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Sinophone”话语的建构

海外华人学者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优势，打破文学的政治、地理疆界，将大陆、台港澳、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学表现都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视野，并试图消解以大陆为中心的“国家文学史”叙述，对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进行反殖民、去中心化的想象和重构。在流散/离散写作日益繁茂的现实情势下，海外华人学者纷纷做出理论的回应和描述，进行多重比较和跨国批评，并因此丰富和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甚至影响和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海外华人学者对大陆以外其他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全面关注和比较，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整体观，书写了时空交错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流散/离散语境中提出的“Sinophone”（华语语系）话语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Sinophone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既是对文学现状的一种回应，也是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激荡下的海外华人学者的一种学术话语建构。这突破了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述框架，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国家（区域）、本土与海外之间的关系。虽然“Sinophone”话语只是一个“辩证的起点”（王德威语），尚处于流动和发展之中，它却为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话题和可能性。“Sinophone”话语的建构必然伴随着多重对话关系的展开，但不妨碍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领域富有前景的应用。“华语语系文学”的出现与过往的“世界华文文学”等传统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旨归、价值立场和理论方法，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流散/离散语境下的现代文学书写

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外患频仍，大量华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漂洋过海，成为移民、难民、遗民、过境者。这些华人已经远离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却仍然以身上难以磨灭的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共同标志。随着华人不断跨越地域、语言、族裔、文化、政治场域，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流寓、游徙、怀乡、思归等主题被赋予了新意。现代中文书写逐渐呈现出时空交错、众声喧哗的新局面。远离“家国”的华人与在地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导致文化身份的混杂与暧昧，这因此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生存体验和书写风格。族群的迁徙和记忆的重组造成了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的巨大变化，并构成了艺术创作上的流散/离散（diaspora）[38]主题：“写作者出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主动或者被动离开地理/心理与文化/国族意义上的故土、故地、故乡、故国，迁徙至他者国度，甚至改用所在国（异族）的语言文字，从所在地（异地）的文化观念出发再次开始创作。”[39]如此一来，流散/离散语境下的现代文学书写必然呈现出与本土文学书写所不同的面貌，“文学”与“国家”（区域）的关系必须予以再思考。空间的位移导致了文学书写的变异，却不表明本土以外的文学书写仅仅是本土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延伸或者附庸，因此，以往简单的文学地理诗学也难以涵盖这一现象。广义上的现代中文书写不仅仅有着一段段的域外插曲，更因为铭刻了海外华人的生存体验和文化纠结而成为流散/离散诗学的重要映象。

我们无意纠缠于“流散”与“离散”的内涵厘清与概念思辨，但不可不面对海外华人这一最重要的生存与书写语境。从80年代初的“台港文学”，到80年代中期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90年代前期的“世界华文文学”，本土学界对此一现象的关注不断深化。但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对象目前仍以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为主，而以大陆的汉语写作为参照。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主要由中国文学（包括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学科来承担。在大陆以往编写的种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各个区域（大陆、港澳台、海外）的文学不过是“拼盘式”的存在，台港澳和海外文学更多是以“支流”和“边缘”的身份点缀般出现。“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性有待进一步考察，文学书写因时因地的变异呼唤新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维。以“大陆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即使在“重写文学史”运动中也未得到根本性的变革。这种“中心情结”引起了身处边缘的海外学者的不满。在王德威看来，这种文学史书写模式所蕴含的“国家想象的情结、正宗书写的崇拜以及文学与历史大叙述（masternarrative）的必然呼应”是其明显的弊端。20世纪中期以后，海外的华裔文化已经蓬勃发展，“中国”或者“中文”的普遍适用性开始被质疑，即使是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的“华文文学”也同样面临难题：“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大陆中国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的总称。由是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新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40]在“国家文学史”的旗号下，历史经验中的断裂游移、多声复义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使仍然使用不无混沌意义的中文/华文/华语等说法，海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发展出不同的创作谱系，海内外同一语系下的“比较文学”关系日益凸显，“国家文学史”的神话面临质疑。

种种的质疑当然与海外学者乐于倡导的“边缘政治”“干预策略”“跨语际实践”有关。身处“双重彼岸、双重边缘”的海外学者无论自觉与否，都必须承认自己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但是，身处全球学术话语圈，面对文学书写现状的理论回应也是反思“中国”和“西方”两个中心的必要举措。在内与外、东与西的比较视野和跨国批评中，海外的中国文学学者自然可以并乐意摆脱政治、地理对于文学的限制，重画现代中国文学繁复多姿的空间版图。海外华人学者作为流散/离散书写的直接见证者和参与者，不可能对此一蓬勃发展的现象无动于衷。在流散/离散的年代里，历史改变了海外华人的命运及其文学经验。海外华人学者身处“海外”这样一种语境中，对问题的思考和言说路径自然显得开阔而别致。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海外华人学者对流散/离散立场的研究与反思不断深入。早在1993年，周蕾的《离散书写：当代文化研究的介入策略》[41]便已经尝试重新解读身份复杂的香港文学的当代创作。而2007年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学术研讨会更是将流散/离散现象以及“Sinophone”的话语建构纳入理论研讨范围。由此可见，流散/离散语境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注意。

其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流散/离散理论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以北美学界为例，饶芃子、蒲若茜在《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一文中指出，北美华裔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心历经了一个从追求与所在地融合（本土化）到张扬多元意识“去国家化”“去领土化”（离散意识）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美国华裔文学新的发展状况是这种离散批评理论的产生根源：正是一些“太空人似的”作家和“祖根难觅”的华人作家以及以离散族群为表征对象的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得“离散”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42]可见，虽然多数早期的海外华人都曾面临文化的冲突和心灵的困境，但这种空间的位移在新时期也许已经不再具有震撼性的意义。我们应该认识到，流散/离散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极其复杂，身处双重话语边缘的海外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代际、身份、立场等原因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认同，必须予以具体的观照。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长期居留于海外，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等因素导致他们对中国较为隔膜，因而西化得较为厉害；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即使身在海外多年，仍然坚持“中国性”，试图从“离散”走向“回归”；而另外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则选择了超越“中国性”和“本土性”的二元对立的局限，成为“世界公民”。这种“离散”和“回归”的辩证，“中国经验”和“中国想象”的多元蔓延与传承，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下予以深入考察，而不是以一个仓促的结论盖棺论定。

以汉语写作而成的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繁复多姿的脉络。王德威在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曾说：“从鲁迅到郁达夫，从徐志摩到瞿秋白，从老舍到冯至，异乡心影莫不成为感时忧国的前提。与此同时，在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里，另有一群落地生根的作者也从不同角度写出他们的中国经验。1949年后数百万人离开大陆，域外书写更成为演绎、辩证‘文化中国’的大宗。”[43]如果说这还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域外书写，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后殖民的浪潮不断赋予流散/离散理论以新的内涵，空间的位移甚至导致华文书写产生部分“质变”。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有着流散/离散背景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焦点。在后殖民的理论视域中，身处这样一个后殖民时代，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霍米·巴巴看来，殖民者/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导致了文化的“第三空间”的出现，而话语的“杂交”与“模仿”使得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文化局面，并因此打破了殖民者的文化自恋和权威。这无疑有助于解释海外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海外华人的身份暧昧有可能导致“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破碎，文化“第三空间”的出现对于构建新型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身处海内外双重话语的边缘，海外华人学者也必须意识到“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往返。种种迹象表明，时空的错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辩证让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斑驳的色彩，身份政治不过是其中一个想象和介入的视角。王德威也曾注意到“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写作”与驳杂含混的“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讽颠覆”这一现象[44]。王德威由此想到的是“Sinophone”的话语建构。这一话语在流散/离散语境中的出现，显然带有反殖民、去中心化的理论意图：它既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殖民化”保持警惕，又与文学的“大中国主义”刻意保持距离。但不管如何，这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现代文学整体观体现出对文学空间维度的必要重视，凸显了对大陆之外华文书写主体性的辨识与尊重。

二、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语境·争议

在“流散/离散”的背景下，“跨界”成为常态，面对华文文学不断变化的流动性情势，如何描述大陆以外各区域的华文书写之间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关于华文文学已有的诸多命名之外，“Sinophone”话语应运而生，因此其出现和应用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在全球化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的观照下，“Sinophone”话语的复杂性日益显露。交织着多重意义的“Sinophone”话语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终于有了另外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Sinophone”作为一个新造的词，虽然汉译仍有分歧，但目前较为常见的译法是“华语语系”。当然，这里的“语系”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系”，而是海外学人刻意制造的貌似有“误差”的词语。通过考察“中文”或者“华（汉）语”的不同分支或者变种，海外学者试图以语言的多样性消解汉语“正宗”书写的霸权。显然，这个“phone”涉及的是语言、语音、发音的问题。正因为“语言”可能是维系海外华人“中国性”的最后的“公分母”或者认同机制，海外学者才会想到拿出“Sinophone”话语来建构新的华语文学共同体。语言的扩展和差异导致了研究的难度，但也因此成为我们观照华文文学“众声喧哗”的有利条件，并在海外学人的理论运作下可以成为某种“语言政治”。在我们现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中，“中文”“华文”“华语”“汉语”等词语较为常见，但就是在“Chinese”这样一个结构严谨的语言体系中，我们往往容易站在一个“中心主义”的立场忽略中国的南腔北调（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海内外的各种语言流变。[45]语言的扩散性和流动性导致的文学、文化问题极其复杂，这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中多有论述，此不赘言。空间的位移使得“语言”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海外学人作为汉语扩散和流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悟，以此出发，他们认为作为语言精粹表现的文学必须予以重新考量。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讲，“Sinophone”话语的建构是海外华人学者的一次理论介入。无疑，海外学人希望以“Sinophone”话语来瓦解海内外华文文学的等级秩序和“一统”神话。

必须注意的是，“Sinophone”话语并不是国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的理论创造，而是在英语语境之中的海外华人学者的有意生产。上文已经提到华文文学已经出现各种新状况，“国家文学史”日益面临难题，理论因此必须对文学生态的变化做出回应。当国内学者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国家叙事”，仍然在“海外华文文学”或者“世界华文文学”框架内摸索着解决问题时，海外华人学者更换了看待问题的角度，对大陆学界存而不论或者论而不进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各区域的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得以建构，大陆学界的文学中心主义遭到解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大陆的学者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海外学者同样必须与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妥协与合作），但也不能不承认海外学者的理论勇气和学术品质充当了“Sinophone”话语这一新生事物的催化剂。身处海外饱受西方学术规训而又有着丰富的海外华文文学经验的华人学者具有各种便利和优势，可以对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的盛大表演做出更灵活的思考。事实上，有关“Sinophone”的相关研究自80年代便已经在海外汉学领域开始，但直到90年代，后殖民主义几乎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论述话语之后，它才开始产生命名难题和理论生命，才开始为人所知晓和重视。在后殖民时代，面对华文文学新的生态，海外华人学者如何在文学批评理论界继续有所作为？“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提出便是这一反思的结果。一旦这一概念被提出，其定义与辨析便成为首要问题，“名”与“实”的焦虑由是产生。但“Sinophone”的提出既是焦虑的表现，也可能是问题的开始。王德威将其称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46]。在这样一个理论话语框架下，海外学人希望借助此一富有争议的话题，让更多的相关人士参与发言和对话，让世界各区域华文文学的问题复杂性、多义性呈现出来。

在西方学术话语圈内，中国文学的研究显然是边缘的。面对强势的西方理论话语，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的学术“反哺”逐步开始，他们不断对中国文学的纵深（以时空为坐标）做出更为关切的考察，将华文文学研究推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理论舞台。随着“跨界”成为普遍的事实，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逐渐形成一个话语场，文学的政治地理疆界被打破，语言和文学在现实世界之外逐渐形成另外一个多元的“世界”。“Sinophone Literature”可以说也是与此有关的一个理论尝试和学术成果。因此，可以说“Sinophone Literature”既是面对华文文学的一种回应和反思，也是积极介入西方学术话语圈的一种尝试。作为“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主倡者和实践者之一的王德威就曾多次谈到，“Sinophone”话语除了必须置入华文文学的现实语境予以考察，还必须放置于英语世界的现实话语脉络予以定位：正是因为有了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班牙语语系（Hispanophone）、葡萄牙语语系（Lusophone）等，才有华语语系“Sinophone”的相应出现。将华语语系与其他各种语系相提并论，并不表明在西方学术语境之中它们已经平起平坐，但至少可以部分地提高华裔/华语的位次，同时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对话。由此可见，“Sinophone”的提出合情合理并且极其必要。虽然这一新的尚未成熟的理论术语并不表明它可以更新华文文学研究范式，但它的确可以给我们许多新的话题和可能性，它的理论能量和生命力值得期许。

“Sinophone”作为20世纪海外中国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理论术语，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而正是因为“Sinophone”是新生事物，其流动性和复杂性使得海外学者对此并未形成共识，至今仍然争议不断。我们不妨以“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两个代表人物王德威和史书美为例来作一说明。王德威并不是“SinophoneLiterature”的首倡者，在他前后，张错、史书美、鲁晓鹏、黄秀玲都曾使用“Sinophone”话语。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王德威无疑是“Sinophone”话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和积极践行者。王德威的理论勇气在于他宽容而大气地呼唤“Sinophone Literature”应该将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外”（张爱玲语）：在反对中国大陆文学“定于一尊”的“中心情结”之时，他认为“Sinophone Literature”应该是包含了大陆文学的综合性指称，即世界所有区域的华文文学书写。在确立各区域和社群的华文文学的主体性的基础上，王德威并不惧怕文学的“越界建构”，而是再三强调“众声喧哗”的对话及其可能性。同时，他也注意到了“Sinophone”与其他各种“phone”的不同之处。因此，他所谓的“Sinophone Literature”也就有了宏大的气象。而与之相比，史书美似乎更乐意以“华语语系文学”来指称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外和大陆周边以华文为母语的作家在地的华文书写，同时她将“SinophoneLiterature”变成了像其他“语系”一样的殖民地文学。此一做法因为试图独占“Sinophone Literature”的理论优先权，无疑将大陆文学视为铁板一块的政治文化霸权而将之排除在外。虽然在200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c）[47]一书中，史书美将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的中文书写也归于“SinophoneLiterature”，但其理论视野与王德威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争议持续不断，但它的存在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SinophoneLiterature”的理论生命力正是在于它能引起注意和对话。无论是海内外的冲突与对话，还是海外学者内部的激烈思辨，“SinophoneLiterature”的能量都由此逐渐释放开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新的思考和想象入口。2007年12月6—8日由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表明了“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来自中国内地/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近30 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会议就“Sinophone Literature”的相关问题做了多方面研讨，形成几次争论的高潮。在哈佛大学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此后，“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越来越引起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注意，它对国内华文文学研究和多元文学史的书写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8]

三、Sinophone Literature：应用及问题

“Sinophone”话语是在流散/离散语境之中提出来的，与全球化与后殖民观念有着深层的关联，具有深刻的针对性、批判性和主体性。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并没有采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的“殖民主义”政策，也没有完全被殖民化的经验，而且中国确实是世界各地众多使用中国语言定居者的祖居地，这与殖民主义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不同。因而“Sinophone”话语虽然在后殖民主义基础之上获得了新的理论动力，但是它的内涵却远超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事实上，“Sinophone”话语一出现并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一张超越了后殖民话语局限的更为复杂的对话网络。正因如此，后殖民理论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华语语系。在王德威的论述之中，“Sinophone Literature”并非一种殖民地文学，华语语系区别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葡萄牙语语系等“语系”。而史书美对于“Sinophone”话语的操作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她将“Sinophone”类比于法语语系，使得“Sinophone Literature”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文学，但这位有着强烈理论批判锋芒的女学者在论述华语语系时还是指出了“后殖民”的不足和缺憾：后殖民研究主要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及其结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被殖民者与其他被殖民者的关系。[49]这种被殖民者与其他被殖民者关系的研究，史书美称为“跨殖民研究”，这无疑是她的洞见。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之中，史书美却将中国大陆排除在“Sinophone”之外，并视其为“霸权实体”和某种“殖民力量”，“中国”（China）和“中国性”（Chineseness）成为她的解构对象。史书美将“Sinophone”定义为“一个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和中国性边缘的文化产品集结地，在那里，大陆的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的多样化与本土化的历史性进展”（a network of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utside China and on the margin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where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heterogenizing and localizing of continent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several centuries）[50]，这无疑又是吊诡地沿用后殖民的内涵。然而历史事实是，在中国大陆与其他华语语系区域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殖民关系，“华语语系”区别于“法语语系”，有着多民族、多语言（方言）的“中国”也并非铁板一块。鲁晓鹏的一番反问颇为有力：“什么是中国？或什么是中国中心主义？它是指以国土面积和人口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吗？它是指对台湾和香港的政府政策吗？它是指语言和方言如何被中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吗？13 亿人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吗？”（What is China ？Or what is China centrism ？Is it the sheer dominant size of the landmass and population ？Is i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it how language and dialects are used on a daily basis b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1.3 billion people one monolithic entity ？）[51]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进入“Sinophone Literature”之前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前提或状况。

前文已经谈到，“Sinophone”话语偏重从“语言”这一角度来切入华文文学研究。“华语”（或汉语、华文、中文等）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及其创作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性”与“本土性”两者的关系。在应用“Sinophone Literature”之时，“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张力结构一度成为一个理论焦点。本文所谓的“中国性”，就是指使用华语的海外华人及其创作呈现出的与其他族裔所不同的特点；“本土性”则是在地的语言沟通和文化实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52]“中国性”和“本土性”并非截然对立，两者的共生局面已成常态，而其复杂纠葛伴随着“Sinophone Literature”整个的研究过程，我们必须将两者的关系放置于具体的语境下予以考察。比如，“中国性”在某些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海外华人身上还保留得比较完整，在华语文学文化与在地语言文化交融之后，“中国性”和“本土性”这两者的关系却显得暧昧不清。在“中国性”和“本土性”的辩证中，“Sinophone Literature”呈现出动态的魅力。这也正是史书美等人要解构本质化的“中国”和“中国性”等概念的原因。“SinophoneLiterature”最大的一个优点在于可以对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给予历史的尊重和进行切实的了解，从而在“本土性”建构的基础上从地域的角度切入华文文学比较研究，重视文学与区域（国家）的微妙互动。这种“本土性”建构的理论冲动来源于反殖民和去中心化的关切。在海外学者看来，这意味着既要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殖民”，也要警惕大中国主义的“收编”。身处殖民语境之中的华文文学必须用“本土性”抵抗“被殖民”的危险，而又必须对文学的大中国主义保持理论的清醒。以30年代的马华文学为例，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效地充当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和后来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化符号，但是我们也很难说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马华文学在在地文化的影响下，经受了多重文化的熔炼，已经显现出自己独特的创作谱系和创作特点。如此一来，在这一区域“中国性”与“本土性”的交融就产生了一种“本土中国性”（朱崇科语），并因此使得较为成熟的马华文学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面貌。因此，“Sinophone Literature”必须对这种“本土中国性”做出更为准确而详尽的观察，在此基础上一视同仁，进行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

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提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无疑对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有着自觉的强调，“因为每一在地实践和批评有它的伦理上的不可避免性，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对诸中心论的彻底的分析和反驳，对反中心的华文化主体的建构”[53]。即使是有着宽广视野的王德威所言的将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外”的策略性做法同样隐含着这样的立场和意图。在他看来，面对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四海归心、万流归宗的大中国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打开全新的研究视野。在对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包括大陆文学）一视同仁的情况下，王德威认为海内外的学者必须打破画地自限的做法，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产生好奇和尊重，并在“Sinophone Literature”内进行“比较文学”的工作。除了大力倡导“Sinophone Literature”，王德威也开始将之付诸实践。在2006年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工作坊中，王德威邀请了8 位知名的华文文学作家就“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话题进行研讨，并将工作坊成果发表于2006年第9期的《上海文学》。《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书的出版亦可视为此一方面的操作尝试。而在较早探讨华语语系的史书美看来，“Sinophone Literature”的建构必须更为彻底地指向本土性，并人为地将流散/离散中的悲凉凄苦、隔海怀乡的成分剔除，从而将“China”排除在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因此是反离散的在地实践，探索在地的政治主体的华语文化生产，而不是流放或离散主体的自恋式的怀乡母国症”。[54]出于对中国大陆的敏感与偏见，史书美同时指陈中国大陆为香港的一种“殖民”力量（在其跨殖民研究中，她集中探讨了台湾和1997年回归前的香港作为“被殖民地”关系的两个个案），并称大陆的普通话是“内部殖民”。“当华语语系表达的文化成为中国中心主义的同谋，他们便失去了其作为抵制与变革身份的关键功能”（When Sinophone expressive cultures become complicit with China centrism，they lose their articulatory function as the fulcrum of resistant and transformative identities）[55]，史书美以“抵制中国”的姿态如此说道。在此前提下来讨论和应用“Sinophone Literature”，无疑是在凸显“本土性”而力图将“中国性”（她眼里的“中国性”实质上是“当代大陆性”）消解乃至忽略。激进的“反抗”姿态和“去中心化”情结使得史书美的研究格局日益狭小，割裂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的根性联系和现实关联。这种强硬的“反中心”态度可能是某种理论策略，但也是出于对大陆文学的无知与偏见。既然已经意识到整个华语地区不可避免的跨国环境，那么撇开中国大陆去谈“华语语系”，显然是不完整乃至自相矛盾的。

“Sinophone”话语还波及电影、音乐等其他文化领域。2009年3月在台湾中山大学（高雄）召开的“离散与亚洲华语语系电影”研讨会便是一例。但在应用的过程中，“Sinophone”话语又面临分歧和难题。作为“Sinophone”话语主倡者之一的史书美也认为“Sinophone”可以应用于电影、音乐等领域，并根据“Sinophone”的搭配对象来确定各种含义：华语文学、华语电影、华语流行音乐等。史书美的意图在于以“Sinophone”取代“Chinese”而使之成为一个“疆土性”的概念，将中国大陆文化主体排除在外。在实际操作中，她又将“普通话”进行了误读，视其为“内部殖民”的帮凶，有着对语言政治过度发挥的嫌疑。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一书的第一章中，史书美对于李安及其作品的分析因此遭遇“瓶颈”：她一方面看到了李安作为导演的国家/离散身份，但另一方面却无力解释李安作品的“跨国”性质。李安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来自台湾和美国的华语语系文化生产的一个典型实例，那么他们如何抵制中国中心主义？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王德威则认为史书美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的做法可能分解“Sinophone”话语的理论威力，因而持反对意见。事实上，这一由海外学者提出的概念在电影领域应用之时还处于意见不一的“混乱”状态，比如鲁晓鹏就更多地使用“跨国华语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和“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这两个概念。而“Sinophone”话语如果应用于文学领域，它如何防止声音所透露出来的理想主义立场的盲点？“语言”究竟是指“写作语言”还是“沟通语言”？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尤其是“Sinophone Literature”的“去中国化”倾向更是令人担忧。如果无视历史、地缘、语言、文化造成的冲突、对话、融合等复杂局面，而一厢情愿地“反殖民”“去中心化”，“Sinophone Literature”可能会带来更多应用者想不到的问题并失去它的理论生命力。而如何跳出中心与边缘的思维，进行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经验。在海外关于“Sinophone”的相关会议上，整体上来说大家主要探讨的对象还是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新马和美国等地的华文文学。以上种种现象都表明“Sinophone”话语目前还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

四、“世界华文文学”的参照系

“Sinophone Literature”如果将中国大陆/内地、台港澳、海外等区域的文学表现都纳入研究范围，那么其意义将超越“边缘诗学”。它使得原本处于大陆现当代文学史边缘位置的“海外华文文学”（还有“华人文学”“华语文学”“海外文学”等命名），在海外学人的理论运作下，跳出了中心与边缘、异乡与原乡、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获得了崭新的学术话语空间。“Sinophone Literature”基于海外立场，更为深刻地认识了世界各区域和社群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从而在确立各区域和社群华文文学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得华文文学的复杂性得以更好地呈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SinophoneLiterature”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经验，而是流散/离散主体的文学生产如何反映、铭刻、记忆离散经验的特殊历史。在反殖民、去中心化方面，“Sinophone Literature”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从而对华文文学/文化的跨国流通和消费做出了自己的评判。面对20世纪以来海内外华文文学/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势以及国界、族裔、文化等多重跨越的现状，理论界该如何应对？海内外学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在概念应用方面，大陆学界习惯于用“世界华文文学”等说法，来指涉以大陆为中心所辐射出去的域外文学的总称；而海外学界则对这种“大陆文学中心”十分敏感，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和“殖民化”倾向。就目前来说，“SinophoneLiterature”可以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参照系，给我们有益的启发。对比两者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说法自有其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和“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的日益成熟，两者对话的可能性也将日益增大。

站在流散/离散立场上的“Sinophone Literature”的研究者们对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现状颇有意见。在海外学者看来，在过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尽管台港澳、海外等区域的文学表现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但潜在的“中心主义”情结使得各区域文学往往并不处于平等位置，同时各区域文学的内在关联也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割裂。这种研究状况一如王德威所言：“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个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他。相对‘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别的不说，大陆现当代文学界领衔人物行有余力，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作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56]可以说，正是出于对“收编”、遮蔽的异议，使得海外华人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理路，以“边缘”谋求与“主流”对话。如果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仍然或隐或显地以“大陆文学”为中心构建“文学中华”，追求“一体化”和“大同诗学”的话[57]，那么应用“Sinophone Literature”的海外学者就是要彻底地反中心：既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又从语言这一角度提出中国本土文学界各区域“众声喧哗”的可能性。换言之，大陆学界将“世界华文文学”视为整合海内外华文文学/文化的名词，而海外学者将“Sinophone Literature”看成一张平等的多重对话的网络。海内外学者出于言说位置和入思视角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虽然饶芃子等国内学者早已倡导和实践将“比较文学”的方法运用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之中，[58]“世界华文文学”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拓展，但这两种概念所显露出的研究旨归迥然相异。

“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还有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大陆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了对“大陆文学”以外的“华文文学”进行拓荒式的研究并卓有成效。随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日益成熟和学科意识的逐步萌发，它逐渐脱离了“中国文学”学科的论述框架。国内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的重要性，并对它做了明确的界定：“世界华文文学，指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它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使用同一的语言，源于共同文学传统的审美价值，拥有共同的作者群、读者群、媒介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59]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华文文学”仍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对“华文文学”语言、美学精神、文学传统、价值理念的一致性（统一性）有着强烈的追求。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统一性乃至本质性的思维极其明显。虽然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内存在着“多元中心论”，并且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在研究资料日益充足的条件下加强了对海外华文文学个案、专题的研究，但“如何解决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海外华人作家民族身份、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国家身份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何探究华文文学系统内部的传播、衍生、演变的错综构造”[60]，“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们并没有给出足具说服力的学理回答。与之相比，站在流散/离散立场的海外华人学者天然地对在地文学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流散/离散文本的复杂性有着更多的体悟和敬意，破除了“本质主义”思维，在反殖民、去中心化的前提下试图去寻找华文文学多元、破碎、复杂的构成状况。由此出发，他们提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就破除了文学的“民族主义”迷思，而试图用文学的普遍标准对海内外的华文文学加以评判。

在理论方法方面，“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无疑可以给“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启迪。对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的归纳总结仍然是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惯用的研究方式，这无疑值得反思。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目前仍然以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为主，在整个文学教学和研究体制中还需更好地处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因其具备多重文化背景，因而为研究者带来了更大的研究难度。“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一直处于变动状态，这使得它的学科身份一直难以确定，这正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复杂性决定的。这种状况的存在要求国内的研究者以更为深广的视野、更为多元的方法来对华文文学进行观照，促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成熟和发展。“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倡导者饶芃子教授就曾反复提出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身份理论等方法来总体上认识、把握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文化、历史、审美三者的结合，提升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品质。事实上，这也正是得地利之先的“Sinophone Literature”的研究者一直在践行的做法。7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在欧美人文领域轮番登场，“理论热”成为学者们治学的一大标志。在深受西方学院的学术训练之后，海外华人学者提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自然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理论场域。在他们的批评文本中，我们往往容易发现多种理论方法交叉使用的状况（史书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某些时候海外学者不免为理论所“自伤”，但这种理论的优势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所要借鉴的。

尽管如此，研究旨归、价值立场和理论方法的不同并不表明海内外学界不能就广义的“华文文学”研究形成对话。无论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还是“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扩容之后的理论成果。正是认识到华文文学的历史构成和存在现状远非“中国文学”所能涵括，才有对海内外各区域华文文学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事实上，两种理论架构都面临诸多共同的问题。比如，各区域华文文学历史纵深讨论的不足、“语言”与“身份”的辩证、“中国性”与“本土性”的纠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些问题加以挖掘、厘清。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意识”面前，近些年来国内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不断汲取海外“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的优秀成果，而国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展也在不断地刺激着海外的“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Sinophone Literature”使得海内外各区域的华文文学在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基础上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对话，超越了“主流”和“支流”、“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论述话语的局限性。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得以在“SinophoneLiterature”的网络中形成一个阔大的“联盟”。打破海内外各区域华文文学之间的藩篱和对立，呈现它们彼此参差对照、众声喧哗的局面，凸显对文学“空间”维度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土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面对海内外的分歧和隔膜，在承认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研究局限之外，我们必须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平等对话的态度，形成一种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这或许才是我们目前“华文文学”研究新的进路。正如王德威所说：“‘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如此才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而以‘离散’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孽子’情结，或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61]只有撇开对彼此的成见和偏见，认识到不同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不同立场，不断加强对话，推动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形成与建构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