前，夏鸿是《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才思敏捷，善于接受和传播新生事物，于是被张树新花了10万元年薪请来——在1996年前后，这是一个让很多文字工作者难以回绝的价码。当然，更多的当事人认为，广告牌的产生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夏鸿只是一个执行者，拍板的还是张树新本人。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张树新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有才华、有想法、有创意，善于折腾点事情出来让媒体持续关注他们的人，除了夏鸿，还有陆群等。他们善于把任何一个事件包装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件，只要这个事件有新闻价值，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向媒体鼓吹。他们的口气也大得惊人，1997年春节后，他们为庆祝8个城市的全国大网开通，在某家报纸上买下了12个专版广告，所有版面上都以一句充满激情的口号为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树新本人则在媒体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国人：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
瀛海威还有过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创意，那就是“网上延安”。这是发生在1997年上半年的事情。一位点子大师向张树新提议，这一年香港即将回归、党的十五大要召开、三峡工程开工在即，爱国主义肯定是本年度的第一主题，瀛海威何不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个“网上延安”？热衷于创意的张树新凭直觉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点子，她甚至还为这个创意想到了商业上的价值：把延安的历史、现实和人物故事都放在网上，通过当时的教委组织全国中小学生观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为公司创收。张树新指出，要做海量，要用最好的技术，先延安、后西安、再全国，最终推出网络中国，使之成为瀛海威的经典品牌。
张树新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瀛海威将耗时三年，投资千万元，推出《网络中国》大型主题信息。果然，一时间媒体一片关注。但等到“网上延安”上了网，发现用户根本不买单，一是当时网速太慢，调用图片需要以小时计算，二是这个题材很难通过互联网表现出来，与现实的实地参观相差甚远。
这个个案是1997年瀛海威策划的众多创意中的一个，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些个案的统一特征是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很受媒体关注，但做起来后才发现不尊重市场规律，没有很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一句话，对比庞大而出彩的策划，瀛海威却没有取得市场的预期。
“我们知道2000年以后我们会赚钱，可我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这是在瀛海威公司员工内部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这与张树新本身不上网有关，她很难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体验自己公司的服务。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张树新一开始就定位错了，她选择与中国电信正面竞争，做一张所谓的百姓网，按照她的说法，是建立一张独立于中国电信的百姓网。如果说，在没有拿到兴发集团的5000万元之前，没有多少资金的她还只是把这个想法停留在设想阶段的话，那么在1996年秋天之后，特别是在1997年，正是其轻舞飞扬的黄金时光。
对瀛海威的失败，张树新自己的总结是太超前了。这一年的平安夜的日记上，昔日的诗社社长张树新写下了一段颇为感慨的文字：“深夜，我们刚刚从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雾弥漫。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由于雾太大，所有的车子都在减速行驶。前车的尾灯灯光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后车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车拐弯，我们的车走在了最前面，视野里一片迷茫，我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后面是一列随行的车队。我不禁想，这种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吗？”
平心而论，张树新本身的行为有一定的投机色彩，但客观地说，她的贡献很大。在网络服务起步的初期，瀛海威启蒙了中国人的网络意识，在网络服务的市场培育上功不可没。她本人也做了很多传播性的工作，诸如她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无偿提供“中国大众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区，再比如她主导出版了一套网络文化方面的图书，这套图书的作者包括胡泳、郭良、王小东、姜奇平、吴伯凡等人。再后来，王俊秀、方兴东等人加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数字论坛的组织。这个组织虽然已不再以一个群体的方式出现，但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这个时代贡献着他们的力量。
张树新的问题是她不知道怎么样向网友收费，这表现在瀛海威只开花不结果上，她不是不想结果，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收获自己的果实。在这点上，丁磊和张朝阳等后辈要比她更成熟、更实际得多。之后张树新学会了做资本的朋友，为资本打工，她后来参与润讯和CDMA等多个电信重组的项目运作都取得了成功，也算小成。
ISP的商业模式都是从想帮中国电信做服务到想在用户心目中获取认可，然后反过来叫板中国电信。这个模式虽然可行，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电信本身掌握了定价权，而且它能直接下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ISP与中国电信在竞争上先天不足；二是中国电信本身在进步、在不断改进，它要真发力，ISP很难和其正面竞争。所以，第一批ISP都很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张树新自己讲过一个段子：当时每条电话中继线的月租费是6000元人民币，它意味着你这条电话线即使24小时占线，用户交给你很贵的钱，你也是永远赔钱的。所以张树新当时去过中国电信的办公室，找过当时中国电信的副总经理张立贵等领导，跟他们讲：“你们这样下去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罪人’。”一位领导听后笑了，讲了一句话：“我佩服你，但是我们的财务不归我们管，归财政部管。”
中国电信里的那些年轻人
电信改革是互联网成长壮大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1995年的先行者们都看准了这一点。不同的是，田溯宁是中国电信的扶持者，而张树新是中国电信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的思维是，中国的互联网是要走向开放的，因此做互联互接，在这批人看来，Internet应该翻译成互联网；而后者的思维是中国的互联网将自成体系，他们称Internet叫国际因特网。
两者所对应的不同结局是，田溯宁领导的亚信在2000年3月成功上市，之后田溯宁去了网通，在带领网通上市后，田溯宁又转身做了一个主题为宽带的产业资金，他的合作伙伴包括默多克等人。
张树新的瀛海威则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悲情故事。1998年6月，由于亏损严重并且后继资金匮乏，大股东兴发集团与张树新产生矛盾。危机四伏中，张树新黯然宣布辞职。但她的故事仅仅是众多中国ISP的失败故事之一而已。
张树新他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轻视了中国电信本身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
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一个叫李黎军的人，他是深圳电信新技术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深圳互联网项目的立项人之一。李黎军，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1987届），后来下海经商，和深圳电信局的另一位实力派人物、曾经的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卢树彬一起创办了和亚信齐名的互联网增值服务提供商——傲天。而具体承接深圳互联网项目的几个年轻人，后来也大名鼎鼎，除了下文将提到的负责应用端的张春晖，另外三个负责服务器端的人分别是曾李青、王亮和邓峰。曾李青后来与马化腾、张志东一起创办了腾讯，王亮和邓峰都在深圳电信体系中。
深圳电信局的互联网接入走的是香港出口，因此，第一期工程是由香港相关公司承建的，第二期才是由亚信承建的ChinaNet。
如前文所言，中国电信在北京、上海节点之外开通的第一个节点是深圳节点，做港澳出口。深圳一开始就成为互联网领域的先发之地，与这个港澳出口关联甚大。
除了讯业金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ISP之一，深圳还诞生过诸多“第一”。
1995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深圳数据通信局的专线用户，兴师动众地在国内创建了巨潮互联资讯网，成了国内最早在互联网上提供证券咨询服务的主要网站之一。
1996年5月17日，由深圳数据通信局和颖源公司合作的中国第一家网吧“卡萨布兰卡电子咖啡屋”在蛇口正式开始营业，这应该是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家网络咖啡屋[14]。
在深圳的诸多“第一”中，最有价值、影响最深远的是1996年4月，深圳数据通信局旗下的第一个BBS网站——“一网情深”正式开通，这是ChinaNet上可以考证的第一个公众BBS。“一网情深”的站长，也是“深圳之窗”的创始人张春晖，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一网情深”的程序不是张春晖写的，而是请Alex（黄峥嵘）、Ace（懂懂）等几位水木清华的创始人和热心网友搭建的。为此，深圳电信以支持清华互联网学术研究为名投入约10万元经费。
张春晖自1990年从海南邮电学校（现在是海南邮电培训中心）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深圳电信局工作。他出身于电信世家，父亲、母亲、姑姑、舅舅、哥哥、嫂子都在电信体系工作，他也曾经以为自己的一生都会在电信体系（当时的邮电体系）度过，直到有一天，互联网打开了他的心扉，让他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深圳是北京、上海之外第三个开通主干网的城市。虽然张春晖不负责Internet线路的开放和铺设，但负责铺设Internet线路的机房就在张春晖工作间的内间。因此，张春晖有进去查看的便利。直到现在，张春晖依旧记得他第一次敲了那台已经连接上Internet的电脑的回车键，看到正在从《花花公子》杂志网站上下载的图片时，内心感受到的震撼。
“一网情深”也是中国公众互联网领域的第一个BBS。它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名，与深圳本身相对开放的环境有关，也与深圳第二代移民正意气风发有关。深圳本是靠近香港的一个小渔村，1979年起正式对外改革开放。到1996年前后，深圳已经将近开放有20年的时间了，新的一代深圳移民开始成长起来。后来深圳最著名的两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和迅雷的CEO都是深圳子弟，都是在深圳接受中学教育的。前者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的童年虽然在海南长大，但是在深圳上的中学和大学，他的4个创业合作伙伴中有3个毕业于深圳中学，后来他还在深圳中学设立了奖学金；后者迅雷的创始人邹胜龙虽然是在美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但其中学是在深圳蛇口育才中学上的，他是随着其发明家父亲来到深圳的。
在1995年、1996年前后，深圳不仅有讯业金网，深圳龙脉也在筹建中，加上深圳之窗和深圳万用网，深圳本身的互联网环境很好，这也为之后深圳互联网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个在1995年就崭露头角，并对中国互联网形成重要推动的电信内部人叫张静君，时任广州电信数据分局局长。1995年10月，广州也连接上了Internet，承建商也是亚信。在张静君的印象中，承建商中领头的是一个个子不高、衬衫整齐、打着领带、态度温和、做事专业、满口专业术语又很注重沟通的年轻人，此人正是田溯宁。
在张静君这位数据分局局长任内，广州曾出现网易、163电子邮箱、广州视窗等多个全国排名前十的站点。鼎盛时期，广州互联网曾经占据全国互联网三分之一的天下，这些都与张静君关联颇大。
广东互联网的兴起，同样存在府院之争，更形象的说法是两个女强人张静君和陈嫦娟之间的争斗。张静君是广州电信数据分局局长，陈嫦娟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张静君是163网的重要推手，陈嫦娟则是169网的大功臣。张静君因163.net广为人知，陈嫦娟领导的21CN也曾被称为四大门户网站之一。
张静君和丁磊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陈嫦娟对田溯宁的帮助也不遗余力。陈嫦娟后来跟随田溯宁去了广东网通，多少有些瓜田李下。张静君后来因163.net转手事件丢了局长的位子，但她下海创办了时代财富，虽无陈嫦娟继续在体制内安逸，但落得身后一身清白。
与张静君的名字时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叫丁磊的宁波青年，他也是电信体系内思维敏锐而且知道该怎么做的一个年轻人。不过，1995年的丁磊还不曾与张静君相识，也没有创办网易公司，他只身南下广州，在一家外企做软件工程师。当时的他倒是与时任杭州电信局数据通信局局长谢峰比较熟悉，丁磊本是宁波电信局的一名员工，所以他时常跑到省会杭州市向谢峰请教问题。
1995年10月，在时任杭州市电信数据通信局局长谢峰的推动下，杭州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为数不多的接入互联网的城市。谢峰后来去了中国移动为推动移动梦网建设而设立的第三方公司卓望。在卓望，谢峰成功推动了移动梦网的诞生。杭州能成为互联网的重镇之一，与谢峰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