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才刚步仕途 潜龙须勿用
第一节 钤山养望
严嵩在编修的岗位上刚干了一年，正德三年五月，祖父严骥去世。严嵩告假归里奔丧。明朝的礼制，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或承重祖父母（承重，指父亲已亡故的长房长孙）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长辈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
在家刚待了一年，正德四年六月，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严母晏灵秀，娘家世居新喻（今江西新余），富有产业。严淮早逝，晏氏含辛茹苦，抚养遗孤。严嵩与母亲感情极深。母亲的离世让严嵩从青年才俊的踌躇满志中醒了过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些年自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从来没有考虑过远在家乡的母亲的生活，这是作为儿子的大不孝。严嵩那颗追求仕途的心淡了下来。
正德七年，严嵩丁忧期满。但是他并没有按期返回京师复职，而是在家乡长住了下来。严嵩在钤山之麓、学宫之侧建造堂舍，名“钤山堂”，“面山历历，秀而且整”，“结茅植楥，耽书履素，椟簪弁而冠鹖，闲甘脆而茹粝”，过起了隐居生活。
是什么原因使严嵩舍弃了“储相”之地的翰林院而久居山乡？严嵩自己对外宣称是身体原因，疾病缠身。他长得又高又瘦，“长身戌削，疏眉目，大音声”，王世贞形容其为“瘦若鹳雀立”。严嵩自己也说：“少孤多病，恒有忧生之嗟”，“受气素薄弱，既长犹尪羸”。
疾病可能是严嵩淹留家乡迟迟不归的一个原因。身为首辅后，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早年岁月的：“一向卧疾田里，恭遇皇上（嘉靖帝）登极，臣始入仕。”然而严嵩的身体真的糟糕到了“卧疾”乡里，上不了班的程度吗？乡居期间，他游山玩水，寻幽览胜，结友唱和，读书著述，毫无病态。在自称“身体不适”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严嵩的聪明过人、少年老成在这件事情上暴露无遗。
明武宗朱厚照当政的正德年间，是明朝宦官之患最为酷烈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立皇帝”刘瑾即是这一时期的大太监。以刘瑾为首的八大太监深受武宗宠爱，人称“八虎”。他们浊乱朝政，“顾命诸臣，斥逐无遗”，“谏官台臣，诛锄略尽”，“北门之狱骤兴，缙绅之祸尤烈”。正德元年冬，内阁大学士、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在与刘瑾的斗争中失败，致仕归家。给事中吕翀、御史薄彦徽、主事王守仁等二三十人因上疏论救刘、谢，惨遭廷杖，作削官降谪处理。
正德二年三月，因对刘健、谢迁等人怀恨不已，又惧其得到臣僚支持，刘瑾假传圣旨召群臣跪于皇宫外面的金水桥南，宣布大学士刘健以下五十余人为“奸党”，名单上的人凡在岗的皆令去官致仕。这些人均是“海内号忠直者也”，是刘瑾专权的最大障碍，刘瑾必欲除之而后快。
正德三年夏，在皇宫御道上发现告发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大怒，矫旨命三百多名官员跪于奉天门，主事何釴等十余人中暑而死。由于投书人不敢站出来公开承认系自己所为，刘瑾在太阳下山之时竟将三百余名五品以下官员收入锦衣卫狱中。
刘瑾是陕西人，其政治盟友、阁臣焦芳是河南人，他们提拔、任用了大批北方人。焦芳为侍讲九年，按例当晋为学士。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不学如芳，亦学士乎？”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
谢迁是浙江余姚人，曾上奏请诛刘瑾，深遭刘瑾忌恨。焦芳和刘瑾联起手来，借故禁授江西人和浙江余姚人在京为官，并趁机裁减江西乡试名额。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焦芳是这样说的：“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他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五十名乡试名额。
焦芳不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忌恨，甚至拉古人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说：“王安石（江西临川人）祸宋，吴澄（江西抚州人）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他还专门作了《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为了拍刘瑾马屁，焦芳增加了陕西乡试的名额，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乡河南谋福利，将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九十五人，将山东、山西等北方省份的名额增加若干。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
正德五年，刘瑾被诛，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政权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执朝政，两河南北、楚、蜀盗遂起。”除貂珰盈庭外，又有都督江彬、锦衣卫钱宁等佞幸肆虐，清流被祸。“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
这便是翰林新秀严嵩面临的政治局势。批鳞折槛，横祸立降；依附投靠，遗臭史册。严嵩自问没有与凶顽搏击的勇气，但又保有一般士大夫不愿与阉宦武夫为伍的心理，决定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回归乡野，待时局好转，再谋出山。这样既可躲避风头，又可蓄积能量，乃两全之策。于是借丁忧之机，以养病为由，在家乡久住下来。
在这段乡居的日子里，严嵩一直隐居在老家附近的钤山读书做学问，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学问渊博，且都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不仅学问大长，自身的形象也提升了不少。大学士王鏊致仕乡居，“望重东山，名高北海”，严嵩请其为钤山堂撰写铭文。王鏊欣然命笔，《铭文》中有“作求惟德，世蕃以昌”之句，严嵩遂以“世蕃”二字命名其子。
严嵩在这一时期作的诗主要是风景诗、唱和诗，很少有社会诗，缺乏现实感、时代感。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他没有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品质，因此诗文“清丽婉弱”，没有沉雄豪迈的气势，缺乏愤世嫉俗的呼喊，只在吟风弄月。他认为只要有“天景胜奇”的启发和“功力深到”的学养，便可写出好诗，而无须反映现实生活。这使得他与当时的古文运动领袖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相比，大为逊色。
但严嵩的文学才华还是得到了大家公认。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说：“如今辞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评论严嵩的诗词“达达者其词，和淡者其词”，称严嵩为“淡石潭翁”。明朝戏曲理论家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同朝为官的诗文大家唐顺之称赞严嵩“于诗文，各极其工”。大才子杨慎则称严嵩的诗作“字字皆诗，句句有味”。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与严嵩有杀父之仇，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精神，认为“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十分肯定严嵩的才华。
正德七年（1512），严嵩应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府之请，编纂《袁州府志》，于正德九年（1514）纂修完毕。在修府志的过程中，严嵩广泛收集当地的社会历史资料，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知识和经世之学。这部方志体例上颇有独到之处，它的付梓刊行，为严嵩赢得声望，使其学术和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乡居期间，严嵩还练得了一手好字，日后在很多地方题有墨宝，留存至今。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店牌、北京东岳庙前琉璃牌坊上的石匾“永延帝祚”、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牌匾、山东曲阜孔府门额上的匾书“圣府”，等等，都是严嵩的手笔。据说清朝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贡院内的匾额“至公堂”三个字，也是严嵩所书。顺天府乡试又称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乾隆皇帝知道后，觉得让一个污名重重的人题写乡试场所匾额，有失体统，很不舒服，想把它换掉。命令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写这三个大字，自己也私下练了无数遍，发现都不如严嵩的手笔，只得作罢。中国人深受“人如其字，字如其人”思想影响，觉得历史声誉极低的人，不配拥有这么一笔好字，因此严嵩的书法造诣甚少有人提起。
钤山隐居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意义。避居钤山，韬光养晦，令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潜心读书，埋首诗作，又使严嵩文学素养大有长进，这对他复出后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
对于严嵩的归隐，当时的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严嵩此举是为了“养望”。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唐顺之说：“正德间同时诸僚，莫不优游玉庐（翰林院），而公独引身钤山之隩，坚苦绩学，以邃其所蓄。”著名诗人王维桢认为，严嵩请假返乡“蓄日以邃，词日以昌，迹远而名顾近，处深岩而朝士大夫慕焉”。严嵩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已入翰林院，但还缺少登上高官显位的声誉和名望，为此需要调整步调，隐卧山林，为日后大贵蓄积资本。“上下之交深，故其积之也久；经纶之业厚，故其发之也迟”，“泽溢而流，贮广而发，要自钤山始也”。
“养望”的效果十分明显。经此退让，一位恬淡功名、潜心诗书经史的清流形象树立起来了。《明史》说他：“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当时不少社会名流对严嵩赞不绝口，说他“弗以富贵淆其志”，“先实后名，用本达末”，“安于退养之节”，“才与度盖得之天，而养之素者也”。这是严嵩一生中声望的最高点，事后看来，也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即便在他败落之后，仍有人对他的这段经历大加称道：“钤山隐居十年，谁人做得？”
此时的严嵩，已不再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资本。此后严嵩步步高升，既“工古人难工之辞”，又“得古人难得之位”，“功言并隆，才遇兼美”。
隐居钤山还使严嵩有充足的时间博览群书，明习礼乐政刑，从而具备封建王朝高级官员所应具有的文化素养和歌功颂德的高超技能。嘉靖皇帝号称“英主”，“一时制作，大小臣工奔命而不足”，严嵩后来任礼部尚书和内阁首辅时，能应付自如，“时有敷对，触口纵笔，占肆成牍以进”，与他在钤山养望时储备了“识体达变之材，邃经洽古之学”密切相关。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遭削官，朝中当政的是杨廷和、梁储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严嵩科考的时候，是杨廷和点中了他会试的卷子。他们听闻严嵩的隐居清誉，“诏书敦迫”，催其还朝。
当年严嵩急流勇退，并非真的鄙弃肥马轻裘、官职爵位。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交代，重振门楣的家族使命，只不过时局不利，逼着他把那份对高官厚䘵的渴望，对光大门庭的追求掩藏在用“恬淡自持”装饰的外表上。如今，名望已有，社会地位业已巩固，时局又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再出山升迁有望，是时候离开钤山，重返朝廷了。
严嵩虽然不露声色，却在写的诗句中，不经意地流露出自己的意图。这首名为《春晓歌》的七言诗，将严嵩极欲仕途求进的心迹隐晦地表达了出来：
瓦沟急雨鸣彻宵，征人在途泥没腰。忽忆此时京国侣，策马披毡赴早朝。
看到风雨中艰难前进的行人，马上想到京师匆忙上早朝的僚友。严嵩此时的心境，哪有一点淡泊仕途的迹象，简直可以用向往政务来形容。出山吧，只有升官才能摆脱目下拮据的窘境，待在老家连生活都困难，又何谈光耀门楣呢。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三十七岁的严嵩奉诏赴京。当地政府格外重视，举行了感人肺腑的饯行仪式。袁州知府徐琏、分宜县令萧时宾等亲率属僚在分宜城东袁河之滨的码头——丹江亭送别严嵩，族中长老、亲友故旧纷纷前来送行。严嵩深情地与大家拜别，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带着一家人登上了北去的船只。
从江西分宜到京城需要三个多月时间，弟弟严岳一同上了船，准备全程陪护哥哥进京。此时的严嵩，有感于家乡人民的盛情相送，离别故乡的惘惘情思顿时如江水般翻滚。家乡父老的期盼、亲族好友的重托、自身前途未卜的茫然……也许从这一刻起，中年严嵩决定奋起追逐。
钤山时期的严嵩虽然保持着不与朝廷腐败势力同流合污的操守，但其品性上的某些弱点已初露端倪。以归隐取誉于社会与日后以柔佞取宠于皇帝的套路是一样的，都是投机取巧之举；逆境回乡，顺境出山，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又与日后政治斗争中狡诈多端的权略术，在品格和手法上一脉相承。
严嵩刚复任翰林院编修时，对朝政多有批评：“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刚刚从乡间返京的严嵩，本能地怀有忧国忧民的赤诚。
载誉重归翰苑词垣，虽然仍任编修之职，不时亦有重任落肩，显示严嵩仕途看好。正德十二年二月，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大学士靳贵、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顾清主考，严嵩充同考官，分阅《诗经》房试卷。
编修属于“史官”，记注皇帝起居是他们经常性的任务。不知不觉间，严嵩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严嵩有柔媚的气质、撰写诗文的才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频频对正德皇帝的荒唐行为献上辉煌的颂词。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严嵩受命教授内馆。“内馆”即“内书堂”，是小太监读书的处所，也就是宫内的太监学校，隶属司礼监，由翰林院官员充任教员。严嵩由此获得结识司礼中贵和皇帝近侍的机会，为日后的腾达准备了内线。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明武宗朱厚照从宣府“镇国府第”嬉游五个多月还京，事先传旨要求百官着戎装冒大雪跪伏德胜门外迎候。此举受到朝中不少正直之士的谏阻，严嵩却专门写了“迎驾诗”“回銮诗”歌颂皇帝“陛下神武英雄才”“帝德皇风被九垓”。
在严嵩内心，他未必不知道皇帝的荒唐。他曾在诗文中写道，皇帝长期不在京师造成“都城久虚，寰土靡固”，滥制戎服是“糜财府库贫”，然而为了讨好皇帝，搏位出众，严嵩作出了曲意逢迎、故作媚态之举。
在家乡蹉跎了近十年后，重新归队的严嵩，失落感与紧迫感并存。当年不如自己的同僚，如今混得风生水起；比他晚很多年中进士的后生，也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重新开始在仕途上攀爬，不展现一点其他人没有的竞争力，怎能快速脱颖而出呢？
明朝到了成化朝以后，犹如人到中年，身材开始走样，发展遇到瓶颈，想要挣脱出来焕发生机，有心无力。在往下坡路走的过程中，环境变得恶劣，人心变得丑陋，严嵩想要争取一个美好的前程，势必要作出种种乖戾的举动。以严嵩的聪明，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令同僚侧目。然而为了仕途，他已经顾不得了，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姿势是否好看不重要，达到目的最重要。
也是在正德十三年，严嵩以册封副使的身份前往广西桂林，传制朱经扶袭靖江王。正使为建平伯高霳，副使按规定由四品官充任。严嵩以七品编修任此职，预示着差毕后大概率会很快得到升迁。
正德十四年，严嵩完成册封任务，返回北京。行至南岳衡山，恰逢四十诞辰。在这不惑之年，他虽荣任钦差，毕竟只是一位七品编修，严嵩因此写下“禄不逮养，学未有闻”“勋业弗及时，白发忽生鬓”这样感时伤怀的文句。正德十四年六月中旬，行至江西临江，遇上朱元璋五世孙、分封到江西南昌的第四代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严嵩一看局势混乱，停下不走了，躲到临江府住了下来。一个多月后，南赣巡抚王守仁活捉朱宸濠，平息了叛乱。聪明又圆滑的严嵩，想着此时明武宗正德帝正在南方“平叛”（实则游玩），道路苦于迎送，公私疲于供应，人心危疑，举国汹汹，外夷窥伺，百姓嗷嗷。君子不入危局，在这前景未明之时，与其冒险回朝，不如静观坐等。
严嵩不急着回京复命了。他以养病为由滞留江西，遨游山泽，宴友放歌。从这一时期所作诗歌来看，严嵩过得非常悠闲自得，毫无病迹。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在南方乐不思蜀的朱厚照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下启程返京。九月，行至清江浦，一时兴起，驾舟游玩，不慎落水染病。次年三月，病重驾崩，年仅三十一岁。武宗无子无弟，造成孝武帝系断裂。《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内阁首辅杨廷和以此为依据，提出迎立武宗叔父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杨廷和的迎立之议得到武宗生母慈寿皇太后准允，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昭告天下：“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
朝堂上新旧更替，正是用人之际，严嵩很快回到京师。与第一次重新出山不同，这一次严嵩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前曾有御史弹劾严嵩与宸濠党羽太监毕真私通，这给遇事总是往后缩的严嵩重重地敲响了警钟，严嵩自此风格大变，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出手。
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承平岁月，明朝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环境变得是非难明，常常是靠拳头（实力，大部分时候体现为权力）说话。你不惹祸，祸却可能惹上你。就像严嵩，他明明想做一个安安静静、与世无争的君子，对朝堂斗争敬而远之，人畜无害，没想到非但不能避祸，反而差点祸及全家。倘若不是朝中多少还有点靠山人脉，这一次的飞来横祸有可能让严氏家族永无翻身之日。现实逼得严嵩不得不出山，不得不出手。世人只看到严嵩父子当权时诬陷祸害了很多言官、忠臣，觉得严氏父子心肠歹毒、死有余辜，却没想过直到四十二岁，严嵩都是个被动挨打的角色。只不过当严嵩发现挨打解决不了问题，有可能还会要了全家人的性命时，他身上的最后一点血性被激活了。他要活，他全家都要活，不仅要活，还要活得好，活成人上人，活成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自己的样子。这是严嵩从政风格发生巨变的原因，也是那些看严嵩没用，总想踩严嵩几脚的人没有想到的。
职场上我们总是仇视欺负我们的人，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步步紧逼让自己活得很辛苦，很狼狈，无法岁月静好。殊不知对手亦有他的作用，他能让我们那颗想“躺平”的心支棱起来，要不战场上怎么有激将法呢。
第二节 永不叙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五岁（周岁不满十四）的武宗堂弟朱厚熜，被朝廷派出的奉迎使从湖广行省安陆州迎接到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世宗嘉靖帝。
在决定接班人人选的时候，杨廷和以及他背后的张太后认为，明世宗以地方藩王的身份入主皇位，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该尊奉正统，以伯父、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为皇考，改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
然而朱厚熜不认可杨廷和的主张，紧紧抓住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中的“嗣皇帝位”四个字，继位后掀起了腥风血雨的“大礼议”之争。在这场朝堂新旧势力争夺话语权的政治斗争中，十几位官员人头落地，很多人遭廷杖、被流放，亲自扶持嘉靖帝上位的首辅杨廷和被逼致仕。在这样的背景下，嘉靖六年，青年徐阶结束丁忧，重返京师，在内书堂担任教宦官读书的教员，正式开始仕宦生涯。
以前在内书堂教书的官员大多从心底轻视宦官，上课经常晚到早走。宦官读书有疑问，教员很多时候也拒绝给他们作解释。宦官不能诵读全文，常常只是遭几声责骂，没有人关心他们是否能够熟读文章。徐阶不一样。他寅时到内书堂教书，申时才离开岗位。教学期间，对每一位宦官严加管束，如果哪位没能通读全文，要站到徐阶的桌前去朗读；还不能读通的，便要去门外跪着读；如果还不能读好，转到庭院里继续读，就这样一直学到能够通篇诵读为止。
徐阶不仅教宦官识文断字，还告诫宦官不要违背祖制干政。当时嘉靖帝刚上位没有几年，宦官的权势比正德年间大大降低，很多宦官非常不满。徐阶说：“洪武时期宦官止于四品，不得干涉政事，宣德以后才开始被权宠，身穿蟒服，腰佩玉带，间接把持着朝政，正德年间达到顶峰，这样的事情不可不为训。比如刘瑾、张雄等人，生时越发骄纵，后果也越发悲惨，要这样的权势对自己有害无利，哪里又值得羡慕呢？和正德时期相比，皇上对待你们更差，但是相比祖宗时期已经优厚了，诸位不应该有所怨恨。”
徐阶在内书堂教了三年，获得大家的普遍称赞。在徐阶被贬出京的时候，有十多个宦官抱着柱子大哭，为自己失去这么好的老师悲伤。
靠议礼起家的张璁在短短七八年时间里，由一个三甲进士跃升为内阁大学士，并最终扳倒一代名臣杨一清，于嘉靖八年九月出任内阁首辅，深得嘉靖帝宠信。尝到甜头的张璁，搭准了嘉靖帝的脉，决定在议礼的道路上继续向皇帝卖好，以换取更大的政治筹码。
大礼议过程中，杨廷和他们高举着儒学大旗，逼着嘉靖帝继统又继嗣，似乎不过继给伯父孝宗，嘉靖帝便没有资格继承皇位，这使年轻的皇帝对儒家礼仪产生了怀疑与动摇，造成皇帝后来在信奉道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璁知道皇帝对儒家那套学说很有看法，于嘉靖九年提出应去掉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至圣文宣王”称号，说孔子的王号名不正言不顺，同时建议降低祭祀孔子的标准，这样还可以为朝廷省下一笔银子。嘉靖帝听了，很动心，召集大臣商议贬孔的事情。先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嘉靖帝爱干的事情。在帝王将相的谋略术里，这一招叫作引蛇出洞。
大家惧怕张璁熏天的权势，不敢发表意见。
看到大家都沉默不语，一位矮个子的年轻人站了出来，大胆提出“三不必，五不可”，表示坚决反对张璁的提议。
这个人就是徐阶。
张璁自认为是礼仪权威，如今又贵为辅臣，睥睨一切。一个区区七品官，竟敢反对自己？！这还了得。张璁将徐阶召至朝房训斥。
徐阶据理抗争。
张璁大怒道：“你敢背叛我！”
在张璁的思维里，徐阶能在京城为官，就是首辅的恩赐。徐阶应当感恩戴德，不应该当众拆台。否则，便是背叛。
听了这话，徐阶从容地说：“背叛生于依附。我没有依附你，怎么能说我背叛你呢？”
史书载，徐阶说完，“长揖而出”。
“长揖”是古时平辈之间的一种礼仪，说明徐阶并未把张璁当领导当长辈看待。
张璁气得目瞪口呆，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璁当年那么热心地为嘉靖帝争父母尊号，未尝不是剑走偏锋，赌小皇帝能干倒杨首辅。如今贵极人臣，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编修反驳、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张璁授意都御史汪鋐给徐阶定了死罪，将处理意见报送刑部。多亏徐阶在刑部的同乡故旧鼎力相助，努力将案子大事化小，最后，徐阶被驱逐出京，贬为延平府推官。
没有整死徐阶，张璁很憋屈，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徐阶一状。嘉靖帝当时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听闻竟有芝麻官如此嚣张，同仇敌忾，为了防止自己以后忘记徐阶这个名字，立马让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八个大字，以示永远放逐徐阶的决心。
徐阶喜好读书，心有谋略，经常跟随王守仁的门人四处游学，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定名声。这次跟张璁对抗，获得了天下士子的称赞。南下途中拐道回家辞别母亲，顾夫人没有责怪徐阶，告诉徐阶因直言上谏被谪是她的荣耀。叔叔徐旒也给徐阶来信，认为这是好事，不要因此动摇自己的信念。
嘉靖十年四月，徐阶抵达延平，做了一首《抵郡作》的诗，感叹自己无法为国家作贡献。他后来陆续写了一些表达失意感受的诗文，认为此事教训深刻。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先保全自己，适应官场潜规则。位高权重的人才有话语权，才有展布的资本。盲目直言进谏，结果可能是无谓的牺牲。
在担任延平府推官期间，徐阶表现出非凡的忍耐力。他先审理冤狱，把三百名无辜受害者放出大牢，后创乡、社学，捣毁淫祠，捕获为害乡间的盗贼一百二十人。延平府治安从此清净，徐阶威望大增。
徐阶还清查了当地财库，清除积弊。在处理偷开银矿的黑恶势力过程中，徐阶感到了无限的困惑。他手下的人竟然官匪勾结，不听他指挥。徐阶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信仰危机。多年所学已然无用，他不得不放弃从小学习的人伦纲常，历代圣人的道理学说，重新认识老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
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徐阶找到了答案——利益。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终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徐阶采取了变通的方式，用给群众更大的利益的策略打击黑恶势力。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矿主恶霸们闻风而逃。作为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徐阶以自己的智慧，践行了知行合一的理念。
在当地民俗的感染下，徐阶曾想将家迁往延平，此念因很快升迁作罢。
嘉靖十三年，因治理有功，徐阶升为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同知。离开延平的时候，百姓夹道送别，延平府学诸生将徐阶送至建宁才返回。
在赴黄州上任途中，徐阶接到新的任命。朝廷改任他为浙江提学佥事，督理学政。
到浙江不久，徐阶主持了在嘉兴举行的秋试。有位湖州生员没有被录取，问徐阶缘由。徐阶说：“你的文字很奇怪，怎么能录取？”生员抱怨说：“举业太难了。每每学习了用平易的文风写作，考官又喜好怪异的文风，随后学习用怪异的文风写作，考官又喜好平易的文风，我能有什么办法？”徐阶批评他说：“你可真是太浅薄了。如果自己的文风是怪异型的，提学虽然喜好平易的文风也不能顺着他，如果自己的文风是平易型的，提学喜好怪异的文风也不能顺着他。这辈子没有主见，多次为了投他人喜好而改变自己的习惯，果真如此，在治世可能是君子，在乱世就要当小人了？”生员听了，悚然而退。
在另一次考试中，徐阶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的典故。这位考生名叫范轼。这令徐阶想起了当年苏轼在应试的时候杜撰，考官不知出处，信以为真取为进士的典故。徐阶想不出这句话有何出处，便给那位学生评了个四等，直接在卷子上评价为“杜撰”。四等的卷子相当于不及格，发榜之后要卷铺盖走人。明朝的规矩，凡卷子上有主考官给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听训。范轼捧着卷子去找徐阶，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扬子法言》（汉代扬雄撰，笔者注），实非生员杜撰也。”徐阶从《法言·学行卷第一》中查到这句话，向范轼道了歉，说自己侥幸考中功名太早，没有读过什么书。然后，将卷子“改置一等”。时人都称赞徐阶的雅量。
任职浙江期间，徐阶严格教导学生，教学以正人为本，治学术以正心术为先。徐阶录取学生，名单公布后，人人都在讨论之所以被评定为甲、乙等的原因，即使没有被录取也大大方方承认，没有人隐瞒和不满。
徐阶在浙江督学三年，再次起了迁家之念。在《送大参三峰侯公入蜀序》一文中，提到想将家搬到台州“与诸贤相追逐”，不过依旧因为升迁离浙未能成行。
离开浙江后，徐阶调任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在江西，徐阶以端正文体、训练读书人的风气为工作重点，开始宣传王阳明的心学理念，兴建王文成公祠。此举为徐阶带来好评，士人们都很向往去那里求学。徐阶手下出来的这批江西学生，多年后很多人参与朝政事务，活跃台省之间。徐阶对曾在钤山苦读十年、如今在京师为官的严嵩非常仰慕，写了首《寄题严学士钤山堂》的诗赞颂其节，开头两句便是“百年胜地谁为主，五亩新开学士宫”，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徐阶在江西期间，被人称为“四铁御史”的冯恩谪戍雷州路过南昌。徐阶率领生员迎接冯恩。两人因对抗张璁经历各自的痛苦后于南昌邂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徐阶创作了《赠冯侍御南江戍雷州》的诗送给冯恩，称赞冯恩在嘉靖十一年因反对张孚敬（嘉靖十年，张璁上疏，表示自己名字当中的“璁”与皇帝的名讳“熜”字同音，深感不妥，是对皇帝的不敬，请求改名。龙心大悦，二月，御笔亲书赐名孚敬）、方献夫等人遭下狱而不屈服的忠臣贞节。
徐阶刚到江西的时候，时任内阁首辅、江西人夏言在老家的亲戚想请徐阶帮忙谋个职位。徐阶拒绝了这一请求。夏言颇为不悦。但到了嘉靖十八年，事情有了变化。
浙江、江西都是人文荟萃之地，徐阶在这两个地方主持文化教育工作，政绩突出。加上冯恩向夏言推荐，连头带尾被放逐了差不多十个年头的徐阶，回京任职。返京之前，徐阶转道去了趟老家。顾夫人嘱咐说圣天子（嘉靖帝）在张孚敬一事后还能起用他，皇恩浩荡，要尽心尽力为国办事。徐阶在辞别恩师聂豹的时候，受到聂豹赠诗，告诫他为善比强识才艺更加重要。
嘉靖帝即将巡幸承天（嘉靖十年，嘉靖帝升自己的家乡湖广行省安陆州为承天府，治所在今湖北钟祥）。这一年的二月，立次子朱载壡为太子，命监国。徐阶官拜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两个职位都是从五品，吏部特别注明，徐阶以四品服色俸给供职（徐阶在江西的职务按察副使、提督学政为四品衔）。洗马是司经局行政长官，太子的侍从官，系詹事府属官。因为徐阶在浙江、江西主抓学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培养人才的经验；夏言又从老家人那里听到不少对徐阶工作的好评，因此提拔徐阶到了现在的位置。
这一阶段，徐阶结交了几个心学的师兄弟，并成为盟主。
嘉靖帝刚继位的时候，夏言时任兵科给事中，上疏进谏革除正德朝弊政，奉诏核汰京城和军队里面的冗员，清查皇庄和勋贵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归还百姓，并提出一系列限制皇庄扩张的措施，均被嘉靖帝采纳。舆论界一时传为美谈。夏言为人警敏豪迈，弹劾贪鄙之徒从来不畏权贵，救助被诬陷的人又从不避嫌。从为人上来说，夏言和徐阶是一类人：人聪明，有能力，干实事，又敢言。据说徐阶在得知夏言对他的提携后，提着礼品去夏府感谢。夏言对徐阶说：你最好不要这样，我不想收礼，我举荐你，不是为了拉帮结派，我是真心实意为国家选人才，请你把拿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走。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资料都说徐阶后来斗倒严嵩是为了替夏言复仇。这种说法禁不起推敲。
夏言作为四度为首辅的能臣，提拔重用的官员可谓不可胜数。他对徐阶，充其量是前辈对晚辈后生的欣赏和使用，没有破格提拔，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往和感情。这与徐阶后来为张居正步步谋划，将张居正前前后后安排到不同的重要岗位历练，又在嘉靖帝驾崩后撇开内阁其他成员、单独拉上张居正起草遗诏，不可同日而语。上述说法之所以广为流传，不外乎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古人做事又特别讲究名正言顺。徐阶斗败了严嵩，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正义的位置上，声称是为那些被严嵩耍阴谋用诡计弄丢了性命的同僚复仇。这个复仇名单很长，但以夏言位置最高，死得又极为惨烈，所以徐阶为夏言复仇的说法便顺理成章形成了。说到底，徐阶斗严嵩，是历史的必然。位极人臣，是所有心怀抱负的政治家的毕生追求。在自己的上司为政劣迹斑斑、为人声名狼藉的情况下，但凡有点追求的下属都会伺机而动。徐阶出手整倒严嵩不是为了夏言，而是为了自己。
嘉靖十九年，顾夫人病逝，徐阶丁忧回乡。这是徐阶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清静岁月。同郡的陆深为顾夫人制墓铭，感叹说：“呜呼！看相的人说的话不准了。”
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徐阶丁忧期满。第二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属礼部，是国家政权的二级衙门。从詹事府的属官，一跃而成为国子监的“一把手”，徐阶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春天。这一年，徐阶刚刚四十岁。经过多年的基层官场历练，以及对王氏心学的刻苦揣摩领悟，徐阶此时早已变得圆融世故，精明老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