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背景
自从神圣同盟成立以来，一种巨大的、系统的反动就笼罩着德意志国家。这种反动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的，它的中心是奥地利，它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梅特涅。梅特涅是塔勒朗[1]的一个学生，他虽然缺少乃师的圆滑伶俐，但在为非作歹方面，却远胜过先生。他希望把整个欧洲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凡是被革命和拿破仑所冲击的一切，不论是摇摇欲坠的，还是坍塌垮掉的，都加以巩固，或重新建立起来。为了去同拿破仑这个主要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们被迫采取任何可能行之有效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去进行号召，而不是简单地指挥民众；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他们的热情，而不是求助于他们的忠诚，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同所有内阁政策全然不同的许诺，答应大学生革命者提出的让德国新生的要求。当然，从奥地利和从普鲁士喊出来的口号，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正义和秩序！”“秩序和和平！”这是奥地利的声明中的口号。“人民！”“自由和荣誉！”“德国！”这是在普鲁士流行的字眼。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对时代精神所做的让步，远远超过它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感情上所容许的程度。但当敌人一旦被打败，革命的遗产被消灭，“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结束了，他们的目标就变成像结束战争一样去结束自由。
在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随着战争的胜利而诞生。斯坦因[2]早在1812年就拟出了一个计划，要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再度统一起来；阿恩特和格雷斯[3]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然而1814年巴黎和约却规定：“所有德意志邦国都应该是独立的，并通过一种邦联制的同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统一国家的所有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在人民心中再度唤起这种思想时，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代替一个统一的国家，成立了一个德意志邦联。这个德意志邦联像雅恩[4]所称呼的那样，是穿在民族身上的一件五颜六色的小丑服。失望是令人痛苦的。
对自由的梦想如同对统一的梦想一样，都消逝了。有些君主为了激起人民去反对拿破仑，曾对人民许下自由宪法的诺言。在一些大的邦国里，只有巴伐利亚、巴登和威腾堡——它们过去是莱茵邦联[5]的成员——兑现了他们的许诺，制定了他们的国家宪法。巴伐利亚和巴登在1818年颁布了宪法；有更多自由思想的威腾堡国王——这是个例外——在1819年为他的邦国制定了宪法；而在萨克森——魏玛这个小邦国里，卡尔·奥古斯特作为德国一个为政治自由而开路的人，则早在1816年就颁布了一部自由宪法，建立了一个牧歌式的议会。
但这都很少有什么意义，因为奥地利在战后和在战前一样，是反动政策的代表；而普鲁士——它的人民的政治热情比哪里都高昂——则对梅特涅亦步亦趋。
普鲁士人民不仅有得到一部代议制宪法的愿望，还早就有了这样的权利。它有信件和签署过的文件为证。早在1810年，普鲁士的宰相哈登堡公爵——普鲁士邦国的重振有赖于他——在一项敕令中就提到了一种广泛的人民代议制。在同拿破仑进行战争期间，当局再次重复了这个诺言，终于在1815年5月22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按照国王的意愿，在 一份明白无误的通告中对人民做出了形式上的许诺，立即建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但由于梅特涅的影响，这个计划的实施被一再地搁置下来。当格雷斯在一份递交给哈登堡的莱茵州各省的呈文中提醒普鲁士国王注意他所许下的诺言时，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许下诺言的国王睿智圣明，他知道何时实行为宜。在后来的许多场合里，国王虽然在他的解释中提到了他的诺言，但又一再强调，确定实施的时间是他身为国王所必须保留的权利。就这样过去了二十五个年头，这就是国王的整个后半生。[6]
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清除拿破仑国家设施的一切痕迹。例如，在汉诺威，就废除了《拿破仑法典》和它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诉讼程序，代之以十六世纪的审判方法以及秘密的司法方式。被法国人解放了的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徭役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取消了，贵族重新得到了他们在十八世纪所享有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特权。
正当德意志国家南部开始萌发出自由政治生活的第一批花蕾时，发生了刺杀科策比的事件，它对变本加厉的反动势力是一个来势凶猛的信号：民众在生活中，不再满足于发表些不关痛痒、无足轻重的议论了，而是开始采用了暴力手段。科策比的被刺，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凶手的热烈欢呼，在被压迫和受监视的德国，唤起了行动的精神。
在同法国对抗期间得到发展的民族情感和对自由的热情，在随后的年代里，在德国青年中引起了两种运动：体育运动和大学生协会，它们受到了德意志各邦国当局的注意。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创始人雅恩是费希特的追随者，他受到怀有民族情绪的青年们的爱戴。他在柏林开办了第一所体育学校。他曾经是吕佐夫自由军团的一名狙击手，是一个条顿人，一个对法国人怀有强烈仇恨的人。他那一头灰白色的长发杂乱地披在双肩上，脖颈裸露着，宽大的衣领反卷下来，手里还拿着一根粗粗的手杖。每当他同自己的学生在假期旅行中看到绘有法国式标记的徽章或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时，就立即围上去，并狂呼乱叫：“嗨！嗨！”在这样的漫游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的饮食，多半是靠面包和水为生，夜间则露宿野外，围着篝火唱起勇敢的玛斯曼写的那首优美的《体育运动者漫游之歌》：
小屋内，火炉边，
使精神和身体衰弱不堪，
徒步漫游，体育锻炼，
使精神坚强，使身体矫健。
这个玛斯曼不仅是体育事业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大学生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他在海涅的诗和前言里不断地受到鞭挞。[7]
雅恩不久就成了被狂热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不仅来自一些无知的人，还来自一些头面人物和官方机构。诗人们献诗给他，像梯尔施这样的语言学家向他奉献了自己用品达风格写成的诗，并把德国的体育同希腊的体育相媲美，两家大学赠给了他荣誉博士的称号。他本人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忠于国王的人，但他的那些头披长发、裸露脖颈、身穿本色亚麻布上衣的学生却嘲弄军队，特别是嘲弄那些衣着华丽的近卫军军官。他们对理论上的敌人格外憎恨。这些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有着他们自己的规则，去杀死反对美好事业的敌人，先是用匕首去刺眼睛，如果受害者护住脸时，那就捅他的心脏。
在这个运动从柏林蔓延开来的同时，大学生协会运动在图林根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个运动开始时是一种基督教—日耳曼的狂热，随后又要求改革大学生中的种种恶习。它把阿恩特的著名歌曲作为纲领：整个德国是德国人的祖国。德国是所有德意志国家的母体，每个小邦都是源出于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耶拿大学的教授中，有一个名叫弗里斯的人，对大学生的这种追求十分关心。这个弗里斯就是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一书的前言中被称为浅薄的代表人物而受到讥笑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热心的自由主义者，黑格尔在谈到他时说，他的新学说不是在科学的园圃，而是在阿谀奉承的粪床上成长起来的。在弗里斯的庇护下，在年轻的大学生中间，对统一和抽象的自由的追求，广泛地蔓延开来。大学生们打出了一面黑红黄三色的旗帜；这几种颜色大概是源出于吕佐夫狙击兵团的制服：黑色的衣服、红色的镶边和金黄色的纽扣。
在1817年，改革的庆祝活动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首先是体育运动和大学生协会。一项建议被提了出来，在瓦特堡召开由所有德国大学生协会派代表参加的聚会。卡尔·桑德在一篇庆祝文章里，把罗马帝国、僧侣主义和穷兵黩武看做是德国自古以来的三个死敌。1817年10月18日，五百名大学生同许多教授一道从爱森纳赫出发攀登上瓦特堡的顶端，在那里，卡尔·奥古斯特为他们开放了骑士大厅，让他们在那里吃中饭。然后，体育运动的成员为那些好奇的当地人表演了翻斤斗。晚上，人们燃起了一堆堆熊熊的篝火。这时雅恩提出了建议，应当仿效路德的榜样，路德焚毁了教皇的谕旨，我们要焚烧美好事业的敌人所写的全部东西。玛斯曼狂热地高喊赞成。随后，他们把几包旧书——都是由体育运动的敌人写的——集中在一起加以焚毁。这其中的三本书是由声名狼藉的斯玛尔茨—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写的，还有由同样臭名昭著的普鲁士法律部长卡姆普斯先生写的《宪兵法书》，以及拿破仑法典，科策比的《德国历史》，哈勒尔的《复兴》，等等，等等。最后，他们又把一个纸扎的轻骑兵，一根发辫和一根军棍投入火中。[8]
弗里斯在装腔作势地向学生们致告别词时着重指出，他们现在是在一个人民自由、思想自由的国家里[9]：“这里没有常备军”，等等。这真是可笑之至。萨克森—魏玛的军队是由一群老实的手艺人组成的，他们由于工资微薄无法维持生活，就穿上带有马刺的军靴当上了骠骑兵，可却没有坐骑。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的序言里谈到了弗里斯的这次演说，说他毫不羞耻地在这样一个名声不佳的公开集会上侈谈国家和国家宪法，说什么自下而上，生活来自人民，说什么如果真正的共同精神居主宰地位，社会就会“由于友谊的神圣链条”而联合起来。黑格尔认为，让国家理性的互为联结的结构溶入心灵、友谊和热情的混合液中，这是浅薄的一种标志。
玛斯曼作了讲演，在其中，他描述了依然笼罩在黑夜中的德国，但同时也指出，鲜艳的金色朝霞就要升起。
梅特涅借这次集会为理由，促使哈登堡和亚历山大皇帝向卡尔·奥古斯特施加压力，从这时起，在维也纳宫廷中人们就讥讽奥古斯特是“老小伙子”。
在瓦特堡，除了焚烧科策比的著作，还焚烧了纸扎成的他的模拟像。科策比在魏玛出版了《文学周刊》，向俄国献媚，对青年嘲讽。虽然歌德向来很少赞同青年人的举动，但这次他却为他的宿敌的遭遇而感到高兴[10]。科策比是俄国公使馆的参赞，他不时地向彼得堡宫廷递交报告，人们把他看做是俄国特务。他向彼得堡通告的，虽说都是些无关宏旨的文学上的事情，但他在年轻大学生的眼里却是一只毒蘑菇。这期间，在吉森大学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弗伦三兄弟的领导下，一种激进主义极为迅速地发展起来，它耽于谋杀暴君以及类似的一些关于行动的妄想和梦幻之中。在大学生的歌曲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拔出自由的刀剑！——乌拉！用匕首刺穿喉咙！”卡尔·弗伦是头头，偏执的神秘主义者卡尔·桑德是他的忠实的年轻信徒。耶稣的形象一直在这个人的眼睛里浮现，1819年3月23日，他用匕首刺穿了科策比的喉咙。他在死者的尸体上留下一张纸头，上面引了弗伦的一行诗：“你能成为一个基督。”
科策比
卡尔·桑德刺杀科策比
这就清楚地表明，这次谋杀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因而不能诿过于有自由思想的青年；但由于桑德在人民中被尊为圣者，梅特涅和甘茨[11]，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他为这里爆发的仇俄情绪所激怒——便像一个人一样行动起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卡尔斯巴德协议。协议上写道：对大学、“煽动者”和新闻界实行临时例外法。德国所实行的新闻检查条例就像今天在俄国所实行的一样。甘茨有理由把这种状况作为伟大的倒退运动来加以赞扬，它一直延续了三十年。
表面上他们像是在对付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其实对这些，当局心里是清楚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政党——而实际上却是在借这一口实来对当时所谓的“自由主义”展开一场讨伐战争。德·魏特是柏林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位神学教授；就因为他给桑德——他已被警察逮捕并公开示众——的母亲写了一封私人慰问信，便遭到解聘。甚至那些代表着战争所激起的德意志民族情感的人都成了这次镇压的对象。雅恩被拘禁起来，投进一座要塞，随后又被遣送到一个小城市，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阿恩特作为“煽动者”受到传讯，并被解除了职务。格雷斯为免遭逮捕而逃亡国外。
在普鲁士，新闻检查不仅适用于在王国内出版的报刊和书籍，而且也适用于王国外的出版物。所有在英国、法国和荷兰出版的德文报纸都被查禁。有些出版商，如布罗克豪斯公司，由于他们的几种小册子，所有库存印刷品便遭到了特别检查。所有的大学里都被安插了特务，他们监督青年人的思想和教授们的讲课内容。体育运动和大学生协会遭到镇压，所谓的古老德意志服装和黑红黄颜色被禁止，警察为对付后一项活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上衣、帽子、飘带、镶边都受到检查，穿黑上衣、红背心和戴黄色草帽的人，因犯“叛国罪”被投进监狱。
二十年代，马堡的一些大学生曾在佐林根的一家工厂里定制了长剑。有人报告说剑上没有通常的工厂商标：“公爵”。黑森选帝侯政府为此进行了一次搜查，以查明是否有大学生定制了长剑。对警察这种令人恼火的举动没人敢表示不满。“你们的政治家令我感到遗憾，”当时法国的一位部长德·塞尔伯爵对著名的尼布尔[12]说，“他们在对大学生进行一场战争”。
警察对在大学生中遭到禁止的联络活动特别注意。当阿诺尔德·卢格被捕时，封·卡姆普斯先生要警探全力追查卢格的一根手杖——那上面刻着几位耶拿大学学生的名字——最后终于成功地在施特拉尔松把这个Corpus delicfi[13]寻拿归案。每次审讯之间都有很长时间的间歇，拖延时日，折磨卢格，使他在囚室里饱受臭虫之苦。“在光天化日之下佩戴德意志的颜色”，就为这桩“罪行”，弗里茨·罗伊特先被囚禁在柏林牢狱中一间简陋的隔离牢房里，随后又被判了叛国罪，在一座要塞的肮脏的地洞里赎罪。在巴伐利亚，一个年轻的政治犯被判处要塞监禁，这只是因为人们根据报告，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件与德意志公爵的大衣相像的东西，为此就要加重罪行。成千上万的普鲁士青年在奥地利的逼迫下被关进监狱，或被迫逃亡。总而言之，德国市民等级的自由派青年在那个年代里毫无权利可言，备受迫害之苦，就像后来德意志帝国中第四等级的社会主义青年长期所遭受的，或像今天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在俄国所遭受的一样。
像通常那样，宗教的反动和政治的反动携手共进。1812年，普鲁士政府同教皇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使天主教教会在普鲁士具有极大的影响；这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翌年，在新教教会中又引进了一种与天主教祈祷仪式相似的新仪式；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新教”这个名字也变得不中听了。1821年内阁通过了一项法令，新教徒和新教这些字眼在普鲁士被禁止使用，检查官得到一项指令，不允许再使用这些字眼，而要代之以“福音派信徒”的称呼。
在漫长而显然无望的反动时期，悲哀的情绪压垮了一切进取精神，德国人民中的精粹人物承受着这份重担，而人民大众却很快陷入了颓唐和对政治表示冷淡的状态之中。开始，这种反动还令人侧目而视，可随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许多人把一部代议制宪法——这是普鲁士所许诺的——看做是无用的摆设。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普鲁士没能得到一部宪法，而南部德意志诸邦国虽然一直在与敌人同舟共济，长期以来却实行着议会制和开放政策，这确是一种耻辱。于是，一些人用交织有妒羡和苦恼的轻蔑目光来看待议会里的斗争，借此来掩饰他们的羞愧。他们特别幸灾乐祸地看到，为奥地利和普鲁士所主宰的邦联议会对南德的议会主义加紧了控制，不让它自由发展。除此之外，南德各邦国的政府也成功地使议会中的反对派变得声名狼藉。这部分原因是在于部长们能经常阻止他们所不喜欢的选举，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通过直接收买或给以解职的恐吓而战胜了某些对手；最后，他们还有一种经常运用的办法，那就是对议会表示的意愿毫不理睬。当局握有大权，因此，直到1830年，议会活动确实没什么值得人们感兴趣的。
德国的新闻界变得无足轻重。它现在被禁止参与有关国家大事的讨论，在政治方面也仅限于报道一些简单的事实。除此之外，它只能谈论宫廷趣闻，恶劣的气候，泛滥的河水，动物界里令人诧异的怪胎，或是戏剧舞台上新星的出现。
有教养的人被从政治领域中排挤出去，于是，他们对戏剧表现出了一种半痴半狂的兴趣，用此来代替他们对政治活动的关心。神化某位女歌唱家或女舞蹈演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二十年代的柏林，所有人的兴趣都集中在德国音乐与意大利音乐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了，人们都卷入施蓬提尼和韦伯[14]的争论中。1828年伯尔内抵达柏林时，女歌唱家亨利埃特·索恩塔格正成为所有人的话题，而对于伯尔内，人们除了晓得他写了一篇谈论她的文章外，别无所知。在他的《巴黎书简》（收于《海林的沙拉》）中，人们读到过那段机智而真实的描述，于是，他到处被这样介绍给人和受到招待：“这就是那位描写过索恩塔格的人。”在1832年，当女舞蹈演员塔格里奥妮在整个欧洲进行着一场胜利的进军时，对她的双足表现出的狂热，使得人们甚至把所有其他的一切：法国的动荡、波兰的失败和对逃亡的波兰人的同情，都置之于脑后了。在普鲁士，这股反动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台奥多·亨利希·封·罗可夫。他在1832年5月给邮政总局局长封·纳格勒的信中写道：“她跳舞，而这就是最大的愉快，消磨时间……塔格里奥妮的优美表演驱散了时代的种种不祥之兆。”在这里，消磨时间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不仅仅是愉快而已，还要消磨时间。[15]
在文学上，适逢歌德已八十高龄，当时在世的一代人正耽于对歌德的崇拜中。凡是这位大师所写的、所说的，都被看做是智慧，是美，是神圣的诗歌。他的整个一生都在用来同仇恨和误解进行斗争，现在对他的敬畏却达到了滑稽的程度。特别是在柏林，这种滑稽已趋向于愚蠢的极限[16]。蔡尔特在给歌德的一封谈及《埃尔平诺》[17]的信中写道：“后世都不会相信，我们时代的太阳竟能看到这样一部作品。”所有那些在歌德的道路上曾经是障碍的人，现在都成了他的崇拜者；他们把这个名字看做是无可争辩的权威，理解为一种保守的和民族的标志。除此之外，整个文学界都变得萎靡不振。浪漫主义诗歌的幻想游戏已接近尾声，主宰舞台的是劳帕赫和缪尔纳尔[18]；在小说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格劳伦[19]。消遣性的文学在平庸和淫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1] 塔勒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1754—1838），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外交家，善于投机。
[2] 斯坦因（Karl Stein，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1807年出任普鲁士首席内阁大臣。
[3] 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爱国者，作家；格雷斯（Joseph von.Görres，1776—1848），德国作家。
[4] 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德国体操艺术的创始人。
[5] 此系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打败奥地利后，于1806年建立的邦联，它囊括了当时德国西部的二十一个邦，并受法国的保护。
[6] 见比德曼《德国历史三十年》；普鲁茨《十年》，卷1、卷2。（原注）
[7] 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1章，《罗曼采罗》的前言。（原注）
[8] 见特莱茨克《德国史》第1卷，第383—443页。（原注）
[9] 此处指萨克森—魏玛邦国。
[10] 歌德写了一首讽刺短诗：你为非作歹，恶贯满盈，狎弄崇高，亵渎神圣，你把你自己的人民侮辱，青年人对你进行了报复。（原注）
[11] 甘茨（Friedrich Gentz，1764—1832），德国国际法专家和外交家。
[12] 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
[13] 拉丁文，（罪犯之）证物。
[14] 施蓬提尼（Gasparo Spontini，1774—1851），意大利作曲家；韦伯（K.M.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德国浪漫歌剧的创始人。
[15] 当时，普鲁士和法国正处于革命时期。见《封·罗可夫将军书信集》，埃·凯尔希纳和凯·门德尔松—巴尔霍德编。（原注）
[16] 有一个名叫苏尔茨的枢密顾问在柏林“星期三集会”上写了一首祝贺歌德诞辰的诗，其诗句如下：我想，我最好是一条鱼，那样快意，那样新鲜，而且完全没有鱼刺；我就这样把自己奉献给歌德，烹饪好放在餐桌上，一条可口的鱼。（原注）
[17] 蔡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音乐家；《埃尔平诺》是歌德在读了中国的《赵氏孤儿》后受到启发而写的一个剧本，但没有完成，只留下了片断。
[18] 劳帕赫（E.B.S.Raupach，1784—1852），德国戏剧家；缪尔纳尔（Adolf Müllner，1774—1829），德国作家、戏剧家。
[19] 格劳伦（Heinrich Clauren，1771—1854），德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