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司马”考
贾谊《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1]《汉书》卷九《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颜师古注曰：“司马门者，宫之外门也。”[2]是西汉皇宫之门称“司马门”，本无疑义。但今本《三辅黄图》卷二《汉宫》有如下一段文字：
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按汉《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分命谏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
“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一句，“公车”下有注，曰“公车，主受章疏之处”。不同版本的《三辅黄图》对此句有两种处理方式。如涵芬楼影印元刊本、[3]明万历吴管校本、[4]今人何清谷著《三辅黄图校释》，[5]“司马门”提行，只能点作“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而毕沅《经训堂丛书》本，[6]“司马门”紧接上文，不提行，可以点作“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凡……”其他著作引用这段文字，或从前者，或从后者。如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四“公车”条：“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其后紧接“司马门”条：“师古曰：凡言司马门者……”[7]明确将“公车司马门”一分为二。清《历代职官表》卷二一《通政使司》引此文，“司马门”虽不提行，但有“〇”号与上文分开，显然也在“公车”下断句。[8]而《陕西通志》卷七二、[9]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九、[10]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四引《三辅黄图》，[11]“司马门”皆不提行。笔者以为，在《史记》《汉书》等较可靠的西汉史籍中，只见未央宫北门有公车机构，未见其他宫门设公车的例子，故以“四面皆有公车”为句，缺乏证据支持。从其下文“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一句可知，在今本《三辅黄图》作者的意识中是有“公车司马门”这一概念的。因此，以“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为句，语气更为顺畅，也不违背作者本意。
所谓“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意指西汉宫城四面的司马门都称“公车司马门”。今天的学者多接受这一说法。[12]然而《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没有可靠例证能支持此说。前述于“公车”下断句者，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故刻意回避“公车司马门”这一概念。宋薛季宣著《未央宫记》称：“四面设公车司马，典受四方章奏。”[13]此说显然也来自《黄图》，但无“门”字。《历代宅京记》清抄本、[14]嘉庆十三年刊来贤堂本、[15]宣统元年刊碧琳琅馆丛书本“司马门”条，[16]“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和“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两句，皆与《三辅黄图》之文同。而《四库全书》本，前一句无后“门”字，后一句无前“门”字，作“出入殿门公车司马者皆下”，“改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皆如此。[17]纪昀等《提要》称：“此书写本不一……盖旧无刊板，辗转传抄，讹缺异同，所不能免。此为湖北采进本，首尾悉备，较为完足。”[18]则《四库》本应是较早较好的本子。或许薛季宣和顾炎武都意识到西汉并无“公车司马门”，故删去“门”字。但“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一句，显然不可删去门字。薛氏、顾氏的处理不妥。
据学人考证，《三辅黄图》原书大约成于汉末魏初，其书早佚。今本《三辅黄图》成于唐代中期前后，系唐人据《三辅黄图》原书佚文和《史记》《汉书》、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及六朝人的有关著述编撰而成。[19]古人编撰此类书籍很少凭空臆造，通常是以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为依据。故其内容大多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又不可尽信。宋人程大昌指出：“今世所传《三辅黄图》……盖唐人增续成之，初非亲生汉时，目击汉事者也。故随事必当立辨，不可谓其名古而不敢置议也。”[20]上引《黄图》之文正是这样，须查找出处，核对原文，而不可轻信。
其中，“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一事，出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但原文是“改……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21]今本《黄图》的作者将这条材料中的“公车司马”和“王路四门”理解为未央宫四面的宫门。但《王莽传》“公车司马”之下并无“门”字，而结合上下文看，“公车司马”和“王路四门”不是门名，而是官名。兹节引其文如下：
更名大司农曰羲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改郡太守曰大尹……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车服黻冕，各有差品。[22]
这段文字，自“御史曰执法”以上，改的都是官名。“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以下，改的是官吏秩级的名称。只有“长乐宫曰常乐室”以下四句，表面看，改的是宫名、殿名和地名，其实也和官名有关。《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卫尉条：“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詹事条：“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太仆条：“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内史条：“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左冯翊……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同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男子王褒……上前殿……前殿署长业等……收缚考问。”[23]是西汉原有长乐卫尉、长乐少府、未央令、未央尉、长安市令、长安市长、长安市丞、前殿署长等职。王莽改名后，这些官职应改称“常乐卫尉”“常乐少府”“寿成令”“寿成尉”“常安市令”“常安市长”“常安市丞”“王路堂署长”等。这样看来，《王莽传》这一大段文字所说的都是改官名。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一句，应当也是指官名而言。
“公车司马”一词不见于《史记》正文，《汉书》中也只出现过三次。除上引《王莽传》外，还有《百官公卿表上》正文和注释。正文曰：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尉士、旅贲三令丞”。师古注引《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24]正文中的“公车司马”显然是官名，指公车司马令和公车司马丞，注文所引《汉官仪》中的“公车司马”则是公车司马令的简称。上引《黄图》之文所引《宫卫令》也有“公车司马门”字样。该《令》出自南朝宋人裴骃《史记集解》所引如淳注，原文是：“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25]何清谷将“殿门公车司马门”点作“殿门、公车司马门”，[26]于杰则点作“殿门、公车、司马门”。[27]笔者以为后者是。
西汉史籍中未见“公车司马门”，只有“司马门”和“公车门”。司马门的例子很多，不赘举。公车门的例子仅见于《汉书》卷六〇《杜周传》：“丞相……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28]西汉的“公车”，是负责接收章奏上书的机构。《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前书音义》曰：“公车，署名也。公车所在，故以名焉。”[29]《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师古曰：“公车，主受章奏者。”[30]未央宫北司马门外有双阙，故该门又称“北阙”，公车机构便设于此。《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注引如淳曰：“北阙，公车所在。”[31]据此，西汉“公车门”只是未央宫北司马门或北阙的又一称呼，是因公车机构设于该门而得名。故吏民上书，称上书公车，也称上书北阙。《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随使者诣公车上书。”[32]《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张章，父故颍川人，为长安亭长，失官，之北阙上书。”[33]《汉书》卷五一《枚乘传附枚皋传》：“亡至长安……上书北阙。”[34]《隽不疑传》所言一男子“诣北阙”，就是“诣公车”，所以“公车以闻”。如此看来，上引《汉官仪》将公车司马令的职掌，分为“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和“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两项，是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
公车还负责接待“待诏”者，不提供食宿，只给微薄的俸禄。《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张章……之北阙上书，寄宿霍氏第舍，卧马枥间。”[35]《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籍守邸者寄居饭食。”[36]同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朔至长安上书，“待诏公车，俸禄薄，未得省见”，又自称待诏期间，“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37]故久待诏者常常衣食无着。《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38]《汉书·朱买臣传》：“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39]但公车机构有供上书和待诏者等候诏报的处所，而该处所似在北军垒门内。《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刘向上书成帝曰：“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40]北军营在北司马门外。该门外有东西向的直城门大街，北军营正门南向，[41]应在直城门大街北侧。【参图七】《刘向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42]言下之意，“人满北军”是因为上书不如法者多，以致北军狱中人满为患。西汉常于“北阙”“公车”囚人、行刑。如大臣杨恽曾因事下狱，自称“身幽北阙，妻子满狱”。[43]戾太子死后，燕王旦派人上书，觊觎太子之位，“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44]宦官石显诬谮张猛，“令自杀于公车”。[45]所谓“身幽北阙”“斩于北阙”“自杀于公车”，大概都指北军狱中。然而据《东方朔传》，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朝廷对上书言事者是很宽容的。况且刘向书中明言，成帝对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不会将大量上书“不如法”者投入北军之狱。从上下文看，“章交公车，人满北军”，以理解为众多上书者皆于北军待诏为顺。
《王莽传》提到的“公车司马”既是官名，由其改名而来的“王路四门”当然也是官名，是“王路四门令”“王路四门丞”等官职的省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下令：“举吏民有德性、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诣王路四门。”[46]王莽改制前，朝廷征召各种人才至京，都称“诣公车”。如《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建始三年十二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47]此处之“公车”，应理解为兼掌“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的公车司马令。西汉“公车司马令”可简称“公车令”，也可简称“公车”。[48]上面提到的张释之所任“公车令”，显然就是“公车司马令”。《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载：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49]文中“令”字是动词，“公车”是官名，应指公车令。上引《汉书·东方朔传》“待诏公车”句师古注曰：“公车令属卫尉，上书者所诣也。”[50]其说是。据此，“诣公车”就是“诣公车令”，即向公车司马令报到。王莽所谓“诣王路四门”则应理解为向王路四门令报到。
《三辅黄图》所言“王莽改公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分命谏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意指未央宫原有四座公车司马门，王莽将其改称为王路门，并命四位谏大夫分驻四门受章疏。案《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王莽改“前殿曰王路堂”，又“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51]《黄图》之说显然由此而来。但其作者因将“王路四门”理解为未央宫门而进一步产生误解。案《周礼·夏官·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郑玄注：“大寝，路寝也。”郑司农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52]王莽所设“敢谏之鼓”当与《周礼》“路鼓”之制同，位于路寝门外。结合这一背景，细读《王莽传》原文，可以做出如下分析和解读：王莽既将前殿改称“王路堂”，必定也将殿前的门改称“王路门”，故全文大意应是，在王路门前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又命谏大夫四人值守王路门，专门接待“进善”“非谤”“敢谏”等“言事者”。然则此事应与司马门无关。
王莽改制时是否改了宫门名称，不见确切记载。《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集解》引《关中记》曰：“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索隐》曰：“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53]《关中记》系晋人所作，其说不知有何依据。刘庆柱指出：“未央宫北阙和东阙西汉时代恐不称苍龙阙（或青龙阙）与玄武阙，此或后人附会之说。”[54]苍龙、玄武、朱雀、白虎代表四方。王莽改制，好用此类名目，但未见“苍龙阙”“玄武阙”等名称。而《王莽传中》载：天凤元年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55]《王莽传下》载：地皇四年十月，汉兵攻入长安城，王莽大将王邑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56]《王莽传中》又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月，“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57]根据这些材料，新莽年间，北宫门仍称“北阙”，宫掖门也仍称“掖门”，似乎并未改名。当然，《汉书》提及新莽制度，有时用新名，有时用旧名，故此事尚难确定。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
[1]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2]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
[3] 《四部丛刊》三编《三辅黄图》卷二，第6页A面。
[4] 《古今逸史·三辅黄图》卷二，第7页A面。
[5]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页。
[6] 《经训堂丛书·三辅黄图》，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卷二，第6页B面。
[7] 《历代宅京记》，于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3页。
[8]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第851册，第563页。
[9]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5册，第331页下栏。
[10]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7册，第382页上栏。
[11]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7页引《三辅黄图》此文便作“汉未央、长乐、甘泉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第264页注释引此文将“公车”和“司马门”断开，但第263页正文说“未央宫四面各辟一宫门……亦称司马门或公车司马门”。第264页正文说：“至于‘公车司马门’也不只限于北宫门，其他各宫门也都设置。”又见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第5页；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13] 薛季宣：《浪语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册，第497页上栏。参阅辛德勇校《未央宫记》，见氏著《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
[14]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卷四，第8页A面。
[15] 来贤堂本，卷四，第9页A面。
[16] 碧琳琅馆丛书本，卷四，第9页A面。
[17]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册，第622页下栏；《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72册，第767页下栏。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册，第571页下栏。
[19] 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前言》，页1—4；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见氏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0] 程大昌：《雍录》，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页。
[21] 《汉书》，第4103页。
[22] 《汉书》，第4103页。
[23] 《汉书》，第728、729、734、736、1475页。
[24] 《汉书》，第728、729页。
[25] 《史记》，第2753页。
[26]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47页。
[27] 《历代宅京记》，第64页。
[28] 《汉书》，第2662页。
[29]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
[30] 《汉书》，第3037页。
[31] 《汉书》，第1941页。
[32] 《汉书》，第3224页。
[33] 《史记》，第1066页。
[34] 《汉书》，第2366页。
[35] 《史记》，第1066页。
[36] 《汉书》，第2792页。
[37] 《汉书》，第2842、2843页。
[38] 《史记》，第3208页。
[39] 《汉书》，第2791页。
[40] 《汉书》，第1941页。
[41] 《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褚先生曰：巫蛊之祸爆发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据此，“北军南门”应是北军营正门，与未央宫北阙相去不远。
[42] 《汉书》，第1942页。
[43] 《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杨恽传》，第2895页。
[44]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5页。
[45]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1948页。
[46] 《汉书》卷九中《王莽传中》，第4125页。
[47] 《汉书》卷九中《王莽传中》，第307、354页。
[48] 汉人称“某某令”，常省略“令”字。如《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所载二百余县道令长，皆无“令”“长”字样。
[49] 《史记》，第3205页。
[50] 《汉书》，第2842页。
[51] 《汉书》，第4103、4104页。
[52] 《十三经注疏》，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3册，第476页上栏。
[53] 《史记》，第385、386页。
[54] 刘庆柱：《关中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55] 《汉书》，第4136页。
[56] 《汉书》，第4190页。
[57] 《汉书》，第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