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哥哥

父亲去世时，大哥刚从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二哥二十三岁，三哥二十岁，我十四岁。两位哥哥都很善良，而且为人老成，所以尽管父亲去世了，我也不曾感到丝毫无助。在我心里，大哥和父亲完全一样，二哥就像操心的伯父，我总是跟他撒娇。无论我多么任性世故，哥哥总是笑着原谅我。他们什么也不让我知道，准许我为所欲为，不只如此，为了守护恐怕足有百万以上的遗产和亡父在政治上的诸势力，哥哥一定在暗中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们没有伯父之类的人可以依靠，一切都只能靠二十五岁的大哥和二十三岁的二哥合力拼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哥二十五岁就当上了镇长，经过一番实际从政的锻炼后，在三十一岁成为县会议员。据说他是全国最年轻的县会议员，报纸上称他为A县的近卫公[2]，还被画成漫画，极受欢迎。

即便如此，大哥似乎总是心情阴郁。那些不是他想要的。大哥的书架上塞满了《王尔德全集》《易卜生全集》，以及日本剧作家的著作。大哥自己也写剧本，时常将弟弟妹妹们召集于一室，读给我们听，那时候的大哥的脸，看上去是由衷的高兴。我当时尚且年幼，不太明白，但我总觉得，大哥的剧本大都是以宿命的悲哀为主题的。其中，关于《争夺》这一长篇剧本，就连剧中人物的表情，我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来。

大哥三十岁时，我们一家曾发行过一本叫《青子[3]》的可笑的同人杂志，由当时正在美术学校塑像科就读的三哥负责编辑。

“青子”这个名字，是三哥独自构思的得意之作。封面也是三哥胡乱画的，使用了大量的银粉，呈超现实主义风格，教人看了一头雾水。

大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随笔，以“饭”为题，他口述，我笔记。我现在还记得，在二楼的西式房间里，大哥背着双手，盯着天花板，缓缓踱步。

“好了吗？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好了。”

“我今年三十岁。孔子曰三十而立，可我却无处立足，眼看就要倒了。我不再切身感受到生存的意义了。硬要说的话，我除了吃饭时，都没在活着。这里说的‘饭’，既非生活形态的抽象，亦非生活欲望的概念，就是直接指那一碗饭而言，就是咀嚼那碗饭的瞬间的感受。那是一种动物本能的满足。这是个低俗的故事……”

虽然我还是个初中生，但当我拼命记下大哥的那般述怀时，觉得他非常可怜。人们无知地将大哥吹捧成A县的近卫公，但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懂得大哥真正的寂寞。

二哥好像没在创刊号上发表任何作品，但他从谷崎润一郎[4]创作的早期就是其忠实读者。此外，他还非常欣赏吉井勇[5]的为人。二哥酒量很大，心性豪爽，颇有头领气质，但他绝不为酒所累，大哥有事总会找他商量，他处理事情认真负责，是个谦逊的人。大家都以为，他很可能悄然爱着吉井勇那“一去红灯[6]不复归，如此方为真我也”般的勃勃雄心。二哥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鸽子的随笔，并且二哥的近照也登报了，当时他开玩笑地摆出一副威风的派头说：“怎么样，看这张照片，我也算是个文士了，多像吉井勇啊。”二哥长得像左团次[7]一样仪表堂堂，而大哥的脸，线条较细，全家人评价他酷似松茑[8]。他俩对此心知肚明，偶尔醉酒之时，甚至模仿左团次和松茑的声调对唱《鸟边山殉情》或《皿宅》等剧目。

每当此时，三哥便独自躺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远远地听着两个哥哥对唱，面露毒笑。三哥虽然进了美术学校，但他身体不好，所以在塑像上没怎么投入精力，而是沉迷于小说。他有许多文学上的朋友，和那些人一起发行了同人杂志《十字街》，他亲自绘制封面，还偶尔创作《终于苦笑》等淡彩小说发表。他的笔名叫梦川利一，哥哥姐姐们都为之叹服，笑他起了个可怕的名字。他让人用罗马字母RIICHI UMEKAWA印制成名片，神气十足地也给了我一张，我一读，成了梅川利一，连我也吓了一跳，便问他：“哥，你是梦川吧？是故意印成这样的吗？”

“哎呀，糟了。我可不是梅川。”说着，三哥的脸变得通红。他已经把名片送给了朋友、前辈还有常去的咖啡馆。这不是印刷厂的疏漏，似乎是三哥自己指定的UMEKAWA，把字母“u”按英语发音读成“yu”，是谁都容易犯的错误。全家人越发大笑不止，后来我们在家里便叫他“梅川老师”或“忠兵卫[9]老师”。三哥体弱多病，于十年前去世了，年仅二十八岁。他的脸美得不可思议。当时姐姐们读的少女杂志上，每月都会在卷首刊出一幅插图，是由一个叫蕗谷虹儿[10]的人画的眼睛很大、身材纤瘦的少女。三哥的脸和那少女的脸一模一样，我时常呆望着三哥的脸，感受到的不是嫉妒，而是一种莫名教人心里发痒的快乐。

三哥有部分潜在的性格是认真的，甚至是非常严格且守规矩的，不过，他似乎信奉以前在法国流行的风流绅士风，以及鬼面毒笑[11]风，胡乱轻蔑别人，装作孤高。大哥早已结婚，当时大嫂生了个女孩，一到暑假，年轻的叔叔姑姑们就从东京、从A市、从H市、从各自的学校返家，齐聚一室，吵吵嚷嚷，这个说“来，到东京的叔叔这里来”，那个说“来，到A姑姑这里来”，互相争夺小侄女，每到这时，三哥就站在离大家稍远的地方，诸如“什么呀，还是红的呢，真恶心”这般说着刚出生的小侄女的坏话，然后无可奈何似的，稍稍伸出双手说：“来，到法国的叔叔这里来。”还有晚餐时，大家一个挨一个坐在饭桌前，祖母、母亲、大哥、二哥、三哥、我依次排开，对面是账房先生、嫂子、姐姐们，大哥和二哥不管夏天多热都坚持喝日本酒，二人身旁都让人备好了大毛巾，他俩一边不停用毛巾擦去满头大汗，一边继续喝着烫热的酒。好像每晚都要喝不止一升，但他俩酒量都很大，所以一次也没在席间撒过酒疯。三哥从不加入他们，而是装作不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独自将葡萄酒倒进考究的玻璃杯中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吃完饭，认真地鞠一躬说“你们慢用”，便迅速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他实在是个妙人。

发行杂志《青子》时，三哥也以主编的身份吩咐我向全家人收集原稿，而他读了收集来的原稿，就面露毒笑。我好不容易让大哥口述了一篇题为“饭”的随笔，抄记下来，颇得意地呈给主编，可主编一看就不屑地笑了：

“这是什么呀，一副号令的口吻。还孔子曰，太可怕了。”他说了许多坏话。三哥明明很理解大哥的寂寞，但他为了自己的喜好，总是说这样的坏话。三哥对别人的作品如此恶语相向，但一说到自己的作品如何，便显得心虚了。在这本名字古怪的杂志《青子》的创刊号上，主编出于自重并未发表小说，而是发表了两篇抒情诗，但现在再怎么想，那都称不上杰作。那个当哥哥的，为何会起意发表这种东西呢，我现在甚至感到遗憾。甚是不好意思写出来，那两首诗分别是《红色美人蕉》和《鬼灯檠花惹人怜》，前者是“红色美人蕉，其花似我心”，云云；非常不好意思写出来，后者是“鬼灯檠花惹人怜，一朵二朵三四朵，装进我的袖兜里”，云云。如何？为了那个时髦的风流绅士哥哥着想，我现在觉得，这两首诗还是妥善地深藏在箱底为好，但在当时，我对三哥那彻底的鬼面毒笑风非常尊敬，况且他是东京的一本似乎相当有名的同人杂志《十字街》的成员，再加上三哥好像对那两首诗深以为傲，在镇上的印刷厂里一边校对诗文，一边将“红色美人蕉，其花似我心”谱以古怪的曲调唱了出来，以至于我也觉得那是杰作了。关于这本《青子》杂志，我有许多令人怀念又令人失笑的回忆，但今天有点嫌麻烦，就说一说这位三哥去世时的故事，然后便别过吧。

这位哥哥从去世前的两三年起，就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结核菌已经开始在他体内到处蛀蚀了。即便如此，他精神头还相当好，不大想回乡下，也不住院，在户山原附近租了一栋房子，让同乡的W夫妇搬进其中的一间屋子，其余房间全归他自用，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上高中以后，即使放假也不回乡下，通常都去东京户冢的哥哥家玩，然后和哥哥一起在东京街头漫步。

哥哥经常撒谎。他曾在银座边走边指着一个胖老头儿小声叫道：“啊，是菊池宽。”他的表情十分认真，教我不得不相信。在银座的不二屋喝茶时，他也曾用胳膊肘轻轻地捅了捅我，小声告诉我：“我看到佐佐木茂索了，就在你身后的桌子。”很久以后，我直接见到了菊池老师和佐佐木先生，才知道哥哥尽撒谎骗我。在哥哥收藏的川端康成的短篇集《感情装饰》的扉页上，用毛笔写着“致梦川利一先生。作者题”的字样，哥哥说，那本书是他在伊豆还是哪里的温泉旅馆结识了川端先生时，川端先生送给他的，但现在想来，下次见到川端先生时，我也得问一问他这件事。是真的就好了。然而，我收到的川端先生的信的字体，与记忆中的“致梦川利一先生。作者题”的字体，似乎有些不同。哥哥总是天真无邪地捉弄人，完全不能疏忽大意。据说故弄玄虚是法国风流绅士们的娱乐之一，所以哥哥有这种捏造神秘的恶癖，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哥哥的去世，是在我上大学那年初夏。同年正月，他在客厅的壁龛里挂上了一幅自己亲笔写的挂轴，那半裁纸上写着“今春已有佛心生，酒肴当前不觉喜”。访客无不大笑，哥哥也矜持地笑，但那大概并非哥哥一贯的故弄玄虚，而是发自本心的，但由于他总是捉弄大家，访客便只是笑笑，并不挂念哥哥的死活。没过多久，哥哥想出了新名堂，将一串小念珠戴在手腕上走来走去，并以“愚僧”自称。哥哥张口愚僧闭口愚僧，说时还很认真，他的朋友们都争相模仿，交谈时均自称愚僧，流行一时。对哥哥来说，那样做不只是开玩笑，他自知肉体消亡的时刻已然迫在眉睫，但鬼面毒笑风的爱好成了妨碍，使他不能率直地为之悲伤，反而拼命自嘲，像煞有介事地捻动念珠逗别人笑，口称：“愚僧也为那妇人心乱神迷，虽然惭愧，但这证明我尚未枯朽。”他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邀请我们走进高田马场的咖啡馆。这位愚僧非常时髦，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突然发现忘戴戒指出来了，便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戴好戒指，重新出门，若无其事地说一句“哎呀，久等了”。

我上大学后，住在户冢的公寓里，哥哥家近在咫尺。尽管如此，为了不影响彼此的学习，我们三天或一周才见一次面，见面时必定一起上街，听听单口相声，逛逛咖啡馆，在此期间，哥哥谈了一场小小的恋爱。出于风流绅士风的爱好，哥哥总是自命不凡得令人咂舌，好像根本不讨女人喜欢。当时高田马场的咖啡馆里，有一个哥哥真心喜欢的女孩，但当时两人的形势似乎不怎么妙，哥哥很是烦恼。即便如此，哥哥毕竟是个骄傲的人，所以他从不曾用下流的眼神挑逗那女孩，或是开低俗的玩笑，始终总是干脆地进店，喝一杯咖啡，再干脆地离开。一天晚上，哥哥和我去了那家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形势依然不妙，便干脆直接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哥哥去了花店，让店员用康乃馨和玫瑰配了一个近十元钱的大花束，他抱着花束走出花店，有些扭捏，我完全明白哥哥的心态，便跳过去一把抢过花束，如脱兔般沿着来路奔了回去，飞快地躲进咖啡馆的门后，叫那女孩过来。

“你认得大叔（我习惯于这样称呼哥哥）吧？别忘了大叔。给，这是大叔送你的。”我迅速说完，把花束递给女孩，她却表现得心不在焉，我真想痛揍她一顿。连我也彻底没了劲头，晃晃悠悠地去哥哥家一看，只见哥哥已钻进被窝，似乎很不高兴。那时哥哥二十八岁，我比他小六岁，二十二岁。

从那年的四月左右起，哥哥怀着异常的热情开始了创作。他把模特叫到家里，好像要着手创作一件大型躯体雕像。我不想打扰哥哥工作，所以那阵子没怎么去哥哥家。一天晚上，我去看他，见哥哥躺在床上，脸颊有些泛红，十分罕见地以半点也不开玩笑的语气认真地说道：“梦川利一这个名字，我已决定不再用了。我打算堂堂正正地用辻马桂治（哥哥的本名）试试。”我突然很想大哭。

然后，过了两个月，哥哥未及完成工作就死了。W夫妇曾提过，说哥哥的样子不大对劲，我也是这么想的，便找主治医师谈了谈，医生淡漠地说他还有四五天活头，我大吃一惊，立刻给乡下的大哥发了电报。我陪在哥哥身边睡了两晚，用手指除去卡在他喉咙里的痰，直至大哥赶到，马上雇了护士，朋友们也渐渐聚齐，我才放下心来，但见到大哥之前的那两个晚上，至今思之仍犹若地狱一般。在昏暗的灯光下，哥哥让我打开每一个抽屉，将各种书信和笔记统统撕毁丢弃，我依他的吩咐，一边麻木地撕，一边啜泣，哥哥则讶异地看着我。我当时觉得，仿佛世上只有我们二人了。

大哥和朋友们围着他，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叫了一声“哥哥”，哥哥清楚地说道：“我有一个钻石领针和一条白金链子，留给你了。”那是谎言。哥哥定是直到临死之际仍未放弃他那风流绅士风的爱好，故而说那种洋气十足的东西来捉弄我。他大概是无意识地又玩起了拿手的捏造神秘。我知道没有什么钻石领针，所以我越发对哥哥卖弄虚荣的心态感到难过，不禁哇哇大哭。并未留下任何作品却不失为一个绝妙的一流艺术家的哥哥啊，明明拥有世上最出众的美貌却一点也不讨女人喜欢的哥哥啊。

哥哥的种种身后事，我本也打算一一写来，说与诸位知晓，可是突然一想，那种悲伤，不仅是我，任何人在血亲离世时一定都有体会，因此我若夸笔大书特书，仿佛那是我的特权，这样好像对不起读者，于是这心情便突然萎缩了。“桂治，今早四时，逝世。”一边在发往乡下家里的电报纸上写下这些文字，当时三十三岁的大哥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不顾一切地开始痛哭，那个身影，至今仍令我这瘦弱干瘪的胸膛震撼不已。我觉得，父亲早逝的兄弟，不管多有钱，都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