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荫山下

陈逸仙没有接受朱贻荫的邀请。朱贻荫回到镇海后，又写了封信给她，劝她还是离开宁波到自己家来过暑假，她俩可以一起看书、切磋学业，“同窗消夏，快何如之！”也许是这句话感动了好友，没过几天，陈逸仙果真坐车赶到紧靠东海边的这座小县城里来了，按着贻荫信封上的地址，很容易地找到了鼓楼东街上的朱家大院。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檐椽星罗，户牖棋布。穿过曲折的走廊，绕过一方方天井，从最后一进中堂的西首往里拐，便看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园子。园门为圆弧形，门楣上方的石额，镌刻着“憩园”二字。园内别有洞天，假山、水池、亭台，掩映在扶疏的花木丛中；通幽的曲径尽头，矗起一幢粉墙黛瓦、红漆雕栏的两层小楼。

朱贻荫的闺房，就在这幢雅致、清静的小红楼上。整齐的家具，明亮的窗扉，窗下摇曳着一片葱茏滴翠的湘妃竹。透过那斑斑的竹丛，能够望见后院墙外露出一角的青山，秀美得真像稼轩词中所形容的“玉簪螺髻”，仿佛是淘气的邻家小姑娘躲在那里闪着俏影儿，偷窥这小红楼上的粉妆闺阁呢……

“你是住在‘潇湘馆’里呀，朱家四小姐——”仍然是女学生打扮的陈逸仙，望着朱贻荫在家穿的一身香云纱夏装，牵着她的手开起了玩笑，“转得我头晕眼花，成了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啊！”

“逸仙，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朱贻荫热情地欢迎同窗好友。家人早已在楼下书房隔壁的空厢房，给陈逸仙安排了下榻之所。她俩一起下楼走到书房里，望着书架上摆满的各色图书，虽以古籍为多，新式书刊很少，陈逸仙还是喜出望外。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这样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又是跟贻荫姐在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

“欢迎，欢迎！”一个洪亮又亲切的镇海口音，飘进屋里，“桂凤，这是你的宁波同学陈小姐吧？”

“朱伯父好！”陈逸仙没等朱贻荫介绍，就向跨进书房门的“憩园”主人行礼了。

朱贻荫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的名人，据说祖上也做过官，不知从哪一代才开始“下海”经商。在海上闯荡几十年，管船队、开渔行，赚了万贯家财的朱云水，娶了好几房太太，膝下儿女成行，单女儿就有六个，全都起了个带“凤”字的小名：从珠凤、宝凤、秀凤，到桂凤、雪凤、金凤。六只“凤”中，朱贻荫老四，秋天生的，所以称“桂凤”，亲友邻里们也叫她“四阿姐”。

这憩园，是朱云水六十寿庆那年新修的园子。取此园名，寓意着这位曾经沧海的实业家隐逸退休之志，也是他晚年的自号。年逾花甲的憩园老人，以收藏金石字画为乐，也常常来书房走动。桂凤在众姐妹中书读得最多、最好，人又娴静聪慧，因此备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陈逸仙自然也成了朱府上的贵客。

第二天一早，朱贻荫就陪同陈逸仙，去朱家大院毗邻的梓荫山麓看风景。

梓荫山不高，比起城外的镇海第一名山——招宝山以及在甬江入海口与之相对峙的金鸡山来，这座只有几丈高的小丘很不起眼，就像两道屏风背后摆放的一张矮几。但由于它的位置在城内，自北宋以来，又先后建起了孔庙、屏山堂、迎秀亭、文昌祠、蛟川书院，因此，梓荫山麓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也是历代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朱熹、全祖望等名家大儒都曾来此讲学授业，吟咏它的诗词歌赋更不在少数。山名“梓荫”，即源于《周书·梓材篇》，取“梓材荫泽，荫庇学子，源远流长”之意，不同凡响地赞誉着这块乔木森森、芳草如茵、古建筑群错落有致的方寸之地。

然而，吸引陈逸仙的，既不是它的亭台楼阁，也不是骚人墨客的踪迹，而是萦绕和凝聚在花木砖石间的历史烟云和民族正气。素有“浙东门户，海天雄镇”之称的镇海，自古就是海防重镇，逶迤在江边海头、屏障古城的每一座青山上，都有炮台、碉堡、城防等军事设施，大小不下几十处，历尽数百年来镇海军民保家卫国，抗倭、抗英、抗法的风风雨雨。而坐落在城内梓荫山麓的学宫、书院，则成了当年文臣武将们商议军机、联络四方和过往驻留之所，同样见证了这些反侵略斗争的英勇史实——咫尺之地，也铭记着许多英雄的姓名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啊，‘流芳’！好漂亮的颜鲁公体……这是谁题的字啊？”

从梓荫山西麓孔庙大殿里走出来，经过大成门前的甬道旁，陈逸仙望见泮池东边的空地上有一块年深月久的大理石碑，漆黑的碑面镌刻着两个鲜红的大字，笔触饱满遒劲，如石榴花似的映照周围的绿丛。一向喜爱书法艺术的她，戴着眼镜凑近石碑瞧了个仔细，但见那碑文下面的款章模糊不清，便回过头来问朱贻荫。

“这是明代卢镗的‘流芳碑’。”朱贻荫从甬道边上走过来，向她解释道，“卢镗是嘉靖年间守御镇海的都督，同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起抗击从海上来犯的倭寇。当时他已年近七旬，还带兵杀敌，招宝山上的威远城就是他主持修建的。他将这两个大字刻写在文庙的泮池旁，也是为了激励部下，鼓舞士气。”

陈逸仙“哦”了一声，点点头，同朱贻荫转身向泮池走去。狭长的泮池上横跨着三座古朴的石桥。她俩从东头的一座桥上走过，望着桥下清清的池水，朱贻荫对陈逸仙说：

“你知道吗？同林则徐一起抗英的两江总督裕谦，在镇海陷落后就是在这里投水尽节的！”

陈逸仙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动着，仿佛要从那清澈的池水里看出个究竟来似的。

刚才在梓荫山北麓的蛟川书院旧址前经过，她就听贻荫说起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广州调来浙东协办沿海防务，曾在此住过。当时，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威震敌胆的一代名臣，已受到投降派的排挤，被革去了两广总督的职务，来到镇海后，连个正式的职务都没有，但林则徐毕竟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天天从栖身的蛟川书院出发，去观察山情海势，查看各处炮台，向驻军将领们传授御敌方略，还用自己带来的《炮书》指导筹建不久的镇海炮局精研铸炮技术……然而，昏庸的道光皇帝为了进一步推行乞和投降的政策，竟在这节骨眼上下达了继续“查办”林则徐的谕旨：革除四品卿衔，立即送离镇海，遣戍新疆伊犁。

圣旨到达镇海的那一天，正在积极备战的两江总督，同样是主战派的钦差大臣裕谦也惊呆了。他是林则徐的好友，一直在支持林则徐的工作，而且已经奏请朝廷给林则徐委派实职，以便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料想不到等来的竟是“晴天霹雳”！裕谦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打击对镇海防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他满怀同情又忧心忡忡地来到蛟川书院跟林则徐话别，带领手下的文武官员，将林则徐和赶来随行的林则徐之子一直送到南门外的码头边，依依不舍地望着这位举国敬仰的谪臣迁客登船远去……

林则徐离开三个月后，虎视浙东已久的英国舰队重新挑起战端，裕谦领导镇海军民全力抵抗，同拥有坚船利炮和上万兵力的强大入侵者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名留青史的“定海、镇海保卫战”。经过六个昼夜的浴血搏斗，定海失守，英军气焰嚣张地直扑镇海城下。裕谦率四千将士在关帝庙前泣血盟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并亲自指挥战斗。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加之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战局难支，单招宝山、金鸡山两处前沿，就有千余名将士阵亡，旌旗破碎、硝烟弥漫，一座孤城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当裕谦和最后一批守军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撤至梓荫山麓的孔庙前，这位蒙古镶黄旗贵胄、清朝开国功臣后裔、进士出身的朝廷重臣，知道城将不保、自己践诺的时刻已到，便将怀中用黄巾包裹着的授印和一封遗书交代给左右，从容镇定地整顿装束，遥对着镇海城西北的京阙方向行完跪拜礼，毅然纵身跳进了大成门前的泮池……

“裕谦——他死了吗？”听得入神的陈逸仙，望着波光粼粼的泮池忍不住发问。

“没有。他被亲兵救了上来，微息尚存，因镇海城已破，他在被部属们送往余姚的途中，又趁人不备，吞金而亡。”

这是1841年10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农历八月廿六日）发生在古城镇海的悲壮一幕。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裕谦为清朝封疆大吏中唯一亲临战场以身殉国者，清政府追封其谥号“靖节”。裕谦投水尽节的同时，镇海县丞李向阳自缢殉职，在此之前，驻守定海的三位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已全部牺牲。为纪念他们和阵亡将士，招宝山下建起昭宗词，每年的农历八月廿六日这一天，镇海官民都要在那里举行公祭。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过昭宗祠，那时还供奉着‘靖节公’的牌位，不知现在有没有了。”朱贻荫讲完泮池边发生的往事，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梓材荫泽，荫庇学子，源远流长——”陈逸仙掏出手绢擦眼镜上的水汽，随口背诵起这个梓荫山出典的名句，禁不住感叹道：“贻荫姐，想不到你的家门前，就有这样的忠肝烈胆，真是一块千古流芳之地！”

眼前低矮缓平的梓荫山，在盛夏浓荫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仿佛也高大了许多。

陈逸仙在朱家大院住了一个多月。除了跟朱贻荫出游、踏访镇海名胜，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憩园的那座小红楼里，两人一起做功课，翻阅书房里那些陈年八辈的古旧书籍和风行一时的林译西洋小说。她们也常在一起临帖练字，醉心书法的陈逸仙发现朱贻荫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她们还在一起弹琴、唱歌，背诵唐诗、宋词，也读从上海、杭州等地输入的郭沫若、郁达夫一路新兴作家的白话诗文……对文学的共同喜爱和年轻人的理想追求，常常将她俩关心、探讨的话题，从手中的书本和眼前的时事，引向广阔的社会与人生。在那一个个悠长的夏日里，憩园的山石池水、小红楼上的婆娑竹影，不知听到了两位同窗多少促膝谈心的话语。

许多年后，九秩高龄的老革命家、资深共产党人陈修良（当年的女师学生陈逸仙）在一篇缅怀朱枫烈士的文章[1]中回忆起这段学生时代的难忘时光：

……憩园内竹篱假山，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环境极为幽雅。园后有书房三间，是朱枫父亲读书、会客的地方。她家藏书颇多，字画满墙，我们这一个来月多数在书房里读书论文，过得极为惬意。但我发现那时她（指朱枫，即朱贻荫。——引者注）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里独处闺中，没有人可以谈心，而镇海毕竟比宁波更闭塞，“五四”的影响比起宁波来还要小一些。

我的家庭情况与朱枫不同，母亲是个杀出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她过去崇敬鉴湖女侠秋瑾（也巧，我出生和秋瑾牺牲同年），常向儿时的我叙述秋瑾一生英烈。后来母亲又称颂孙中山，竟以孙中山的号“逸仙”作为我的名字。因此，那时我就把自己的理想告诉了她——我想做个革命家。我不知道自己的话对她是否有影响，但其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多愁善感的名门闺秀，后来会成为自己的战友，而以轰动台湾的悲壮捐躯结束其革命者的一生。

正如这位相知甚深的老同学所言，生活在“潇湘馆”般优裕环境里的朱贻荫，内心也像“潇湘仙子”一样“多愁善感”。因为朱家虽以商贾为业，但骨子里仍是一个封建色彩相当浓厚的旧式家庭，妻妾成群的一家之长朱云水，平素高高在上，跟子女接触很少，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严重。他之所以视贻荫为掌上明珠，能够让她外出读书，除了贻荫本人的争气，很大程度上还是夫人的缘故。贻荫的生母、朱云水的二太太陈氏，是本地报关行老板的独生女儿，嫁到朱家来的时候妆奁颇为丰厚，报关行老板死后又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全归到陈氏同她所生的两个女儿宝凤和桂凤的名下，因此，她们娘儿仨在朱家大院的地位才与众不同。然而，两年前陈氏病故，从竹洲女师回家奔丧的朱贻荫哭得特别伤心，她觉得脚下的花砖地和身后的高院墙都崩塌了：失去了慈爱的母亲，同胞姐姐宝凤也已经出嫁，从此以后在这个偌大的门庭里，她连一个说知心话的亲人都没有了，原本就内向的性格，又增添了一份林黛玉式的孤单与凄清。

不过，小红楼上的朱家四阿姐，并不像大观园里的林妹妹那样爱使小性子和恃才傲物，恰恰相反，她柔弱又宽厚，持重又谦和。由于她在女师同学中年龄稍长一点，人缘也好，进校不久就同活泼开朗的“作文状元”陈逸仙一起被推选为班长。她俩性格上的反差，变成了工作中的互补，志趣相投更使她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即使在“女大当嫁”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朱贻荫也向陈逸仙坦露心曲：母亲在世时，就为她们两姐妹的终身大事操心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宝凤所嫁的是母亲去普陀进香时认识的一户农家，两位笃信佛教的老太太在朝香路上结成了儿女亲家。爱女心切的陈氏还相当迷信，曾请一位号称“半仙”的算命瞎子给自己的小女儿推算婚嫁，那瞎“半仙”掐着贻荫的生辰八字磨叽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

“老人家，这话不好说啊……”

“但说无妨——”陈氏夫人嘴上这么说，心却提起来，“我家桂凤有什么大碍吗？”

“没有，没有。府上的这位千金呀，就是命相有些‘冲’，不宜嫁年龄相仿的童男子，那是要相克的。”瞎“半仙”说到这里又停下来。

“那该怎么办呀？一辈子不嫁人哪？”老太太急着问。

“找个年纪大一点的如意郎君，做填房，平安就是福啊！”

瞎“半仙”说完就走了，老太太却从此结下了一块心病。

没过多久，朱云水的这位陈氏夫人，就带着未能亲自将二女儿送出门的遗憾过世了。算命先生关于桂风未来婚姻的荒谬预言，却没有随她而去，而是留在了朱家大院里，成了压在憩园老人心头的一个负担，一个终究要兑现的期待。当然，这样的“瞎话”在那个闭塞、蒙昧的年代里，对当事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像游魂似的徘徊在小红楼的四周，如同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暗淡了贻荫姑娘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