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中国碳排放达峰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有证据显示，2011年的总人为辐射强迫的最佳估计值相比《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的2005年的估计值提高了43％。在过去50年里，全球共发生1.1万多起由天气、气候和水导致的灾害，造成了200万人死亡和3.6万亿美元经济损失。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及严重性有所上升。《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要比1850—1900年高1.09℃，其中，陆地增温的幅度为1.59℃，高于海洋的增温幅度0.88℃。随着全球地表温度不断升高，近3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了约0.09m，平均每年上升2.6mm，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每年1.8mm。未来，中国年平均地表温度将持续升高。

2015年12月，世界各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共识，通过了《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巴黎协定》提出，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向1.5℃以内努力；各缔约方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碳达峰），到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之间的平衡（碳中和）；2020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以各国承诺的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为基础。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于2015年6月30日向联合国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中国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CO2）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2016年9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我国加入《巴黎协定》。在2020年9月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截至2020年11月，已有190个缔约国批准了《巴黎协定》，已有188个缔约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3］。2021年11月，各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开启了国际社会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

我国碳排放经历了三个阶段：1997—2001年为缓慢增长阶段，碳排放年均增长2.6％，2001年全国碳排放约32亿吨；2002—2013年为迅速增长阶段，受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推动，碳排放以年均9.6％的速度攀升，200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2013年中国人均碳排放超过欧盟（6.8吨），达到了7.2吨［4］；2014—2020年为增速趋缓阶段，在初期碳排放略有下降，但在2017年重现增长态势，2020年全国碳排放约100亿吨［5］。从2014年我国政府首次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提出“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对我国碳排放峰值目标及实现路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深化各类低碳试点，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在2020年前实现碳排放率先达峰。”“力争部分重化工行业2020年左右实现率先达峰，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领域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效。”绝大部分地区也根据国家峰值目标和总体要求，结合各自对峰值目标和发展阶段的认识逐渐推进碳达峰工作。

2018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对2015年下降了约45.8％，已经提前完成了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然而，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CDIAC）、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BP）等多个机构的数据显示，受经济上行等因素的影响，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呈现回暖态势，碳排放反弹，终止了2013—2016年碳排放平稳下降的趋势。Peters等指出，2018年中国碳排放相比2017年进一步上升，碳排放强度下降带来的减排量被重工业生产回暖和天然气使用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所抵消，如图1-3所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还会持续增长，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仍然面临挑战。

图1-3　1960—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6］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目标需要克服三大困难：第一，高碳的能源结构，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84.1％，煤炭消费占化石能源消费的56.8％，这两个比例均为全球最高，超过美国等用能大国；第二，高碳的产业结构，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能源消耗型行业（煤炭、钢铁、石化、水泥等）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占比很高；第三，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仍在持续推进，很多地区的能源消费量还处在上行区间。世界城镇化历程表明，城镇化的推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我国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也印证了此规律，1990—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由26.4％增长至63.9％，人均GDP由0.17万元增长至7.18万元，人均能耗由0.87吨标准煤增长至3.47吨标准煤。当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近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0％，约为美国及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预计短期内仍有大量的能源消耗需求，这使得我国碳达峰及碳中和的如期实现面临巨大挑战。另外，产业升级、非化石能源体系的建立和推广等过程耗时长、成本高。在此背景下，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较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