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雁难飞
“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回到镇海的陈绶卿一家人，住进了白家浦陈氏祖居老宅旁新修的屋子。陈家祖籍河南，老宅大门上写着“颍川世系”四个大字，绶卿的父亲陈贤哉是个家道殷实的工商业者，开过肉店、米行，自创手工织布作坊，后来当了县城规模最大的公益织布厂的“阿大”（经理）。据说他是一个不讲情面、连自己进厂的亲戚也敢“压榨”的厉害角色，人称“陈老虎”，不过此时已经过世了。他的四个儿子分住在新旧两处宅院里，二儿子陈绶卿一家和他四弟一家同住新宅，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也还维持着相当的体面。
但“陈老虎”早已出嫁的独生女陈玉，也就是曾到沈阳帮助陈绶卿照料前妻儿女的那位姑妈，境遇却完全不同。她所嫁的是镇海乍浦开“过塘行”（一种居间业）的一户人家，姓朱，原先家产颇丰，因为一场大火差不多烧光了，加之丈夫是个浪荡公子，终年抽鸦片，混迹于纸醉金迷的上海滩，五十岁那年竟将自个儿的性命也丢在四马路口的一家茶楼上，家道从此败落，一家人的生计艰难亦可想而知。难得的是，独自挑起了抚养六个子女重担的陈玉是个性格坚强、吃苦耐劳的女性，她在自己父亲当经理的厂里做了二十年织布工，靠一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还要忍受“老虎”父亲对不争气女婿的责骂，应付“禁毒”官员上门查抄、抓人等种种难堪……由于家贫，她将两个大男孩拉扯到小学毕业，就送出去学手艺自谋生路。此时小儿子晓光也小学毕业了，虽无钱进中学，做母亲的却舍不得让他像两个哥哥那样出门当学徒挨打受气。正好二弟陈绶卿一家南归，师范毕业的弟媳亲自为辍学在家的女儿们当“家教”，陈玉便拜托朱谌之收留晓光这个“临时学童”，同表妹们一起读书。陈家两个大一点儿的男孩都在外地读书，家中没有男劳力，已是小伙子的晓光手脚还勤快，也好帮助舅母家做点杂活。
没过多久，陈家新宅门里出了一桩大事：陈绶卿回镇海的第二年，农历七月半，受岳父朱云水的盛情邀约，去东门朱家大院吃“羹饭”，不知怎的，当晚回到白家浦家中就闹肚子疼，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朱谌之要送他去看西医，陈绶卿却坚持要让熟悉的一位老中医上门就诊，结果那老中医开了几服中药服下后，第二天仍不见起色。第三天，家人将已经虚脱昏迷的病人抬进县城里唯一的西医院，大夫确诊是当时正在流行的疫病霍乱，赶紧打针抢救，但终因延误了治疗的时间，当晚，陈绶卿就撇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含恨西去，年仅四十三岁。令人惋惜的是，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已给他发来聘书，说好下个月就要到首都上任，造了一辈子枪械又亲历过东三省沦陷的兵工技师，好不容易有了施展才能、报效国家的机会，却被害人的瘟神断送了一切。
朱谌之经受住了命运的沉重打击，她强忍着失去夫婿的哀痛，硬撑着柔弱的身体，在那样一个半旧不新、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的大家庭中，主持和料理丧事。数不清的繁文缛节、方方面面的应对，使她心力交瘁，好像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送走亲人以后，随之而来的，并非清闲无事的日子，而是压上肩头的家庭生活重担，是大大小小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
至今仍为陈家后人所怀念和称赞的，是这位二太太办事的能力、干练的作风与厚道的人品——所谓“苦难是才干和美德的培养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陈绶卿过世后成了新宅院当家人的朱谌之，不仅将绶卿的后事办得很体面、很风光，在对待绶卿前妻的子女、处理绶卿遗产等问题上，也表现出她的公正和大度。
绶卿和前妻周氏所生的两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长子陈方元在上海读完中学后弃学从商，父亲过世前刚为他在家乡操办了从小指腹为婚的一桩婚事。绶卿死后，在上海读大学的二子陈方胜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并且经亲友介绍在家乡相好了一门亲，他的婚事便顺理成章地由继母朱谌之一手操办了。而这时陈家的景况大不如前，父亲一死，断了经济来源，家底已很薄，朱谌之为了让二公子的婚礼不因为绶卿不在而让人看了寒碜，便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拿出一笔款项来补贴用度，总算把新媳妇风风光光地接进了陈家的门，小两口的喜事办得丝毫也不比哥嫂的逊色。
朱枫三十岁时在家乡镇海
两个儿子成了家，在上海和天津也都找到了工作。身边的女儿们也一天天大起来，绶卿和前妻所生的长女陈宜，回乡几年后嫁到她姑妈陈玉家，做了她二儿子朱曦光的妻子——这种“亲上加亲”的近亲联姻，在那个时代相当普遍，也使陈玉和朱谌之的姑嫂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两家之间的来往也更多。此外，绶卿和前妻所生的二女儿阿菊，也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从小就倔强、个性强、胆子大的阿菊，也在继母的安排下，通过朱谌之五妹雪凤的关系去上海学无线电，因为雪凤的丈夫韩某在一家电台做事，孩子到他那里去既能学到技术，也好有个照应。
就这样，绶卿和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有了“着落”，身为继母的朱谌之便将亡夫所留下的全部财产，分割为四份，给了他们每人八百大洋——这在抗战前的旧中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也是善于理财的朱谌之自沈阳南归后，经过了家庭的许多重大变故和办事耗费，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积攒下来的；而她将这笔遗产全部拿出来，没有给自己所生的两个女儿留一个子儿，这对金钱社会里一个妇道人家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多年以后，朱谌之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一次次“仗义疏财”，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还成为上海地下党经济战线上一名受人称道的“理财专家”，看来都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持家用和帮助亲友，朱谌之将早年母亲和外祖母留赠给她的那笔遗产，也做了合理和长远的安排：一方面，她托人在上海的银行里保存了部分贵重的首饰；另一方面，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计和投资。她亲自去上海一家制衣公司学习缝纫，并带回来两台当时很先进的缝纫机（可以绣花），一台送给了已经嫁到姑妈家的陈宜，一台自己用。当她的亲姐姐宝凤和丈夫在武汉开办大陆童装店时，她做了实际上的投资人，以一笔可观的资金（四千元）投入，但仍用姐姐和姐夫的名义，在后来她从事革命工作的动荡岁月里，姐姐和姐夫给予了她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支持，他们的儿女也深受这位“红色姨妈”的教育和影响。
朱谌之膝下的两个幼女同样让她费心不少，特别是奉珍，小时在一场寒热病中，变成了聋哑人，聪慧又美丽的孩子吃够了不会说话的苦头，在外面受人欺侮后常常跑回家扑在妈妈怀里撒娇。这时，朱谌之就会捧起女儿流泪的面庞，打着手语告诉她：你要别人和善地对待你，先要学会和善待人；不要老是哭鼻子，要坚强，长大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朱枫早年使用的印章，友人郑亮琴刻
丧偶后的朱枫回到憩园（1936年夏）
寡居的生活是孤寂、凄清的。朱谌之似乎又回到她少女时代曾有过的多愁善感的心境里了。她有时也会抽身回东门朱家大院的娘家过几天。憩园依旧，小红楼依旧，山石池水还是那样错落有致，只是当年闺窗下的那片修竹长得更加丰茂、更加稠密了。变化最大的，当然还是曾经的主人、朱家四小姐自己——1936年夏天，已过而立之年的朱谌之在憩园里留影，照片上的她比起在沈阳家居时所摄的少妇倩影来，要苍老、憔悴得多，世事的风霜、内心的苍凉，已明显地写在她的眉眼之间。伫立在她同好友陈逸仙逗留、谈笑过的憩园内外、梓荫山麓，她自然会想到此时已远在天边的故人，想到十年前也是一个夏天，她同逸仙久别重逢在上海戈登路“若榴书屋”的难忘情景……
听说沙孟海先生已从沪上搬到杭州安家，几年前他也不幸丧偶，续弦夫人是自己宁波女师的同班同学包稚颐，朱谌之专程去杭州拜会了恩师和老同学。数十年以后，沙孟海先生还记得这次见面：
1937年春天，朱弥明到杭州来看我与我的妻子包稚颐，稚颐也是她宁波的旧同学。想不到那时她已经守寡了，精神憔悴，自己说百无聊赖，只有天天学写兰花，消遣光阴。我与稚颐对她的处境极为怜恤，请她吃一顿饭，也没有好的办法安慰她。她送我们在玉泉观鱼拍的一张相片留念。
“弥明”是沙孟海先生十年前在上海给她更名时所取的字，也是对这位女弟子前途光明美满的期许，而此时的朱谌之恰恰身处人生低谷的迷茫和幽暗之中。如同一只离群索居的孤雁，她那沉重的翅膀已很难挣脱有形和无形的羁绊了；慰藉和陪伴她度过寂寞时光的，只有多少年来一直喜爱的书画和笔墨纸砚。而此刻，外面的世界也同样布满了阴霾，同样沉闷得令人窒息，但非同寻常的是，电闪雷鸣已经在天边宣示狂风暴雨将至——如果不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很快就改变了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朱谌之恐怕再也走不出旧式家庭和封建礼教给一个年轻寡妇所限定的生活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