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部分　研究思路

所谓中国西部电影，即诞生于1984年，以中国西部自然地域空间为基本叙事表征，以展现西部人民生存状态、生活状况、历史文化为基本题材取向，以强烈的西部精神和人文气息为基本艺术风格，以现代性的电影语言为其声像载体，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强烈的西部地域文化色彩的电影艺术类型或电影文化流派。

在本书中，笔者不仅详细地梳理了自中国西部电影的概念诞生以来所引发的争论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也从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领域及产业方面初步梳理并分析了这一电影流派区别于其他电影类型的独特气质。在力图详尽、完整地阐述中国西部电影发展历程的同时，笔者还将中国西部电影置于中国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探索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索其所具有的美学特征与类型表征，探索其独特的景象与物象表述语言。按照中国电影有关导演代际的划分方式，结合与中国西部电影相关的各代电影导演及华语电影导演的不同创作风格，归纳出参与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的不同代际导演的艺术特征和追求，同时也特别关注华语电影导演的西部影像情结和电影语言表述方式。最后，结合中国西部电影在产业方面的发展路径，对其历史与现状进行观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予以前瞻。

回溯中国电影的百余年发展历程，其中有这样三个板块的电影品牌已经或正在得到国际影坛的普遍认可：一是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现实主义先河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二是使得中华武术名扬海内外，使得华语商业电影在世界市场上取得骄人业绩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功夫片；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和末期，以至于延续到90年代，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主创作生产的颇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意识和特征，并具有现代影像表述语言体系的中国西部电影。

从中国西部电影理论的最早提出，到新西部电影的渐露端倪，中国西部电影经历了30多个年头。回顾中国西部电影30多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分析和总结其艺术创作、产业化发展过程的得与失、利与弊，其间也包容了中国电影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规律性、本质性问题，即如何使民族电影迅速走向产业化道路，如何使民族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得到长足发展，真正在世界电影市场上占有话语权，从而为树立我国的国际文化形象、提升我们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产业综合实力等做出应有的贡献。也许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本书对于中国西部电影文化与产业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能够很好地与现实对接，同时不乏一些前瞻性的理论探索。

中国西部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其产生不是偶然的，其发展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关于中国西部电影相关理论的研究至今仍然存在某些争议，需要不断地深入探讨。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会产生正常的争鸣或讨论，但事实证明这些论争都不会是徒然的，最终会从各个方面推动人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刻认知，客观上甚至有助于研究对象的改进和发展。当然，关于中国西部电影的研究也不例外。

1984年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率先提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1]的理论倡导和艺术号召，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理论的艺术宝库，而且为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后来乃至未来的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作为中国西部电影理论的创始人，钟惦棐的过早离世无疑是中国电影界和理论界的一大憾事，但钟惦棐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建构给后起的中国西部电影研究者们提供了无限的研究空间。虽然钟惦棐本人留下的有关中国西部电影的文字论述并不完备，但他所奠定的中国西部电影理论研究的基石，不仅为电影工作者尤其是西部电影人拍摄西部题材电影拓宽了视野，也为电影理论工作者研究中国西部电影开启了理论探索之门。

中国西部电影理论提出之后，西部电影创作的思路空前活跃，西部电影佳作纷纷问世，集团影响力也逐渐形成。以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张子恩等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是西部电影创作领域的第一批践行者，《人生》《野山》《老井》等影片的问世首次向世界证实了西部电影强劲的发展势头。部分第四代导演以中国西部地区为电影题材背景的，用他们独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继承中国电影一贯的美学特征的基础上，借助西部地区厚重的底蕴在银幕上挖掘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是“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形”[2]。在西部，第四代的西部电影导演用最真诚的镜头挖掘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顽强生命力，形成了他们这一代西部电影人特有的美学风格和文化品位。

几乎与此同时，第五代导演将其创作视角也投向了中国的西部，中国西部电影在第五代导演的镜头下焕发出极具个性色彩和探索意识的气息。与第四代导演拍摄的西部电影有所不同，第五代导演在他们的西部电影中不仅融入了深刻的人文历史反思，也采用了十分前卫的镜像语言。

应当说，这一时期，正是第五代导演与第四代导演携手共创西部电影之时，也正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获得世界认可之际。《人生》《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影片不仅在国内屡获大奖，在国际上也屡屡抱得大奖而归，中国西部电影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它的辉煌发展历程。

中国西部电影曾经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西部地区本身的广袤和神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加入拍摄西部题材电影的行列。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导演陆川、贾樟柯、王全安、宁浩、高群书等人的加入，为中国西部电影的不断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可可西里》《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无人区》《西风烈》等影片的出现使得西部电影的题材范围与以往相比更加丰富，年轻导演审视西部更为独特的视角和亲民的情怀赢得了诸多观众的口碑。

也许是由于中国西部自然与人文的强大吸引力，也许是由于中国西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成功的神奇感召力，引得众多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及海外华语电影导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纷纷把他们睿智的目光也投射到了神秘的中国西部。他们用各自的摄影机在这方广阔的区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既体验、感悟西部，又反思、审视西部。他们的创作手法和风格与内地导演迥异，从另一种视角来看，更加丰富和拓展了西部电影的创作空间。

基于钟惦棐的理论倡导和中国西部电影曾经繁荣的创作现象，电影理论界和批评界对于西部电影现象的研究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最热烈的当数最初关于“西部片”称谓定义是否恰当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调和中立者亦有之。一时间，在全国各大报纸及电影专业理论杂志上，关于“西部电影”的争论文章层出不穷。这其中有北京和上海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也有陕西的一大批评论家，无论大家持有的观点有多少差异，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示了对中国西部电影的热切关注和期待，提出了众多富于建设性与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及意见。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加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想互相碰撞产生火花，使西部电影理论在探讨中不断完善，新思想、新观点的迸发也使西部电影研究的视角愈发开阔。

随着中国电影体制的转变，中国西部电影在改革的阵痛中曾一度陷入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低迷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洗礼后，西部电影重新破土而出，以“新西部电影”的姿态重登中国电影的舞台，理论研究也随之进入回暖期，有关西部电影的研究再次成为业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整个中国电影文化、艺术与产业环境的改变，西部电影理论研究的视角也与时俱进，有关西部电影发展历史的策略性总结、新西部电影的产业化发展、中美西部电影的比较、新西部电影发展的策略等许多方面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西部电影研究的新思路、新观点，而且对创作也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如今，一系列西部电影相关论文的发表、相关书籍的出版，有关西部电影的研讨会的召开、国家级课题的开展，都使得西部电影的理论研究朝着更加科学、严谨、规范和富于创新的方向发展。

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已经实施二十多年，在注重经济开发的同时，对西部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西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部电影，在创作方面，在产业化运作及理论研究方面，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尤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在我国文化产业面临与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化、规范化产业运作机制接轨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并开发西部厚重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使西部电影在文化与经济的结合点上走出更新、更具西部人文特色的电影产业化道路，这些都是摆在西部电影创作者、经营者、管理者及理论研究者面前的全新课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引发了经济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在这一历史契机下，通过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寻求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和互信，最终实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各国家、各地区互利共赢、繁荣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启，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西部的电影人，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电影人的使命，借着新丝绸之路重启的东风，探索摆脱一直困扰西部电影的传播困境，从地域文化、类型构建、品牌推广等多个方面进行尝试，努力去寻求一条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