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名著，对欧洲，尤其是对北欧的文学运动起过巨大的影响，迄今仍是研究欧洲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作者由于本书及其它论著，曾被称为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

勃兰兑斯于1842年出生在哥本哈根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受过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熏陶，试图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调和知识与宗教信仰的矛盾，并以《美学研究》（1862）和《书评与画像》（1870）两书初步见重于文坛。1865至1871年旅游欧洲，结识当时一些文化名人，特别接近泰纳、勒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始从抽象的思辨转向实证主义的学风。1870年写博士论文《当代法国美学》，即着意传播泰纳的艺术原则。回国后在哥本哈根大学任讲师，主持美学讲座，热切引进当时欧洲新兴的哲学、美学思潮，力辟北欧弥漫一时的地方自大观念。他的这些划时代的、发聋振聩的讲义，凝聚了他近二十年的心血，后经整理成书，便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这部巨著。

本书把文学运动看做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概述了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法国部分到三十年代为止，英、德部分到二十年代和1848年为止），着重分析了这几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过程，以及现实主义相继而起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本书没有把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看做“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自在的艺术品，而认为它不过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同样，也没有把某个国家的某些文学现象看做是孤立的、这个国家仅有的现象，而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被体现在相互影响的国家中的不同形态。此外，作者还把文学史看做是一种心理学，认为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如果它是“完整的”）来研究这个国家某个时期所共有的思想感情的一般历史。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并不是作者的独创，从中正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文学理论家（特别是泰纳、圣伯夫等）对于他的影响。

泰纳认为人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这种艺术哲学在本书中得到了生动而又有创见的发挥。本书作者作为一个自觉的实证论者，主观上尊重经过“科学”“实证”过的事实，但是实际上，科学的作用有时被降低为仅仅记载事实，而事实则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他说:“我的工作便是追溯每一种心情、情绪或者憧憬，把它列入它所属的某一类的心理状态里去。”正是这样，他在分析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便往往把人物形象看做所谓“普遍人性”的某个方面（例如吝啬、贪婪、嫉妒之类）的体现者，而不可能把它同产生这一形象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联系起来，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其次，作者还承袭和发展了圣伯夫的文艺观，认为文艺作品不外乎是作家的自传，因此在本书的一些作品分析中，人物有时简直成为作家的自我写照，而情节则几乎等于作家个人经历的忠实复制。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作家在创作中所流露的自传成分，但是一言以蔽之的“自传说”显然低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和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此外，作者还像一般资产阶级作家和批评家一样，十分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个人的完全绝对的独立性”“可宝贵的个性”等;因此，他对法国雅各宾党人的革命专政和拿破仑的第一帝国一视同仁地加以反对，而对于反抗这两次统治的“流亡者”夏多布里昂等人，以至继第一帝国之后复辟时期的“思想自由”的鼓吹者，则寄予无限的同情。应当说，这些地方都不免背离了本书把文学运动视作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这一主导精神。

尽管如此，本书的优点和特色仍然是不可抹煞的。首先，它把西欧文学当做一个浑然的整体，从各国的文学思潮中清理出它的纵横交错的来龙去脉，使读者能够对它得出一个全局的观念，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构成全局的各个部分。它评议某一国家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即使为了达到前面所说的“自传说”式的结论，一般都能充分地联系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各国流派间的关系，以及作者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其它作品，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过程，读者即使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的结论，也能够更确切地判断这部作品所起的社会作用，并确定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尽管泰纳的艺术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本书作者却避免了泰纳强求事实服从原则的公式化倾向，而从丰富的相互联系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出发，分别引申自己的有关结论:这是有别于，也是他强似泰纳的地方。

作者撰写本书，还有更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促使丹麦和整个北欧醒悟过来，迅速摆脱文化上同欧洲大陆相隔绝的孤立状态。他在本书中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同胞:欧洲早已为天主教和浪漫主义所蛀毁，新的人物正在通过新的风暴发出新的声音，而丹麦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社会生活不过是在古老的精神废墟上苟延残喘而已。正是这样，这部名著一出版，便在北欧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为作者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如易卜生、比昂松、雅可布森等。这些“现代的开路人”在文学创作上共同抵制浪漫主义，促进现实主义，可以说一起领导了一场精神革命。然而，也正因为作者毫无顾忌地站在激进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1848年的欧洲革命作为历史的必然抱肯定的态度，并且斥责民族偏见和宗教偏见腐朽过时，这部名著又在教会和保守势力方面为作者招致了一大批敌人。他们以“不信神的犹太人”的罪名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它卑鄙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

1877年勃兰兑斯不得已移居柏林，到1883年才回国。1902年重进哥本哈根大学主持美学讲座。1927年卒于故土。

这位大批评家一生著述丰富，并能用几种文字写作和讲学。除《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外，他还有一系列关于丹麦和北欧文学的专著，如《索伦·克尔恺郭尔》（1877）、《爱塞伊斯·台格奈尔》（1878）、《路德维希·霍尔堡》（1884），综述丹麦文学传统的《丹麦诗人》（1884）以及鼓舞和推荐他周围一批新作家的《现代的开路人》（1883）等。他的游记也是很闻名的，如《德国首都柏林》（1885）、《波兰印象记》（1888）、《俄国印象记》（1888）等，后两部有较大的篇幅涉及文学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品。作者还为同时代的政治人物（如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狄斯雷利）写过传记，并用德文写过一本《斐迪南·拉萨尔》（1877）。他还是《易卜生全集》德文版的主编人之一。晚年潜心于巨型的文化、历史名人传记，其中著名的有《莎士比亚》（1895—1896）、《歌德》（1914—1915）、《伏尔泰》（1916）、《恺撒》（1918）、《米开朗琪罗》（1921）等。去世前不久出版的《耶稣传奇》（1925），由于把耶稣写成一个凡人，更使基督教社会为之哗然，恨之入骨。

勃兰兑斯学识渊博，目光敏锐，见解深刻，文字风格清新流畅，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他毕生又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大半生在思想上追求自由与进步，实际上没有摆脱欧洲资产阶级的传统精神，更没有达到人类已经达到的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先进思想水平。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暴力，同情进步的社会运动，晚年甚至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表示拥护，但始终没有建立明确的政治观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受到尼采思想的熏染，精神上反而日见孤立和衰退，逐渐发展了一种貌似激烈、实则颓放的个人主义哲学，以致成为欧洲一些所谓“精神贵族”的偶像，这一点特别反映在1889至1905年间他的论文（见《尼采》，1909）及晚年的传记作品中。勃兰兑斯本人的思想变化，正如易卜生在晚年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变化一样，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需要他身后的文学史家们至少按照本书所运用的原则，到十九世纪末叶业已开始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去寻找原因。

但是，不论在作者本人的整个著述生涯中，还是在整个欧洲文学史的范围内，《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仍不失为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论点，对于我国学术界仍然有充分的借鉴的价值。远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向我国读者介绍北欧国家文学时，曾一再推荐过勃兰兑斯的理论成就;他还特地引用过勃兰兑斯慨叹丹麦在文化上闭关自守时的一句名言:“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招致了‘哑’来”[1]，借以警惕一些人忽视世界各国精神遗产的错误倾向。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我们将逐卷出版勃兰兑斯的这部名著。鉴于本书内容浩瀚，包括法、德、英等不同国家的文学运动，我们邀请了几位译者分别按照英译本和德译本进行翻译。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过韩侍桁先生解放以前和以后出版的中译本[2]，特此志谢。

编者

1980年5月

[1] 见《准风月谈》中的《由聋而哑》一文。

[2] 韩侍桁译《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曾由商务印书馆逐卷出版（未出齐）,并由其他书店选印过个别章节,其中第1 卷由本社重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