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人类性学领域

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各个学科不同，性学（sexology）或性的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性。尽管在过去20年中性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今天它仍然是“被误解、被错误定义的学术和医疗产业”（Haeberle，1983a）。它缺少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性学研究今后到底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还不清楚。是把性看做所有各种相关学科（从生物学到神学）的一部分，还是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化的学科来关心性的方方面面呢？ 这些问题在性研究领域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Reiss，1982；Moser，1983）。

人们经常将性研究和“二战”后联系到一起，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然而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性学研究了，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00年以前。

性学史

性学是一个关于性研究、性教育及性治疗的很广阔的领域。英文里的Sexology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但至今还没有另一个公认的词能够适当地代替它。这个领域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起源、建立、复苏（Haeberle，1982,1983b；Hoenig，1977）。

起源

今天的性学研究，可以寻踪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博大思考。

他们谈到了性关系及其恰当的社会地位问题。但是，这还只能算是对人类本性及行为的知识性探索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

建立

19世纪中欧的一些医生，尤其是精神病医生，把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应用到性的问题上来，使性行为研究有所进步。性病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性欲倒错”的说法，是在法国发展起来；但只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性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并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医生们在这一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可以这么来解释：他们关心人体，而性是人体的天然功能；他们关心性，将其作为专业上的延伸。并且，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信誉使他们能顶住别人对他们这种“非法入侵”的猛烈批评。历史上有两个人，虽不被人们认为直接参与了性学的建立，但他们的思想却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的克拉夫特-伊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伊宾系统地研究了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各种病例，其著作《性精神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于1886年首次出版，以后又修订了12版。克拉夫特-伊宾概括了早期的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法对性的研究。他的研究工具是病史（case history），这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传统。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法医学和心理病理学，因此他选择的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所以读他的书，不免会使你毛骨悚然。但是，直到今天，他书中的一些例子，读来仍是有教益的。

他过去不得不说的许多话，现在看来其理论基础是错的。但是，他首次把关于性行为的材料用一种系统的、合理的方法组织起来，这本身就为性学打下了基础。

他把性纳入医学领域，并使之赢得了相当的尊重。这在当时人们对于坦率地谈论性还极不习惯，甚至不能容忍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虽然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但伊宾还是因为涉足禁区而横遭批评。在他的《性精神疾病》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我辩护：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痛苦，不管是怎样的创伤，都不能吓倒一个献身（关于人的）科学的人；并且，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使他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第二位则是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他开始也是个医生。他对性的兴趣，开始完全是由于他更加关心人格发育学说和心理病理学。但后来，性统治了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动机之后的驱动力。

他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无意识和婴儿性欲。④这两个词都不是出自他的发明创造（Whyte，1960），但经他一用，却成了现代西方知识史上极有影响的概念。

弗洛伊德与早期的性学家们有过交往，但从未参与他们的具体开创性工作（Sulloway，1979）。但是，他的工作使性学成为一门学科，从而比其他任何人的工作都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是错的，并且他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很多都没有坚实的基础（第8章）。但是，他的性发育与行为学说仍是最综合、最完备的理论系统。

不过，性在不同的心理分析学者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追随者，如荣格（Carl Jung，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认为他过分强调了性。其他人，如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认为弗洛伊德没能完全公正地对待性。

赖希是一名维也纳医生，后来跃为早期心理分析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满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忽略。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应该延伸到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人的生活方式削弱了性的自由及健康的表达。并且，所有的神经官能症（Neuroses）及性格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完全表达和释放受阻而累积起来的性能量造成的。

为弥补心理分析在政治思考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性考虑上的不足，赖希于1929年组织了“社会主义性指导与性研究协会”（Socialist Society for Sexual Adviceand Sexual Research）。实践证明，他试图进行的调和是行不通的。他同时被共产主义者和心理分析学派两个阵营开除。在晚年移居美国后，他想出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主意：在他的“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中诱捕所谓的生物能（biological energy）。此时，他的工作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随后，他又被“新左派”中的激进分子捧为性与政治自由的斗士（Robinson，1976）。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性学的建立主要是由另外三名德国医生来实现的。他们是：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1822—1922），艾尔伯特·摩尔（Albert Moll，1862~1939），以及赫什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他们的领导加上其他人的贡献，使得性学终于在19、20世纪转折之际建立起来了，并在几十年时间里得到发展，直到后来被纳粹镇压（Haeberle，1981）。

布洛赫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对性病特别感兴趣。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在人文社科等领域尤有造诣。在那个时代，尽管研究性欲倒错（sexual degeneracy）问题是医学界的事情，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打破了生物学的界限，引入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观点方法，从而丰富了他的性学理论。为了反映性学多学科方法研究的特点，他于1906年创造了德文词汇Sexualwissenschaft——“性的科学”，即性学。

摩尔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医生，他虽然没有布洛赫那样的博学，但他的组织能力却非常强。1913年他领头成立了“实验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以及“国际性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x Research）。摩尔非常尊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接受能力，这一点使他与反传统的激进分子赫什菲尔德经常发生摩擦。摩尔早期的贡献是论述同性爱及力必多（libido）的一些专著。在他1909年论述儿童性生活的著作中，首次阐述了婴儿性欲的概念，这很可能对后来的弗洛伊德产生了影响。

赫什菲尔德是早期性学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早年他梦想成为作家，后来弃文从医，开始只是一个一般的开业医生，后来对性问题逐渐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一名性研究与治疗的专家，以及争取性自由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赫什菲尔德的最大兴趣所在是同性爱。他直言不讳自己是同性爱者，并经常在法庭上为别的同性爱者辩护。为了改革针对同性爱的性法律，他作了不懈的努力。

同样，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也是颇具魄力的。1903年他调查了3000名大学生，之后又调查了差不多两倍数目的钢铁工人，试图证实同性爱现象的普遍性（他的回收率比很多现代调查的情况都要好）（Lesser，1967）。除了一些小部头著作外，赫什菲尔德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同性爱的纲要式著作，并被编入由布洛赫主编的系列丛书中。他首创了“transvestism”（易装癖）这个词，并编著了第一部有关易装癖的系统性著作。1928年，赫什菲尔德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性学著作（Hoenig，1977）。

赫什菲尔德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对布洛赫观点的发挥。1908年，赫什菲尔德在他主编的第一份性学杂志（Zeitschriftfür Sexualwissenschaft）中使用了布洛赫创造的性学概念。与布洛赫一样，他也是第一个性学学会（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到1919年，赫什菲尔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抱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ology）。这个研究所坐落在柏林一所优雅的建筑中，能够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临床服务（包括婚前指导）以及医学法律帮助。同时它又是一个培训中心，配备齐全的图书馆藏有20000卷书籍、35000张照片及各种艺术品，还有大约40000份自传体实例材料（Haeberle，1982）。

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两所著名大学里的性学研究项目），在纳粹掌权之后，都遭到残酷的破坏，甚至被摧毁。前面提到的三位性学先驱都是犹太人，注定了要受迫害。赫什菲尔德的血统，他的政治激进主义，还有同性爱取向构成了灾难性的组合。1933年，他的研究所遭到一群暴徒的洗劫，其所有家当被当众付之一炬。这一切发生在希特勒刚刚上台三个月之后。所幸的是赫什菲尔德当时正在法国，以后他便留在了那里。

性学在德国的厄运也给别处的性学发展造成了损失。瑞士的福勒尔（Auguste Forel，1848—1931）和英国的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与德国的性学家们是同时代人，并有密切往来。但在各自的国家里，他们无力重现德国学者们所创造的盛况。

但是，霭理士的努力还是对英语国家的人们的性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没作什么第一手研究，但他收集了大量的性学材料，编著成《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in Psychology of Sex）一书，并于1896年至1928年间定期修订数次。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学者声誉，但在早年则饱受非议。

霭理士和夫人爱迪丝（Edith Ellis）都是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俩的结合也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婚姻：他们在感情上亲近，但回避性交。双方都同意，他们忙于处理妇女问题。他直到晚年也未曾获得性满足。在维多利亚道德风行时期，霭理士的个人经历所碰到的困难促使他成为一个不懈地倡导对性的多元化采取宽容态度的人。考虑到他对性的积极开放观点，布莱彻（Brecher）称他为“第一个叫好的人”（firstof the Yea-Sayers）。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中独独没有女性。可能是由于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不容许她们参与这一领域；另一个原因则可能在于，即使是有勇气的女性，也一般是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为节育之类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而努力，如英国的斯托克斯夫人（Marie Stokes，1880—1958）和美国的桑格尔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等人的工作。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妇女所作过的研究被人忽视了。例如，1973年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发现了莫舍博士（Dr． Clelia Duel Mosher，1863—1940）所作的广泛调查。这是一份涉及45名女性（其中70%出生于1870年以前） 的性态度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时间从1892年到1920年。这项工作的发现给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性学带来了新的光明（专题1-1）（Mahood和Wenburg，1980）。

复苏

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性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但各种各样的性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美国，一些行为调查还在进行，同时还有很多的临床研究。但是，现代性学的真正复苏要从20世纪40年代金赛的工作算起。

金赛博士（Alfred C. Kinsey，1894~1956）原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动物学家，在作了25年的黄蜂研究之后，转而对人类性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起因是他在别人的劝说下开设了一个婚姻课程班，他的学生问了他很多问题，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促成了他的改行。从此，他和他的合作者们［鲍默罗伊（Wardell B. Pomeroy）、马丁（Clyde E. Martin）和杰勃哈特（Paul H. Gebhard）］收集了美国各地各色人种的16,000份性史，这是前无古人的工作。仅金赛一人就收集了7000份性史，10年中平均每天两份。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完成他会见100,000个人的宏伟目标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虽然已过去了约40年，但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研究仍是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最综合最系统的信息来源。金赛之后也有人搞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能与金赛的工作相媲美。

金赛建立的性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最近更名为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Gender，and Reproduction）］一直致力于其他更广泛的性行为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性犯罪与同性爱者的研究。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馆收藏有60,000册书籍，3700部电影，大量的图片材料及人工制品，当然都是与性有关的，因此兼具资料馆与教育的功能。

金赛的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公众如此大的注意，除了因为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模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使这些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在他之后，无论是别的调查者、记者，还是性用品商人，都在不断地刺激大众探讨自己的性生活，性调查成了通用的工具。谈论性的大众书的出版发行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尽管这类书对于性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并不会作出多少实际的贡献。

性研究的下一个飞跃是人类性生理的实验室研究。金赛早就期待着直接观察性活动，但是实现从会谈到观察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是在妇科专家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1915—2001）和他的女助手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1925—）的工作中完成的。

在694名志愿者（18—89岁）的配合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观察、监测、拍摄了通过手淫或性交达到的10,000次高潮时的身体反应。他们的工作至少建立了性生理学的初步基础，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生理学家和性学家忽略的。他们随后的工作，即性功能失调的治疗和研究，开辟了性治疗的新纪元（Brecher，1969；Robinson，1976）。

专题1-1　莫舍的研究

1973年，卡尔·戴格勒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一份对45位美国妇女进行的关于性态度的问卷调查，其中有70%的受访者出生于1870年以前。这些从未被公开的手写记录是迄今所知最早实行的性调查，也是关于19世纪女性性方面的唯一资料。

这项调查是由希利亚·杜尔·莫舍完成的，而她自己的一生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一个有趣研究对象。莫舍于1863年出生在纽约奥尔巴尼（Albany）的一个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和四位叔叔都是医生。1892年，还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莫舍就开始了这项调查，一直到1920年才完成。在此期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大学的健康中心担任医生，同时是卫生学教授。

莫舍所做的女性调查对象并不是随意的人群，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学者的夫人们。她们的回答所显示的对性的坦白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反驳了我们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禁欲的印象。

问卷表明，大部分（45人中有35人）受访者有渴望性交的感觉，不论丈夫是否有兴趣进行。只有9人说她们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感觉。莫舍一定是事先假定女性通常都能体验性高潮，因为她在调查中并不是询问受访者有没有体验到性高潮，而是问是否“总”能在性交中体验到性高潮。35%的受访者回答“总是”和“经常”，40%回答“有时”或者“不总是”。如果把出生于1875年之前的女性单独归类，那么有性高潮（至少1次）的比例是82%，和出生于1900—1920年间的金赛访问的女性样本非常相似。

这些妇女对性的评论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性交“是人类的正常行为”；“即使没有孩子，性关系也会使男人更爱他的妻子，性行为的最大贡献正基于此。性是美丽的，我很高兴自然将之赋予我们”；“对我来说，夫妻双方渴望结合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性交，其次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次要的，尽管这个动机是完全有价值的，但是除非是双方都表现出欲望，否则性交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引自Degler，1980，p.264）。

在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也有许多性焦虑。由于避孕措施不可靠，对怀孕的恐惧控制了她们的想法。尽管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其中很多人说她们在结婚前对性一无所知。在这45位妇女中，有25位报告说每周至多行房一次；10人报告说每周有一次或两次；9人报告更多。然而，37位受访者中只有8人希望每周性交一次或更多，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妇女进行性交的次数超过了她们的意愿。尽管如此，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这些正面观点仍被视为莫舍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关本次调查的完整研究，见Mahood和Wenburg，1980）。

性学现状

狭义地讲，今日的性学领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研究、教育和治疗。由于这些详细内容以后都会讲到，这里只简要作一介绍。

性研究

大部分性学研究是在大学里进行的。生物医学家继续研究性的生物学方面，但是现在从事性行为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行为科学家，许多人是心理学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相比其他学科，人类性学的研究仍是边缘性的。尽管性研究的质量正在迅速提高，但和心理学或生物学等建设比较完善的学科相比仍然是极不标准化的。研究者中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也有一些不够专业的人。人们对性学的了解往往是来自于畅销书，而不是扎实的研究或者学术成果。

有关性研究的主要期刊有两种：《性行为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和《性研究学报》（Journal of Sex Research）；另外还有大约十几种专业杂志和通讯刊物，也刊登一些有用的信息，如《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报告》（SIECUS Report）。还有，因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有关性的重要的研究报告同样也能在别的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

性教育

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教育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大学里为学生们提供性指导。早年的先驱们，如摩罗（P. A. Morrow，他发展了更加正当、更加有效的课程）等人主要关心的是性病的预防。“二战”之后，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课程开始流行起来，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今天这样的人类性学课程。⑤关于美国各大学人类性学课程的数目与性质，我们虽然没有综合的资料和数据，但是通过1986年对225所机构所作的调查发现：开设一门或更多门性学课程的占41%；另外，还有44%的学校的精神病学系开设了涉及性的相关课程（Polysonet al.，1986）。这些数据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开展过的同性质调查（Sheppard，1974）所得出的数据非常接近，可见自70年代早期的扩展后，高校性教育始终比较稳定。

人类性学课程的教师来自各种学科，但最多的是来自健康教育系和心理学系的。同学们对大学里开设的性教育课程一般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大多数教师们认为性学不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

除了少数几次试办研究生项目的不成熟的尝试之外，在高等教育战线，性学还是一个有待于人们去开拓的领域。在大多数成熟的高校中，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教师往往在其他专业有自己的主要教职。

青春期少年和儿童的性教育也一直存在着争论。由谁，以什么形式，为何目的给青少年以性的指导，一直是棘手的问题（第8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性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仍有理由关心这些项目是否完善。这些性教育项目往往资金有限，执教者自己通常是自学的，并且还要面对社会不时的反对呼声等等。

当今，艾滋病的威胁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进行全面性教育的机会。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中接触到性知识。社会最终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以促进和推广性教育为己任的最著名的（也是受攻击最多的） 组织是1960年成立的SIECUS（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咨询中心），它的领导人是玛丽·卡尔德龙夫人（Mary Steichen Calderone，1904—1998）。在这个组织的章程里，性的宽泛概念是这样的：

SIECUS的性概念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它包括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强调的是与一个人作为男人、女人或男孩、女孩等密切相关的方面。并且，它是一个在人们的一生中一直运动变化着的整体性问题。性不仅仅反映着人的生殖特征，也反映着人的特征。作为总体人格的一种功能，性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及精神的、文化的变量都有关系；反过来，这些变量也会影响人格的发展和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结构。

关于性教育的最典型的争论是，性教育打扰了儿童天真单纯的性的太平世界，点燃了青春期少年性欲的熊熊火焰。并且，在进行性教育的同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鼓励起来的性实验，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性教育的倡导者们则强调说，性教

育可以帮助人们预防性传播疾病、避免意外怀孕、纠正错误的性态度等等；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筛选出正确的态度，使人们过上更加满足的性生活。

性治疗

大多数患有性功能障碍（如阳痿、不能达到性高潮）的人一般是由开业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或其他提供咨询的人来治疗的。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性治疗领域，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第15章）。现在还看不清这一新的性治疗最终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专业，也估计不出它的贡献是否会被吸收到成熟学科的主流中去。

虽然存在着不少缺点，性学领域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并获得了作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教育的学科的合法地位。在被忽视、被压抑了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于人至关重要的学科，值得我们像对待人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坦诚、严肃、正直地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