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学潮中

江浙战事平息以后，时局稍许稳定，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才开学上课，朱贻荫和陈逸仙也回到了月湖竹洲上。

校园生活仍像过去那样刻板、单调和死气沉沉，课堂上照样宣讲“尊孔读经”“三从四德”的那套旧礼教；校门口的告示栏里，也依旧张贴着禁止学生外出、交友、看“禁书”、参加社会活动的条条“校规”。学校的后花园本是个环境幽美、课余休憩的好去处，却竖着“女生止步”的隔离牌子，只因为那边挨着男教师的宿舍。为束缚姑娘们爱美的天性，校方甚至不许女学生穿红袜子、花鞋子……在以校长施竹晨为首的一群封建腐儒和官僚士绅的把持下，这座创建于民国元年的著名女校，实际上成了宁波学界守旧势力禁锢年轻学子和进步思想的顽固堡垒。

转眼间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春天，国内政治形势的波澜骤起，也给这死水一潭的女师校园，带来了生机勃发的变化。

这年3月12日，积极筹划北伐革命、为国事奔走的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噩耗传出，举国哀恸。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推动下，各界爱国群众沉痛追悼孙中山逝世的集会游行，变成了一次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将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新高潮的政治示威，走在前面、表现得最活跃的是青年学生。

那时，宁波的启明女中、四中等几所风气比较开明的学校，已经有了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陈逸仙的孪生姐姐陈逸僧，便是启明女中的进步学生和共青团员，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逸仙也开始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思想上也从对军阀统治和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转化为改造中国社会、寻找革命出路的迫切要求。因此，当宁波各界爱国人士集会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月湖竹洲岛上的女师校园时，陈逸仙便带领着女同学们迅速行动起来，她们连夜准备好黑纱、白花，写有纪念内容和革命口号的横幅标语。为了不让校方发现和制止，第二天一早，陈逸仙、朱贻荫和参加追悼会的十几个同学没有走学校的正门，而是从竖着“女生止步”的木牌、通向后花园那边的一个小门偷偷溜了出去。她们像一群冲出樊笼的小鸟，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感受到了自由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心情自然是兴奋的。而对于学校里的封建卫道士们来说，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触犯校规”，当然是不允许的，但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和当时的社会舆论，校方没敢训斥和处罚这批同学，陈逸仙这个活跃分子和带头人的名声，也由此在女师师生中迅速传播开来。

两个多月后的5月30日，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事件为导火线，上海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南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警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死十余人，伤无数，逮捕一百多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爱国青年的鲜血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帝国主义的铁蹄在国人头上耀武扬威，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抗议风潮，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迅速扩展到全中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怒吼声，响彻了万里神州。

宁波是最早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富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宁波人民自“五卅运动”发生之日起，就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由早期共产党人张秋人、裘怀古、沙文威等所领导的宁波学生联合会，自始至终地站在这场斗争的前沿。6月2日这一天，陈逸仙作为女师同学公推的学生自治会长，出席宁波学联的会议。张秋人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向大家报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并痛陈中华民族的危机和青年学生的救国重任，他慷慨激昂的讲话极大地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会上各校代表就学联工作进行了民主分工，还通过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号召全市同学积极行动起来，立即开展罢课、游行、抵制洋货、反对奴化教育等抗议活动，声援上海同胞，唤起广大民众，向军阀政府和列强显示“我四亿五千万同胞抵御外侮、夺回主权之决心”。

陈逸仙回到学校，就将学联的决议向几个学生骨干做了传达，并很快召集全校同学到礼堂开会。会上，义愤填膺的陈逸仙说到上海南京路上我爱国学生、工人死于帝国主义枪口的时候，泪水模糊了双眼，讲台下的女同学们也听得一片哽咽，甚至有失声痛哭的。群情激奋中，大家一致同意响应学联的号召，立即罢课和上街游行示威。当陈逸仙和几个学生代表，向女师校长施竹晨宣布这一决定时，这个宁波学界的老顽固气得吹胡子瞪眼，手指着这群平时见了师长头都不敢抬的女孩子，恶狠狠地说：

“好好好，我现在管不了你们，总有管得了你们的时候！”

竹洲沸腾了。女师同学在陈逸仙的带领下，刷标语，印传单，她和朱贻荫的一笔好字，这时都派上了用场。她们手执写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小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昂首挺胸地跨出了校门。无可奈何的施竹晨和他的几个亲信爪牙，从师竹楼办公室的窗口冷冷地盯着这群敢于“造反”的叛逆者。教职员工中也有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则向她们投以热情和赞许的目光。

各校的游行队伍在市中心的小教场集中后，随即去英国领事馆门口示威、递交抗议书，只见铁门紧闭，几个平素耀武扬威的洋人都不见了踪影。守门的中国仆役告诉学生们，他们也已经罢工，不再给洋人干活，弄得洋人连饭都吃不成，偷偷地溜走了。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学生们又三五成群地组织小分队，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深入里弄向父老乡亲们做宣传，募集捐款，支持上海的罢工工人。这些剪着学生头、身穿“爱国布”的大姑娘破天荒地抛头露面、走街串巷地大声疾呼，轰动了整个宁波城。人们议论纷纷，有赞成支持、传为新闻与佳话的，也有守旧者冷嘲热讽：“成何体统，看她们今后还嫁不嫁人！”

不久，广州又发生英法军警在租界上枪杀多名示威者的“沙基惨案”，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更加高涨。宁波学联发出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和长期罢课的号召，各界组织了“经济绝交委员会”，学联还派出查禁小组到各大商店查禁英日货。斗争的深入发展必然会触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曾经扮演革命角色的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分子）首先分离出来。他们明地里打着“反帝”的旗帜，暗地里却同外商和本地的大资本家相勾结，向他们通风报信，对抗学生们查抄洋货的爱国行动，还散布“罢课是自杀”“读书就是救国”，诬蔑爱国学生是“赤化分子”“过激派”，甚至煽动受他们影响和控制的部分学校代表退出学联，造成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和破裂，给军阀政府和顽固派势力镇压学生运动提供了口实和可乘之机。

陈逸仙不仅是女师学生的带头人，还在宁波学联担任了起草决议、函电等文稿的秘书工作，她在《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上发表的《救时刍议》以犀利的笔锋、饱满的爱国热情，成为“五卅”学潮中传诵一时的政论名文，人们很难想象，此文出自一位十八岁姑娘之手。正因为如此，这个活跃能干、冲锋在前的学运积极分子，也遭到了以施竹晨为首的女师当权者的特别忌恨，一有机会便开始了他们的反扑。

那是暑假里的一天，在校坚持斗争的陈逸仙被召到师竹楼的会议室里，施竹晨正在召开全体教员会议。他见陈逸仙走进来，劈头就问：

“陈逸仙，你是宁波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吗？”

“是的，我是作为女师学生的代表参加学联工作的。”陈逸仙镇定地回答。

“宁波学联已成了‘过激派’把持的工具，聚众滋事，扰乱社会，妨碍教育——”施竹晨提高了嗓门，“校方勒令你登报声明，从即日起退出学联，不得再参加‘过激派’的活动！”

“施校长！”陈逸仙毫不示弱，依然镇定地回答道：“我是全校同学公推的女师学生自治会会长，参加学联也是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的，要退出也得经过女师学生自治会的同意，就像施校长发号施令也得召开全体教员会议呀！”

最后一句话像个软钉子，将老顽固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憋得通红。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名叫杨菊庭的反动教员（此人后来做了鄞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立刻跳出来，将一张写好的“退出学联”的启事稿放到陈逸仙的手里，厉声说道：

“陈逸仙，你不要狡辩！施校长历来爱才惜才，他是在挽救你，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按你在学联做的那些事，学校早就该把你当作‘过激党’处理了！”

“杨先生，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不要血口喷人！我在学联说的话、写的文字、做的事都是公开的爱国行动，何罪之有？”陈逸仙没有再说下去，将那个姓杨的所写的一纸“声明”掷还到施竹晨面前的会议桌上，众目睽睽之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

“劝退”没有奏效，顽固派自然不会死心。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始，他们又借口因上学期学生罢课没有考试，提出“全面补考”，实际上是想以此来进行“整肃”，利用考试成绩和操行等来打击和迫害爱国学生。这一手，宁波学联早有估计，开学前就向各校发出“中止期考”的通知，因此，女师学生自治会在学联支持下发起了“拒考”行动，每一个班级都投入了这场新的战斗，朱贻荫所在的班级自然也不例外。但施竹晨们知道，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制服不了这群造反者，他们的学校就开不下去了。随着考试日期临近，校内空气不断升温，这个一贯倚仗权势、善于钻营的前清贡生，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宣布“开除陈逸仙、方守娣、冯俞相、张宜文等五名为首的肇事学生，解散学生自治会”。

公告贴出后，全校舆论为之哗然，宁波学联也派代表到女师交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重申不得进行补考、学生有集社集会的自由。施竹晨拒绝接见学联代表，还暗中通报官府，说进步学生是“结外援助，聚众抗拒”，紧急要求上司前来解围。结果，宁波府道尹朱文劬亲自出马，在镇守司长官和教育厅长的陪同下，坐着绿呢大轿威风凛凛地来到了竹洲岛上，还同时开来了一队军警，如临大敌般地排开在校门口的甬道旁——肃杀的秋霜突然降临，校园内的空气都为之紧缩和冷凝了。

女师学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围在校门口布告栏前的人群匆匆散去，多数同学退回到教室里，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陈逸仙同宁波学联的代表、四中学生沙文威等人一起，在师竹楼的会议室里同前来施压的高官们交涉。朱贻荫和另外几个女生焦急地站在师竹楼前那棵枝繁叶茂的沙朴树下，望着楼上的窗口，期待事情有所转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朱贻荫脑海里飞掠过自学潮开始以来校园里的种种事态，每个斗争场景中都迭印着陈逸仙那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身影，不知怎的，这会儿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过多久，陈逸仙和沙文威几个学生代表愤愤地退出来，还没等他们向大家报告消息，施竹晨就倚仗着官府的权势立即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那位道尹大人也板着面孔登上主席台，坐在一张专门为他准备的太师椅里一声未吭，行伍出身的镇守司长官更摆出一副凶狠的嘴脸，虎视眈眈地盯着大伙。他们早商量好由教育厅长出面，向全体学生作一个软硬兼施的“训话”，大意是“开除肇事学生”属于“校内行政”，校外人士不得干预；至于“补考”，本厅体谅同学们的学业受“社会风潮”的影响，既然准备不足，拟建议校方延期或并入本学期末进行；而说到“学联”，这位笑面虎似的教育总管语调竟严厉起来，毫不隐讳地张扬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狠毒气焰：

“校有校规，国有国法。像‘学联’这样的组织，最容易被乱党分子利用、操纵，触犯校规，尚且事小；危害社会，触犯了国法，官厅就要严加取缔！”

教育厅长说话的时候，站在朱文劬旁边的施竹晨，一会儿面带谄笑、俯首帖耳地向主子说着什么，一会儿又挺胸凸肚、扬扬得意地扫视着台下的学生，寻找着那些敢于反对他家长式统治的造反者，那眼神分明在说：“这回你们该服服帖帖了吧，看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充分暴露出了他掩藏在道袍后面的那条“狐假虎威”的老狐狸尾巴。

…………

轰轰烈烈的“五卅”学潮，就这样在教育界的顽固势力、军阀政府的联手打压和进步营垒的内部分裂中，渐渐平息了下去。但是，它所播撒的爱国火种和革命精神，并没有被反动派扑灭，而是埋藏和蛰伏在热血青年的心头，等待着新的时代暴风雨来把它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