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单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又很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治通鉴”。
因此,《资治通鉴》的选材非常讲究,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即使不抱任何目的地阅读它,人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以善为法,以恶为戒。而其在叙事之后,还有议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议论了解司马光所在时代的价值观。这些议论共186篇,司马光所做的占102篇。历史学家陈垣认为,司马光“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资治通鉴》都举足轻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资治通鉴》后,编年体史书就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参考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方法考辨史实,选取史料不限于正史实录,注重史据和史事的情理,掀起了一股考辨之风。而南宋史学家袁枢更是从《资治通鉴》中得到启发,取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创造了新的写史体例——纪事本末。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只可以帮助人们悉过去,还可以像一条深沉舒缓的大河,让人们临河照影,把它当作了解自己的镜子,也可以以身涉河,如渔夫捕鱼一般,于其中攫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许还会得到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宝藏。而纵览它的奔流之貌,人们还能借它来推求未来。
当然,读完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既需要坚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精选了其中具代表性的、精彩的篇章,让人们能够以精达全、深入浅出地体悟整部《资治通鉴》的精神。由于在精选的同时,本书完好地保留了《资治通鉴》的通史体例,就确保了整部作品灵魂的完整性。
阅读古代经典,语言文字是一大难关,古人的行文方式和今人有很大区别,再加上《资治通鉴》的语言虽然简繁得宜、飞扬生动,却并不通俗浅显,很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因此,本书在原文后面搭配了注释、译文,帮助读者理解,并对全书进行了精编精校,保证了原文、注释、译文的严谨性和准确性。除此之外,还随文配图400余张,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相应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人们读文观图,便如身临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