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及本书构成
1976年，在日本也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前后仅本书涉及的战后知识分子，就有花田清辉（1974）、武田泰淳（1976）、竹内好（1977）和中野重治（1979）相继辞世，石母田正则在1986年逝世。它标志着一个时代——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时代，也即鲁迅论最辉煌的时期的终结。这一代人以各种方式，如逢十纪念的形式，将被压迫民族的伟大作家鲁迅推向思想论坛的中心，使鲁迅发挥了远远超过西方思想家如萨特的影响力。战后主体性论争、斯大林批判、早期马克思异化思想重估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知识分子立场，影响深深及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思想论坛，但依然局限于哲学理论和知识分子启蒙方面。而鲁迅所发挥的思想影响力，则可谓整体的、全方位的。世界殖民体制与反殖民斗争的激荡，东西方冷战对抗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成就和缺失，亚洲民族解放的现实与日本民族主义走向国家法西斯的历史，还有战争与革命造成的中日近现代历史的同时代性，乃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涉及的种种问题，都是战后日本知识者思考鲁迅的现实背景。
战后三十年，也是丸山真男所谓日本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开国”时代(50)，知识者以对侵略战争的自责和对未来的憧憬——“悔恨共同体”——为依托，利用手中知识在推进舆论形成和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启蒙的主导作用。与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属于“后发型”，其经济社会文化改革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推动。这种“极端国家主义体制”未能给知识者预留更多发挥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作用的空间。而1945年的战败使“国家”一时出现真空状态。知识者得以发挥观念的力量，思想得以化成实践性的行动，由此打开一个辉煌的“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启蒙时代。在此语境下，日本知识者面对本民族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推向思想论坛的中心，他们有力地激活了鲁迅文学中深藏着的宝贵的实践性要素。鲁迅成了他们思考战后种种思想课题的参照，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尺。如果再结合“二战”后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鲁迅传播影响的历史，则可以说鲁迅文学的世界意义首先是在东亚得到体现的，因为在此地鲁迅直接参与了人们改造社会和思想斗争的实践。
我想，这将促使中国学界自我反思。近代中国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鲁迅，但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未能将其推向世界的中心位置？正如美国学者寇志明所追问的：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者的普遍焦虑吗？日本人致力于把鲁迅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他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为什么用这种混合着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鲁迅倡导一种让人民更强大的民族主义，以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像竹内好倡导真正的现代性，反对那些浮于表面的伪现代性一样”。(51)这个曾经“失败”的日本民族，其知识精英在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创造了他们战后的“鲁迅像”。这个“鲁迅像”有时也不免有“圣化”乃至脱离中国现代史语境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面对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课题，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他们甚至指责其“偏至”。(52)中国学术界不能用一般的学术规范和单纯的本国视野来衡量其成就与缺陷，而应当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们何以如此言说鲁迅，在深入开掘那段特殊历史情境中的一个个案例的同时，结合“二战”后亚洲乃至世界大势来做出判断。这样，我们才能与日本知识者共享这份珍贵的鲁迅论遗产，才能重新认识诞生于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的民族身份和世界意义——超越民族性的界域走向世界普遍性的契机。
诞生于中国的作家鲁迅在1936年与世长辞之后，却于异域日本获得了新的思想生命，这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长久思考。以上所论，主要聚焦于战后日本思想论坛，通过整理逢十纪念过程中鲁迅如何被言说并在异域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参照作用，大致描绘出活在日本的鲁迅形象。实际上，在思想论坛之外另有一个学院里的鲁迅研究也得到蓬勃发展并形成了传统。两者虽然场域不同却也相互交叉而多有联系，并共享同一个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本书以下将主要讨论日本学院里的鲁迅研究传统之形成。这个研究传统，包括认识鲁迅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史语境，主要观点的确立与阐释架构的形成及其方法论视角的前后演变。重点在于梳理学术传承的内在理路，尤其关注那些构筑起独自的“鲁迅像”之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例如，竹内好那个充满“赎罪的心情”而执着抵抗的文学者鲁迅，丸山升那个片刻不曾离开中国政治过程的革命人鲁迅，木山英雄那个穿越对死亡的深度思考而获得新生的诗人之哲学思考者鲁迅，伊藤虎丸那个象征着新亚洲个人主体性原型的鲁迅，还有丸尾常喜的在土俗民间世界获得反现代立场的现代主义者鲁迅，以及代田智明的通过对1930年代上海文化所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之批判而达到后现代境界的鲁迅形象……代表性学者之外，本书还特设一个章节讨论战后七十余年来的《野草》研究历程，以之为个案力图呈现日本学者在文本内部分析和外部关系研究方面的精致功夫和卓越贡献。
与此同时，我将把战后至今的日本鲁迅研究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并强调七十余年来的日本鲁迅论实际上出现过两个高峰。如果说，上述由竹内好所开创并以丸山升、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那么，在稍后的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以北冈正子、丸尾常喜、藤井省三和代田智明等为代表的另一个高峰。如前所述，两个高峰之间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大规模社会抵抗运动的消退所象征的“政治季节”的终结。与西欧1960年代后期的思潮相仿佛，这时期的日本也出现了从“存在到结构”的思想关注焦点的转向，存在主义式的主体论和关于革命、解放等观念的本体论思考，逐渐让位于从结构乃至解构的角度来反省和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此种变化自然影响到鲁迅论的走向，使作为一个整体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呈现出前后不同又包含内在联系的发展局面。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凸显的是鲁迅特有的抵抗精神和革命要素，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深化了对其思想文学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的开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课题和关注重心的变化伴随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即战后三十年里思想论坛上非常显著的以思想斗争和政治介入的姿态讨论鲁迅的方式逐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更加技术性和学科化的研究。作为对象的鲁迅，也从政治斗争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物的位置转回到一般“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场域了。
这种思想政治问题的学术化，可能将对象原本具有的思想内涵和政治价值的某个方面遮蔽掉，从而削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应有的文化政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价值取向。不过，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虽然“学术化”的倾向明显，但竹内好的传统特别是他借鲁迅以讨论思想问题的工作方式和批判立场还是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因此，在实证分析成为主流，研究进一步技术化、规范化的同时，日本学者依然对关乎鲁迅思想精神的重大问题有深入的探讨。像丸尾常喜、代田智明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研究最终推到鲁迅与现代性的问题上来，从而对在现代性之追求中批判现代，或者鲁迅思想文学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有了深度开掘。这无疑是日本鲁迅研究所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与对抵抗精神和革命要素的阐发使我们注意到1950年代之后在中国逐渐旁落的鲁迅精神之某个方面一样，“反现代的现代性”议题将促使我们在一个更高的文化政治层面上理解鲁迅思想文学的特征及其与现时代的内在联系。
2006年，在韩国举办的鲁迅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逝世七十周年学术研讨纪念活动上，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做了题为“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的发言。这是一篇回顾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复杂历程的非常简要而精彩的讲演。作为来自历史现场的报告，该文对研究战后日本的鲁迅论具有指导意义。本书将主要沿着木山英雄提供的线索深入开掘下去，力争全景式地复原那段极具特殊意味的鲁迅研究学术史图景。
(1) Eureka是古希腊语，意为“发现自我”。
(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太平洋学会”。该学会为1925年在美国创立的以研究亚洲和日本为主的国际性研究机构，因培养出中国研究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和日本政治史学者哈弗·诺曼等著称于世。成立之初有美国、中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十余国学者参加，1950年代主要成员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学会遂于1960年解散。该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最初的两次年会在美国檀香山，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中国上海，第五次在加拿大，第六次在美国加州举办。
(3) 参见佐藤泉《1950年代：批评的政治学》，中央公论新社，2018年，第55页、第70—77页。
(4) 竹内好《关于鲁迅的死》，载1946年《朝日评论》10月号。
(5) 分别载于1956年10月19日《西日本新闻》、岩波书店《文学》1956年10月号“鲁迅特集”和丸善书店《学灯》1956年12月号。
(6) 参见《鲁迅》序章“关于生与死”，创元社，1944年。
(7) 载《东洋文化讲座》第3卷“东洋的社会伦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白日书院，1948年。后收入文集时，改题为《何谓近代》。
(8)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6页。译文略有改动，后不一一标注。
(9) 远山茂树《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载《中央公论》1951年6月号。
(10)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6页。
(11) 参见《日本的民族主义》（1951），收入《丸山真男集》第5卷，岩波书店，1995年。
(12) 竹内好《鲁迅的问题性》，收入《竹内好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81年。
(13) 石母田正《击碎坚冰》，载《历史评论》3卷5号，1948年6月。
(14) 石母田正《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历史学的课题与方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
(15) 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第291页。
(16) 新日本文学会创立于1945年，2005年解散。作为战后日共影响下的全国文学团体，六十年间它积极推动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培养了宫本百合子、小田切秀雄、花田清辉、野间宏、安部公房、竹内实、佐佐木基一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17) “近代文学派”也称“战后派文学”，因1946年创刊的《近代文学》杂志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荒正人、平野谦、埴谷雄高、本多秋五等。他们对过去的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持批判态度，注重人的主体性建构。1964年杂志停刊，该文学流派也逐渐衰落。
(18) 参见久野收、鹤见俊辅、藤井省三《战后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2010年。
(19) 载《新日本文学》1946年7月号。
(20) 参见本多秋五《物语战后文学史（下）》，岩波书店，1992年，第248页。
(21) 参见本多秋五《物语战后文学史（上)》，岩波书店，1992年，第53页。
(22) 实际上是因受到1950年苏联-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表的批判日共路线的《关于日共的情况》的冲击，而于日共内部出现以德田球一为代表的主流派（“所感派”）和以宫本显治等为代表的非主流派（“国际派”）的对立与分裂，作为“国际派”的中野重治与“所感派”的政治分歧导致了论争。
(23) 中野重治1902年生，日本福井县人。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1926年，就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发表《艺术并非政治性价值》，直接参与“艺术之价值”论争。1931年加入日共后次年便遭逮捕，1934年5月“转向”出狱。战后的1945年重新入党并成为新日本文学会的主要领导者（1949—1961年担任书记长）。1964年新日本文学会第11次大会召开，因在中苏论战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停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与日共指导部意见对立，被开除出党。1979年病逝。
(24) 大概有14篇，集中收于筑摩书房1976年开始发行的新版28卷本《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
(25) 竹内好《鲁迅的祭日》（1952），收《竹内好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81年。
(26) 参见中野重治《鲁迅先生祭日》（1949）、《某一侧面》（1956）、《鲁迅研究杂感》（1967）等。
(27) 载《新日本文学》1949年12月号。
(28) 《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筑摩书房，1976—1980年，第644页。
(29) 《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筑摩书房，1976—1980年，第645页。
(30) 除此之外，中野重治在1956年的纪念活动中还有一篇《日本历史问题》，载《新日本文学》特辑“鲁迅死后二十年”，1956年10月号。
(31) 《艺术小说的重要意义》，收《奥野健男：文艺时评（上卷）》，河出书房新社，1993年。
(32) 两文分别为《鲁迅——其文学与革命》《鲁迅的文学与革命》，后均收入竹内芳郎《文化与革命》一书，盛田书店，1969年。
(33) 竹内芳郎《文化与革命》，盛田书店，1969年，第137—140页。
(34) 参见吉本隆明《丸山真男论》，一桥新闻部，1963年。
(35) 参见絓秀实《吉本隆明的时代》，作品社，2008年，第98—108页。
(36) 例如，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曾组成“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龟井胜一郎主持）并提出活动方案，但遭到竹内好的反对。而中国“文革”的突然爆发，也致使活动中途停止。参见“年谱”，收入《竹内好全集》第17卷，筑摩书房，1982年，第318页。
(37) 佐佐木基一、竹内实编《鲁迅与当代》，劲草书房，1968年。
(38) 竹内荣美子《中野重治——其人与文学》，勉诚出版，2004年，第134—142页。
(39) 《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筑摩书房，1977年，第698页。须对这段引文中提到的事项略作解释：1.鲁迅谈到中野重治的“转向”是在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信中。2.鲁迅赠中野重治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为所印103部的第36部，大概是托鹿地亘代送的。3.1936年10月22日鲁迅安葬日，作为抬棺人的12位青年中鹿地亘是唯一的外国人。4.1957年10月应中国作家协会等邀请，中野重治作为团长率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其间，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之际发现这则由鲁迅等9人署名的为小林多喜二募捐的启示，该文刊于1933年6月1日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
(40) 花田清辉：1909年福冈市生人，早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战后，在成为“近代文学派”同人的同时，也于1949年加入新日本文学会和日本共产党。1950年代前期曾担任《新日本文学》杂志主编。在文艺批评和戏剧创作上成就卓著，被视为“战后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41) 后来，他在与吉本隆明的论争中被贴上法西斯主义者（战前参与右翼“东方会”的杂志编辑工作，战后固守斯大林式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签，而渐渐失去影响力。参见絓秀实《吉本隆明的时代》，作品社，2008年，第98—101页。
(42) 花田清辉《复兴期的精神·后记》，未来社，1959年，第274—275页。
(43) 冈庭升《亚洲的近代》，载《Eureka诗与批评》杂志“鲁迅：东（转下页）（接上页）洋思维的复权”特辑，1976年。
(44) 参见丸尾常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岩波书店，1993年。
(45) 参见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46) 参见木山英雄《也算经验》，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47) 《竹内好全集》第3卷，筑摩书房，1981年，第467—468页。此文为1976年10月18日在岩波文化讲演会上的讲稿。
(48) 长谷川四郎《戏曲：故事新编》“前言”，河出书房新社，1975年。
(49)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2页。
(50) 第一次为室町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明治维新时代。参见《丸山真男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46—47页。
(51) 寇志明《竹内好的鲁迅·中国的竹内好》，载《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1期。
(52) 李明晖《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生机与偏至》，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