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语境·问题·方法
21世纪以来，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考察日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海外汉学、华侨华人研究诸领域的崭新论题，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频密，其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得到不同科际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在“批评理论”研究不断受到重视的语境下，海外华人学者的跨国（境）批评实践，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西方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崭新而特别的视角，其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借鉴意义格外突出。
一
本书所讨论的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并非指对海外华人文学的批评，而是指当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
当代海外华人学者中，有一批专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1]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其代表人物如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张错、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周蕾、奚密、史书美、张英进、张旭东、刘禾、王斑、唐小兵、刘康、鲁晓鹏、徐贲、赵毅衡、黄子平、许子东、孟悦、陈建华、刘剑梅等。他们大多在大陆或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后出国（以北美国家居多）继续攻读学位，并在境外（含港澳台）学术机构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西游记”“东渡记”，其思想既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又深受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影响，是西方与中国批评理论之间的一个“交叉地带”。从某种角度看，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重要价值，恰与这一批评理论的“边缘性”与“徘徊性”有关。海外学人一方面对异域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文学问题采取远观姿态。这种“近取远观”同国内学人研究路向的差异中，隐含着诸多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既有学术立场上的，也有方法论上的。海外学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单一视角，将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观念投射到国内，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多重边界”“多重彼岸”“多重比较”的特点；其直接参与及影响所及，在某种意义上已改变了文艺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且目前已从某种边缘状态向大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滑动。
对上述批评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学术全球化是其中之一。中西学术思想的交流在今天并非难事，中土学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对域外思想的学习并与它们对话。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独特意义。它一方面具有中介的价值，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实例。我们可以从他们学术的“西游”和“东渡”中，读解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最新信息，直接考察西方批评理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影响，从“彼岸的现代性”这一迂回角度，感受到中西批评理论交流的现实情形及未来走向，发掘中国文学批评的“世界性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西方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崭新而特别的视角，其对中国当代批评建设的借鉴意义十分重要。
全球化语境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此情势下，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也掀起热潮，并不断拓展其研究疆域。目前，广义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已涵盖以下多个领域。一是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研究。此一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队伍十分壮观，不仅有许多专事此一领域的学者，而且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也踊跃投身此一研究，各高校及科研单位更是设立了许多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机构，对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介绍及研究成果均蔚为大观。近年来，更从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拓展到非母语的华裔文学研究，并引入后殖民理论、身份理论、女权主义等新兴文化批评理论，研究视野与学术深度均有极大变化。此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已开始思考研究的升级与学科的建构问题。如：饶芃子教授提出应在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2]；刘登翰先生等则从研究对象的独立、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学术平台的构建三个方面，思考了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问题[3]。二是海外华人诗学研究，即对海外华人文学理论进行研究。此一研究尤其注重对著名诗学家的考察，并将之同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诗学研究结合起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创见的成果（如对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徐复观、方东美等人的个案解读与综合分析），研究已成一定气候，并陆续有学人介入此领域。三是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此一研究一直未能活跃，其不足表现在：（1）研究成果方面，多见个案研究及单篇文章发表，但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整体风貌的准确揭示及对其内在特征的系统探讨尚付阙如；（2）研究方法上，仍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与形式分析为主，而运用新兴的文化研究理论及超越对象的文化考察还很不足；（3）研究视野上，多局限于对研究对象自身的分析和诠释，缺少将其置于中西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比较观照的意识；（4）研究资料方面，虽译介了其中部分成果，但系统的整理与发掘工作尚未启动，这同时成为阻滞此一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原因。上述状况的形成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1）海外中国文学批评界与国内隔阂已久，疏于交流，国内缺乏研究的基本资料；（2）国内学者一向忽视对批评理论的研究，对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更欠关注；（3）显现在批评论著中的意识形态隔阂，使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研究多少有些“禁区”之感。
海外华人学者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中国大陆或港台出国留学的，近年来伴随国门开放，他们不断游走于中外之间，随着海内外华人学界交流日盛，上述研究情势正在改观。表现之一是海外华人学者批评成果在中国大陆的陆续出版，其中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赵毅衡、张英进、张旭东、徐贲等学者的论著有多部在国内出版；表现之二是国内批评界对这一海外批评部落的日益关注。
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学者视野，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开后的中外学术交流中。1983年，经钱锺书先生联络，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夏志清教授回大陆访问，翻开了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交流新的一页。接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领军人物的论文陆续见诸国内学术刊物。较早进入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视野的是李欧梵[4]。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发表了李欧梵、邓卓的《论中国现代小说（摘要）》，李的另一篇论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5]，发表后在大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并被广为征引。颇有意味的是，1986年，李欧梵两次在大陆发表介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文字：一次是与李陀、高行健、阿城三人在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的座谈，另一次则是回到家乡河南大学的讲演。[6]这两篇文章无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随着国门的打开，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互动及影响正在不可避免地加强。
事实也正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加速”趋势，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整合”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果说1987年开始推出的“海外学人丛书”是海外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全面展示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海外华人学者群体的关注则显得更为集中：1997年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批评空间的开创》就收录了多篇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文章，显示出将海外批评家群体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努力；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海外学术系列”收录刘禾、郑树森、张错、杨小滨等人的论著；2001年许子东、许纪霖主编的“边缘批评文丛”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赵毅衡、黄子平、唐小兵等人的著作；200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美学踪丛书”收录了刘康、鲁晓鹏、王绍光等人的著作；2002—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讲”书系收录了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和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海上风系列”收录了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张旭东等人的学术随笔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人学者论丛”收录了张英进、刘康、王斑等人的近著；季进、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2008年起由上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多位不同代际的海外学者的著述收录其中。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出版渐成中国内地学术出版的热门选题。
伴随着海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对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也渐成热潮。2004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论坛”连续刊出李欧梵、王德威、许子东等海外批评家的研究专辑，有关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专题论、个案论陆续成为国内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些以海内外现代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比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陆续召开，显示出国内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的不断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学人对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普遍赞肯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换言之，海外华人学者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亦引起过国内学界的争议。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其著作都曾受到大陆学界不同程度的讨论甚至批评，而由此形成的“批评-反批评”现象也成为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之一。如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及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就曾在世纪之交引起过相当大的学术争鸣。[7]国内批评家王彬彬也在《南方文坛》等刊陆续撰文，对王德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批判。王彬彬认为，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里，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但往往也难逃另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在审视现代文学时，往往也就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在过分地称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同时，则想方设法地诋毁鲁迅，甚至把鲁迅说得一钱不值，是80年代以来大陆文学界的一种突出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那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当是原因之一。”他还认为，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新文学，固然会使作品显现出新的意义，但有时也会圆凿方枘，不着边际。尤其像福柯这样的具有强烈独特性的思想家，从其思想体系中摘取某个具体的奇思妙想或逻辑游戏来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解释，有时便让人觉得荒谬绝伦。[8]无独有偶，在程光炜主持的一个对海外学人现象全面检视的小型讨论中，参加者一方面肯定了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贡献及学术启迪，认为像李欧梵的鲁迅研究、现代性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王德威的晚清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刘禾对跨语际文学、文化现象的探讨，孟悦的“红色经典”研究，黄子平对“革命·叙事·小说”的讨论，唐小兵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的再解读，以及陈建华对革命现代性的追寻等，都给人一种新鲜感，给人很多启发；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研究路数加以反思，认为海外学人总体上呈现出重理论、轻材料、缺少整体文学史观等倾向，形成了一种浮泛的学风。[9]这次讨论是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较早的一次全面评述。
由此看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进入大陆学人的视野，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事实上，这两种反应恰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海外华人学者在理论方法、学术策略、研究资源等方面与大陆学者的差异。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崭新而富有争议的学术领域，其所引起的学术反应，不仅是其学术意义的一种显现，而且本身也构成一个颇可深究的批评话题。
二
海外华人学者游走于中外，其学术中交杂着多元文化因素及复杂理论背景。对其学术加以考察，至少牵涉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海外汉学、比较诗学与华人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我们认为，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梳理，可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系统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整体风貌及差异描述
此一研究应通过大量收集和研读当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著作，勾勒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地图”（发展现状、地区分布、研究格局、理论意义等）。通过这一整体描述，学界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发展状况有了系统了解，并发现其中因来源地区、年龄阅历、知识背景、学术传统、学科建制、研究兴趣等不同而构成的学术差异。有学者从时空角度分别对海外华人学者队伍做了划分。从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学者包括了三代人：以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为代表的第一代（20世纪50年代赴美），是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其影响（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及，至于今日；以李欧梵、张错、王德威、周蕾等为代表的第二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港台赴美），与第一代有学统继承关系，又有研究路数上的拓进，一度成为此一领域的标杆人物；第三代（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学者多为大陆出身的中青年学人，如许子东、刘禾、张英进、张旭东、王斑、唐小兵、陈建华、孟悦等，其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更加新进敏锐，由“问题”牵引研究的路向更加突出。当然，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中国年轻学子负笈海外，正成长为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锐力量。海外学人的代际差异，有着强烈的西方理论投射的印记，这为我们考察西方理论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从空间上讲，“台湾学术群体”和“大陆学术群体”因“出海”背景不同，学术传统相异，因此呈现出的群体面貌也颇值得分析。而海外大陆学者又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不同。此外，海外学人群体还因出身自中文系和英文系、出国后留学于东亚系或比较文学系、写作语言用中文还是外文而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兴趣、研究理路，这些都值得细加分析。
（二）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显现的批评观与方法论
由于身在海外，学跨中西，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观与方法论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其中既有较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社会文化阐释、形式分析方法，也有当代西方新兴的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方法。海外华人学者身上的“理论场”，是由多重话语力量构成的，从中我们可以考察到西方批评理论在他们身上的映现、折射与变异。值得注意的是，置身海外，常受西方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因此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理路更多地呈现出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整体趋势。此中，李欧梵从上海出发的都市文化研究，张错穿越时空与“文体”的古代器物与传统文化探寻，刘禾从跨语际角度切入的现代性思索，史书美由Sinophone（华语语系）探讨所企盼的跨区域文化走向考量，赵毅衡的“形式/文化学”探求，张旭东的后现代文化考察，唐小兵的图像现代性阐释，陈建华的“革命”话语解读，周蕾的性别理论建构，徐贲的公共思想辨识，张英进的当代中国电影分析，等等，在观照对象、言说方法及结论方面，都有不少新意，也在一定意义上带动了国内文学界的文化研究热潮。
（三）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蕴含的中西文化碰撞、话语冲突与交融
作为当代“流散”（diaspora）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及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介，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及话语碰撞信息。用李欧梵先生的话讲，海外华人学者创造和面对着双重的文化“彼岸”：一是作为中国文化彼岸的“西方”，二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反观与重构的“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往往就存在于上述双重“彼岸”构成的重重张力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意识形态的争拗成为学术讨论河流中不时出现的潜流；无论是议题设置、概念辨别、对象选择，还是立场方法、观点结论，海内外学术界往往都有不小的差异甚至对立。即使在海外华人学者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我们既应该承认学术的多元路向，也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学术政治、话语权力争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清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破除在早期引介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时常常出现的学术“迷思”与话语“崇拜”，同时也能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欣赏和接纳不同的学术探索追求。
（四）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考察的推进意义
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现代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因种种原因被大陆学人遮蔽或忽视的研究领域的重视，如对晚清文学的重视、张爱玲的重新发掘等。二是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的新进，海外华人学者在美国式学科建制“规训”下的学术训练，使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及言说方法呈现出较强的新锐气息，如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所说的，“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10]。这种文化研究理路及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其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推进意义自不待言。三是由此而带动的对传统结论的颠覆与改变，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与大陆学人在研究起点及结论上的“裂变”，引起了大陆文学研究界的深刻反思。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重估现代文学大师”等批评实践，甚至影视界重拍“红色经典”等艺术行动，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海外学术理念的影响。总之，上述变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的现代性视角。其“移步换景”的思想方法对拓展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意义十分显著。
（五）对我国21世纪批评学科建设的实际影响及理论启示
将批评理论学科观念与方法引入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既往对海外华人学者研究的不足，进而拓展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边界，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批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为批评学科的建设扩展视野与空间。同时，由于处理的对象和问题来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这种跨学科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无疑亦有极大推进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不仅属于海外华人文学学科和批评理论学科，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内外华人学者同样面对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研究模式与结论却殊然相异，此一现象发人深思。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最终无疑将指向一个目标，即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当成重要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系统，从中汲取可以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乃至其他学术领域的学理启示，进而推动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学科朝着纵深方向拓展，为整体性地重绘“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地图”奠定基础。
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内容当然不会止于上述几端。比如，海外华人批评家与海外华人作家、诗学家研究的关系，就是一个须从总体上考察的方面。在海外华人学术文化圈中，前者与后两者既有相关性，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相比较而言，由于迫近西方理论潮流，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西化”得较为厉害，它面对的是中国对象，运用的是西学方法，得出的往往是“全球性”的结论。文化研究观念的实践在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显得尤为突出。
三
“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并非一个孤立的批评现象，它是当代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是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表征，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一个独特语域。此一命题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意味十分凸显，而这一意味正是研究对象——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自身所富含的。只有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置于当代跨国流散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术现代化追求的背景中，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研究的理论意义、价值立场与思想倾向。由此出发，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中几个堪称关键的学术焦点便日益凸显出来。
（一）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
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现象日益明显。人类不断跨越空间、国别、种族、性别、政治、语言、文化、学科的界限，流向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彼岸。当代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亦随之呈现出一种开放与流动的跨文化面貌。此一面貌在海外华人学者身上尤为显著。事实上，“流散”现象本身即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流散学者的学术研究更集中体现出一种“学术全球化”倾向。流散学者往往具有双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游离于他国／故土之间，既可以和故土文化进行对话，同时也能促进故土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特征。当代海外华人学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向异域的“取经者”，其批评理论具有突出的跨文化倾向与全球性特征。其研究对象、学术方法、思维模式、言说理路，堪为中西批评交流的桥梁与中介，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对思考和实践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价值。
（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
强调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全球化特征，并不等于说此一批评理论已跃升至全球学术的话语平台，已能够同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平起平坐。恰恰相反，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带有极强的“边缘性”特征。边缘不仅是地理性的，而且是学科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常被表述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现代中国文学”）处于西方学科建制的边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几代人的努力，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学院中具有了初步的“合法性”面貌，但这一“合法性”仍时常处于动摇之中。换言之，“现代中国文学”在西方仍是一个“准学科”。此中原因复杂，除了研究历史的相对短暂、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等客观因素，更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建制有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学界的学术生态。分析甄别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这种“边缘性”特征，有助于我们发现中西文化交流中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关系。而“话语权力”问题本身亦是海外学人跨语际考察的重要对象，故这种“学术互文”中显现的“话语权力”关系更为微妙。可以这样说，身处西方主流学术界边缘的当代海外华人学者，其批评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跨国学术流向及话语权力转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标本。正是基于对这一话语权力关系的冷静审视与学理批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批评话语建构的方向与路途。
（三）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追求的一个侧影。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一种深受西方现代性观念、模式影响下的“西方现代性”，同时也是以自身现代性模式参与全球现代性进程的“中国现代性”。20世纪最初与最后的两个20年间，中国批评界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大量译介，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从此一角度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世界性因素”是十分显见的。而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跨文化因素，更可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复杂面貌的典型表征。海外学人的现代性思想意识与理论话语，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双重启示：其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合理借取，能够转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资源；而其借取过程中的话语失误与精神困惑，中国文学批评建设恰可引以为镜鉴。此外，中国大陆学界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接受与反应，这一批评理论作为“中国当代批评理论”之一部分对整体的影响，及由此凸显的西方理论经由海外华人学者中介而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话题。这种对彼岸的现代性的挖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并推进全球华人学术研究的互动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
目前，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已呈现出一些较具共识的研究领域和比较热闹的学术焦点，亦为我们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可深入探讨的话题，比如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批评实践、“晚清文学”观念的崛起与研究格局的扩张、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上海想象”、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海外重估、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张爱玲研究”、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跨文化批评模式等，均已成为十分显见的学术话题。此外，如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意识、性别意识、文体意识、传播意识、后殖民意识、跨文化意识等，亦正不断显示出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批评现象和话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牵涉海外学者个人的学术背景及不断变化的学术语境。因此我们认为，在对海外华人学者开展学术访谈[11]和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上述领域，对其分别展开专题深入研究，能够基本呈现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主要脉络与精神症候。本书的论述框架，正是选取了上述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一些有表征力的现象，加以专题性的深入挖掘，以期取得“撷百花而识其香，窥一孔而知全貌”的效果。当然，限于时间和力量，上述问题中有些我们还不能专题论述，而某些专题所达及的深度也还有限，有些立论也许未尽公允。我们所期冀的，与其说是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系统界说，毋宁是引起学术界同人对此一批评领域的持续关注。
四
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所处的特殊时空，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打破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些阈限，实践一种新的研究策略。在这方面，我们以为具备比较视野、实践全球互动、加强学术整合三点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要在研究中突出一种比较视野。如前所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是中西文学批评话语交流的中介和桥梁，而其自身作为一种影响个案，亦具有相当丰富的可分析意味。这就要求我们不是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看作一个孤立的、静止的对象，而要将其视为种种“话语场”冲突、对话、融合、共生的场所，这无疑要通过加强各种各样的比较来实现。其一，是中国大陆学人与海外学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比较，突出其在学术视野、对象选取、方法抉择、理论取向、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其二，是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与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之间的比较，在这方面，不应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看作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一个“传声筒”或“实践场”，而要从西方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变异者角度，考察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的接受与重构。三是海外华人学者的内部比较，即区分海外华人学者因来源地区、求学经历、学术背景、理论兴趣、方法策略、研究对象等不同所形成的代际差异、地区差异、风格差异等，寻绎其谋求中国现代文学在异域学科建制中的学科化及追求批评现代性的学术轨迹。四是海外华人批评家与海外华人作家、诗学家，以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与其他两个领域研究的比较。除此之外，还有海外华人学者自身前后期的学术差异、西方批评理论在海外华人学者身上的不同影响、海外华人学者与其他人文学者的互动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借异而识同，借无而得有”，才能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整体面貌与内在特征有更为宏观、准确的把握。
其次是在研究中实践一种全球互动。海外华人学者身居海外，其经历、视野、观念、方法有着强烈的“海外”特征。对其批评理论进行研究，单靠国内学者的努力，不仅存在着资料搜取、信息传递方面的种种困难，而且在研究思维、观念上也容易流于僵化。如果引入海外华人学者群体，形成大陆、港台与海外整个“华人学术圈”的互动，必将大大推进此一领域研究的拓展。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地域性与当下性，还启示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感受访问等形式，体验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得以生长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语境，从海外华人社会、学术生态等角度对批评现象作更深入的理论思考。
最后是在研究中加强学术整合。这里的学术整合，是指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一种整合性的系统研究，从而赋予对象不同角度的观照。在当前海外华人学者中文批评原著已引进较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系统翻译出版其外文著作。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史料整理是个长期工作，既可整本译介学术专著，也可按专题编译一些重要的前沿性成果。通过海外学术系列的整理、翻译、出版，不仅可为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提供重要的基本文献，而且也为海外汉学、批评理论及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奠定充实的资料基础，从而解决目前对此一领域研究资料系统了解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国外相关批评理论的译介工作。在研究方面，应把海外华人学者的外文学术写作与中文学术写作结合起来，把整体考察与个案解读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象访谈结合起来，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学术内涵的总结与批评现象的学理批判结合起来；同时，在研究队伍上还应加强文学理论界、批评界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界的整合。在此基础上，通过邀请讲学、召开研讨会、组织现象研讨等方式加强与海外华人学者的交流，加强研究界的内部交流。
我们相信，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都将不断得到拓展，一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会日益显现，“重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地图”亦将日渐成为可能。我们期待着一种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诞生。
[1] 海内外学术界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表述常有差异。中国大陆学术界熟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在海外学术界常被表述为“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除特别指出外，上述概念在本书中可同等使用。
[2] 饶芃子：《拓展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3] 刘登翰、刘小新：《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 1983年及其后几年大陆译刊的夏志清论文，主要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如夏志清：《论〈水浒〉》，《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论〈儒林外史〉》，《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期。二文由郭兆康、单坤琴译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英文版第三、五章；该书第一章译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 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6] 李欧梵、李陀、高行健、阿城：《文学：海外与中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李欧梵：《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与方法》，《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7] 代表性批评及反批评文章有：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等。
[8] 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9] 程光炜、孟远：《海外学者冲击波——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0]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1] 目前已出版的访谈有：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凤亮编著：《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