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假如我们的出版商有能力左右时局的发展，又不在乎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那么他在最近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本书做了绝好的宣传。报纸上充满了有关公司丑闻的报道，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摧毁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纸上财富，反对市场体制的抗议者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找到了拥趸……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脆弱性和可行性的疑问，在三年以前我们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显得比较荒诞，而如今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了。
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最好的，或者说最不坏的经济体系吗？我们是否还需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这个制度修修补补呢，还是彻底改造它？股票市场本身的短暂低迷，是否会造成大众对市场机制的长期误解？即便这种误解将很快过去，那么21世纪的资本主义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本书的构思和写作始于最近的许多公司丑闻被揭发之前，但我们的分析还是有助于读者正视这些事件。市场的每次繁荣之中都会产生新的骗子，而每次萧条以后都会寻找替罪羊。本书则希望超越市场波动的短期效应，探究经济循环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更深远的影响。笔者把论述的焦点集中在金融市场上，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优势和劣势，我们的研究不只是针对理想中的资本主义，也包括其在历史中的实际状态。
我们的观点借鉴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最近20年以来的成果。但本书并不是特意为专业人士而写，因为我们提出的思想与更广泛的大众有直接关系。在本书中，我们没有进行详尽的经济计量学分析，并非是觉得这种分析不重要，而是感到面向大众的语言同样可以很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让那些有兴趣深究的读者去查阅其他的资料。然而，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综述——而是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观点。我们要列举众多的历史事实，引用作者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借鉴历史上出现的几个天然的“实验”环境，从各个方面来验证我们的论点，力图在逻辑的证明和历史的证据上说服读者。
纯粹的理论家恐怕不赞成上述做法。但是很不幸，任何跨越不同领域的研究，涉及不同时期和学科的论证，通常都不能让纯理论家们满意。部分原因是研究者在处理不同因素的影响时总要伴随某些偏见。然而笔者一向坚信，在所有的研究中，偏见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而且通常是偏见之间的竞争推动了思想的发展。如果有人不能赞同，我们只能表示抱歉。
本书的研究是一个共同的发现之旅，我们在旅程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首先，我们要向那些直接或间接引导过我们的人致敬，现代金融学理论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创立的，这个领域的很多学术先驱们现在依然非常活跃，他们的成就给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在早年给过我们直接帮助的人，尤其是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唐·莱萨德（Don Lessard）、斯图亚特·迈尔斯（Stewart Myers）、约翰·帕森斯（John Parsons）、吉姆·波特巴（Jim Poterba）、戴维·沙尔夫斯泰因（David Scharfstein）、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杰里米·斯坦（Jeremy Stein）。同时，我们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同事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帮助，有些人是我们的发现之旅的同行者，还有些人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包括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尤金·法玛（Eugene Fama）、斯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兰德尔·克罗斯纳（Randall Kroszner）、卡尼瑟·普伦德加斯特（Canice Prendergast）、理查德·塔勒尔（Richard Thaler）、罗伯特·维什尼（Rob Vishny），以及其他很多人。本书也包含了我们与其他人的合作研究成果，特别要感谢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亚历山大·迪克（Alexander Dyck）、路易吉·圭索（Luigi Guiso）、米歇尔·皮得森（Mitchell Petersen）、保拉·萨皮恩扎（Paola Sapienza）和海里·塞尔韦斯（Heri Servaes），他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
许多人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埃托尔·阿尔梅达（Heitor Almeida）、奥利弗·哈特、彼得·赫格费尔特（Peter Hogfeldt）、斯蒂文·卡普兰、罗斯·莱文（Ross Levine）、拉贾尼什·梅赫拉（Rajnish Mehra）、卡尼瑟·普伦德加斯特、拉吉卡·普里（Radhika Puri）、罗伯塔·罗马诺（Roberta Romano）、詹尼·托尼奥洛（Gianni Toniolo）、安德烈·施莱弗和理查德·塔勒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乔伊丝·范格龙德代利（Joyce Van Grondelle）非常出色地（一贯如此）审核了参考文献和书目，还有亚当·卡塔比亚诺（Adam Cartabiano）、劳拉·皮萨尼（Laura Pisani）和塔尔哈·穆汉纳德（Talha Muhannad）帮助我们进行了校对。
芭芭拉·里夫金德女士（Barbara Rifkind）帮助我们整理了本书的出版建议，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我们的编辑约翰·马哈尼（John Mahaney）。马哈尼先生发挥了无价的作用，让我们能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并且想到了巧妙的办法来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的需要，感谢他为改进本书提出的很多良策。他的助理，夏娜·温格特女士（Shana Wingert），非常耐心地做好了我们写作过程的辅助工作。另外，感谢山姆·佩兹曼（Sam Peltzman）与国家和经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y of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给本项目提供的鼓励和主要的财务支持。
最后是我们的个人申明：
拉古拉迈·拉詹：希望我的父母能够浏览一下本书，并了解我所做的工作。本书的很多地方反映了他们以前对我的教育，例如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喜欢大声读历史书籍，而母亲则谆谆培养我对阅读的兴趣。另外，如果不是我的女儿塔拉（Tara）经常问我，“爸爸，你的书还没有写好吗”，本书也许还没有完成。很遗憾的是，本书并不需要一个讲解员，否则我一定会请塔拉来做。塔拉和阿希尔（Akhil），请原谅我有很多个周末都没能和你们一起去公园或者海滨。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拉吉卡（Radhika），谢谢她在这段研究时期的恩爱和建议。
路易吉·津加莱斯：本书是在我生命中的一段困难时期完成的。首先要感谢所有在道义上给予过我帮助的人，包括伊丽莎白·帕帕拉（Elizabeth Paparo）、玛丽亚·科勒（Maria Coller）、弗兰切斯卡·科尔内利（Francesca Cornelli）、玛丽·多希尼（Mary Doheny）、莱昂纳多·费利（Leonardo Felli）、恩里科·皮奇宁（Enrico Piccinin）、卡罗尔·鲁宾（Carol Rubin），保拉·萨皮恩扎、阿比·史密斯（Abbie Smith）、斯特凡诺·维森廷（Stefano Visentin）、玛丽亚·津加莱斯（Maria Zingales），特别是拉古拉迈本人，他对我的耐心和理解超越了一位普通的朋友。另外，感谢父母给我的良好教育，并把本书献给我的孩子朱塞佩（Giuseppe）和格洛丽亚（Gloria），他们是我生活的目标和快乐的源泉。