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一、起源试探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古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叫做蓟，以蓟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燕。

根据古代传说，蓟或燕国，乃是周武王所始封。但是始封的事实，古籍所载很有出入。有的说受封的是黄帝之后，封地在蓟[1]。有的说受封的是召公，所封为燕，或称北燕[2]。后来又有人说，召公也就是黄帝之后[3]。但是也有人认为黄帝之后始封于蓟的已经绝了，到成王时，才又封召公于蓟，是为燕国[4]。更有的说召公始封，乃在北平无终县，叫做燕国，因燕山而得名。后来燕国势力逐渐强大，终于并吞了蓟，并且迁都到蓟城[5]。以上各种说法，很难肯定谁是谁非。

实际上，北京原始聚落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和北京地方势力的兴起分不开的。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见，燕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它和周朝只是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并不是周所始封[6]。还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前，燕这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已经存在。卜辞所见有叫做妟的一个国家，是殷商北方的属国[7]。妟金文作匽，亦作或郾，这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燕国[8]。如果认为燕是始于周初所封，那是错误的。古代有此传说，正是因为先已有个燕国的缘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北京城郊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几件彝器，其中有“尺亚父乙爵”和有“匽侯”铭文的鼎、盉、爵、觚、卣各一件[9]。或以为尺亚父乙爵为殷商时代的遗物，而匽侯鼎、匽侯盉等物，则属于周代[10]。但无论如何，这些彝器的出土，都可以作为北京的原始聚落很早就已经得到发展的证明，而卜辞中的妟国，也因此得以确定其地域。因此，这一发现，在北京古代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可惜出土的详细地点和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

卜辞中有妟国的记载，说明殷商和妟已有了交涉。根据古代自然地理的情况来推测，只有沿着今太行山东麓一带，这种交涉才有可能。因为山麓地带以西，尽是深山大谷，南北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山麓地带以东，虽然是一片大平原，但每当雨季，山西高原上千山万壑的水，汇为一条条的巨流，自西而东，穿过太行山峡，倾注于大平原，因为河床坡度顿减，洪流漫溢，也必然常常改道，形成泛区，甚至有些地方终年积水难退，造成大面积的沼泽，这对平原上的交通，更加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只有沿着山麓地带，南来北往，才有可能。因为这里地形既较平坦，河床又切入地中，不像下游那样易于泛滥和改道，是形成渡口的良好条件。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在此以东的大平原和以西的山地区，都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发现，所有的发现都集中在这一山麓地带，而且是愈北愈少。北至保定、涞水和易县，也都有一些发现，如果北京城郊出土的尺亚父乙爵确属殷商时代，那么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所已知的殷商彝器分布的北限了。关于在易县出土的三句兵，王国维有如下的跋语：

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11]

这一论断，可以认为是合理的。此外，他又在《北伯鼎跋》中写道：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件，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12]

如果此说可信，则燕国之出现早在殷世，又可得一证明，但无论如何，殷商时代其政治文化势力沿着太行山东麓地带向北扩展，却是没有疑问的。

二、燕都蓟城

到了战国时代，燕国逐渐强盛，崛起北方，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这时已有明文记载说燕的国都就是蓟。例如《韩非子·有度》篇就曾经写道：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意思是说襄王时燕国向南以黄河为界，它的国都就是蓟城。

燕国的地理位置，偏在东北，司马迁描写它说：

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13]

还在春秋时代，来自今河北省东北部的东胡部族，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戎”，尝侵掠燕国，燕告急于齐，齐遂出兵北伐，这是燕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燕国势力的增长，锐意开拓北边。燕将秦开，大破东胡，燕国的势力一直达到今建昌、朝阳以北，向东且渡过了鸭绿江。大约就在这时，燕人和朝鲜南部以及日本也发生了交换关系。因此朝鲜全罗南道和日本都有燕国明刀货币的出土。

与此同时，燕国也极力南向和中原诸国互争雄长，其中最重要的是齐。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伐齐，六月之间，攻下齐都临淄等七十余城，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胜利。在乐毅《报燕王书》中曾有如下的一段话：

臣……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14]

按元英、历室（《史记》作磿室）是燕国二宫的名称，相传都建于宁台[15]。但宁台在蓟城何处，已不可考[16]。至于“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这句话，释者以为就是把汶水上的竹子，移植到蓟丘来的意思，这大约也是作为胜利品的标志的。值得注意的是蓟丘与蓟城的关系。

首先是蓟的名称的探讨。

蓟的得名，其说不一[17]。比较可信的是郦道元的解释，他说：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18]

所言蓟之始封，固不足信，但以蓟城之得名，始于蓟丘，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按照这一说法，蓟丘应该就是蓟城城址的一个地理特征，蓟城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征而得来。

其次是蓟城位置的推测。

乐毅《报燕王书》提到了蓟丘的名称，却未记述其位置。郦道元是把蓟丘与蓟城的相对位置记载下来的第一人。有理由相信，郦道元本人是曾经到过蓟城的，他所说“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也很像是目睹者的口吻。道元的时代上去战国已经六七百年，他做出如此肯定的记述必然有所根据。如果道元之说可靠，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确定蓟城之所在了。

细读《水经注》并参考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肯定郦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详见下文），根据这一线索，可以推想：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在有关白云观的记载里，这一高丘曾被称为“琴台”，显然是一种附会。解放之初，在高丘周围的土壕里，曾拣起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可以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这里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战国或战国以前的遗址或遗物，因此它究竟是否为蓟丘遗址，一时还难作最后的肯定。

必须提到，关于假定的蓟丘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足以论定，但是自此以南不到四里的地方，也就是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却发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按这里本是辽金宫城所在，夯土台基十分显明。1957年5月在这一带夯土台基的下层，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厚1米以上，尚未见底。在此文化层中，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等。发现者的记载说：“饕餮纹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19]至于出土的古陶等，经专家鉴定，其年代最早的接近于西周，因此被认为这就是战国燕都的遗址。这一发现，和从《水经注》复原的蓟城位置，恰相符合，认为燕都所在，是可以相信的，同时郦道元以其所见蓟城即是燕国之旧，也是完全有根据的。

三、平原门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六国之中最后为秦所灭的就是燕和齐。

燕国的故都蓟，在秦朝版图的东北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用有如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门户。简单地说，从秦时起一直到唐朝末年，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的起义，外足以扩张势力、开拓疆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蓟城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农民起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日趋激烈的时候，东北的游牧部族，也常常乘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一个军事防守的重镇。最后到了防守无效，东北方游牧部族的统治者，一旦侵入之后，蓟城又成为必争必夺之地，并以之作为继续南进的跳板。自然，这其间也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蓟城又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并促进了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这一概括的论述，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秦始皇统一之后，尝修驰道，北至蓟城，加强了远在东北的蓟城和当时首都咸阳的联系。这驰道的最后一段，也必然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前进的。汉武帝时经营东北，又把燕国已有的疆土，向外开拓，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而蓟城则是由长安到达东北边防的必经之地。因此，它在经略东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更明显的是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利用蓟城作为基地，向东北进行征讨。

先是隋炀帝于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当时涿郡治蓟城[20]，其位置即在古代蓟城。这条运河的修治，第一次开辟了自南而北直达蓟城的运道，也就是日后南北大运河的前身，不过它通达蓟城的最后一段，并不是经由日后所谓北运河（即潮白河下游），而是沿着当时永定河（时称桑干河）的故道（即今凉水河），直抵蓟城南郊。其后三年（大业七年，611），炀帝自将伐高丽，从江都船行而北，直到蓟城，所经正是这条水道。当时兵马辎重，都集中到蓟。《资治通鉴》大业七年秋七月有记载说：

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涿郡所指即是蓟城，已如上述[21]。八年春正月又有记载说：

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所谓“宜社于南桑干水上”，当即指蓟城以南桑干河畔，这里应是当时运河码头所在，临朔宫是蓟城行宫[22]。这次出师，不利而返。到了大业九、十年间，再度征兵，集中到蓟，《炀帝本纪》记道：

九年春正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勇，集于涿郡。

这次炀帝又曾亲到蓟城，督师前进，但是由于黎阳兵起，东都（洛阳）被围，遂引退。

隋炀帝两次亲到蓟城大举出征，说明蓟城在经略东北方面的重要性；而蓟城本身，由于军需集中的结果，也形成了一时的富饶，《通鉴》记道：

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数万。[23]

到了唐太宗时，由于国力日渐强盛，又一次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对外侵略的野心。贞观十八年（644）冬，太宗决心亲攻高丽。次年四月，除分兵莱州（山东掖县）泛海趋平壤外，太宗率主力，仍从陆路过蓟城趋辽东，并在蓟城南郊誓师，大飨六军[24]。但是由于高丽人民顽强抵抗，又加上天寒粮尽，被迫而退。是年十一月，太宗兵退蓟城，为了安抚军心，于是在城内东南隅建寺，以志悼念，命名为悯忠，这就是现在法源寺的前身[25]。

以上史实，都可说明蓟城在汉族统治者经略东北时所起的作用。反之，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或政局分裂的时候，蓟城又常常成为军事防守的重镇。三国时代，魏征北将军刘靖在蓟城屯兵驻守，因而大兴水利，实边御外，便是一例。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国事已是外强中干的局面，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北部的许多游牧部族，这时也都伺机反抗。为此，唐朝的统治者，曾在沿边一带的重镇，设置节度使，可以代表皇帝的权威，率兵驻守。玄宗时，沿北边一带，从今河北一直到新疆，共计设有八个节度使，蓟城便是其驻地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这足以说明它的防御地位了。

但是，当汉族的统治权濒于崩溃以致边防不守的时候，游牧部族，便会进据蓟城，并由此打开侵入平原腹地的门户。最好的例子，便是东晋末年鲜卑慕容氏之建都蓟城，这就是史称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前燕。

还在前燕都蓟以前，羯族石勒先有其地。石勒初陷蓟城是西晋末年（愍帝建兴二年，314）的事。到了东晋之初（元帝大兴二年，319），石勒自称赵王，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再破蓟城，这就是五胡十六国的后赵。石勒从其国都北至蓟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种植了成行的榆树，并于滹沱河上架造浮桥[26]。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这时鲜卑慕容廆自称大单于，取得了辽东。其后廆卒，子皝嗣立。到了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皝自称燕王，是为前燕，仍称藩于赵。其后四年，筑龙城（和龙，今辽宁朝阳）都之。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皝死，子俊嗣立，势力日强，并于永和六年（350）春进兵卢龙，西拔赵蓟城，并即迁都于此[27]。到了升平元年（357），才又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徙都于邺（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四十里）。总之，前燕之建都，由龙城而蓟，由蓟而邺，十分典型地说明了东北游牧部族入侵的道路，后来的契丹、女真，也差不多是沿着同一道路下来的。

最后应该提到，蓟城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在部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固然是汉族和东北游牧部族必攻必守之地，但在和平相处的日子里，它又成为部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贸易来往的中心。上文已经提到在战国时代燕国明刀出土于朝鲜和日本的事实，其后到了汉朝，司马迁又明确地写道：

夫燕（按指蓟城）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28]

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蓟城在汉族和游牧部族间交换关系的优越地位，阐述无遗了。后来的史文中虽然缺乏如此概括而明了的叙述，只要社会条件许可，内外贸易的来往，必然会更加频繁。因此，蓟城从古代一直到唐，作为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也是不可忽略的。

四、城址沿革

在本文第二节里，曾涉及燕都蓟城城址的推测，并以《水经注》所记北魏蓟城，上推燕都故址，那么北魏蓟城的位置，究竟是如何断定的呢？诚然，关于蓟城位置，郦道元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但从相关的地理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现在择要摘录并作解释如下：

㶟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又东南……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又东与洗马沟水合。[29]

㶟水即今永定河。永定河自今三家店出山南流，当时别称清泉河。梁山即今石景山，曹魏时曾由此引水入高梁河，故称“高梁水出焉”。此下㶟水故道，始与今永定河有别，大体是从今卢沟桥附近，转而东北，流经蓟城南七里，又东与洗马沟水合。由此可以知道，当时蓟城以南七里，即是永定河故道。此后一直到隋唐，其道未改，隋炀帝开运河，便是由这一水道直抵蓟城南郊。郦道元又记述蓟城西湖曰：

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㶟水。[30]

西湖即今广安门外莲花池之前身，为蓟城西北平地泉水所注。自此东流之洗马沟，也就是现在自莲花池向东转而南流的小河。这条小河原本南流再东转入㶟水，而现在则中途被导入外城西护城河，自此以下故道遂湮。《水经注》称其“侧城南门东注”，则蓟城南界可以大致推求。又所谓“铫期奋戟处”，盖指新莽末年，刘秀北巡蓟城，铫期随行，适蓟中乱起，期骑马持戟为刘秀夺蓟城南门而出[31]。道元确指其地，亦必有据，同时也说明自东汉以来，蓟城城址未有改变（图1）。

㶟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又东径蓟城东，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㶟水。[32]

这里叙述的高梁水，和在梁山以南由㶟水分出的高梁水有别。梁山以南分出的高梁水，实际上是经由人工渠道（车箱渠），把所分㶟水导入了天然高梁水的上源。这一段所写的，正是天然的高梁水。水出蓟城西北平地，即是现在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湖泊的前身，这里现有人工渠道西北直通昆明湖，名为长河，不过这是金以后才开凿的，原所未有。原来的高梁水，从此发源，东流经蓟城北，又转而东南，经蓟城之东十里，又东南流入㶟水。这就是现在从紫竹院东流的小河，经白石桥入北护城河，至今仍保留着高梁河的名称。只是在入今护城河后，又自何处起转而东南，难以确指，不过到了外城东南隅左安门之外，才见其故道遗迹，下游经十里河村，东南入凉水河。应该注意的是当时高梁水所经，自蓟城之北，转而城东，西去蓟城，约有十里。

根据以上的解释，可以恢复《水经注》所记蓟城与附近水道的相对位置，略如图1。这一复原图，对研究北魏以后，特别是唐代蓟城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太平寰宇记》所引唐朝或稍早于唐的一部地理书《郡国志》的记载[33]，蓟城城址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略作长方形。其次，上文已经提到唐太宗曾于蓟城东南隅修筑悯忠寺，以追悼出征辽东的阵亡将士。悯忠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其位置迄无变更。依此两点大致可以求得唐时蓟城位置，这与从《水经注》所复原的蓟城位置，大致相同，只是城周的形状，更加可以确定了。

十分可贵的是，解放以来由于首都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进行，陆续发现了一些唐朝的墓志，即可作为研究蓟城位置的参考。这些墓志，一般都称蓟城为幽州，因为自晋以来，幽州治所都在蓟城[34]。特别是开元十八年（730）以后，由于割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另置蓟州（今蓟县）[35]，蓟之一名，由是转嫁，于是幽州遂为古代蓟城的通称。

1951年发现于东长安街御河桥工地的唐代任紫宸墓志记道：

以元和三年……十月十九日宅兆于幽州城东北原七里余。

由此可以知道现在御河桥附近之地，正当蓟城东北七里有余，和《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因为根据高梁水上下游的流向来推测，其故道应该从今御河桥以东的东单附近流过。1956年，又有唐代姚子昂墓志，在永定门外以东安乐林（大公报社宿舍工地）出土。志称于宝应二年（763）[36]，“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燕台乡之原”。这一里数和上一墓志所记，在不同的方向上，也是符合的。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墓志中，还有如下的两句话：

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右临城廓，西接燕王之陵。

所指梁河，即是高梁河，由于文字对偶的关系，略去了一个“高”字，高梁河的故道，由今左安门外向东南流去，正是墓地的左方，所以说是“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这是第一次从实物发现中所知有关高梁河下游位置的记载，至可宝贵。按自金、元以来，由于开凿东至今通县的运河（元始称通惠河），高梁河的故道在今外城东部的一段，早已断流，只是凭了《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的记载，才知道蓟城之东十里，便是高梁河的故道。其后由于北京外城的兴建和市区的开辟，河道故迹，已不可见，只是左安门外以东至十里河村以下，因地处郊野，尚见河形，作为夏季排洪之用。根据《水经注》所记，原已认为这就是高梁河下游的故道，现在经与这一墓志对证，更加肯定无疑了。

其次，志文所谓“右临城廓”，即指蓟城，至于“燕王之陵”，也有可考。《水经注》在讲到㶟水于蓟城之南汇洗马沟水以后，又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㶟水又东径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

由此可知蓟城东南，确有燕王之陵，其陵址去城不远，所以到了金朝开拓城垣兴建中都时，此陵竟入城中，于是又不得不进行迁葬，事见《金史·蔡珪传》，此不具论。所以志文称“西接燕王之陵”，也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还有在今外城陶然亭湖以西姚家井，曾于1952年发现较大之唐墓一处，墓已被盗，墓室壁画残迹，依稀可见，并有残存的雕刻精美之殉葬石俑。墓志铭刻石已失，只余墓志盖，还颇完整，有篆书“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据推断这大约是唐武则天时代的墓葬，有一定规模，在当时必然处于蓟城南郊，这也是肯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故城置为南京，但是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为中都之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元朝另选新址，改筑大都，遂为今日北京内城的前身。辽、金以前，所知蓟城城址的沿革，大略如此。

五、巨变之始

到了五代，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做皇帝，竟以今北京和大同附近一带边防重地，拱手而让之契丹，史称为“幽云十六州”的割让。公元936年契丹入蓟城建为陪都，号称南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代替了前期长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从长安的衰落到北京的兴起，是具有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原因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前半，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其余如洛阳、金陵（南京）虽然也号称名都，却很难与长安相比拟。远自周初，文王作丰，武王治镐，都在泾渭盆地，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经营咸阳直到渭南，从地理上来看，这都可以认为是长安城的先驱。汉唐长安，虽然不在一地，也只能看作是前后城址的转移。长安城的兴起，一如其他城市一样，首先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悠久的历史因素也是值得考虑的。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的出现，长安城在全国的位置更加重要起来。同时由于地方农田水利的开发，贸易的发达，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时候，可以称得上是全国首富之区。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历述了关中地区的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地方资源和贸易情况之后，总结写道：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7]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前半的后期，情况却不同了。唐都长安之后，表面上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它的经济基础，从全国各地区比较来看，却已远不像汉代长安在全国中所占有的那种优越地位了。简单说来，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隳，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后半之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朝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中原的劫掠和入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契丹。事实证明，来自这一方面的游牧部族，前后相继，势如潮涌。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也正是游牧部族入侵所首先要占领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才日益增加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结果，北京终于代替了长安，而成为封建社会时期后半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长安与北京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两大政治中心，其盛衰相继的转变过程，概括说来，就是这样。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安禄山之起兵蓟城，攻破长安。

唐玄宗时候，蓟城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已如上述。其东有平卢节度使，驻今辽宁朝阳，西有河东节度使，驻今山西太原。安禄山以胡人而被重用，身兼以上三个节度使，手握重兵，骄恣日甚，终于天宝十四年（755）起兵范阳，发所部及契丹、同罗、奚、室韦、突厥兵，共十五万，大举南侵，自称大燕皇帝，连陷洛阳、潼关，终于天宝十五年攻入长安，大事搜掠。当时长安城原是歌舞升平的一派繁华景象，但是经此一番涂炭，竟然一蹶不振，历代名都，从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严格讲来，是到了解放之后，古代的长安，才恢复了它的青春。

这一事件，标志了封建社会时期长安城的日趋没落，和北京城的日益重要。在北京城的历史上，算得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的征兆了。

现在，在北京法源寺里，还有唐代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碑一块，高二尺余，宽损三之一，嵌于寺壁，碑称唐肃宗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史思明建。但是碑文之中又记载到肃宗在至德三年所受尊号，且有文字颠倒之处[38]。因此引起了清初许多考据家如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洪颐煊等人的疑问。综合诸家意见，这块宝塔颂，原是为歌颂安禄山而作。但是碑文刊就不过一月，史思明又于至德二年十二月降唐，因此，才又把此碑之颂安禄山者，凿改之以颂肃宗，磨补重刻之迹，显然可见，所记肃宗尊号的错误，当是长安道远，传闻失真的缘故[39]。这是法源寺中现存最古的石碑，又因为有关北京历史掌故，故附记于此。

原载《文物》1959年第9期
本次自《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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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记》卷二四《乐书》：“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2]《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3]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乐记》：“黄帝姓姬，君奭盖其后也。”君奭即是召公。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主其说：“召公所出，众说纷纭，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

[4]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

[5]《日下旧闻考》卷二，页七下引《史记正义》：“召公始封盖在北平无终县，以燕山为名，后渐强盛，乃并蓟徙居之。”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3—294页。

[7]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35—36页。

[8]匽、燕古相通用，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匽侯鼎释文》：“潘伯寅尚书曰：此匽当为燕之假借字，据《左传》高酀《世本》作偃，董遇注亦作偃，《正义》谓一人，声相近而为二字耳。张孝达尚书曰：按潘说是也。晏、燕古相通借者多矣：如亯宴作飨燕，暥温作曣之类。浚益按潘尚书又有侯镰，陈编修有王戈，字又作，其器皆出燕齐之交，是匽即燕之通用字无疑也。”

[9]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卷一，页十五。又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二二，页二下。

[10]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卷八，页十六上；又《金文分域续编》卷七，页二一下。

[11]《观堂集林》卷十八，页一至二。

[12]《观堂集林》卷十八，页二至三。

[13]《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14]《战国策》卷三十《燕二》。

[15]《括地志》卷二，“幽州”：“元英、历室二宫名，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

[16]《日下旧闻考》卷二，页十一上引《史记正义》谓“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而《括地志》则以为在蓟县西四里，不知孰是。

[17]例如宋代博物家沈括谓契丹“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见《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18]《水经注》卷十三，四部备要本，页二一上。

[19]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20]《通鉴释文辨误》卷八，“九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其注曰：“大业初，并燕、范阳置涿郡，治蓟。”

[21]《通鉴释文辨误》卷八。

[22]《资治通鉴》大业七年四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又《新唐书》卷二一七《方技》：“炀帝……幸涿郡，召远知见于临朔宫，执弟子礼，咨质仙事。”

[23]《资治通鉴》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24]《旧唐书》卷三《太宗下》。

[25]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七，页十二上引《塞北事实》。

[26]《日下旧闻考》卷二，页十九上引《赵书》：“石勒从蓟州大道、滹沱河造浮桥，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宫。”

[27]前燕都蓟，《水经注》卷十三记有如下一段故事：“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俊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俊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

[2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9]《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注。

[30]《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注。

[31]《后汉书》卷二十，铫期本传。

[32]《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注。

[33]论证见侯仁之：《〈水经注·㶟水注〉选释》注17，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34]《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

[35]《太平寰宇记》卷七十，“河北道蓟州”。

[36]按宝应元年四月肃宗逝，代宗即位，次年改元为广德，此称宝应二年，亦即代宗广德元年。

[3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8]至德三年正月所册肃宗尊号曰“大唐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而碑文移“大圣”二字于“文武”之上。这里碑文有磨补重刻的痕迹。

[39]又这一石碑，自左至右，共二十二行，行无定字，顾炎武以为此碑书丹于石，故以左为前。朱彝尊则以为系从安禄山俗，见《日下旧闻考》卷十七，页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