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共有思维模型
关于思想体系和制度的洞见与展望[1]
1．引言
2018年春天，一群优秀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美国犹他州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巍峨的群山中聚会，讨论阿瑟·丹佐和道格拉斯·诺思1994年在Kyklo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共有思维模型：思想体系和制度》（Shared Mental Models：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丹佐和诺思的这篇文章被引用了3 000多次，在过去25年里，该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思想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的跨学科研究热潮。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思帮助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正如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家玛格丽特·莱维和巴里·温加斯特指出的（Margaret Levi and Barry Weingast，Washington Post，2015），诺思“对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他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争论”，并“站在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四次革命的前沿”，包括“1．新经济史（NEH）；2．‘产权’革命；3．新制度经济学；4．认知科学”。
本文旨在反思过去25年来我们的研究如何继续推进丹佐和诺思开创的对共有思维模型的研究。我们组织了这次专题研讨会，作为我们持续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涵盖三个相关目标。首先，我们重点介绍一些涉及共有思维模型的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在过去25年中受到了丹佐和诺思1994年那篇文章的启发。其次，我们讨论并反思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最后，我们探讨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方法，以及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正在开展和计划开展的研究工作。
为什么丹佐和诺思对基于思想的共有思维模型这一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方式？正如政策学者黛博拉·斯通（Deborah Stone，1988）所言：“思想是一种交流媒介，是一种比金钱、选票和枪支更强大的影响模式。”斯通接着解释道，“共有意义（shared meaning）激励人们采取行动，将个人努力融入集体行动。”实际上，就像美国商人哈维·费尔斯通（Harvey S.Firestone）曾经指出的：“资本在商业中并不那么重要，经验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两样东西你都可以得到。重要的是思想。”
2．Kyklos杂志的特别研讨会，以纪念道格拉斯·诺思和他对共有思维模型的开创性研究
在继续论述之前，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本次特别研讨会的作者和专题：
教授。史密斯博士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和相关书籍，并以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享誉世界。史密斯的文章题为“行为人采取社会和经济行为思维模型中的因果动机：实验与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转向”。[3]史密斯分析了“效用理论在预测可复制的实验结果方面三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失败”。通过研究，他认为“效用理论过于严格地将行为的起源与其结果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压制了对行为人产生影响的其他思维模型”（参见Smith，2020）。
威廉·舒格哈特二世（William F.Shughart II）博士是犹他州立大学费什·史密斯（J.Fish Smith）公共选择讲席教授，也是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研究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曾担任公共选择学会主席（2020—2022年），出版了10本书和140多篇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舒格哈特的文章（与戴安娜·托马斯和迈克尔·托马斯合著）题为“制度变革和理解共有思维模型的重要性”。[4]舒格哈特和同事研究了可以应用共有思维模型的各种途径，以帮助启发新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反映社会规范的转变，从关注家长制的范式（传统上强调精英级专家的作用）转向更关注基层企业家角色的范式（Shughart et al.,2020）。
迈克尔·芒格（Michael C.Munger）博士是杜克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曾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和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6—1998年）。芒格的文章题为“共有信念体系、‘基本空间’以及理性在评判制度中的受限性”。[5]芒格探讨了“基于人类思维模型的有关制度起源、制度惯性和制度转型的三种观点”。在此过程中，他以这三种观点为背景评估并扩展了丹佐-诺思的思维模型理论（参见Munger，2020）。
的外包观：冲突中的共有思维模型”。[6]希拉研究共有思维模型如何帮助解释精英和普通人对外包的影响和重要性的看法差异。在研究过程中，希拉还探索了与美国的外包辩论紧密相关的不同的共有思维模型，以及这些模型如何影响决策者的选择（参见Hira，2020）。
3．共有思维模型研究项目的思想起源及其持续发展
丹佐和诺思1994年在Kyklo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综合了诺思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和丹佐对基于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的经济思想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诺思开始专注于解析为什么人类经常做出看似与直接经验数据“背道而驰”的决策，并以纯粹理性选择视角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事。例如，一直以来，诺思对苏联领导人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持续支持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极感兴趣，这种模式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并且始终未能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丹佐与迈克尔·芒格（1984）、罗伯特·麦凯（Robert Mackay，1983，1981，1981，1980）以及肯尼斯·谢普塞尔和威廉·里克（Kenneth Shepsle and William Riker，1985）的合作研究在实证制度分析领域越来越重要。在随后的研究中，丹佐开始质疑许多基于理性选择的普适公理，这些公理支撑着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通过分析，丹佐逐渐认为，可以将主观因素纳入其分析基础从而改进这些模型。丹佐和诺思对思想如何影响人类决策的共同痴迷，促使他们开始就一篇研究制度和思想体系作用的论文展开对话。
当然，丹佐和诺思并不是提出思想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人。譬如，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研究思想力量的主要先驱之一。他的两部标志性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都植根于一种哲学信念，即人类是社会生物，通过在自由市场上与他人自愿交换来寻求增进个人的物质利益。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概述的开创性思想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有趣的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2020）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是偏离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而这部作品对于全面有效地理解《国富论》的思想至关重要”。超过一个半世纪后，被公认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感叹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有力量。事实上，统治世界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的确，这一直是一个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思想如何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赢得了特别关注，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家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1997）描述的所谓“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转向”得益于众多人的研究。[7]
尽管如此，丹佐和诺思1994年的文章仍然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该文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理论上分析人类大脑如何处理思想，以及思想如何影响我们看待周围的世界。丹佐和诺思促使我们关注思想是如何得到发展和共享的，进而关注这些动态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对物质主体的理解和对人类真实经验的解释。
3.1 共有思维模型对国际发展的影响
丹佐一直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他很清楚并非所有市场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规则运作。20世纪90年代末，丹佐开始探索思想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市场化发展政策的因果作用。丹佐认为，世界银行引发争议的有条件贷款计划的某些内容是对市场的误解（有些时候是有悖常理的），需要修改。世界银行的这些计划规定了从私有化和财政紧缩到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以换取金融援助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并编纂成一套被称为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微观经济政策策略。这些“条件”可概述为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一组“共有思维模型”（Roy、Denzau and Willett，2007）。“华盛顿共识”最初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90）提出，它描述了一套广泛（但绝非决定性）的市场化目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目标将激发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许多结构调整计划偏离了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模型，强调在经济困难的地区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财政紧缩。因此，越来越多政治上左翼的批评家开始将这些计划与更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即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丹佐和诺思关于共有思维模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帮助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很多时候，不同领导层接受的资本主义思维模型其实大相径庭。共有思维模型为此提供了重要而又可靠的理论基础，使之有别于对这个主题的已有研究。因此，共有思维模型在发展领域日益引人注目。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将《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2014）的主题确定为“思想、社会和行为”，强调了丹佐和诺思的研究，这一研究旨在说明共有思维模型如何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追求的与发展相关的投资决策和战略。世界银行在《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2014，第62—63页）中有如下论述：
思维模型包括分类、概念、身份、原型、刻板成见（sterotype）、因果叙事和世界观。如果没有关于世界的思维模型，人们就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大多数决策。而如果没有共有思维模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就不可能建立制度，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获得归属感和团结感，甚至不可能相互理解……思维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与我们互动的人和我们面临的情况的默认假设。因此，我们可能会忽略违背这些假设的信息，并用思维模型暗示有可能为真的信息自动填补缺失的信息。
借鉴共有思维模型的见解，世界银行（2014，第62页）承认，“不同社会的思维模型存在巨大差异，包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不同看法”。正如著名管理理论家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强调的：“理解差异是质量和业务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的确，无法欣赏和理解差异是堂吉诃德式“理性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很多时候，经济行为人对世界运行方式做出了错误的假设，与此相关的思维模型也有严重缺陷。致力于发展的行为人如果在工作中带着扭曲的视角，他们往往就会错误地理解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的问题、情景和困难。
政治和经济行为人的行为直接依循他们认为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思维模型。信息成本、视野范围有限、事先存在的偏见、范式学习（paradigm learning）和教育培训等因素会制造认知过滤器，影响人类理解其社会内部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的方式。显然，经济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采用的风险评估主要根据先前的经验和实证数据。但环境很容易改变，在动荡时期甚至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行为人会不断面临被称为“新奇之事无处不在”的现象，即先前的经验、信息或数据严重受限或难以处理的情况。
戴明（1994，2000）声称，不确定性源于“未知”和“不可知”的变量。因此，这些情况的原因和影响很难操作和量化。对理性行为人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往往是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戴明认为，光有数据还不够，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以理论为指导，而不是以数据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都同样有效。实际上，我们能否做出合理的经济选择，取决于能否形成合理准确的思维模型。
4．运用共有思维模型的见解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
《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2014）引人注目，它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一刀切”政策模式的问题和局限性，而且向我们明确，“当人们发现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可以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型来改变结果”（第62页）。若果真如此，那么行为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更好的思维模型并与他人分享，来改善因风险产生的不利条件。经济行为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熟悉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参数，这些参数同时塑造了他们所处的环境”（Denzau and Roy，2017）。事实上，“我们用来评估世界的思维模型越准确，就越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许多成本”（同上）。
4.1 共有思维模型中学习角色的转变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8]中提出，思维模型的学习可以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称为“参数学习”，涉及对我们现有的因果信念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进行常规、渐进或小幅的调整或改进。这种基本的学习模式与所谓的“贝叶斯学习”一致。我们注意到，当新的信息出现时，贝叶斯学习者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现有核心信念。相反，贝叶斯学习者倾向于将新信息纳入已有的信念，继而微调思维模型。
我们区分了参数学习与第二层次的学习，即“模型学习”（model learning），它是要打破思维模型及其隐含的核心假设。如果个人或群体的共有信念体系始终无法为正在发生的事件提供合理解释或解决持续存在的问题，那么即便是忠实的信徒也可能被迫重新思考或放弃这些思维模型，寻找替代方案。当学术领域、专业领域或科学共同体内部有大量人员分享这些经验时，往往会导致范式转变和科学革命。这些主题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彼得·霍尔的《范式与政策变革》、弗兰克·鲍姆加特纳的《思想与政策变革》和马克·布莱斯的《大变革：20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革》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9]
思维模型学习的根本转变可以反映我们现有知识领域的“创新”和“突破”。然而，正如戴明所说，“科学发现不是计划出来的，创新也不是计划出来的”。一旦环境发生了某种根本转变，理解世界运行方式的新思维模型通常就会出现。哪怕是沉重的不幸和可怕的悲剧，也能推动知识的惊人进步，从而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例如，亚历山大·弗莱明博士的一次实验室事故引发了新的研究方向，最终导致抗生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我们在2005年的“公共选择”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引入一个框架，通过“囚徒困境”的基本应用，探究共有思维模型的发展、演变和消散，这种“囚徒困境”广泛应用于非合作博弈论中。
在有限静态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传统的”纳什均衡是每个参与者“背离”合作策略，期望避免通常所说的“受骗者”收益（sucker payoff）[10]。这种情况下，一名囚徒保持沉默（合作）并因此承担更重的惩罚，另一名囚徒则坦白从而换取减刑。在涉及两个或多个参与者的传统合作博弈场景中，纳什均衡表明，没有哪个参与者能够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来提高收益。该模型还假设每个参与者都知道其他参与者的均衡策略，并且每个参与者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程度理解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和结果。但倘若事实并非如此呢？正如本文始终强调的，行为人通常借助认知过滤器和观念透镜来感知其拥有的信息。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行为人拥有的知识往往是不完美、不完备和不对称的。
当行为人对环境有共同的理解时，他们之间就更有可能进行合作。如果行为人的思维模型基本趋同，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共同之处。因此，他们更有可能看到潜在的双赢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当行为人的思维模型差异很大时，他们大概率会以相互排斥、零和的方式感知世界，而不太可能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
根据这一想法，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它使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分析行为人的思考和相关策略的重点，即从“我”转向“我们”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一转变必然是思维模型的转变，从“主观的”理性解释转为“主体间的”解释或共有理性（shared rationality）。因此，我们不是提出一个纳什均衡概念，而是提出三个：主观纳什均衡（SNE）、主体间纳什均衡（ISNE）和客观纳什均衡（ONE），其中客观纳什均衡是传统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
丹佐、米纳斯和罗伊在2016年由 Kyklos 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借鉴了2005年论文概述的从主观纳什均衡转向主体间纳什均衡的想法，帮助我们将“学习路径”运用到戴明关于“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的哲学方法中。戴明的哲学体系被称为深度知识系统（SoPK），它植根于如下信念：在某一给定系统中发挥作用的那些功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无论该系统内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参与者往往在思维孤岛中单打独斗，这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执行的功能如何影响（以及受影响于）同一系统中其他人的活动。戴明称这种情况为“常态”（business as usual）。在他基于系统的“深度知识”理论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的构件：（1）对系统的认识和知识；（2）了解系统内的变化（即变化的“共同原因”与“特殊原因”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绩效和相关进程；（3）熟知理论观点或思维模型，它们支撑着我们关于变化“原因”的信念；（4）心理学，即影响个人行为乃至系统中相互关联行为的因果观点或思维模型。我们在2016年的文章中提出的模型概述了思维模型通过学习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该模型基于均衡与学习的三个概念，如下文所述。[11]
4.2 主观博弈分析
考虑一场主观博弈G，为简单起见，它只涉及2个参与者，分别表示为1和2。每个参与者i都有一个策略集Si，包含可用的策略，并选择其中一个策略，即si∈Si，同时选择博弈的一种思维模型Mi（s1，s2），使策略向量s对应于收益向量。为了给主观博弈一个全面的定义，我们还需要把客观收益函数∏（s1，s2）对应于参与者在每次博弈中获得的实际收益。综上，我们得出：
G={（1，2），（S1，S2），（M1，M2），Π（S）}
这个博弈具有客观纳什均衡，使得每个参与者都会对另一个参与者的选择做出最优反应。即存在一个策略向量sO，使得对于每个参与者比如1（对2也一样），以及所有策略选择t ε S1，都有：
Π1（sO）≥Π1（t1，s2O）
现在我们把主观因素纳入分析。主观纳什均衡就是指对参与博弈的每个参与者来说，他的思维模型告知他自己正在博弈。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策略向量sO，使得对于每个参与者比如1（对2也一样），以及所有策略选择t1 ε S1，都有：
M11（sO）≥M11（t1，s2O）
其中第二个下标表示参与者的收益。
请注意，主观纳什均衡与基于客观收益函数∏（.）的客观纳什均衡相关，但未必相同。
4.3 主观纳什均衡与客观纳什均衡的关系
如果两个参与者都有关于世界的正确模型，这就是标准博弈论，而主观纳什均衡就是客观纳什均衡。
直觉上看，主观纳什均衡和客观纳什均衡似乎是相关的，但未必相同。当我们分析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时，唯一的限制是，每个参与者在主观模型中的收益必须与客观模型中的相同，但仅限于真正实现（譬如沿着均衡路径）的结果。这基本上是说，参与者从未经历过的非均衡结果不受客观模型的信息所限。显然，如果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客观真实的博弈模型，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每个参与者iεI，都有：
M1=Πi，
则主观纳什均衡=客观纳什均衡。
当参与者的思维模型不正确时，这就不再适用了。假设双方的思维模型都是错误的。这足以产生一个不是客观纳什均衡的主观纳什均衡。假设参与者R和C在进行带有上下或左右两种策略选项的博弈。这一博弈的客观纳什均衡框架如表1所示。这是一个对称协调博弈，其中客观纳什均衡为{上，左}。
表1
不过，我们假设每个参与都有其不正确的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表2
参与者R认为他在玩囚徒困境博弈，他的占优策略是“下”。参与者C认为，这是一个协调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上，左}和{下，右}。C相信R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预期R选择“下”，自己则选择“右”。这就导致了主观纳什均衡{下，右}。
在这个主观纳什均衡中，双方得到了他们期望的收益{2，2}，而且根据他们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每个人都认为对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此，双方没有任何激励去改变其行为，除非有某些训练引导他们建立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
如果学习只是经验式的，那么任何参与者都没有理由在主观纳什均衡下（或者说沿着均衡路径）学习。每个人都选择了自认为是对对方选择做出的最佳回应，最终的收益也正如他们的预期。只有非均衡博弈或训练式学习（training learning）才能打破主观纳什均衡。
4.4 主体间纳什均衡
参与者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可能并不客观真实。此外，在主观纳什均衡和客观纳什均衡之间还有其他可能性。如果参与者的思维模型相同，就会出现中间情况，我们称之为主体间纳什均衡。这就是博弈的主观纳什均衡，其中M1=M2。前面的例子表明主观纳什均衡既未必是客观纳什均衡，也未必是主体间纳什均衡。但是，所有主体间纳什均衡必然是主观纳什均衡。
同样，所有客观纳什均衡也是主体间纳什均衡，但并不是每个主体间纳什均衡都是客观纳什均衡。客观纳什均衡是一个策略对，任何参与者都不能单方面提高客观收益。在参与者相信客观真实模型的客观纳什均衡中，主观纳什均衡就是主体间纳什均衡（因为他们相信同一个真实的模型）。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客观纳什均衡都是主体间纳什均衡，任何主体间纳什均衡都是主观纳什均衡。这可以重新表述为：
客观纳什均衡⊂主体间纳什均衡⊂主观纳什均衡
但是，如上所示，反向子集未必成立。
4.5 主观纳什均衡下的学习
鉴于参与者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也许并不客观真实，我们假设参与者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关于客观博弈的信息。首先，事后收到的实际收益可能不是事前预期的收益：
对于参与者1，Π1（s）≠M1（s）；对参与者2也一样。
参与者发现其博弈模型有误的第二种方法是，另一位参与者（或其他参与者之一）采取了令人意外的行动。假设某个参与者，比如参与者1认为s2是参与者2对其策略选择t1的最佳反应，但参与者2选择了s′2，且
M11（t1，s2）＞M11（t1，s′2）
于是从参与者1的角度看，参与者2选择s2对自己更有利，但他不会这样选择。这让参与者1有理由相信，他和参与者2看到的是关于博弈的不同思维模型，也就是说，大家对双方的互动有不同看法。
显然，如果无法根据参与者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观察或推断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预期就不会出错，相应地，也就不会有进一步学习的激励。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所有参与者都能观察到并记住每个参与者的博弈历史这一情形。
得到一个意外的收益参数可以诱导参数学习，而看到其他参与者选择令人意外的行为则可以诱导模型学习。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因为某些参数的变化会改变参与者关于博弈（也就是发生什么类型的互动）的思维模型，譬如，我是在参与囚徒困境博弈还是协调博弈，等等？因此，意外收益可以促成参数学习和模型学习（Denzau and North，1994）。
4.6 短视式学习
短视式或者经验式学习就是简单的试错。人们做出一个自认为是最佳回应的选择，但现实显示的收益并非预期收益。预期出错可能会导致信念发生改变（改变思维模型）。
正如上文提到的，最简单的学习是单一参数学习，它基于获得收益的实际经验，这一经验与参与者关于博弈的主观思维模型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对于某个参与者，比如参与者1，在博弈的某个回合中，有
Π11（sO）≠ M11（sO）
那么给定各参与者关于博弈的思维模型，参与者1获得了意外的收益。由于这一预期出错，参与者有必要更新他们的思维模型，以纳入这种经验式学习。
在阐述了从主观纳什均衡到主体间纳什均衡这一学习路径的正式模型之后，我们将给出一处修正，说明为什么在大多数“现实”条件下，主体间纳什均衡是比客观纳什均衡更可取的路径选项。我们这里介绍的修正模型受启发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的著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2]中提出的论点。哈耶克（1945，第519页）敏锐地指出：
理性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恰恰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即我们必须利用的情境知识（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不以集中或综合的形式存在，它们仅仅是所有独立个体拥有的既不完备又经常矛盾的分散知识。
哈耶克的上述引文强调的是，虽然在理想世界中，客观纳什均衡似乎是学习过程的理想终点，但是，当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现实世界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不过，正如哈耶克（1945，第530页）进一步阐明的：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倘若某个人知道所有事实（正如我们假设这些事实呈现给某位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就能单独确定解决方案，但这样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说明，如何通过只拥有部分知识的每个人的互动来产生解决方案。假设所有知识都提供给一个人就像我们假设所有知识都提供给负责解释的经济学家，这相当于假设问题不存在，并忽略了现实世界中所有显著而又重要的事物。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很少知道自己在参与什么博弈，也不知道实际收益是多少。因此，在非博弈的单独决策（non-game single decision）情境下，参与者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做出“最大化”选择。倘若博弈策略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线性的，则尤其如此。假如永远无法确定客观真实的情境模型，该怎么办？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互动了解更多关于真实博弈的信息。当然，前提是参与者愿意放弃那些始终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甚至总是导致亏损的旧思维模型。
综上所述，当所有参与者对博弈没有共同认知时，主体间纳什均衡似乎是观察博弈互动更有用的方式。事实上，主体间纳什均衡比客观纳什均衡更有助于理解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完全信息或基于客观纳什均衡的思维模型成本太高，而且是不必要的，无助于做出正确决策；另外，在大多数“现实世界”或“正常”条件下（系统在“稳态”参数下运行，也即在“控制范围”内），我们没有必要防范大多数形式的风险。因此，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信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是需要合理（或至少没有严重缺陷）的主体间共有思维模型。不过，渐进的改善是不够的。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是改变做事方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正如戴明（1994，2000）所言，思维方式的创新对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
为了说明我们在这个修正模型中提出的主张，可以拓展我们的博弈理论。这一次，我们假定两个博弈者对互动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表3说明了参与者可以达到主观纳什均衡的策略。我们还假设参与者可以相互讨论其想法，并就博弈达成共同看法（主体间纳什均衡），如表4所示，但这仍然不是客观真实的。此时，每个参与者得到的收益与他们的信念一致（或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似乎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更多地了解如何实现（并确认）他们对实际收益获得了客观真实（百分之百准确）的理解。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均衡，或者无法确认大家已经达到这个均衡，那么任何参与者都无法发现其信念在客观上是错误的。
博弈的客观纳什均衡如表3所示。正如我们在这些博弈矩阵中看到的，追求客观纳什均衡策略不会给参与者带来更多收益。此时，进一步客观正确地理解博弈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因为参与者已经对互动达成了策略上正确的理解，即使细节有误。进一步偏离均衡（相对于他们找到的主体间纳什均衡）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并转移参与者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达成主体间纳什均衡而取得的成果。虽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总是正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利用参与者通过进行主体间纳什均衡博弈来学习而产生的收益，似乎会超过力图对互动形成客观纳什均衡式理解而付出的成本。
表3 博弈的客观纳什均衡
表4 博弈的主体间纳什均衡
表3中的收益矩阵是实现{上，左}这一客观纳什均衡的“客观”思维模型。表4描绘了当参与者就博弈达成主体间协议时的思维模型。请注意，表4中的这个矩阵不同于客观思维模型。客观思维模型有一个纳什均衡，而表4中的思维模型有一个主体间纳什均衡{下，右}，其收益为{8，8}，与客观收益相同。因此，在这一主体间纳什均衡中，参与者没有发现任何错误。这是因为他们关于博弈的主观思维模型在主体间纳什均衡结果中得到了验证。虽然理论上，主体间纳什均衡模型中两个参与者的收益都略低于客观纳什均衡模型中的收益，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一点。此外，学习客观纳什均衡需要参与者采取偏离均衡的行动，而正如他们认为的，这将带来比仅仅选择主体间纳什均衡更低的收益。
我们发现，由于客观纳什均衡要求两个参与者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型，所以它也是主体间纳什均衡。不幸的是，无法证明主体间纳什均衡和客观纳什均衡之间存在这种直接关系。因为和其他主体间纳什均衡不同，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学习可以引起偏离客观纳什均衡的行动，客观纳什均衡在主体间纳什均衡中显然是唯一的。主体间纳什均衡和客观纳什均衡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纯代数的（algebraic），也不是数学的（mathematical）。相反，这是一种真实的关系。的确，所有客观纳什均衡都是主体间纳什均衡，且两者都是主观纳什均衡。但反之并不成立，某些客观纳什均衡显然不是主体间纳什均衡，如上例所示。
鉴于此，在上述情形下尝试学习的成本和收益都是不确定的。此时，两个参与者最终可能会形成主体间纳什均衡，继而无法从思维模型缺陷引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另外，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双方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理由修改他们对互动的看法。而且他们并不清楚，为了学习更多东西，采取偏离均衡的行动会带来多少成本或收益。简而言之，即使他们试图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可能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学习的。
我们关于共有思维模型的理论研究，对于在组织和跨组织环境中改进团队合作、建立信任和形成系统意识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过去20年来，强烈的人际信任对经济绩效和生产率至关重要的观点在管理和领导力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研究（Zak and Knack，2001；Zak，2017；Covey and Conant，2018）。也就是说，共有思维模型可以增强这类研究的理论严谨性，因为我们试图找到新的方法，以使人们，比如在虚拟环境中工作且物理上彼此隔离的队友能够建立更高层次的必要信任和同理心。目前，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混合方法，将我们对共有思维模型的理论研究与“信任的神经科学”（或“神经经济学”）的实验研究相结合，帮助促进虚拟组织环境中的思维模型从“我”转向“我们”（从主观纳什均衡转向主体间纳什均衡）。
5．结论
丹佐和诺思的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思维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正如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George P.Box）所言：“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只有一些模型有用。”实际上，就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揭示的，一些有严重缺陷的模型可能是有害的。谈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时，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承认，“我错误地认为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尤其是银行，最有能力保护公司的股东及其股权……我发现，我原来视为阐明世界如何运行的关键功能结构的理论模型，其实是有缺陷的”（英国《卫报》，10月23日，2008）。
另一个说明有缺陷的思维模型如何产生有害副作用的例子是最近全球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当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方案来自非常狭隘的思维模型，这些模型看起来只关注眼前的健康恐惧和担忧，忽视了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埃肯伯格等人（Eichenberger et al.,2020）声称，最近的新冠疫情危机与大多数其他流行病一样，既是“生物事件，也是公共卫生灾难”，会引发“对实际或想象的健康风险的社会和经济反应”。狭隘的反应会产生意外的次生危机，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些危机的长期影响很可能超过生物事件本身”。目前专门用于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方法“正在影响集体意识，许多观察到的行为、仓促实施的政策和突然出台的法规都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当前采用的思维模型存在有害的盲点，使我们无法看清这一现实。因此，如果要制定一套全面的战略（即更全面的共有思维模型）来应对新冠疫情问题，我们必须首先采取能够提供更广阔视野的思维模型。
提交给本次专题研讨会的各篇文章陈述了令人信服的见解，无疑大大有助于我们不断加深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我们相信，读者将会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构建更好的思维模型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
（颜超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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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vi K.Roy，美国南犹他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公共事务W.Edwards Deming讲席研究员，主要研究共有思维模型；Arthur T.Denzau，现任教于阿曼卡布斯苏丹大学，曾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克莱门特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微观经济理论、技术变迁、法和经济学等，他和诺思于1994年撰写了“Shared Mental Model：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一文，被引用3 000多次。原文“Shared Mental Models：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 on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发表于Kyklos，Vol.73，No.3（2020年8月），第323—340页。
[2]本文的灵感来自“The Bryce Canyon Society”会议。与会者有 Arthur T.Denzau、Ronil Hira、Michael C.Munger、Ravi K.Roy、William F.Shughart II和Vernon L.Smith。在这次专题研讨会上举办了一个论坛以纪念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及其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研究，Kyklos杂志刊登了提交给论坛讨论的论文。2018年的这次“The Bryce Canyon Society”会议与“质量和创新”春季论坛相关，该论坛每年由W.Edwards Deming Institute与南犹他大学联合举办。本文作者感谢Kyklos杂志及其编辑团队出版了为纪念道格拉斯·诺思的这场共有思维模型特别研讨会的成果。我们也感谢 Reiner Eichenerger、Alois Stutzer 以及David Stadelmann的特别支持。同时，感谢Bruno S.Frey和Rene L.Frey，他们同意在1994年发表丹佐和诺思的原创论文。
[3]英文标题为“Causal versus Consequential Motives in Mental Models of Agent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on：Experiments，and the Neoclassical Diversion in Economics”。
[4]英文标题为“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Shared Mental Models”。
[5]英文标题为“Shared Belief Systems，The‘Basic Space’and the Constrained Nature of Rationality in Judging Institutions”。
[6]英文标题为“Elite vs.Populist Views of Outsourcing：Shared Mental Models in Conflict”。
[7]这些研究包括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1993），Geoffrey Garrett and Barry Weingast（1993），Kathryn Sikkink（1991），Peter Hall（1993），Kurt Jacabsen（1995），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1992），Peter Katzenstein（1996），等。
[8]Denzau、North and Roy（2007），Denzau、Minassians and Roy（2016），Denzau and Roy（2017）.
[9]Thomas Kuhn（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eter Hall（1993），Paradigms and Policy Change；Frank Baumgartner（2013），Ideas and Policy Change；Mark Blyth（2002），Great Transformations：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0]以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博弈为例：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即“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被判入狱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即互相“合作”），则二人都将被判入狱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即互相“背叛”），则二人都将被判入狱8年。受骗者收益是指在一人背叛、一人合作的情形下，合作者获得的“收益”，即被判入狱10年。——编译者注
[11]下文的正式模型由Denzau、Minassians and Roy（2016）首次提出。
[12]Friedrich von Hayek（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